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清末新政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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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清末新政”，在史學界尚有明顯的分歧。本文擬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質、歷史地位等問題略抒管見，請同志們指正。

一、關于清末新政的后果。歷時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兩個方面的后果。筆者認為，正確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確認它的歷史地位的關鍵。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極作用是明顯的。

首先，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籌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的兩個上諭，就向各省派款每年達960萬兩(《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5116—5117頁。)。清政府向下派款，而這些款項，各地方政府又通過提高部分商品物價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隸，1902年袁世凱擬“每戶售酒百斤，抽捐制錢一千六百文，并準其于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4925頁。)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新名目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

其次，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惡果。眾所周知，袁世凱是靠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又靠出賣維新派和帝黨及鎮壓義和團運動發跡的。在“新政”期間，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崛起是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時，某些經濟政策的公布，客觀上也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對此已有多論，此不贅述。

第四，清末新政時，練新軍、辦警政，強化了封建專政的國家機器，有利于清政府對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鎮壓。因為在清末，清朝舊式軍隊早已失去戰斗力，而所編練的新軍，戰斗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再加上各地辦起的警察，加強了對人民反抗斗爭的偵緝和鎮壓，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個惡果。

盡管清末新政有上述種種消極作用，但我們把它提到當時的歷史范圍內來考察時，不難發現，它卻為歷史提供了新的東西。

首先在經濟上，清末新政期間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了明顯發展。1904至1910年間，設廠數目與投資總額都大大地超過了前代。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業，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間，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8—919頁。其中純官辦企業未計算在內。)。這種發展還表現在礦業上，1904至1910年新建礦48家，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此外，交通、商業、金融等都有了較明顯的發展。在農業上，由于土地面積的增加(拙作：《清末發展實業初探》，《北方論叢》1985年第3期。)，促進了農作物產量的增長；而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知識的傳入(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868—879頁。)，則表明中國農業生產也帶有近代的色彩。（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其次在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還是封建的政權機構。在清末新政期間，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1906年前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以及設立商部、練兵處、巡警部、學部等；還表現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內閣、軍機處仍舊外，新設立或改名稱的有：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海軍部、軍咨府、資政院、審計院。到此，清政權雖然仍是半新半舊的，但這畢竟是清朝政權機構邁入近代時期的開始。

第三，在軍事上，清末中國軍隊發生了較大變化。由于清末新政時注意編練新軍，辛亥革命爆發前全國已編成16鎮。于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通過清末新政，在這萬面的變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結束了科舉制度的歷史。其二，清末出現了辦學熱潮。由于清政府號召辦學，又公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加上廢除科舉制度，于是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號令及地方官和個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現了留學的熱潮。1905至1906年間，僅留日學生就多達8000余人（一說10000多人），這同新政前比較，增長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變化。隨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開展，西方資產階級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在中國封建專制思想體系中透進了一線民主的霞光。

第五，在階級關系上，清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增長，特別是這時，民族資本的中小企業大量涌現，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壯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由甲午戰前的10萬人左右，增長到辛亥革命前的66萬多人。

最后，在新政與民主革命的關系上，新政促進了革命的爆發。清末新政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互相影響著的兩個運動：由于民主革命活動的開展，觸動了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轉移人們斗爭視線、破壞革命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革命活動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實行。但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另外一個客觀事實，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開展，又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主要表現是：清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經濟基礎；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辦學和留學熱潮的出現，產生了眾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這是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由于清末新軍的出現，由于革命黨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新軍就逐漸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陣地。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政在客觀上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二、清末新政性質。清末新政的性質，是一個分歧較大的問題。有的同志認為：清末新政是清朝政府“進一步買辦化”(林增平、肖致治等主編：《辛亥革命史》上冊，第181頁。)的運動。還有的同志說：“清末‘新政’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喬志強：《清末“新政”的產生與性質》，《北方論叢》1986年第4期。)。筆者認為：清末新政是一場缺乏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積極參加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下面試就三個方面加以分析和說明。

首先，是時代所賦予的使命。

在經濟方面。中國的民族資本在1895至1898年間，發展較快，而1899年至1903年發展速度明顯下降，處于低潮，這不適應時代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而清末新政在經濟方面的措施，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

在政治方面，人們知道，從19世紀末葉以來，挽救民族危機，是中國壓倒一切的緊迫任務。及義和團運動，可謂都是以此為己任的。但是，它們又都未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到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加緊爭奪中國的情況下，“救亡圖存”仍然是中國的中心任務和急于解決的最迫切問題。并且隨著階級力量的變化，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形成并日益壯大，提出了革命的綱領，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歷史的發展是錯綜復雜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成長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史也是如此。當時站在時代最前列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不是脫離社會的孤立集團，他們的活動與斗爭，必然受著社會各種力量的制約。其中較突出的有兩種力量：一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活動，對于民主革命有著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二是清朝封建統治階級，隨著時代的推移，隨著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及其思想上的轉變，他們在歷史上的活動也不能簡單地一筆抹煞，也應該進行全面地、具體地分析。

當時，清朝推行新政，撿起了幾年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口號和的具體措施，這本身將對革命派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清末新政的實行，有助于解決時代的中心——“救亡圖存”問題。因此，我們說時代也賦予了清末新政以資本主義的色彩。

其次，從清末新政的目的及個別民族資產階級人物在新政中的地位，給我們的啟發。

個人認為，清末新政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拉攏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并進一步分化民族資產階級、孤立革命派。因為，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舉起了革命的旗幟，并決心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和革命派的激烈程度相比，立憲派還是溫和的，還主張保留皇權。因此，20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對于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有了一定的讓步，打起了“為臣民計”、“利民”(《光緒朝東華錄》，（四）總第4771頁。)的旗號。并且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有所表示，如1903年，商部成立后不久，清政府命張謇為該部三品官的高級顧問(《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528第1頁。)。這似乎是點綴，但是，點綴一下和不點綴畢竟有所區別。而且，在清末新政的年代里，清朝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益于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措施，這不能不說同民族資產階級“實業救國”的要求相吻合。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也適應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要求。

第三，我們說清末新政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主要是從新政具體內容上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看法。

清末新政是中國封建專制統治者搞起來的，但如上所述，清政府卻在新政中推行了一系列獎勵與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而且又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外，當時交通、金融等事業的發展，也都和新政的具體政策有關。清末預備立憲的最后目標是用君主立憲制代替君主專制制度。就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來說，其主觀目的雖是一個政治騙局，但是，清政府自己宣布要搞憲政，這同以前反對憲政相比，畢竟是一個進步。就此而言，同樣具有資本主義性質。至于在文化教育方面，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堂，在全國出現了辦學熱潮，并形成了規模空前的留學熱。從而給中國舊學、舊教育制度以沉重地沖擊，使近代的思想文化比較廣泛地傳入中國。這些也無疑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提倡并為之努力所提倡并為之努力的事業，也是符合民族的利益的，這無疑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最后，在軍事方面，清末廢除了武科科舉，設立了武備學堂；派遣學習軍事的留學生，特別是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編練新軍，與清朝舊式軍隊有了質的不同。從上述清末新政的內容來看，已同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改革有了本質的區別。

總之，通過如上分析，我們似可認為，清末新政是清朝最高統治者自己搞起來的、缺乏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積極參加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

三、清末新政的歷史地位。20世紀初期發生的清末新政，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鏈條上，應該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迄今為止，已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專著，多半都未予重視。

從清末新政的目的、內容、后果等方面綜合分析，筆者認為：這次新政不應該被視為“假維新”、“偽變法”(林增平、肖致治等主編：《辛亥革命史》上冊，第181、164頁。)，而是一個確確實實推行了的改革運動。因此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中，它應該占有適當的地位。史學界通常認為，中國近代是由下列重大歷史事件組成，這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但是，幾乎沒有一本書重視清末新政。筆者認為，清末新政應該同上述事件一樣，是屬于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按歷史順序應該排在義和團運動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我之所以建議這樣處理，除了上面說過的原因之外，還從清末新政在中國近代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來考慮。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清末新政時中國民族資本有了明顯發展，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重要的一步。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由于清末官制改革，使中國國家體制開始向近代邁進，而且憲政也提到了日程上來。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清末的軍事改革，使清朝軍隊發生了突出地變化，新軍大批編練，這是中國軍隊建設的一大轉折。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清末又恰是中國教育事業飛速發展的時期，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在中國封建的教育體制中，注入了西學的新鮮血液。清末新政既然在各個專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就應該列入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之中。

此外，就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而言，通常認為有兩條主線：一條主要有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另一條主要有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前者屬于進步潮流，后者屬于反動潮流。除上述兩條線下的大事件外，筆者認為還有不好劃的大事件，這就是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洋務運動姑且不論，單就清末新政來說，其正反兩個方面的后果都十分突出，似乎正面成果大于反面成果。因此，清末新政雖不應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論，但把它劃到反動潮流中卻更不適當，應給它以適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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