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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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成果；分歧

論文摘要：我國學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關于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二是關于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據；三是馬克思晚年手稿和書信的寫作緣由；四是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內容及理論主旨；五是關于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在上述五個問題的研究上成果頗豐，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由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編纂、整理、注釋，并寫有長篇緒論，在荷蘭出版，引發了國外學者的晚年馬克思研究熱潮，涌現不少專著、專論。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統研究起步較晚，他們一方面借鑒國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結論，另一方面在某些領域的研究又獨辟蹊徑，對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煉，成果頗豐，但也存在分歧。筆者擬就其中一些問題的研究加以枚舉和綜述，以期推動國內對這一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

與國外學者蓄意制造的所謂“晚年馬克思”不同，我國絕大部分學者對馬克思一生不同時期的思想發展脈絡加以區分，是以整體馬克思為基點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趨于清晰，但也凸現分歧。

如有學者對馬克思晚年時間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馬克思一生的理論研究來說，一般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以唯物史觀理論的制定、發展和完善來說，它被分為早期的制定階段；中期的《資本論》寫作的唯物史觀從假設變為科學的中期階段；《資本論》之后的研究，可以說是馬克思為這一歷史觀理論的進一步完善的研究階段，即晚年筆記，表現為《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和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有關文獻。[1]

而另一些研究者則明確界定了馬克思的晚年時間。如有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論課題是以俄國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時代東方落后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問題。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語直接研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關于俄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說，這是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又一新階段——晚年時期的開始。[2]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這12年。[3]還有學者認為，如將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個階段的劃分，那么從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無疑是馬克思生命的晚年時期。[4]

研究者們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是以他們所認為的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為依據的，下文將詳細探究這個問題。

二、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據

隨著馬克思晚年手稿和書信文本的發掘和出版，我們已知馬克思在其晚年期間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書信和筆記手稿。大體看來，有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1877年開始圍繞俄國問題所寫的《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關于俄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論著和官方發表的資料所作的筆記、札記；1882年與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寫于1879-1882年期間、內容及其豐富的《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手稿等。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據問題進行了探討。

有些學者認為，研究馬克思的晚年思想應考察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以及圍繞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信稿和札記。[5][6]有的學者則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對馬克思晚年的理論研究作出合理判斷；關于俄國社會問題的書信、序文、札記才是確切表明馬克思晚年的理論新貢獻的點睛之作，其基點應是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時間草就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一組信稿。[2]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四大筆記，即古代與東方社會筆記、研究西方社會主義道路的《哥達綱領批判》筆記、追溯資本主義與世界市場起源的世界歷史筆記、關于俄國發展與東方社會主義道路的筆記，展現了晚年馬克思的理論空間。[3]

然而，一些學者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據存在簡單化、片面擷取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檢視國內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論著，卻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論者都以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和一些書信(比如致俄國女革命家查蘇里奇、《祖國紀事》編輯的信)為研究對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動向的《歷史學筆記》排擠出研究視野。……由于沒能充分揭示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過渡的復雜的動機與過程，特別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有內在規律的整體的事實，這些論點很難說是科學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導致這種狀況，就是沒有全面地把握馬克思晚年豐富的思想資料。[7]這種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馬克思晚年手稿和書信的寫作緣由

馬克思晚年文本的寫作動機和目的是人們展開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在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鑒于馬克巴晚年的多種筆記中多涉及到俄國、印度等東方國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誤以為馬克思晚年在理論上出現了“困惑”，馬克思對東方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形態“依次更迭”理論“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說”認為，馬克思由對西方資本主義這個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解剖轉向東方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馬克思對他以往發現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產生了“困惑”。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晚年書信和手稿的寫作緣由經歷了由“困惑說”、“復歸論”、“轉向論”到冷靜和全面的分析，從由單一文本的研究導出結論到通過對綜合文本的考察導出結論的過程，從而對馬克思晚年手稿和書信的寫作緣由的認識走向全面和深入。

對人類學筆記的寫作緣由，研究者們有單一原因或多重原因兩類看法。一些學者認為，人類學筆記的寫作緣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觀理論的需要。如晚年馬克思人類學研究的動因是為了完善和發展唯物史觀，[8][9]馬克思進行人類學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統地總結、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完整地闡釋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相統一的總體進程。[5]有的學者認為，人類學筆記的寫作動因是馬克思出于對俄國前途和命運等現實革命斗爭問題的深切關懷，出于革命實踐的需要。[10]而有些學者則持反對意見，認為馬克思晚年從事的理論活動與所謂“革命實踐需要”，并無直接聯系，而是從屬于馬克思自己“弄清問題”、“探索新理論”的理論需要的。人類學筆記的寫作意圖應是探索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問題，并非直接來自于所謂“革命實踐的需要”。[11]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人類學筆記的寫作直接與《資本論》有關。如有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在其總體目的上從屬于《資本論》創作?！叭祟悓W筆記”包含著馬克思試圖建立起與資本主義的狹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和邏輯上緊密相聯的完整的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從而完成廣義經濟學體系的建構)的愿望。[12]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正是為了進一步深化和解決創作《資本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而走向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的。馬克思走向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是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觀建構成具有堅實的現實和歷史基礎的完整學說，成為涵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13]有些學者指出，晚年馬克思轉向人類學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發展唯物史觀的需要，同時也是出于對現實革命斗爭實踐特別是對俄國前途問題的思考與探索；[4][14]若從更寬廣的意義上來說，則是試圖從文化的視角來統一東西方社會的發展理論，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各民族發展的特殊道路的辯證統一，對歷史之謎的文化求解，以破解歷史之謎。[4]還有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寫作《人類學筆記》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資本論》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馬克思晚年寫作“人類學筆記”也是為了健全和發展自己的唯物歷史觀的需要。再有一點就是，馬克思晚年寫作《人類學筆記》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對歷史學筆記的寫作緣由，學者們大致有兩種觀點。主流觀點認為，《歷史學筆記》的寫作是為了完善唯物史觀。如有學者認為，研究者通常傾向于認為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讀筆記主要與《資本論》第二卷的寫作有關的推想，不能解釋他晚年研讀和寫作筆記的范圍為何那樣廣泛。馬克思寫作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時，確實懷有一致的動機和思緒。馬克思當時實際上是要從世界通史的廣闊視野上，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統一性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具體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的關系，進行一次總體性的再探索，而這種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時期從事的類似探索一樣，是為了進一步檢驗和闡發唯物史觀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17]也有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過對資本主義這個迄今為止最為典型的社會形態的分析來得出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的。馬克思更關心的是他的理論的診釋范圍，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長遠與廣闊，馬克思晚年的學術活動并不是《資本論》研究與寫作的中斷，恰恰相反，是一種繼續；但探索的動機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過對資本主義分析而得出的社會發展規律放到全部社會歷史領域當中，去檢驗其普遍適應性。[7]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目前國內學術界流行的馬克思晚年放棄或暫時擱置了《資本論》的寫作而致力于發展唯物主義歷史觀看法，缺乏文本依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觀臆猜。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經濟學寫作計劃的重要內容，在生前無法出版《資本論》第2、3卷的情況下，馬克思系統研究了土地所有制問題。為了熟悉歐洲土地所有制發生、發展的歷史背景而做的《歷史學筆記》，只是馬克思就特定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所做的基礎性工作，這比籠統地說馬克思《歷史學筆記》著重從不同的歷史和國際條件的研究，探討不同國家和民族社會發展的道路更符合馬克思晚年研究的實際情況。[18]

此外，有些學者則把《人類學筆記》、圍繞俄國問題所寫的信稿及札記、《歷史學筆記》的寫作和《資本論》相聯系從總體上考察，認為馬克思晚年文本的寫作是為了完善和發展唯物史觀，形成唯物史觀的“藝術整體”。[5]

四、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內容及理論主旨

研究者們根據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傮w看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馬克思晚年通過對歷史學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觀。第二，馬克思關于俄國問題的信件和札記中，提出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或理論。另外，還存在著一個爭議頗大的問題，即有學者把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為“東方社會發展理論”，[19]以區別于中年期所謂的“西方社會發展理論”。筆者認為，這實質上把整體馬克思思想一分為二，與西方某些學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馬克思對立論殊途同歸。

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點，主要在于對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或最重大理論貢獻的認識。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是唯物史觀的完善和發展。如有學者指出，應根據馬克思晚年理論研究的重心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花費的主要精力來確定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旨?！度祟悓W筆記》、《歷史學筆記》，如同《資本論》一樣，都是對人類歷史典型形態的實證研究，它們都服從一個重要的歷史學的科學任務：實證地探討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質。俄國農村公社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屬于唯物史觀的跨越理論的合理發展。歷史跨越理論不是馬克思晚年的新設想，在早期著作中馬克思就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對每個社會形態的跨越發展都一一通過實例進行了研究?！度祟悓W筆記》、《歷史學筆記》、涉及這一研究范圍、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東方發展道路”的俄國農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文獻的主旨都屬于歷史唯物主義，都屬于馬克思晚年唯物史觀理論的完善體系。[1][6][20]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通過《人類學筆記》的探索，研究了東方社會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實現了研究領域和視角的轉換，由抽象轉向具體，從特殊轉向普遍，從西方而東方而全人類，真正清楚地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過程及其規律。[13]也有些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筆記摘錄的對象雖是人類學著作，但其理論目的卻是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觀，從國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國家制度的存在的暫時性和滅亡的必然性。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個視野開闊、涉獵極為廣泛的思想整體，“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僅僅是馬克思晚年理論視野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馬克思晚年的理論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將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主要理論貢獻歸結為“探索俄國等東方國家發展道路”問題，是沒有根據的。[11][21]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寫作《人類學筆記》是為了完善和發展唯物史觀的需要，唯物史觀一直是馬克思思考社會發展問題的基本準則。馬克思有關于俄國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馬克思關于俄國社會發展的新思想說成是“跨越論”并進而夸大為社會發展的“東方道路”，這種觀點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花大力氣研究人類學材料和東方社會，主旨就是謀求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也主要是就這一問題而提出來的。[22]有的學者指出，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實踐而絕非僅僅是理論研究上的需要。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就在于結合俄國的實際狀況，充分利用人類學研究的相關成果，揭示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特殊道路的辯證統一，提出了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新設想。[23]還有學者提出，馬克思晚年的理論新貢獻是俄國這樣的東方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馬克思晚年對東方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建立“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會主義這一東方社會在資本主義時代未來發展的特殊規律的發現，也不僅僅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深化，而是可以與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這兩個偉大發現相并列的第三個偉大發現。[2]

五、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學者們普遍關注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論價值及多層面的意義，從各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和闡發。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改變了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東方各國期待西方資本主義的輸入而實現社會革命的看法，達到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與各個民族發展的特殊性高度統一的理解?？缭健翱ǚ蚨{谷”設想不僅為俄國的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對其他民族也有參照的意義。[4][13]馬克思認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態環境，因此就必須尋求適合自己個性的發展道路。即使在東方，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也應根據各國具體情況而走不同的道路。歷史之謎隨著晚年馬克思對文化問題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從而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普遍規律與各個民族發展的特殊道路的辯證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當高度評價晚年馬克思的科學探索和理論貢獻。[4]有的學者指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為東方落后國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資本主義的苦難而走向共產主義的新路，即通過革命建立“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會主義而后向共產主義發展的新路。[2]也有學者認為，晚年馬克思在探索俄國與東方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社會主義道路時，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開了一道口子，邏輯上蘊涵著一種新的可能性：原先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國家走向社會主義與利用商品市場相結合的可能性，利用國際國內市場體系作為中介環節、以取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會主義與商品市場在東方落后國家的相容性。晚年馬克思的這一新思想、新觀念，為列寧后期的新經濟政策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東方落后國家要走向社會主義，就必須利用世界市場作為必要中介，這是“晚年馬克思”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啟迪。[3]

有的學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類學筆記”，或許它只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如果將它放到他的整個理論的有機體系中去考察，進而聯系我們當今的社會實際；那么，我們就可以從中發掘出更大的理論價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論啟示。認真研讀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東方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問題、人類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問題及當代學術研究等問題的思考與認識。[14]

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思想極其豐富，所撰寫的“人類學筆記”填補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許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論，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內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階級社會解體的邏輯，對亞細亞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為東方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對俄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豐富了唯物史觀，蘊涵著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普遍性與特殊性、漸進性與突變性的辯證關系，為東方社會走向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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