西歐社會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18 06:00:00
導語:西歐社會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進程中,西歐社會關于社會結構的認識在不斷變化,它的性質也在不斷演化,從工人階級革命黨先后演化為工人階級議會改良黨、追求價值社會主義的“人民黨”和放棄社會主義目標的中間階層黨,總體趨勢是非工人階級化。但社會近年來的加速轉型,特別是走第三條道路,并未讓它擺脫日益衰落的危機。
【關鍵詞】西歐社會社會結構
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進程中,西歐社會關于社會結構的認識在不斷變化,其性質也經歷了從工人階級革命黨、工人階級議會改良黨、追求價值社會主義的“人民黨”到放棄社會主義目標的中間階層黨的演化。但近年來較為徹底的非工人階級化,特別是走第三條道路的轉型,并未讓當今的社會如愿地擺脫它30年來日益衰敗的厄運。
一、工人階級革命黨
1863年,世界上第一個在民族國家中建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該黨創始人拉薩爾認為,當時的社會存在財產和教育上的差別,沒有、也不可能有平等,工人等級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團結互助。[①]他還認為,資產階級背叛了1848年革命,只有“第四等級”的“事業實際上是全人類的事業”[②]。盡管如此,該黨當時并不是一個革命黨,因為拉薩爾一直指望在帝國的幫助下實現黨的目標。1869年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雖然表示要改變工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狀況,但與拉薩爾派合并后的《哥達綱領》依然主張“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建立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③]。因此受到一直關注德國工人黨發展的馬克思的嚴厲批判。
由于清算了拉薩爾主義,德國社會接受了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聲明支持巴黎公社,與帝國決裂。這使該黨遭到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鎮壓。然而正是這種鎮壓,使該黨革命傾向顯著增強,認定“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必須加以反抗。曾被監禁、主張以牙還牙的倍倍爾就說:“我要像你們當初對待我們那樣對待你們。”[④]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社會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在基本原則部分照搬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結構的分析,認為占有生產資料的少數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過剩的工人大軍越來越龐大,貧困和剝削越來越厲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社會分裂成兩個相互仇視的陣營。
德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化對歐洲其他工人黨產生了很大影響。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時,大會的標語上寫著:“剝奪資本家階級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生產資料社會化!”對此,后來的社會黨國際書記布勞恩塔爾也承認說:當時雖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但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主導思想,第二國際是一個建立在有組織的群眾性政黨基礎上的革命國際。“它的各黨不僅在綱領上以對現存社會制度進行革命的變革為目標,而且把革命這個‘歷史的助產婆’看成是它們爭取擺脫資本主義階級統治,求得解放的斗爭不可避免的最后階段。[⑤]”這個評判應該說是客觀的。當時歐洲的社會黨從性質上看,確實基本上都是主張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革命黨。例如即使成立較晚、派別爭論較多的法國社會黨,在1905年建黨時也不僅以“社會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名字表明自己的工人黨性質,而且以明確宣布社會黨“不是改良主義的政黨”,而“是無產者的政治和經濟組織……是階級斗爭和革命的政黨”,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質[⑥]。
二、工人階級議會改良黨
盡管直到第二國際前期,各國社會黨基本保持了工人階級革命黨的性質,但改良主義不僅沒有絕跡,而且還漸漸蔓延開來,并最終導致第二國際的瓦解。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對改良主義的批判不夠徹底外,還與這樣幾點有關。
1.統治階級改變了統治方式
由于工人階級的堅決斗爭,使俾斯麥直接用暴力摧毀社會的企圖失敗,致使帝國統治者不得不改換統治手法。這主要包括:德國從1883年開始,其他西歐國家仿效,推行事故保險、健康保險、養老金和失業救濟等福利政策;1890年廢棄了“反社會黨人法”;在政治領域開始實行普選,到1900年前后,西歐各國男子基本上都獲得了這項權利。這些改變使各國社會黨的選票快速上升,在議會中的發言權增加,工人階級的處境有所改善。但隨之而來的是合法主義、議會改良主義的思想在社會黨中急劇膨脹。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很能說明這種變化。德國社會的福爾馬爾曾斷言,廢除非常法“只能在街頭、在戰場”,是公認的革命斗士。然而當非常法被議會取消后,他便立即從主張暴力革命轉向號召同資產階級政黨一道在議會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⑦]。
2.清算無政府主義忽視了另一種傾向
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就對提出通過暴動立即消滅國家口號的巴枯寧主義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第二國際前期,針對無政府主義反對工人階級參加議會選舉和爭取社會改良的活動,其三次代表大會都成為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大會,并作出誰不“承認政治斗爭和議會活動的必要性”,誰就無權參加國際大會的決議,使社會內同無政府主義持續近30年的斗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由于這種勝利是在議會改良主義者支持下取得的,從而使他們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勝利的果實,把承認合法斗爭變成了崇尚合法主義。
3.關于社會階級結構認識的影響
如上所述,各國社會的標桿——德國社會當時對社會階級結構的認識基本上照搬了馬克思的分析,其中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無產者的人數越來越眾多”。有資料表明,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和階級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工業部門中的就業人員不僅量增迅速,而且在經濟中的比重出現了質變。就拿德國來說,工業就業人數從1882年的570萬猛升到1907年的980萬,首次超過農業。[⑧]可見,上述判斷是正確無誤的。但是,當它與工業國家剛剛確立的普選制和社會人的得票率節節攀升聯系到一起的時候,這個判斷就被社會改良主義看成是通過選舉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保障了。比如法國的饒勒斯就斷定: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不是通過革命這種歷史走投無路時的選擇,而是“通過在民主和普選制法律范圍內……無產階級的壯大”[⑨]。
議會改良主義在社會內的發展并非沒有遭到抵制。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在代議機關毫無實權的德國采取類似在英法這樣的民主制國家中的做法,就是為帝國專制制度遮羞。[⑩]又比如米勒蘭首開先河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后,就受到法國社會黨革命的蓋德派和布朗基派的激烈譴責。但就第二國際整體而言,則把是否走議會改良道路僅僅看成是一個怎樣實現社會主義的策略選擇問題,與黨的階級性質無關。這實際上成為社會后來投票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其左派分道揚鑣建立共產國際的原因。
三、追求價值社會主義的“人民黨”
1959年,德國社會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這一綱領放棄了生產資料社會化這個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目標,把“自由”、“公正”、“團結”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符合人類尊嚴的社會”和“成為國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同時宣布“社會已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11]。這種從“制度社會主義”向“價值社會主義”的轉型是社會歷史上十分重大的一次轉型,它構建了戰后社會民主主義的實用主義政治哲學和基本理論框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社會性質的這次大轉變實際上是從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開始的。在第二國際后半期,伯恩施坦和法國的馬隆、米勒蘭、饒勒斯,意大利的屠拉梯,英國的費邊社一樣,宣揚“暴力對改變社會性質所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小”,但和這些議會改良主義者不同的是,他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已不是隨著選票增加產生的一種策略選擇,而是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結果。
伯恩施坦的斷言與馬克思的看法不同,“社會結構同從前比起來遠沒有簡單化”,而是“高度地分級和分化了”。他認為,首先,從資產者情況看,經濟的集中化并沒有使他們的人數減少。其次,從工人階級情況看,“不能夠說,先進國家中的貧困、奴役、退化確實是增加了”,而且工人本身也表現出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收入方面內部分化加深的趨勢。最后,從中間階層情況看,生產的積聚并沒有消滅中小企業,“相反,它們幾乎到處都有相當大的擴展”,特別是由于私營經濟管理任務和公共行政任務的增多,中等階層又得到職員和公務員等“新中間階層”的補充。以這樣的分析為基礎,伯恩施坦斷定,資本主義危機沒有加深;由于勞動立法的改善使工會和企業主之間的沖突形式日益有序化,階級斗爭沒有加劇;“如果說社會的活動和前途取決于有產者人數的減少”,“如果工人階級打算一直等到‘資本’把中等階級從世界上排除掉,那么他們的確可以睡一個長覺”[12]。
伯恩施坦的言論[13]當時在德國社會內遭到廣泛批評。1899年的黨代會就指責伯恩施坦發表“異端邪說”,聲明黨“一貫站在階級斗爭的立場”[14]。1903年的黨代會更是以288票贊成、11票反對通過決議,譴責修正主義以一種迎合現存制度的政策,取代通過戰勝我們的對手奪取政權的政策。[15]然而修正主義的影響實際上并未消除。該黨1921年通過的“格爾利茨綱領”就認為“德國社會是城鄉勞動人民的黨”,階級黨的性質有所松動。
修正主義的影響在北歐社會中更大一些。比如1911年就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于1920年首次執政的瑞典社會,在1932年就把所謂不再拘泥于國有化的“功能社會主義”寫入黨綱[16],并積極實行勞資合作政策。又比如挪威工黨1949年綱領指出:“我們處于過渡時期。陳舊的社會秩序正在轉變為新的社會秩序。這一變化改變了黨,即工黨運動的性質……它不再是某一個階級或國家的某一個集團的代表。它代表著所有希望在合作和利害與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們。”[17]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社會一些頭面人物在重建被納粹搗毀的黨組織時,認同修正主義的傾向也更趨強烈。比如戰后第一任黨主席舒馬赫就認為“社會主義的原意已有所改動而不只是工人階級的事情了。社會主義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綱領”。為此他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惟一正統的理論基礎,認為:“一個人究竟是為了哲學上還是道義上的原因,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而成為社會人的,還是由于受了登山寶訓精神的感化而成為社會人的,這無關緊要。”[18]但歷史的慣性還是使該黨按照傳統工人政黨的方式和目標進行了重建。[19]然而1949年和1953年大選的連續落敗,引起該黨一些重要人物對仍然保留工人黨傳統的批評,并推舉倫理社會主義者艾希勒起草新綱領。為了使新綱領站得住腳,社會努力從社會結構變化等方面找根據。
最主要的是,工人階級并沒有像預見的那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居民中形成支持社會主義的絕大多數,出現的反而是兩個停滯:(1)工人占就業人口的比例從1882年到1950年始終停滯在50%左右,此后開始下降[20];(2)由于有相當數量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把票投給聯盟黨,使得社會的得票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獲得約30%后長期停滯不前,直到1957年都未能超過這一比例。社會遭遇到明顯的“階級屏障”。社會還總結歷史經驗,認為該黨早期盡管曾判定中產階層依附資本的地位表明他們與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涌向社會主義運動,但由于黨的綱領、活動方式和語言風格等等均以工人階級為對象,因此爭取職員和公務員的努力成效甚微。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放棄馬克思主義、放棄公有制、放棄工人黨性質的《哥德斯堡綱領》得以通過,并確實帶來社會得票率的一路飆升,不僅突破了30%的大關,還在1972年超出聯盟黨達到45.8%,并使該黨從1969年起連續數十年贏得執政地位。四、放棄社會主義目標的中間階層黨
《哥德斯堡綱領》宣布社會不再是工人黨,而是人民黨,雖然是社會性質的一次明顯轉折,但它實際上并沒完全放棄自己作為工人階級代言人的角色。這既表現在其政策傾向性上,也表現在其工人黨員和工人選民比例一直較高上。比如英國工黨直到1966年工人黨員仍占黨員總數的69%,德國社會1969年的工人支持率為58%,挪威工黨戰后長期執政靠的是2/3的選票來自工人階級。也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前的社會中屢屢出現反對黨中間階層化的現象,并從兩個不同的方面表現出來。
(1)要求黨維護工人階級利益。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正是由于英國工黨工會派的抵制,新費邊主義派和黨的領袖蓋茨克爾要求工黨放棄生產資料公有制、摘下體力勞動者“布帽”、樹立“人民黨”形象的主張才沒能實現。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新左派運動和經濟滯脹危機的影響,社會中出現了一股“重新意識形態化”浪潮:在德國,青年社會人向黨的領導集團發難,指責黨放棄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利益;在英國,以托尼·本為代表的工黨左翼要求提高工會在選舉黨的領導人中的作用;在法國,社會黨通過了與共產黨合作的《公共施政綱領》,著手實施“扎根左翼”戰略。在20世紀80年代,不僅密特朗成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社會黨政府并推行國有化政策,英國工黨左翼也突出強調國有化方針,即使部分主張中間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而瑞典社會也在所有制問題上有所動作,一度推行“基金社會主義”。
(2)反對新社會運動。20世紀70到80年代初,隨著不同于城鄉小業主、小商人等傳統中間階層的,由白領雇員、公務員和在教育、醫療、法律等領域的服務人員構成的中間階層獲得發展,新社會運動在西歐興起。但社會很長一個時期都自覺不自覺地把這一運動的活躍看作是對其的政治挑戰。比如帕爾梅1972年在社會黨國際三巨頭的通信中就表現出對“社會政治化”的憂慮,稱在形形色色鼓動起來的小團體抗議中,“可感覺到一種‘反政治’傾向”[21]。德國前任總理施密特也反對社會黨員參與新社會運動的游行示威活動,社會元老巴爾則不僅視該運動為烏合之眾,甚至認為綠黨是“對民主政治的威脅”[22]。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社會在德、英等國在野時間的延長,它的思路漸漸發生變化,新一輪向中間階層靠攏的轉型快速發展。這一過程也表現在兩個方面。
(1)“綠化”。20世紀80年代初,新社會運動在最有人氣的德國凝聚成自詡為“反對一切政黨的政黨”——綠黨,并吸引社會一些黨員和選民“棄紅投綠”。在這種情形下,社會不得不重新審視與綠色政治的10年爭論。在社會結構認識上,它淡化了“以勞動為中心”、追求階級平等的理念,并重新定義“勞動”概念,使之從側重與工人階級相關的“謀生手段”擴展為“對社會有意義的活動”,把管理和自由職業等涉及新社會運動背后的中間階層的工作都囊括進來。1989年,以《柏林綱領》為標志,德國社會實現了新的性質轉變,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價值觀中補充了生態保護內容。這一轉變不僅為后來的“紅綠聯盟”打下了基礎,而且它從綠黨那里學到的風險意識、全球意識、合作意識、責任意識和公民社會意識等等,成為它后來進一步轉型的助推器。
(2)走第三條道路。社會認為,科技和全球化的發展使西方產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舊左派政治建立其上的、伴隨著勞資對抗特征的舊式大工業,正在讓位給一種最有價值的資產是知識和創造力的新經濟。隨之而來的是,“藍領工人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往一直作為投票和政治關系之基礎的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社會“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為其提供穩定支持的‘階級集團’”,“不得不去尋找適應于在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的新的社會認同”[23]。為此社會主流派看到在“人下人階級和人上人階級之間,新出現了一個日益龐大的操心階級”,從而出現另一種“階級制度不平等”,即“一個生活在福利中,一個為此納稅”,因此社會必須“改變航向”[24]。這就是走非左、非右、亦非傳統中間的第三條道路(新中間道路)。
對比《哥德斯堡綱領》,第三條道路的新特點在于:第一,在黨的目標上不僅放棄了公有制對私有制的替代,而且放棄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25]第二,強調一種意在清除懶漢式“左派個人主義”的新公正觀和“有予有取”的責任觀,改革基于大規模“再分配”的福利制度。第三,在認為社會是“既為強者說話,也為弱者說話”的人民黨的同時,強調自身是“我們社會里能人的聯盟”[26]——中間階層的黨。第四,重新整合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種“資源”,使社會承擔更多政治責任,實現“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五,改變主要依靠綱領和組織進行動員的傳統方式,打媒體牌,傳媒黨化。如今社會不再講第三條道路了,但沒有第三條道路的第三條道路還在走。
五、簡短的評析
1.西歐社會性質演化的趨勢是非工人階級化
在我們對西歐社會近150年演化進程的分析中,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這里只是從其他幾個角度再談一談。
(1)從其背棄馬克思主義看。馬克思主義是作為工人階級意識形態產生的。西歐社會從信奉馬克思主義到修正馬克思主義,再到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放棄消滅私有制,直至放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每一步都是對主張階級分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的背棄,當然也是對工人階級的背棄。
(2)從其與國家的關系看。早期的社會認為國家是總資本家,工人沒有祖國,對國家持革命態度;改良主義蔓延時期,它主張參與議會斗爭,對國家持利用態度;在《哥德斯堡綱領》問世后,它開始上臺執政,認為國家不再是資本的國家,而只是一種強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建立福利制度中大有作為,其與國家的關系也從改良利用走向融為一體;應對經濟全球化走第三條道路后,它對國家作為管理工具的能力有所質疑,與國家的緊密關系有所松弛,但依舊否定國家的階級性,主張以超階級的公民社會限制國家權力。
(3)從其實用主義化看。從承認和參與資本主義國家議會制那一天起,追隨多數就成為社會運動軌跡的內在法則。相信工人人數將占選民絕對多數使其從革命黨變為議會黨;執政期望遭遇“30%階級屏障”使其搞人民黨;發現紅綠聯盟有助于脫離反對黨冷板凳使其補充生態觀念;相信中間階層在今天比下層更龐大并使其走第三條道路。
(4)從其文化色彩加重看。社會不僅從知識經濟、知識社會中看到權力的文化基礎,而且以文化分析替代階級分析。這使它認為近年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主要不是經濟現象,而是涉及更廣泛社會學范疇的文化現象。比如一些人進入社會底層不是因為他們的階級屬性,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屬性,諸如新移民、有兩三個孩子的單親家庭、黑人等有色人群以及因傳統工業消失很難找到新工作的人等等。[27]
2.西歐社會正在日益衰敗
西歐社會以實用主義態度對黨進行非工人階級化改造,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確實對它做大做強和上臺執政起過作用的話,那么這并沒能避免此后它總體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比以往任何時候講改革、創新更多的90年代,雖然一些社會曾贏得一個執政小高潮,但衰敗的態勢并沒能止住。之所以作如此評估,主要不是從執政與否,而是從分析社會的政黨特征和功能表現得出。這大致涉及如下幾點。
(1)在“成員觀點基本相同”這一政黨之所以成為政黨的重要條件上出現困難。西歐社會實行非工人階級化雖然有傳統產業工人階級萎縮這個現實的支撐,但作為傳統的工人階級政黨進行這樣大的轉型,不可能不在黨內引發爭論。比如近年來除了直接圍繞非工人階級化和非社會主義化的爭論外,還有一系列引發社會人思想沖突的難題:搞凱恩斯還是哈耶克?效率優先還是公正優先?維護弱者還是抓住強者?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有著怎樣的職責和關系?對移民帶來的外來文化是抵制、放任、同化還是融合?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該加強主權讓渡還是加強主權?如此等等。作為政黨,一個重要的特征是思想認識的較為一致,社會內的這些爭論綿綿不休,造成認同危機,有黨將不黨的傾向和危險。
(2)組織危機使其弱化。第一,思想認同危機使黨員構成異質化,派別之間、領袖和普通黨員之間、個體之間、老年和青年黨員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加深,有的還造成黨的分裂。比如2005年的德國社會就既有以拉方丹為首的左翼以退黨來抗議施羅德的政策,又有部分右翼黨員也以退黨的方式抗議黨在柏林與前東德共產黨演化而來的民社黨發展關系。該黨最近3年以空前的頻率換了4位黨主席也與派別斗爭有關。英國工黨也不例外,布萊爾搞第三條道路后,黨內左翼策動“政變的氣息在空氣中彌漫”。第二,社會靠攏公民社會的做法也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不僅新型的公民倡議組織無意皈依社會,工會和教會等傳統的公民利益集團與社會的矛盾也在加深。這種狀況進一步導致社會黨員的減少和老齡化。據《明鏡》周刊報導,1997年英國工黨贏得大選勝利時黨員超過40萬,2002年幾乎不到25萬。[28]德國社會青年黨員的比例從1974年的10.8%下降到1999年的2.8%,70歲以上黨員人數是25歲以下黨員的5倍。[29]第三,與黨員人數下降相比,黨員質量問題也越來越大。這既包括黨的干部腐敗增加,也包括由于媒體民主作用擴大,黨的領袖常常跨過黨員直接訴諸公眾,從而對黨員的參與意識形成直接打擊。實際情況也表明,當今的社會黨員不是比過去更積極,而是更消極了。
(3)功能下降。西歐社會原本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即使成為議會黨,也明顯發揮著反對黨的作用。然而放棄“替代”和大舉中間化后,社會作為西歐政黨民主輪流坐莊一翼的功能弱化。這使它存在的社會政治意義降低。
3.兩點說明
(1)由以上分析不能斷言社會已經病入膏肓,它畢竟有100多年的歷史,見多識廣,經驗老道,善于在變革中自我調整。另外,社會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并不是西歐政黨政治中的個別現象,其他政黨——無論它們站在政治光譜的哪一個位置上——也同樣存在。換句話說,社會的困境反映的是西歐民主制的困境。
(2)本文主要依據社會的主流發展狀況和總體趨勢進行分析闡釋。實際上,國情不同,時期不同,各國社會的表現和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英國工黨從來就不是革命黨,法國社會黨對第三條道路曾有某種抵制,而最早放棄公有制的瑞典社會至今還在其綱領中強調自己“始終代表勞方的利益……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30]。
[①]參見邁爾:《社會民主主義導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
[②]蘇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國社會簡史》,求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頁。
[③]德羅茲:《民主社會主義1864-1960》,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頁。
[④]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頁。
[⑤]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頁。
[⑥]讓·馬雷:《社會黨的歷史——從烏托邦到今天》,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51頁。
[⑦]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頁。
[⑧]參見張世鵬:《當代西歐工人階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頁。
[⑨]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頁
[⑩]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頁。
[11]參見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編:《社會黨重要文件選編》,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發行,第149、150、155、165頁。
[12]參見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的任務》,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2、31、104、106、115、123頁。
[13]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重點例舉了有關社會階級結構方面的言論。
[14]轉引自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的任務》譯者序,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16頁。
[15]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頁。
[16]高峰:《瑞典社會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載《國外理論動態》2002年第5期。
[17]德羅茲:《民主社會主義1864-1960》,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頁。
[18]佩特森等編:《西歐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頁。
[19]參見蘇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國社會簡史》,求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頁。
[20]參見聯邦統計局統計年鑒,轉引自邁爾:《社會民主主義導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頁。
[21]參見勃蘭特等:《社會民主與未來》,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83頁。
[22]參見傅劍鋒:《他們為何反對發展核能——與德國綠黨議員的對話》,《南方周末》2007年3月8日。
[23]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5頁。
[24]布萊爾:《新英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80頁。
[25]吉登斯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不再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另類選擇……這絕不是說全球市場經濟不引發各種問題,因為它確實已引發了。但現在還沒有一個備選的社會形式存在。”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頁。
[26]www.dw-world.de/chinese,2003年8月7日。
[27]何秉孟、姜輝:《階級結構與第三條道路——與英國學者對話實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頁。
[28]《明鏡》,2002年2月25日。
[29]參見張世鵬:《從德國看歐洲政黨制度的危機與改革前景》,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2年第2期。
[30]參見《瑞典社會2001年黨綱》(瑞典文版),轉引自高峰:《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2年第4期。
- 上一篇:國外社會論文
- 下一篇:計劃生育換屆工作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