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哲學當解方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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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中，這種方法論的自覺構成了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拜物教意識的深層邏輯。在標志著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變革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通過顛覆青年黑格爾派那種純粹理性的思考，指出了這種哲學的現實前提以及在這一現實基礎上，這種哲學是通過哪些環節抽象出來的。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正是通過這種方法揭示出蒲魯東思想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規定性，即將資本生產條件下產生的思想觀念從具體歷史情境中抽象出來，作為判斷一切社會存在的標志，使得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概念具有了自然性的特性，于是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成為自然性的存在，一種最合理不過的自然秩序。馬克思嘲弄地說：“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頁。)蒲魯東這種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深處，仍然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合法性。這個主題也延伸到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批判蒲魯東主義關于貨幣銀行的思考中，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與資本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從這種方法論出發的。在馬克思的討論中，他并不是僅從理性層面揭示拜物教意識的產生過程，而是通過揭示資本生產與交換過程，通過揭示社會生活的抽象過程，來具體地展示這種拜物教意識何以產生出來，只有到這個層面才能意識到，對拜物教意識的顛覆并不是僅從理性層面的自覺就可以完成，只要現實生活過程中存在著產生拜物教意識的基礎，這種意識就時刻會被生產出來，因此，真正需要顛覆的是整個社會生活過程，這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真實構境。

在馬克思這種方法論自覺中，我認為可概括為兩個層面：一是歷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讀。

所謂歷史性的思考，實際上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雖然哲學具有某種超越時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學的產生都有其時代歷史語境，我們在揭示哲學沉思中的內在邏輯時，還要善于揭示這種哲學邏輯背后的深層歷史過程，揭示出這種哲學中的歷史意識，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將所有的哲學思考都置于同一個平面上，而是能夠意識到不同時代的哲學，具有其自身的時代問題。這種方法論自覺對于馬克思哲學的當解來說，尤為重要。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認為首先需要對馬克思哲學當解這個提法進行一種界定。自80年代以來，馬克思哲學的當解一直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研究的熱點，形成了兩次深層邏輯的建構：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實踐唯物主義討論，在這個討論中，主導性的邏輯是實踐基礎上的主客體辯證法理論，強調的是實踐的主體性地位與意義。這一邏輯建構，在我看來，是以盧卡奇為中介的德國古典哲學式的建構，這一哲學邏輯在現實的層面與我國市場經濟的初期發展相一致。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從馬克思回溯到黑格爾的思路。這一思路被海德格爾哲學的出現沖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現的存在論邏輯，這是海德格爾的強勢影響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新的解讀。與前者相比，這是馬克思哲學從馬克思走向當代的一種嘗試，也是更深邏輯的建構，對激活國內馬克思哲學研究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對馬克思哲學的當解，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運用西方哲學中的重要思考，實現與馬克思哲學的對接性解釋。在我看來，這樣的思考還不能真實地使馬克思哲學走向當代，真實需要的是，如何從馬克思的哲學精神合乎邏輯地延伸到當代語境中。在這樣一種延伸中，首先就要區分馬克思和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學問題域的差異性以及這種差異性的歷史語境，然后要思考從馬克思的哲學邏輯中，能夠經過哪些重要的理論質點過渡到對當代社會的思考，過渡到對當代思想的審視。這是擺脫平面化對接中的深度解讀，也是馬克思哲學當解的根本內涵。

從這一歷史性規定來看，海德格爾的哲學對于馬克思哲學當解來說，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義，還不能使馬克思哲學的當解邏輯地走向后海德格爾時代面臨的問題。英國學者鮑曼在面對現代社會時，曾簡潔地將之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現代性階段，一是輕靈的(流動的)現代性階段，前者的現實基礎是“福特主義的工廠”，這是“將人類活動簡化為簡單的、固定的動作，而且這些動作總的說來是預先設計好了的，它意味著人們只有機械地服從它”(注：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8頁。)，這是技術上的總體動員，與這種生產層面相對應的就是政治層面的官僚制度與極權主義，而文化層面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揭示出來的文化控制的意識形態。后者對應的是以電子符碼為基礎的信息時代，這是個體化與流動性的時代，也是公共空間消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以電子符碼的編碼為基礎的“信息方式”(注：參見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引導著生產與消費(注：參見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國學者里斯曼的界定，這是西方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重要變化，也是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上發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衛·里斯曼：《孤獨的人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從這樣一種歷史性的界定來看，海德格爾面對的仍然是福特主義時代，實際上他關于存在的討論中，在技術層面上就是福特主義全面的流水線生產，一種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過程。而如何分析消費社會特別是電子符碼為基礎的信息方式時代，這是海德格爾無法面對的。實際上這就給馬克思哲學的當解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從馬克思的哲學思考中，合乎邏輯地走向對信息時代的批判分析。但要達到這一分析層面，又必須經過一些重要的理論中介，如符號學、后結構主義等，海德格爾只是這些中介中的一個重要質點。

在上面關于歷史性的討論中，我們實際上遇到了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互文性問題。互文性是克里斯蒂瓦符號學批判理論的重要概念。她從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出發，認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種文本，它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與文本之間存在著相互的聯系，文本與現實歷史之間也存在著聯系。通過這一思考，她將巴赫金僅從小說結構內部運用的“復調”理論，擴展到了文本向著社會這一他者開放的寬闊之場，這也是她突出符號學批判視域的重要前提。我認為，在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意義上，互文性不僅指寫成的文本間的關系，更指文本與社會歷史生活的內在關聯。互文性構成了馬克思歷史性方法論的現實規定性。在馬克思那里，其哲學變革的過程，不僅是哲學思辨的過程，而且也是從其他學科與哲學之間的內在互文性解釋過程，這種互文性層面，不僅發生于學界中已經深入探討的哲學、經濟學層面，還發生于歷史學、政治學等諸多層面，最后實現的是整體性視域轉換，而這種整體性的視域轉換，在馬克思那里又始終同他對社會生活的理解聯系在一起，如果不置于各種文本與社會歷史的生成過程中，就無法真正地理解馬克思。

理論的創新需要理性的自覺意識，馬克思哲學的當解，需要我們不斷地對我們理解馬克思哲學的方法論前提進行反思，這種方法論的自覺，是我們從馬克思哲學基本精神出發，真實地面對當代問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