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變觀與青年的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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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226（1999）06—0035—05

一、問題的提出與大轉變觀 國內外理論界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思想轉變的研究基本限于同一分析框架，即世界觀轉變的研究，通常著重考察他們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過程。這一分析框架源于梅林、普列漢諾夫，特別是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轉變的研究。列寧在1914年寫的《卡爾·馬克思》一文所附的參考書目中就指出：從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1]（P59）。目前，雖然人們對馬克思、恩格斯完成思想轉變的具體時間界標還存在分歧，但對于這一分析框架思路都普遍接受，并將其模式化，推廣開來，作為分析馬克思、恩格斯以后各國無產階級領袖思想轉變的一般框架模式。

固然，在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轉變時，這一分析框架是有其科學性、合理性的，但將其推廣開來，用于分析馬、恩之后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思想轉變就不完全合適。原因在于馬克思、恩格斯與其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思想轉變是兩種不同質型的思想轉變，前者屬于原發內生型，后者屬于繼發外生型。所謂原發內生型思想轉變，是指由于對一種新世界觀的首創性發現所帶來的個人思想的根本轉變。它的突出特點：一是獨到的觀察視角和理論探索；二是新世界觀的首創性發現；三是以這種世界觀作為自己人生理想和追求，并用它來喚醒更多的人。在這里，是否首創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世界觀是關鍵性因素。以此衡量，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屬于這種類型的思想轉變只有馬克思、恩格斯二人。所謂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是指在直接繼承接受他人發現的新世界觀的基礎上實現個人思想的根本轉變。它的突出特點：一是經歷了多元的理論（世界觀）選擇過程；二是全面徹底接受前人發現的新世界觀作為個人的終生信仰、理想和追求；三是以這種新世界觀為指導，來開拓自己國家或民族的偉大事業。在這里，選擇、繼承、實踐、發展四部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以此衡量馬、恩之后的各國無產階級領袖的思想轉變，都屬于這種類型。

顯然，這是兩種不同質型的思想轉變過程。前者是獨到的理論發現和創造過程，后者是多元理論的選擇過程；前者是新世界觀的首創性發現過程，后者是已知世界觀的認同和繼承過程；前者的根本意義在于其世界觀的劃時代創造性，后者的根本意義在于其所選擇的世界觀在各自民族、國家范圍內的具體運用以及在與該民族、國家革命實踐結合過程中的豐富和發展。總之，我們完全可以將后者理解為個人偉大理想的確立及其在自己民族、國家范圍內化為現實的過程。對此，國內已有學者從其它角度道出其中的機理，指出：“理想把現實活動與未來結果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使個體邁出的每一步都向著這個既定的目標接近……。”[2]（P71—75）由此可見，如果說原發內生型思想轉變是否完成的標志是看其首創的世界觀的徹底程度，那么，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是否完成的標志則不這么單一，它不僅要看對既定世界觀接受和繼承的全面程度，認識和理解的深刻程度，而且要看對這種世界觀具體運用、完善和發展的科學程度及成功程度。這就出現了雙重標準，且二者的重要性是同等的，缺一不可的。而這后一個標志已超出了迄今為止國內外理論界研究思想轉變問題的分析框架，即超出了單純的世界觀轉變研究。

有鑒于此，我們應該建立大轉變觀作為研究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的新分析框架。這種分析框架的主要特點是將對領袖人物思想轉變的考察視野放得更寬，不僅考察其繼承接受新世界觀的復雜選擇過程和最終全面程度，而且考察其對新世界觀認識、理解的深刻程度，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將新世界觀與本國、本民族革命和建設事業實際相結合的成功程度。基于這種認識，大轉變觀借鑒了現代系統科學的分析理路，即“輸入→輸出→反饋→輸入”分析，將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過程看作是一個動態整體系統，它是由選擇、繼承、實踐和發展等前后相繼、諧調互動的諸要素組成。因此，對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的分析，也就隨之轉化為對“選擇

附圖{圖}

發展”過程的雙向動態分析。這相對于時下理論界那種單向靜態分析框架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改進，更具客觀性、科學性。

具體看，大轉變觀對于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其一，充分注意到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的兩重性特點，即，一方面，是對本國、本民族革命和建設事業發展道路的探索和認識過程；另一方面，是個人信仰和理想的選擇和確立過程。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聯系，不可分割的：離開了前者，后者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將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意義或價值，墜入個人奮斗或宗派主義的狹小天地；離開后者，前者又將喪失科學理論的指導，陷入盲目性，很難獲得成功。這兩個方面諧調互動，共同構成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完整的內在邏輯基礎，必須將它們統一起來，作為研究該類型思想轉變過程的兩個基本評價維度。否則，只抓住其中的一個方面做文章，人為地割裂這兩個方面的內在聯系，必然造成此項研究內在邏輯上的缺陷，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其二，還充分注意到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的實踐環節和其反饋過程對于最終完成轉變以及我們認識這一轉變過程的價值，自覺確立實踐標準。它不僅重視思想轉變本身內在邏輯軌跡的分析，重視對時代大環境的分析，也重視對新世界觀在各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狀況的反饋分析，使理論分析和實踐驗證相結合，自覺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應該說，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上確立實踐標準與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建設中確立實踐標準意義同樣重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應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應該投身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從長遠觀點來看，在實踐中屢屢給革命和建設事業帶來挫折乃至失敗的“馬克思主義”，其科學性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

二、青年思想轉變的兩重性

青年的思想轉變內含相互聯系的密不可分的兩個過程：一是對中國人民謀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正確道路的探索和認識過程；二是個人理想和信仰的選擇和確立過程。二者諧調互動，共同構成青年思想轉變的動態過程。

首先，從這兩個過程的邏輯關系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前者是青年思想發展的內在動力基礎，后者是其外顯直觀內容；前者是實踐和發展的過程，后者是選擇和繼續的過程；前者是方法論的形成過程，后者是世界觀的確立過程。如果沒有對馬列主義信仰的確立，青年很難率先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一再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僅僅確立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至此而止，青年也未必就一定能找到這條正確道路，陳獨秀等人的主張的失敗——不論基于何種主客觀原因——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有把馬列主義中國化，只有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才適合于中國，才能指導中國革命走上正確道路，才能保證馬列主義在中國不至于淪為空想和教條，也才賦予青年思想轉變以真實意義。因此，只有這兩個過程都基本完成或轉入正軌，青年思想轉變的整體邏輯結構才算完滿。

其次，從青年思想發展的實際過程來看，他曾經像“住旅館”似地接受過許多思想和理論，這些中外文化理論遺產當時都曾被青年視為自己追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目標的理論武器，當作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精神工具”。在早期革命生涯中，“理論武器”和“精神工具”經常更換，他所說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3]（P87），即應是指稱這一狀態，但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標卻矢志不渝，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努力從未止息。即是說，青年始終立足于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高度來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式道路”，也沒有脫離這樣一個總前提。實際上，從最初了解到俄國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7日《湖南大公報》）和馬克思主義（1918年8月—1919年3月第一次赴北京期間），到接受“唯物史觀”和“俄國式道路”，歷經了兩年多的矛盾和徘徊，絕非一見鐘情。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也是在他找到了“俄國式道路”并將其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時，才最后確立并鞏固下來的。否則，我們無法理解青年極富功利性，歷經多次變換的信仰選擇過程為何至馬列主義而止。

再次，青年思想轉變過程中的繼承和發展兩個環節，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所謂同一性，是指它們共同構成青年思想轉變的全過程，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兩個環節和兩個層次；所謂不平衡性，是指這兩個方面和環節的發展進程是不同步的，相對而言，繼承的過程比較迅速而短暫，發展的過程比較艱難而漫長。這種不平衡性直接源于這兩個過程的復雜程度的差異。不僅如此，從青年思想轉變的過程來看，實現前一個過程時，有眾多的革命同志的啟迪、幫助和支持，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效應，這一點新民學會活動的有關資料記錄得一清二楚；實現后一個過程時，卻遭到黨內主要領導人的反對和排擠，顯得比較孤立而艱難。這就使本已不平衡的兩個過程的差距又被人為因素進一步拉長，使這兩個過程的分離更加清晰，強化了青年思想轉變的兩重性。而這后一個過程不能被黨內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者所接受的事實，也從反面證明實現后一個過程對于最終完成思想轉變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最后，時下理論界對青年思想轉變的討論都是圍繞第一個轉變過程展開的。值得研究的是，對于第一個轉變過程，當時曾談過這樣的觀點：“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4]（P148）可見，他當時還把俄國式的革命看作是“恐怖的方法”，認為走俄國式道路來解決中國問題是無計可施之際的一個變計，是不得已而為之，是下策。至于在中國，俄國式道路的前途如何？俄國式的革命怎么搞法？對諸如此類的關鍵性問題，青年并無深思熟慮在先，也沒有清晰明確的思想在胸。1920年3月14日，他在致周世釗的信中還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還都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4]（P64）因此，這次轉變在當時說來，無非是處于探索和選擇之中的青年的又一次新嘗試和新選擇罷了，就如同他當初曾崇拜康、梁，曾接受過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觀念一樣，是對“昨日之我”的又一次“挑戰”。這種新選擇在中國能否走得通，能否解決中國問題，是否一直堅持下去，具體又該怎么走等等，均待實踐的檢驗和裁定。這正是決定第二個轉變過程不可逾越的實踐依據。由此看來，第一個轉變過程帶有明顯的初步嘗試性再選擇的痕跡，如不完成第二個轉變過程或是使第二個轉變過程轉入正軌，很難說第一個轉變過程就是最終選擇。

三、青年思想轉變的兩個過程

青年思想轉變的兩重性決定了其思想轉變是分為兩個過程來完成的。第一個過程是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即世界觀的確立過程；第二個過程是從一般馬克思主義到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即方法論的形成過程。它們代表了青年在思想理論上成長過程的兩次飛躍。

從時間界限上看，青年的思想轉變過程與他此間的兩次著作高峰期是同步的。第一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19年7月至1921年初，這正是他實現第一個轉變過程的關鍵時期。關于這一時期的著述和思想發展問題，理論界論著頗豐，此不贅述。

第二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25年至1927年底，這也是他實現第二個轉變過程的關鍵時期。能反映他這一時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這些著作對他完成思想轉變的第二個過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首先，這是青年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中國社會，在總結以往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完成的闡述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第一批成熟的著作，是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歷史起點，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源頭。

其次，在這些著作中，青年明確認識到，農民問題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問題。早就注意農民問題。與以往不同，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他著重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與動力之間關系以及工農商學聯合戰線的角度進一步闡述這一問題。還分析了農民革命性的源泉，強調農民問題的實質是土地問題。在此基礎上，他認為，農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然同盟軍，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這個最重要的同盟軍，從而解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核心問題，即農民同盟軍問題。

第三，在這些著作中，青年還闡述了走武裝斗爭的道路，建立農民武裝，建立民主政權的思想。他認為，農民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自己的武裝，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同時，還必須推翻地主階級的都團，建立鄉村自治民主政權。在“馬日事變”后，由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計劃》中，甚至初步提出“上山”的主張，準備開展長期的武裝斗爭。

這些思想標志著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及俄國式道路的認識上又上了一個新臺階，由認同和接受提升到實踐和發展，即由世界觀層次具體化到方法論層次，實現了二者的真正統一，馬克思主義開始化為在中華大地上具有直接可操作性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俄國式道路開始化為中國式道路，青年思想轉變的兩個過程在這里匯合，其兩重性在這里融貫，其內在邏輯也已圓滿，其思想轉變最終完成。

四、確立大轉變觀的意義

立足大轉變觀研究青年（及各國無產階級領袖）思想轉變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中國現代歷史發展證明，要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沒有第一個轉變過程不行，但僅有第一個轉變過程也不行，只有同時實現這兩個過程的人，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歷史重任。回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最初也有資產階級學者的一份功勞。先有梁啟超、朱執信、劉師培、江亢虎等，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后來，聚集在孫中山周圍的一些國民黨理論家一度甚至用唯物史觀來分析考察中國社會實際，研究中國歷史，如胡漢民、戴季陶等。但這些人最終都沒能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終于被人民革命的浪潮所淹沒。而陳獨秀等早期共產黨人，雖然曾經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但由于他們沒有實現第二個轉變過程，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犯了錯誤，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只有實現了兩個轉變過程的革命者，如蔡和森、、等人，才最終為中國人民所選擇；也正是在實現了第二次轉變后，這些人才在中國革命的舞臺上嶄露頭角，擔當主角。第二，有助于我們理解晚年所犯錯誤產生的思想淵源。思想轉變的第一個過程雖經較長的推求比較，但真正轉變是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的，而且主要是外界突發事件促成的，即蘇俄對華的兩次宣言的感召和影響。由于多方面原因，這兩個宣言與中國人民見面已分別是1920年3月和年底；蘇俄特使伏林來華宣傳蘇俄友好是1920年8月，青年發起創辦俄羅斯研究會也是在1920年8月。這些事實說明，青年從轉向較系統、轉專注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到最終完成第一個轉變過程，前后歷時不足一年；而且真正打動的與其說是其理論的系統性，不如說是其理論的實際可操作性。這種缺欠本應在第二個轉變過程中彌補，但第二次轉變的核心和重點卻是解決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化的過程。延安時期，全黨的理論和宣傳基本服務于抗戰和反蔣，主要是從哲學角度思考中國革命問題，對經濟問題思考較少。昔日的缺欠終于留給了新中國。

第三，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思想轉變的研究。大轉變觀客觀地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不同類型思想轉變在運作過程中的特殊規律，是我們比較研究他們思想轉變的一條新思路。根據這一研究思路，我們還可以對他們的思想轉變作更細的劃分。譬如，繼發外生型思想轉變又可分為“繼承型”的和“繼承＋發展型”的，前者只完成第一個轉變過程，后者先后完成兩個轉變過程。同時，這一研究思路還借鑒現代科學和哲學的新方法，即系統論，并自覺確立實踐標準，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它充分注意到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思想發展史中的選擇性和功利性原則，更有利于自覺恢復他們完成思想轉變過程的客觀歷史語境，增強思想史研究的歷史真實性。

【責任編輯】李素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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