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人民觀比較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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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如何正確認識和發揮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決定作用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和鄧小平圍繞這一問題所引發的對人民的內涵、人民的作用、人民的利益及其實現途徑等方面的總的認識和根本觀點，形成了他們既有聯系又相區別的人民觀。學習、研究、鄧小平的人民觀，對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積極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英文摘要】ItisthekeytothevictoyoftheChineserevolutionandsocialistconstructiontocorrectlyorganizeandbringintotheplaythemass''''sdecisiveroleofcreatingthehistory.Havingstudiedthisproblem,MaoZedongandDengXiaoPingobtainedthegeneralthoughtsandbasicperspectivesonthecontent,role,benefits,andrealizationsofthemass.It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thesocialistconstruc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whichmakestheirperspectivesrelevanttoanddifferentfromeachother.

【關鍵詞】人民觀/為人民服務/階級斗爭/改革開放

mass''''sviews/servingthepeople/classstruggle/reformandopenness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03)04-0001-05

作為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大理論成果——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和鄧小平都十分關注人民問題。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探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人民觀。所謂人民觀，是指對人民的內涵、人民的作用、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實現等諸多方面的總的認識和根本觀點。認真比較和研究和鄧小平的人民觀，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一、和鄧小平人民觀的共同點和歷史繼承性

（一）和鄧小平都認識到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鄧小平在創造世界歷史動力的問題上歷來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民群眾作為社會實踐的主體，作為社會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和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對歷史的發展起著決定作用。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綜觀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終是他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論與實踐的基礎。在革命戰爭年代，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預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還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2]正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我們黨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后，仍然堅持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體地位：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他認為，搞社會主義的關鍵在于調動、發揮和保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正是在群眾路線的指引下，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巨大成就。

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并發揚了關于“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思想。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到底地說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3]他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開辟了更為廣泛的依靠力量：從“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出發，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正確地解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找到了全面振興中華民族的新途徑；通過開放政策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關注和支持，加強同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關系，等等。他認為，肯定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就要在決策中貫徹群眾路線，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終于開拓出了聯產承包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光明大道。從尊重和依靠群眾實踐出發，鄧小平制訂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政策。正如鄧小平所說，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其實很多事是別人發明的，群眾發明的，我只不過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4]這些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獲得了迅猛發展。

（二）和鄧小平都主張“為人民服務”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畢生致力和追求的人生準則。為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的黨，他要求全黨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并把它寫入黨章。他指出：“我們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要“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傾聽群眾的呼聲。”[5]經常告誡黨內外一切同志，無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么，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5]不僅是為人民服務的倡導者，更是為人民服務的實踐者，他一生中時時刻刻都在用實際行動為人民服務，為我們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鄧小平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刻不忘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為人民服務始終是他堅定不移的理想和追求。在他經歷了“三起三落”后的第三次復出時，他不計個人恩怨得失，明確坦言自己不是做官，而是為人民做事的。他為人民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通過改革開放逐步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針對黨內一些黨員公仆意識淡薄、忽視人民利益、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鄧小平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繼承和發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作風，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干部無論何時都要“恢復和發揚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6]為人民服務的堅定信念最終使鄧小平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鄧小平對人民觀的發展和創新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最重要的問題進行了長期探索，但總的來看，如鄧小平所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清楚，才導致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屢遭挫折，歷經坎坷。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和鄧小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顯然有著較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人民觀。鄧小平就是在探討和明晰這一重大問題的過程中大大發展了的人民觀。

（一）由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同，與鄧小平對劃分“人民”的標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看法也不同

1、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的認識差異使兩位領袖有了不同的“人民”標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依靠力量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由這一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的，因此，要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搞清楚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不容否認，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反復。在中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把握是正確的，由此決定了他對敵我矛盾的認識是正確的，從而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但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后期，尤其是在黨的“八大”以后，隨著反右運動的擴大化，又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7]從這一認識出發，賦予了“人民”以獨特的內容，從而明確了人民的劃分標準。他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8]從這一論述中我們發現，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人民”的范圍進行界定之時，也伴隨著對“敵人”范圍的界定，這恰恰是對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的反映。從對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的認識以及特定的“人民”內容出發，雖然歷來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但卻在依靠什么樣的人民群眾上出了問題，的這一失誤比較典型地表現在他對待知識分子和黨內持不同政見者的問題上。由于對知識分子的作用認識不足，使得知識分子的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甚至將知識分子排除在“人民群眾”這一范圍之外。同時，由于十分自信自己真正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他把黨內一切持不同政見的人都視為嚴重脫離人民群眾者，并最終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造成了人民內部的大混亂，嚴重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挫傷了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我們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成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從這一主要矛盾出發，鄧小平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中豐富了的“人民”標準：第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政治意義，使“人民”的劃分具有了雙重政治標準，即除社會主義標準（對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是贊成還是反對）外，還有愛國主義標準（對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贊成還是反對），從而建立起新時期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第二，鄧小平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把一切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人們都納入到“人民”的范圍中來，賦予了“人民”予更多經濟的意義。他認為，新的變化要求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全面把握人民的內涵，不僅要從生產關系的角度，還應該從生產力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新時期“人民”的劃分除了政治的標準外，還有經濟的標準——是否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一標準緊緊圍繞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認為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主觀認識到或只有客觀效果，只要一個人對社會主義發揮肯定作用，有助于社會主義發展，他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據此標準，我們進一步明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依靠力量：知識分子成為了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我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條件下的雇主階層、香港、澳門的剝削階級（盡管數量和存在范圍都很小），也被納入到新時期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人民”的內容之中。同樣，在處理黨內持不同政見者的問題上，鄧小平主張采取比較“溫和的方法”，以“同志”的態度正確認識和解決黨內認識的分歧。這樣，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從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出發，大大豐富了的人民標準，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

2、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的認識差異使兩位領袖有了不同的人民根本利益現

在對社會主義目的的認識上，應該說和鄧小平都有共同之處，即為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但在對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問題的認識上，和鄧小平卻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對人民根本利益的認識和表達上曾經有過嚴重失誤。一是錯誤地認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階級斗爭，只要解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就是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要解決了反修防修的問題，“黨不變質，國不變色”，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得到了保證。二是錯誤地認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堅持某種固定的社會主義模式。[9]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大都側重于從生產關系或從社會主義的制度方面，在這種認識的影響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生產力的發展，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對生產關系的建立和完善上，把對社會主義的目的的理解側重于完善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使勞動人民從被壓迫被剝削的狀態下解放出來，獲得徹底的精神大解放，成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一句話，在對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解上，錯誤地認為只要堅持“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生產”的公式，就能給人民帶來幸福，任何違背這一公式的主張和做法都被認為是對人民利益的背叛。[9]為此，他特別強調人民物質利益的一律平等，主張分配上的大體平均，反對物質刺激，反對多搞個人消費，主張多搞集體福利，從而形成了具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想。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個基本觀點，即小生產的平均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平等的樂園，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種對人民根本利益內涵認識的偏差，導致了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遲緩，人民過著共同貧窮的社會主義生活，人民利益實現的程度較低。

鄧小平克服了單純從生產關系方面認識社會主義的片面性，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理論，從而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內涵。他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兩條：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二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它既包括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問題，又包括了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問題。其中，“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鄧小平指出，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們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共同富裕”不僅是人們在物質上的富裕，也是精神上的富裕，因此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兩個文明”一起抓。與對人民“根本利益”的認識不同的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從思想上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把人民的物質利益擺在了首位。他一再批判“”一伙鼓吹的“貧窮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于能給最廣大人民群眾以最大的利益。他說：“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6]當然，新時期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力，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利益是從總體上來說的，它并沒有否認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相反地，經濟的進步必將為文化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從而進一步滿足人民的精神利益。

（二）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的差異使兩位領袖有了對發揮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以及實現人民根本利益道路的不同選擇

盡管、鄧小平都遵循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都注重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二者都強調要為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但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存在的不同認識必然導致、鄧小平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認識差異，進而使得兩位領袖在如何發揮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作用以及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途徑問題上產生了差異，并造就了不同的兩種結局。

1、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認識在實踐中與理論上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脫節，進而使階級斗爭成為了發揮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作用和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徑

如前所述，在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時更多地側重于生產關系或社會主義的制度方面，這種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和認識上的失誤在某些關鍵的時刻也會沖淡他一貫堅持的群眾路線，從而使他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理論與實踐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脫節。譬如，包產到戶幾次興起都是農民的自發要求，按照一貫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思想作風，他本應對此采取理解與支持的態度，但為此他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表示，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10]同樣，在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問題上，不是把人民利益的實現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業，應由人民自主自立來完成，而是由上級包辦代替。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割斷了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與其自身利益的關系，這必然抹殺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導致干部作風的官僚主義和瞎指揮，“”運動和化運動就是沉痛的教訓，這最終導致了人民利益的落空。[9]

為了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主張通過“抓革命，促生產”、“政治掛帥”以及大搞群眾運動等等來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通過抓階級斗爭，不斷批判右傾，來推進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革。轟轟烈烈的階級斗爭把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政治領域，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引導到了“人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階級斗爭中，其結果是讓我們付出了生產力幾十年停止不前的慘重代價。當然，在頭腦冷靜的時候也提出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但在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他又過分相信了主觀能動作用，認為人民群眾中有極大的政治熱情，只要將提這種熱情煥發出來，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以為有了黨的領導，有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了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眾運動的方法，我們就有了致勝的法寶。”[11]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形成的。在發展生產力的途徑問題上主張依靠“抓革命，促生產”，“先合作化，后機械化”，“政治掛帥”以及大搞群眾運動等等，從而又回到了“人與人斗”的思路上去。這些都極大地抑制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終也沒有能夠實現的社會主義理想。

2、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通過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找到了一條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和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新途徑

鄧小平認為，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作用的發揮，歸根到底取決于他們創造歷史的積極性。“人民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階級的事業就愈是發展。”[3]他同時還認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是要通過“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不僅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學內涵，而且對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途徑做了積極的探索，即“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6]人民群眾是依據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質利益去進行創造歷史活動的。割斷了人民群眾的生產工作與其自身利益的聯系，就必然會使人民群眾普遍努力的積極性大大喪失。因此，鄧小平在總結社會主義各國，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徹底擯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他根據生產力認識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本來意義上的復歸。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與大自然作斗爭的干勁。在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革剛剛開始之時，鄧小平就指出：“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九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的新時期，鄧小平提出要大膽地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要善于吸納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人員參與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當中來，充分體現出鄧小平的世界人民觀，即世界歷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創造的。因此，他主張通過改革開放政策團結國內外的廣大民眾，充分發揮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聰明才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晚年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不同的是，鄧小平不但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內涵——“共同富裕”，而且探索到了一條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鄧小平組織全國人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第二次革命”，從根本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進一步的滿足，尋找到了確實保證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實現的根本途徑。他同時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標，但它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步驟上拉開，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要讓有條件的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和個人富裕起來。鄧小平最終探索到了一條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自身利益的實現達到完全統一的有效途徑。

［收稿日期］200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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