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意識的再思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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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憂患意識；民族復興

論文摘要：的“憂患意識”對中華民族產生的影響極大。分析的“憂患意識”的特點和表現，論證其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影響：的“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而其晚年“憂患意識”的濃烈滯后了民族復興的進程。

“憂患意識”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種動力，既是中華民族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曾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而努力奮斗。的“憂患意識”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息息相關。

的“憂患意識”評價：的“憂患意識”伴隨其終生而晚年尤濃烈。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誕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且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先進黨，作為先進黨一分子兼決策者的更是憂國憂民的典范。“憂患意識”使他能正確的認清形勢并在強烈的危機感中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地開拓事業的新境界，在更廣闊的背景中把握前進的道路，在更清醒的思考中規劃發展的歷程。在28歲定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決心；當白色恐怖籠罩中國大地時，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當革命力量處于低谷時，他斷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力挽狂瀾，制定了正確方略；當國民黨企圖“劃江而治”時及時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當革命勝利在即，他發出呼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面對如何對待蘇聯社會主義經驗時，及時提出“有所學，有所不學”；當世界局勢發生變化各國不知所措時，他高瞻遠矚地發明“三個世界”的理論。即使在臨終念念不忘的還是如何防止“黨變修，國變色”?？芍^“進亦憂，退亦憂”，體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和對國家富強和人民福祉的深切關懷。但他晚年的“優患意識”太強、太濃烈而使其負面作用越來越大。

的“憂患意識”源于對國情的清醒認識與反映。近代中國被動挨打，“國將不國”的現實激發了為民族復興而努力奮斗的決心，這是他“憂患意識”產生的現實根源。正是由于正確認識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革命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才最終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卻面臨更大的挑戰：中國工業生產由于戰爭的破壞而遠遠低于近代工業生產的最高水平。其中煤為最高年產量的51．6％，石油為37．5％，發電量為71．7％，鋼為17．1％，生鐵只為13．9％，紗為73．5％，布為67．5％。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即所說的“一窮-8”；中國搞建設的外部環境不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封鎖與遏制；社會主義蘇聯搞霸權主義，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斷進行武裝挑釁；再加上自己搞建設的經驗不足。這樣的國情和建設環境使一方面擔心經濟文化長期得不到快速發展，中國可能重新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甚至將會“被開除球籍”，另一方面憂慮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使“黨變修”、“國變色”。因而“憂患意識”逐漸濃烈。

的“憂患意識”也是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和總結。的思想具有開放性，他尤善于從中國歷史經驗教iJIl~吸取營養。秦朝“萬代”而終于二世、隋煬帝縱隋聲色而人亡政息、李白成“聲色犬馬”而急走北京等，這些生動事例驗證的“逸豫可以亡身”之理，是歷史總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的原因，正是為了跳出歷史周期率，提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只要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憂患意識”的歷史根源。

的“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思想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方向，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他的思想、精神、品質甚至名字都永遠鼓舞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各族人民，因此，“中國出了個，是我們黨的驕傲，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因而以憂國憂民為主要內容的“憂患意識”必將成為中華民族進行復興事業的動力。

對的“憂患意識”的思索：“憂患意識”使他不忘自己的使命，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20、30年代，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時候，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復雜、曲折的環境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獨立自主地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經過長期的探索，逐步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成功地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建國后，在沒有經驗的條件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成功地解決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50、60年代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可貴的探索：提出了兩類矛盾學說并確定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制定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確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兩組矛盾的不斷發展和解決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等等。

這些思想以及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為后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晚年“憂患意識”的濃烈滯后了民族復興的進程。50年代無論從國際、國內環境，還是從理論實踐上都形成了民族復興的有利局面?？墒侵钡绞粚萌腥珪蟛耪嬲业搅擞兄袊厣纳鐣髁x的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中國現代化進程滯后了20年。其中“憂患意識”的濃烈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晚年“憂患意識”的濃烈使他在實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提出了一些“左”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主要有：經濟建設上的“”。晚年思想里有一種濃烈的“落后挨打”和“急于求成”的意識。由此，1955年冬產生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基于這種思想，提出了“”的方針。實際上與黨的“八大”制定的經濟建設方針相對立，由于它違背了經濟規律，因而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公務員之家

在經濟發展戰略問題上“以戰備為中心”。晚年憂慮國家的安全，擔心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很快發動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破產后，對“和平演變”又表現出特別的敏感。60年代中后期，他認為中國在國際上面臨“帝、修、反”的包圍和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因而從1965年開始把經濟建設的著眼點放在軍事戰略上，把國民經濟轉移到以“戰備為中心”的軍事戰略發展軌道，希望全國人民作好戰爭準備，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與“帝、修、反”爭時間，搶速度。

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晚年特別關心“黨變修”、“國變色”，堅持認為國際上修正主義思潮泛濫，自己的睡榻旁邊正“酣睡”著中國式的“赫魯曉夫”。因而得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也正是出于這種“憂患意識”，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奠定了“”發動的理論基礎。

“憂患意識”的濃烈導致中共領導層內部“人和”的失調。“人和”的失調表現在中共上層領導人的分歧上。中國當時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問題：如何對待當時存在的資本主義，如何對待農民問題。正是在這兩個關系現代化建設命運的問題上中國上層領導人之間發生分歧。隨著形勢的發展，錯誤估計了形勢，過分注重在三大改造中及后來的“”、“”中由于人民的熱情驅使表現出來的“積極、繁榮”景象，認為中共領導人包括他自己，過低地估計了人民的思想覺悟、創造能力，因而在三大改造中不切實際地大大加快了速度，制定了高速度、高指標；而另一部分主張“逐步”、“穩妥前進”、“反冒進”、反對“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人卻被打入冷宮，使分歧尖銳化。領導層分歧越大，政府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就越小，這是“后現代化”國家從事建設的大忌。

“憂患意識”的結論與啟迪：一個先進政黨的決策者必然與時俱進，一個與時俱進的政黨或領袖必然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具有“憂患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并將這種意識變成實現祖國富強、人民富裕的精神動力和實際行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憂患意識”一定要適度，要不驕不躁，如果憂患大于自信或過于濃烈，“憂患意識”就會像一把鋒利的“雙刃劍”把自己“斬落下馬”。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