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傳統美德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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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中國倫理學界的一些專家、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論述中國原始社會的道德時，都比較空泛，沒有具體的資料，一般都是根據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著作來論述的。這些著作對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但是，如果不結合中國原始社會具體的倫理道德資料，那么，這種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地、抽象地議論上，不能給人們真正展示出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風貌。

那么，在我國有沒有記載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的資料呢？最近，我抱著這一問題，翻閱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農氏的一些資料。我感到，資料是相當多的，遍布于經、史、子、集各類著作當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獻有《逸周書》、《國語》、《周易》、《左傳》、《管子》、《莊子》、《列子》、《韓非子》、《世本》、《新語》、《淮南子》、《史記》、《山海經》、《帝王世紀》等50多本。另外，陜西省寶雞、岐山、扶風等地發掘出的仰韶文化遺址及龍山文化遺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關，把這些資料梳理出來，估計有十多萬字。如果我們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這些文獻資料，不僅對認識、填補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義，而且對豐富炎黃文化的內容，總結、繼承、發揚中華民族早期的傳統美德，搞好當前兩個文明建設，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炎帝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時代

大約從170萬年以前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國的廣大土地上勞動、生息、繁殖子孫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謀、陜西的藍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區，都先后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原始人類的遺骸和遺物。這充分說明我國從很早的遠古時代就有人類活動的歷史。

在十分漫長的原始社會里，我們的祖先開始只會簡單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學上叫做“石器時代”，把只會打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舊石器時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新石器時代”。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大約經歷了幾十萬年。就在這個過程中，原始人群開始向氏族社會過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會出現和形成。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的許多氏族部落達到了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無論生產和再生產，都是以婦女為中心進行。再經過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會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即從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龍山文化時期轉變，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據歷史文獻記載，炎帝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的。《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東漢初年的《說文解字》進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長于今扶風縣內的記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棄外家”。隨后，不少文獻都有關于炎帝活動在姜水一帶的記載，即今寶雞市轄境內。《世本·帝系編》說：“炎帝即神農氏。”東漢宋衷注：“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西晉皇甫謐撰的《帝王世紀》說：“有＠①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我焉。”酈道元在《水經注·渭水》中說：“歧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他認為，《國語》、《世本》、《帝王世紀》中所說的“炎帝長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錄》等書認為姜姓原始氏族活動地區在古邰國，即今扶風揉谷鄉一帶。上述所有記載都說明，炎帝是出生、活動在今寶雞、岐山、扶風、武功一帶。

那么，炎帝出生的時代是什么時代呢？根據大量的文獻記載，可以肯定地說，是氏族社會的原始農耕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時代。《逸周書》說：“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②、chú＠③、耨以墾草莽，然后五谷興，以助果luǒ＠④之歲。”意思是說，神農時代，谷類像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生長甚多。神農制作陶器、斧、犁、鋤等農具，開墾荒地，然后，使五谷興盛，并獲取了各種各樣的果實。《莊子·雜篇》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說，神農時代，人們睡臥時安然恬靜，起身時，寬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齊俗訓》說：“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天下為先。”從這段文字記載，我們可以看出，神農時代，已經形成了一些明確的規定：若果丈夫身體強壯而不耕種，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饑餓；若果妻子當年不紡織，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農帶頭率先親自耕種，妻子帶頭率先親自紡織。這樣，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帶動了起來，進行耕種和紡織，這樣就能保證人們有飯吃，有衣穿，不受饑餓和寒冷。

從《莊子·雜篇》和《淮南子·齊俗訓》兩段文字記載來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記載炎帝神農時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會，“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記載，炎帝神農時代好像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出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當時氏族首領還沒有什么特權，所以，炎帝神農親自帶頭耕種，妻子親身帶頭紡織。其實，也可以認為是不矛盾的。從炎帝傳說來看，炎帝是遠古傳說時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聯盟的領袖，也是少數先知先覺的圣哲，也可能是某個氏族或部落聯盟的代號。這個氏族或部落聯盟經過了漫長的歷史發展，也許幾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長的時間。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把炎帝神農時代看成是中國原始社會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由蒙昧到野蠻、文明的轉變時期。由于炎帝為氏族成長、壯大和發展作了巨大的貢獻，人們一代一代把他的偉績用語言流傳下來，成為神話傳說，更加為人們所崇敬。馬克思曾說：“每一個這樣的氏族都有一個神話上的祖先，他被認為是賦予氏族名稱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黃帝等上古人物在傳說中被神化，人們把許多發明創造歸功于他們，一方面是對本氏族發展有過重大貢獻、偉大功績與影響的人物的無比懷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繼承他們的精神，發展本氏族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

人類的歷史，在文字未出現以前，都是口耳相傳下來的。在千百年的流傳中難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關鍵人物則是有根據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個時代現實生活的折射。我們把這些傳說和考古資料結合起來，能進一步證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時代的變遷。

解放后80年代，寶雞北首嶺考古文化的整理、發掘，進一步證明了炎帝活動的時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屬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紀》說，“炎帝初都陳，又徙魯”，意思是說，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動中心在陳，陳為陳倉的簡稱，即今寶雞一帶，后來又徙移到魯。首先，從寶雞北首嶺6萬平方米的遺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發現：農業生產工具占26%，狩獵工具占8.6%，漁具占0.6%，這說明北首嶺氏族已過著長期比較穩定的以農業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嶺氏族創造了發達的彩陶制造業。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僅數量多，而且有很多寫實的花紋。再次，遺址還發現了房址50多座，均為半地穴式，多數呈方形或長方形，墻壁平齊，多數還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漿。各房址都有灶炕。這都證明“神農耕而作陶”[2](P725)，“（神農）身自耕，妻自織”[3](P185)，“神農之世，臥則居居”[4](P995)，“神農時，民方食谷，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實的，可信的。

總之，炎帝神農時代，是中國原始社會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轉變時期。炎帝也就是這一時期氏族社會一位杰出的首領。他雖出生成長在今寶雞姜水一帶，但他的氏族活動范圍還是很廣的，如《淮南子·主術訓》所說：“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東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3](P128)。也就是說，炎帝及其氏族部落當時活動南已到達了今南嶺以南的地方，北到達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帶，東到達齊魯今山東一帶，西到達了今甘肅敦煌一帶。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長沙茶鄉之尾”[6](P95)。

二、炎帝時代的道德狀況及其傳統美德

原始人類道德的發生并不是從原始人誕生那天起就開始的，而是經過了上百萬年漫長的蘊育、萌芽和生長的過程。

在剛剛脫離動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時代，人類的一切活動幾乎都是靠本能進行。在大自然殘酷無情的威力面前，人類依靠本能組織起來，共同采集，共同狩獵，共同捕魚，共同抵御野蟲、猛獸的侵襲，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沒有什么道德規范約束，而是靠本能的沖動雜交。總之，當時原始人的兩種生產即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都是在非常簡單的本能習慣的基礎上進行的，還不是在自覺意識支配下進行的。因此，還不能說產生了原始社會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這一系列活動，在漫長的歲月中，為原始道德的發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原始人群在進入氏族社會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會化，以及社會關系的多樣化與復雜化，天然的秩序開始升華為一種真正屬于人的社會新秩序。這時，原始人在氏族社會首領的率領下，在同自然的斗爭中開始成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們在朦朧的、反反復復的生產生活斗爭過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關系包括性交關系中，慢慢感悟到應當怎樣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這樣，就逐步產生了原始氏族社會人們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識，比如氏族成員經過漫長的經驗教訓，認識到近親通婚會帶來很多不好的結果，而沒有血緣親屬關系的婚姻，生育出來的新生代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強壯。于是，原來那種由雜婚演變而來的同輩婚，這時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內禁止通婚，這是人類增強自制能力，有意識的自我約束和自我協調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說這是人類最早的道德表現之一。總之，原始氏族社會的道德是氏族成員在長期生產勞動協作的過程中，在人與人交往包括兩性交往的過程中，隨著智力和意識的發展而逐漸產生的。馬克思說：“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7](P551)而且，隨著智力的發展，隨著道德意識的發展，還會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說：“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變成了法律。”[8](P221)這里說的法律就是習慣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會道德規范產生的過程。

炎帝時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時代，應該說，中國原始社會的道德已由蘊育、萌芽到了形成、發展的階段，根據炎帝傳說文獻的記載，當時的道德狀況和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韌不拔，團結拼搏

原始社會人類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剛剛開始，生產工具又十分簡陋，在惡劣的自然環境面前，原始先民們生活十分艱難，“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發展，對原始先民們來說，是時時刻刻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尖銳的問題。面對如此巨大、兇煞的自然壓力，以炎帝為首的姜炎族，沒有膽怯和屈服，而是以堅韌不拔、團結一致、勇敢拼搏、自強不息的精神和行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動著歷史向前發展。炎帝神話傳說中的一些故事，如《精衛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們與大自然作斗爭的英雄氣概和無比偉大的神力。

《山海經·北次三經》說：“發鳩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大意是，北方的發鳩山上，有一種鳥，是炎帝的小女兒女娃所變。她游東海，不幸淹死在東海里。她的冤恨不解，變做了精衛這種鳥，常去西山街小樹枝、小石子投在東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鳥這種堅韌不拔的志向比滄海還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與自然作斗爭的大無畏精神和自強不息的精神。

《列子·湯問篇》中關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講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孫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終于感動了“天神”，“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cuò＠⑧朔東，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兩座大山背走了，從此以后，從冀州的南部到漢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廣闊的平原，連一處較高的丘陵都不見了。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經·海外北經》講：“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這種與日逐走，飲河渭大澤水，道渴而殆，棄杖成林的精神，不僅顯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孫們巨大的神力，而且也顯示出了他們氣壯山河、堅韌不拔、頑強拼搏的精神。同時，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時代先民們已認識到日光天象與農耕播種的關系。

（二）民主友愛，人人平等

炎帝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時代，生產資料公有，沒有私有制，氏族成員之間，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民主友愛，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術訓》說：“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意思是說，炎帝神農治理天下，沉靜于胸，有聰明的智慮，有仁愛誠義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質樸、穩重、正直、誠實，沒有什么忿爭，沒有什么檢察牢獄之事，依靠天地的資源，與天地融和一起。正因為如此，純樸的原始民主友愛、天下平等是炎帝神農時代氏族社會內的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

炎帝神農時代這種“養民以公”、“仁誠之心”即民主友愛、天下均平的社會道德狀況與《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氏族社會“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道德狀況的描寫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會里，這種通行的民主友愛、人人平等的精神，不僅表現在一般氏族成員之間，就是一般氏族首領也與一般氏族成員處于平等的地位，他們是社會勞動和對外戰爭的帶頭人。《淮南子·齊俗訓》中記載炎帝神農“身自耕，妻親織，以天下為先”的描寫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不僅如此，炎帝神農氏為了氏族大眾操勞過度，如《淮南子·修務訓》里所說：“神農憔悴”，“圣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炎帝神農氏為了給氏族成員及時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帶頭“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間傳說，炎帝在辨嘗百草中，誤食了一種毒性極強的草——斷腸草而死。這個傳說雖有很大的附會性，但他的死不僅表現了他作為氏族首領那種民主友愛、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現了他偉大的為氏族大眾獻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難，勇于創新

炎帝神農氏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發展、壯大，在與大自然的斗爭中，在生產實踐中，領導部族成員們不斷積累經驗，克服困難，勇于創新，發明、創新了許多東西。

1.火的發現，人稱“火神”。《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火的發明，對早期人類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這樣，人們就不受氣候和地域的限制，對于部族繁育、發展很有利。同時，把火推廣、應用到農業方面，用火燒荒，開墾土地，“刀耕火種”，對當時發展農業生產有重大意義。恩格斯曾說：“火器對于文明時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種。《周易·系辭下傳》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②，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意思是說，伏犧氏以后，神農氏開始發揮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與犁上的鏵相似的東西，用木條作＠②上的把手，用農耕鋤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進行農業勞動。在當時情況下，犁、鋤等農具的發明，是一個重大的發明。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他“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10](P1012)。

3.織麻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們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樹葉”，穿著十分艱難。炎帝神農“教之麻桑，以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織成布，然后作成衣服。這也是使人類向文明邁進的一個重大創新發明。他不僅教導所有婦女織布，而且“妻親織，以為天下先。”[3](P185)

4.遍嘗百草，發明醫藥。初期先民們由于生存條件惡劣，部族成員患病者不少。當時的情況是“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于是，炎帝神農氏冒著生命的危險，對百草“皆口嘗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云神農嘗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11](P1517)。后世承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這種為部族敢冒生命危險、勇于探索試驗的科學精神實在令人敬佩。炎帝神農由此被譽為“醫藥之神”。

5.首辟市場，互通有無。在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期間，由于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的發展，各職業集團之間的發展，需要把各自的產品拿到一定交換的地方，互通有無。為適應這種形勢的發展，炎帝首辟交換市場。“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12](P624)，即在太陽正中午的時分，大家把各自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以物易物。這種市井交易，飲食之道，都取諸于此。

6.臺榭而居，燒陶為器。炎帝時代，由于部族有了農業種植，所以告別了游牧生活，開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熱的食物，如古書所載，炎帝神農時，部族們“作陶冶斤斧”[13](P1222)，“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5](P1244)，“樂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趨避”[6](P91)。當時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張。寶雞北首嶺炎帝遺址的發掘，就曾發現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紋，或為黑彩，或為紫彩，都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但卻沒有金斧一類的用具。

7.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吳越春秋》上說，炎帝時，已發明了較好的弓箭：“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農氏用弦繃緊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銳，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僅可以很好地保衛部族，而且，獵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為琴，練絲為弦。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農氏為琴七弦，中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諧的音樂使部族們明白萬事萬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亂。

總之，炎帝神農氏時代有很多發明創造。當然，這些發明創造不能簡單歸于他一個人，而是以他為首的姜炎部族們，在較發達的智力基礎上，長期辛勤勞動，積累經驗而來。從道德上講，就是炎帝神農氏和以他為首的姜炎部族們，發揚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敢為人先的實踐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無私心，道德淳樸

炎帝神農時代，由于生產資料公有，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所以，民無私心，道德純樸。“太古淳樸，民心無欲”[15](P7)，“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15](P21)，“神農無制令而民從”[3](P215)，“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這些，反映了炎帝神農時代男女老少淳樸的沒有私心的社會道德風貌。這種社會道德風貌如儒家的《禮記·禮運篇》里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當然，這里面也有不少夸張和修飾，但不管怎樣，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炎帝神農時代氏族社會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風貌。

炎帝神農時代的這種“大同世界”的道德狀況，和恩格斯根據摩爾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會的道德狀況十分相似。恩格斯說：“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9](P95)

當然，對炎帝神農時代的道德狀況也不能理想化，籠統地把它說成是十分完美的。因為那畢竟是人類原始社會的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一個時期。那時，還沒有完全獨立于宗教意識、藝術意識的道德意識，沒有文字，也沒有抽象的理論論證。氏族成員之間是通過風俗、傳統、禁忌和原始宗教儀式來進行調節的。同時，還存在著殘酷的氏族復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殺蚩尤”[17](P3)，“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雖未寫明是復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間戰爭的殘酷性和野蠻性。

三、研究以炎帝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意義

我們常說，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我認為，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中，理應包括以炎帝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因為炎帝神農氏不僅是姜炎部族的首領和農耕文明的締造者，而且，他和黃帝一起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們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當時中華民族文明的體現。當代杰出的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曾說：“炎黃二帝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方面的全面象征。這點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認為我們肯定炎黃二帝，很有重要意義，不但要重視精神文明，也要重視物質文明”，“另外，炎黃二帝不僅代表漢族，也代表少數民族。比如炎帝傳說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數民族的代表。我認為，炎黃二帝不光是代表漢族，而是代表中華民族，炎黃二帝是中國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們應大量宣傳炎黃二帝的貢獻”[18](P107-108)。正因為如此，我們不僅要研究、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黃帝，延伸到炎帝神農氏，對他們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要研究、繼承。

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中華民族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民族，炎帝神農氏作為中國農業文明的始創者，黃帝作為中國農業文明的進一步開創者與推動者，他們在聯合的基礎上，共同孕育出了中華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農耕文明。周人實現了由氏族社會向宗法社會的轉變，建立了以父系個體家庭和宗親血緣親疏關系為基礎的等級制國家。為了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存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周公制禮作樂，創造了禮樂文化。“禮”是由祭禮而生的，起源于“臘祭”，而這些都和炎帝神農氏有關。炎帝神農氏“削桐為琴，練絲為弦”，發明了臘祭和原始音樂，可見周人的禮樂文化發端于姜炎文化。臘祭作為炎帝神農時代大型的冬季儀式活動，是炎帝部族們對大自然生生育化，“終歲獻功”的頂禮膜拜，也是對具有無限生命力的來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春節”系列活動，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關。周人禮樂文化中所體現的一些傳統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體現的中華民族早期傳統美德有關。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業與周秦文化》一文中說：“古雍州，今寶雞這塊山清水秀的風水寶地上曾經養育過華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農氏。是炎帝神農氏的豐功偉業照亮了華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寶雞，這里才產生了代表中國和東方文明的周禮周樂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銅器和陳倉石鼓。也就是說，炎帝神農氏在農業、醫藥、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創造和發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礎；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農氏開始創造的這個經濟基礎上發生、發展和繁榮昌盛起來的。”[19](P259-260)這個評價是很有道理的。當然，周秦文化中的禮樂文化、倫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跡所提供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倫理道德文化在內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以炎帝神農所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至今對我們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為了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挖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關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認為，只要我們子子孫孫“挖山不止”，一定會“挖掉這兩座山”[20](P1101-1102)。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承和發揚了以炎帝神農氏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以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其它傳統美德，并在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及其理論指導下，終于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戰勝建設過程中的一切艱難險阻，弘揚中華民族自炎黃以來的一切傳統美德，更有著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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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1]鄭樵.通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5.

[12]孫星衍.周易集解[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

[13]黃懷信.逸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5]百子全書：第7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6]高亨.商君書注釋[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7]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8]薛光明.軒轅黃帝不再是傳說人物[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9]寶雞市社科聯.炎帝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

[20]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