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及世界政治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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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73年西方資本主義戰后黃金時代結束，80年代初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崛起，從此包括西歐在內的世界政治開始了向右轉折的發展進程。新科技產業革命、經濟全球化導致的社會結構變化、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是政治右轉的深層原因。而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發展趨勢進一步說明，作為世界經濟活動主體的西方跨國公司正在逐步演變為當今世界政治的重要活動主體，進一步推動了世界政治右傾化的發展趨勢。

【摘要題】世界政治

【關鍵詞】西歐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轉/世界政治私有化

【正文】論文網在線

最近談論西歐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轉，或者說，右傾化、向右傾斜，似乎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前幾年人們還在談論“粉紅色的歐洲”，談論民主社會主義的復興。現在，社會“第三條道路”似乎很快走到盡頭，社會、社會黨、工黨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歐各國新一輪競選中紛紛落馬，從執政黨再次轉變為在野黨。而中間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義政黨紛紛再度上臺執政。西歐政治鐘擺似乎再次向右傾斜。有人說，這是一種周期性變化，不足為慮。但是，西歐極右勢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各國競選斗爭中獲得高額選票，在法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首領居然能夠參加總統競選的最后一輪角逐，在不少西歐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全國范圍內上臺參與執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大獲全勝，成為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執政黨。與此同時，包括暗殺活動在內的新法西斯主義暴力活動日益猖獗，在反對非法移民的口號下，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日益抬頭。在今天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作為全球化的反彈，或者說，作為全球化的悖論，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勝者通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全面滲透的背景下，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種族歧視、排外主義以及民族霸權或種族霸權主義甚囂塵上，這無論如何不能不令人深為憂慮。這種向右傾斜，或者說向右轉，是從總體上、戰略上的判斷結論。

左與右的概念解釋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這個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治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今天似乎應該有新的解釋。今年5月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次小型討論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王緝思對于當今世界的政治光譜做出如下解釋：“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秩序，維護西方主導、親資本的就是右；主張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經濟危機，對壟斷加以限制，發展中國家加強對西方侵蝕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稱作中間偏左。”(注：這次討論會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行，參見《世界知識》2002年第11期，第34頁。)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見，但是，還是要做一點補充。

從傳統的意義上說，左與右“這兩個詞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國國民議會在巴黎召開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贊成革命的成員坐在講演臺的左邊，而不大擁護革命的成員坐在右邊。1815年法國君主制復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對革命。左派認為主權在民，贊成共和制，反對教士政策；而右派則推崇‘王權與祭壇’，即推崇以教會的價值觀為基礎以及維護教會價值觀的專制和君主制政權。”(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頁。)

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議會多黨民主制在西歐已經穩定確立，中世紀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這個時候，對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義。王緝思在清華大學討論會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在討論右翼思潮時，首先應該對左與右有個概念分析。把法國的勒龐、美國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稱作右，我都沒有什么疑義，但是還有許多問題難以解決。”他以美國為例解釋說：“‘9•11’事件以后，美國為對付恐怖主義而在國內采取許多措施，大大加強了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干預。從這個角度講，人們說小布什是‘右’，但不是傳統的‘右’，因為傳統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減少對社會及經濟的干預，就是放手。所以，這里面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注：《世界知識》2002年第11期，第34頁。)

查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萊克維爾百科全書》，書中解釋說，“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對能否通過政治機構而完善人性持懷疑態度，依戀現行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對人民主權，看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某些好處，并在態度上傾向民族主義。其意識形態，除了表現為理性以外，還常常表現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還肯定傳統的家庭道德。”“經濟上的右派，信仰經濟領域內的選擇自由，贊成自由市場經濟和盡量減少國家干預，贊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實行志愿性自助和個人保險體制，而不贊成由國家組織的社會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識》2002年第11期，第34頁。)這個解釋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細思考，我們發現在這里經濟上的右派與政治上的右派之間有一點矛盾，或者說，右派的經濟政策與政治政策之間有一點自相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曾經引起一些概念混亂。在經濟上，右派主張減少國家干預，實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強烈反對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張加強國家對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預，主張嚴刑竣法，甚至有某種極權主義的發展傾向。經濟上的右派被稱作新自由主義，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稱作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合二為一是當今中右勢力、也就是所謂“新右派”的典型特點。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開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據主導位置的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為什么有的時候被稱作新保守主義，有的時候被稱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歐洲》發表的《進入21世紀的西歐政治思潮》中曾經提到，歷史上，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對立的，保守主義代表封建主義勢力，自由主義是代表資產階級的，現在兩者合二為一是資產階級政治上向右轉，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化的具體體現。

引起概念混亂的還有工人運動的問題。歷史上，工人、工會運動屬于左派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今天，我們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看到了一種右傾化的工人運動。在奧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義領袖海德爾，很多失業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參與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排外運動。自1989年蘇東巨變以后，在西方社會，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宣傳甚囂塵上，由于對現實社會主義失望，很多對現存資本主義制度不滿的工人不得不從右的方面尋找出路，轉向支持極右勢力，這是一個歷史悲劇。“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這是著名左派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強調的一句話。他說：“工人運動，如同階級意識一樣，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某一階段，一個雇傭勞動者階級邏輯上必然產生的、實踐中無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體現。社會主義是一種方案，這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努力要推翻資本主義，用一個新的經濟制度和一個新的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意圖和嘗試。雖然這個方案從一開始就和工人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是，這兩者畢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們在所有存在工人階級的社會里都會發現工人運動，除了由于強制和恐怖鎮壓使工人運動受到阻礙的地方以外。在美國歷史上，工人運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與作為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點，100年來經常引起人們的注意。”霍布斯鮑姆認為，歷史上“不僅有非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還有反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例如波蘭的團結工會，還有具有很強民族主義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運動，沒有意識形態、或者與其他意識形態相聯系的工人運動。”他還說：“沒有理由認為，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注：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工人運動的世紀”，收入布魯諾•格洛伯等人主編：《工人運動，一個失敗的現代主義方案?》，維也納：科學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頁。)

現在我們在西歐看到了一個與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相聯系的工人運動，工人與工人運動的向右轉，這是在具有悠久社會主義傳統的西歐，政治上向右傾斜的一個突出表現。論文網在線

世界政治的向右轉折

西歐以及世界范圍內政治向右轉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登上政治舞臺，占據絕對優勢統治地位的那一時刻開始的，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這部書中生動地描述了二戰后半個世紀中這個意義重大的歷史分界，他把70年代(準確地說是1973年)分界線以前的歷史時期稱為黃金時代。于爾根•哈貝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時代的形勢》一書中，對于這個黃金時代做了更為具體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歐民主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還有美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發展起混合經濟，這使他們能夠不斷擴大公民權利，第一次有效地實現社會基本權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這一階段，世界經濟爆炸式地增長，工業生產成倍翻番，工業產品的世界貿易數十倍地增長，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而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各國政府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經驗中獲益匪淺，這個組織在20年內占據了世界生產產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業產品貿易的五分之四，他們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國內穩定的經濟政策，在經濟增長比例相對比較高的情況下，建立并且擴大了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社會福利國家群眾民主的形象中，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經濟形式第一次從社會福利的角度被馴服，或多或少地同一個民主的法制國家規范的自我認識相一致。”(注：于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時代的形勢》，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頁。)

為什么在這個時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能夠采取這種明智的政策?我把這種政策稱為西方資產階級對于工人的讓步政策，這種讓步政策的出現首先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經濟大危機的經驗教訓，為了資本主義的繼續生存，不得不放棄傳統的自由主義，也就是放任自流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其次，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和平競賽、和平競爭的結果，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很大壓力，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消除了失業現象，人人有工作、有飯吃、有衣穿。所以，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把實現充分就業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的西歐工人階級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這里特別要說明的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要比現在人們估計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鮑姆指出的那樣：“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簡陋經濟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經濟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取代資本主義。一直到60年代，很多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如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像赫魯曉夫一樣相信，社會主義經濟可以超過西方經濟。”(注：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工人運動的世紀”，收入布魯諾•格洛伯等人主編：《工人運動，一個失敗的現代主義方案?》，維也納：科學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頁。)

霍布斯鮑姆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戰后黃金時代，這些國家內部的改良主義運動取得了很大勝利。“在所謂黃金時代結束以后，改良主義的目標幾乎百分之百地實現，工人的狀況比1914年以前主張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人們最樂觀的設想還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重新恢復了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的局面，這一次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行系統經濟政策改革的框架條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業和社會福利國家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對于工人運動有意識整合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所謂黃金時代(1947至1973年)的經濟奇跡基礎之上。”他特別強調，30年代經濟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及冷戰時期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制度競爭的壓力，是致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推行讓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條件。他說：“如果沒有大危機和德國納粹上臺的悲慘經驗教訓，這種新的和平共處能夠出現嗎?要是沒有對于共產主義進軍的恐懼呢?要是沒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夠勝利嗎?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工人運動的世紀”，收入布魯諾•格洛伯等人主編：《工人運動，一個失敗的現代主義方案?》，維也納：科學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頁。)

哈貝馬斯在談論戰后黃金時代結束的時候說：“對于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來說，足以使他把戰后幾十年作為黃金時代來歡慶。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輿論已經感覺到這個時代的終結。再回過頭來看，在社會福利國家至少應該作為社會政治成果的國家，這些成果已經開始被人們所放棄。在這個世紀末，受到社會福利國家馴化的資本主義出現了結構危險的跡象，一種在社會領域殘酷無情的新自由主義再度復活。”(注：于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時代的形勢》，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頁。)

為什么會有這種大轉折?霍布斯鮑姆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改良主義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說，在談論70年代以來的大轉折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產。“改良主義大廈建立在三個基本柱石基礎之上。第一，工人階級的規模和數量不斷增長，認為自己屬于工人階級的歸屬意識也在不斷增長，它使形形色色的勞動群眾、以及或多或少的窮人融合為一個惟一的階級。但是，自從70年代以來，在第一世界工業國家老的工人階級無論是在絕對數還是在相對數目上都在萎縮，他們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階級意識。不僅如此，工人階層，以往是無條件地屬于運動，現在開始轉向經濟自由主義政黨，就像在英國，在撒切爾統治下所發生的那樣。隨著我們社會物質的豐富，他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過去的信仰，失去了通過團結互助和集體行動可以真正改善每個人生活的信念。”

“改良主義的第二個基本柱石就是自從俄國革命以來，特別是1945年以來，對于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恐懼。至少在歐洲，只有一種充分就業和社會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這種共產主義的進軍。但是現在，蘇聯已經不存在了。自從柏林墻倒塌以后，資本主義已經把恐懼給忘了。而且情況表明，在80、90年代大規模群眾性失業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夠促使政治激進化的推動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義證明，特別是充分就業政策，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凱恩斯和瑞典社會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這是改良主義的第三個柱石。不僅社會政府，當時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樣的政策。這種政策不僅給西方國家帶來了社會穩定，而且還使資本主義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空前的經濟繁榮。1973年以后，資本主義陷入危機，改良政策已經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這使得許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自70年代以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國民經濟理論四處蔓延。對于這個學派的理論來說，工人運動、工人政黨、國家的社會福利劃撥是阻礙自由市場、阻礙最大限度利潤和經濟增長的障礙。所以這種意識形態聲稱，最好應廢除一切普遍福利。現在用‘自然失業率’的教條取代了充分就業政策。”(注：于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時代的形勢》，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頁。)

霍布斯鮑姆談論的前兩個改良主義柱石涉及到階級力量的對比，一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階級、特別是產業工人的萎縮，一個是國際力量對比，蘇聯和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這是導致西方資產階級從讓步政策轉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改良主義第三個柱石，即充分就業政策的瓦解，應該說這是新的科技產業革命導致的勞動力市場危機的結果。他還談到全球化，認為導致資本主義國家改良主義工人運動失敗的“還有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運動始終鑲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在這個世紀的下半葉，鑲嵌在國家控制的混合經濟和社會福利國家的框架之內。沒有民族國家，工人運動、工人政黨就失去了它們強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現在，工人運動，盡管在理論上大講國際主義，但是，他們從來也沒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動擺脫純粹民族國家的框架。他們今天必須要學會國際主義。”(注：于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時代的形勢》，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祖爾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頁。)

失衡的階級力量對比

新科技產業革命、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經濟全球化導致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至世界范圍內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政治、包括歐洲政治持續向右轉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蘇聯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當然，這中間有一點緩沖，比如90年代中期歐洲社會人再度上臺執政，提出所謂“第三條道路”，從根本上說，這個“第三條道路”體現了社會人向右轉，民主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化。還有此前一段時期共產黨人的社會化，都是政治向右轉的具體標志。

如前所說，這種政治右轉的根本原因在于階級力量對比的失衡。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這種失衡更是變本加厲。很多學者引用了非常生動的比喻和事例來描述在當前所謂后工業社會、服務社會、信息社會、知識社會、網絡社會中新的階級分化的嚴重局面。例如美國左派學者羅伯特•賴克引述了一家美國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飛機座位安排方面明顯拉大了頭等艙和普通艙之間的距離，賴克認為，飛機座位的空間變化可以看作是對于新經濟中社會結構變化的圖示說明。“在美國，富人的數量不斷增長，市場要對此做出反應，為他們創造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服務，這些空間與服務遠遠超過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貴族一樣，他們正在用過度奢侈創造自己的黃金時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職業者組成的精英，他們處在不停的運動中。從事投資活動的銀行家、忙于飛機旅行的高級律師、擁有巨額收入的企業主、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商人、消遣娛樂工業的大牌明星，這些人都有很多錢，但是沒有時間。在這種新經濟中，中間階級被壓扁了，有時真成了被壓在中間的階級。在飛機中，前面座位的空間得到擴展，中間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縮小，座位之間的橫向距離也在減少。就像房地產的價格步步攀升，中間階級正在從城市中被排擠出去一樣。”(注：《紐約時報》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僅贏得更多空間，而且還贏得人們的更多關注。這特別包括個人的舒適安逸。他們被按摩師、理療醫師、咨詢顧問、設計規劃人員、美術設計人員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擠的中間等級越來越少地問津個人服務行業，因為這種服務對于他們實在是過分昂貴。賴克認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最近幾年創造的幾百萬涉及個人服務的勞動崗位，多數是為了伺候和照顧這些新精英的，這些勞動崗位為中間階級所承擔，他們是坐在飛機的后邊，被排擠出城市的人們。“工業化曾經創造了一個銷售大規模生產的商品的大規模市場和一個標準化的服務業，由此創造了一個廣泛的中間階級，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偉大成果。他們使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大。而現在的新經濟，看樣子似乎正在把我們引入一種新型的社會分裂。”(注：《紐約時報》1998年4月5日。)

西歐的自由主義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認為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全球階級，他們將是明天的統治階級。在描述目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一個受排擠的中間階級的命運的時候，達倫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樓的比喻。他描述說：在最上面的一層居住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大都從新經濟與新技術的成果中獲得好處，無論他們是在經濟界、學術界、或者消遣娛樂行業工作，他們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飛機在全球大城市之間飛來飛去。這些充滿活力的精英不僅被人描述為一些特別靈活、特別具有創造精神、具有主動性的人，而且，由于他們對于未來充滿希望，所以也是特別樂觀的。而住在中間樓層的人們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種陰暗前景的壓迫，他們將失去自己在這座社會大廈中的勞動崗位和位置，還有數量越來越多的人還沒有走進大廈的人口，這些人還在大街上，確實是無家可歸，或者棲身大城市的貧民區。(注：拉爾夫•達倫多夫：“全球階級與新的不平等”，《默庫爾雜志》2000年11月號。)

在全球化的辯論中，許多學者特別是左派學者提出，伴隨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與社會政策以及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一場新的階級階層分化。美國左派學者萊斯特•瑟羅曾經預言說，全球化的結果就是社會地震和經濟上的火山爆發。他認為，一種新型流氓無產階級將會成長起來，他們在資本主義中將毫無立錐之地，此外，還將出現一個“知識勞動者階級”，他們將獲得財富和權力——他們是未來的精英。(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美國學者威廉•羅伯遜、杰里•哈里斯在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所發表的文章中，則用批判的口吻說，這些精英已經構成一個跨國資本家階級。他們說，“這一跨國資本家階級是全球統治階級，它控制著形成中的跨國國家機構和全球決策。這一跨國資本家階級正建構一個新的全球資本家集團；這是一個新的霸權集團，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發達國家、以及南方國家中統治階級內占主導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經濟、政治勢力組成。具體地說，就是由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超國家經濟計劃機構的管理精英、統治政黨內的主要勢力、大的傳播媒體的統治精英、技術精英、以及北南國家的國家領導人組成。這一統治集團的政治主張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資本增殖和生產結構所決定的。”

“跨國商業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現于世界舞臺的時候，他們已經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要通過那些經過改造的多國和一國機構來建設和操縱一種全球性的經濟。”“跨國資本家階級正是通過這些全球機構企圖成為一個新的全球資本主義霸權集團。”(注：威廉•羅賓遜、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統治階級：全球化與跨國資本家階級”，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2000年春季號，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討論中，近年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命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這個命題進一步體現了世界政治向右傾斜的發展趨勢。

西歐學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論概念，他們認為，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公開吸收私人活動主體參加，讓它們參與世界政治的討論與決策進程。很多私人公司組成了可持續發展商業委員會，在會議上宣傳利用市場經濟能夠有效地解決生態問題。“自從里約熱內盧高級峰會以來，世界政治再也不僅僅是單純由政府和國際組織所代表的國家所從事的事業。私人活動主體，無論是在世界政治的決策過程中，還是在這些政策的實踐貫徹過程中，都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所以，“這次會議成為世界政治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注：哈特維希•胡梅爾：“世界政治的私有化——發展趨勢、活動空間與替代選擇”，收入坦亞•布呂爾、托比亞斯•戴比爾、布里吉特•哈姆、哈特維希•胡梅爾等主編：《世界政治私有化，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非國家化與商業化》，波恩：狄茨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所謂世界政治私有化，就是指世界政治的商業化和非國家化，也就是說，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這些私人活動主體在很多方面已經承擔起原來由民族國家政府所承擔的任務。

私人活動主體對于世界政治的影響，首先體現在跨國政治思想庫，例如羅馬俱樂部、三邊委員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在確定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型的媒體康采恩，如CNN的新聞報道可以引發國際人道主義干涉；私人經濟評估咨詢機構對于各國經濟形勢的評價可以直接影響世界金融的流動，他們的錯誤評估往往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崩潰。私人活動主體甚至滲透到國家任務的核心領域，如保障公共安全，這本來是國家最基本的任務，現在已經部分地由私人雇傭的保安人員和士兵負責擔任。私人武裝軍隊的出現和發展，跨國軍火交易，跨國恐怖主義網絡，這些都是武裝力量非國家化的具體體現。甚至聯合國也要向私人活動主體、跨國康采恩籌措經費。1997年美國最大的媒體大王特德•特納宣布，它要向聯合國捐贈10億美元。這筆錢相當于美國拖欠這個世界組織債務的2/3，這位出手大方的億萬富翁要以他的贈款與共和黨人占據優勢的美國國會對聯合國的封鎖政策進行對抗。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希望聯合國機構與跨國康采恩在一個全球契約框架內建立起伙伴關系，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人們指責這是要把聯合國拍賣給私人出資者。特別是當聯合國組織要和那些軍火工業康采恩、那些破壞人權、嚴重污染環境的跨國公司建立聯盟的時候，這種批評特別強烈。

原則上可以劃分出兩種私人活動主體，一種是從事經濟經營活動的私人公司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另一種是作為市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兩種私人活動主體遵循各自不同的行動邏輯。公司企業是以成本收益的考慮、盈利期望為活動基礎的。非政府組織依靠的是自愿熱情投入，絲毫沒有盈利的打算。

導致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背景十分復雜，總體看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在20世紀，世界政治這個概念的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為私人活動主體參與世界政治提供了機會和空間。最初的世界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國家對外政策的總和，或者夸張地說，是一個大國為了實現世界統治而推行的對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被稱為全球政策。那個時候，所謂政治就是指民族國家政府的政策。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表明，必須要有一種超然于民族國家對外政策的世界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宣布了民族自決權，帝國主義、殖民帝國失去了它們的合法性。國際聯盟和它的后繼組織聯合國，盡管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們實行了一種制度化的調節性的國際合作，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確立了戰后世界的政治經濟新秩序，1948年關于普遍人權的聲明宣布所有人原則上都是平等的，都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力，從而把人權問題納入世界政治范疇，自從里約熱內盧高級峰會以后，可持續發展原則也開始屬于世界政治所關心的范疇。現在的世界政治再也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國家的權力和政策，而是意味著在解決全球問題的意義上、具有全球約束力的、面向全球的政策。

其次，它是與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新自由主義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它要把一切都推向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合理化，所以出現了世界政治的商業化。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與新自由主義積極倡導的經濟私有化完全一脈相承，就是要鼓勵私人活動主體的積極主動性，鼓勵個人的創業精神，減少國家的干預活動，縮小國家的活動領域。而跨國公司正是新自由主義所依賴、所積極鼓勵的社會力量。

再次，由于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經濟實力急劇擴張，不少大型跨國公司富可敵國，經濟實力超越了多數中小民族國家，任何人都不能小看了這支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不僅是經濟活動主體，而且努力參與世界政治。例如美國的煙草工業康采恩，為了報復聯合國的全球戒煙運動，積極支持美國政府對抗聯合國的方針政策。美國石油工業康采恩為了自身的發展利益，堅決要求美國政府退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保護氣候的京都議定書。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積極活動，要在全球契約的框架內與跨國康采恩建立行動聯盟，正是適應了這種變化。跨國康采恩與聯合國機構的合作，不僅僅謀求夸大聲譽、提升形象的廣告效應，而且謀求對世界政治決策施加影響。

還有人把世界政治的私有化歸結為冷戰的終結，也有人說是和信息通訊的技術革命，和市民社會的崛起密切相關。

對于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評價，目前分歧較大。持肯定態度的人認為，更多的私人活動主體參與世界政治，這反映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趨勢，特別是非政府組織參與世界政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在保障人權、實施人道主義援助、保護生態環境方面貢獻力量，可以促進世界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是一件積極的進步事業。但是，更多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堅持認為，在世界嚴重貧富分化的條件下，并不是所有私人活動主體都能夠參與世界政治的決策與執行。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實力弱小的非政府組織往往被排除在世界政治舞臺之外，當前世界政治舞臺的私人活動主體基本上是富人俱樂部的成員。跨國公司對于世界政治的直接參與，壟斷社會財富的極少數跨國公司力求主導世界政治的基本發展方向，操縱世界政治規則的制定與實施，這并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集權化、專制化，深刻地體現了世界政治向右傾斜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