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學生馬克思主義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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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論是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文學的議論和思考發端于先秦時期，歷史悠久，綿遠漫長。但古人往往把求知、治學、研究自然和社會聯系在一起，以期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理，沒有把文論作為組成部分單獨對待。鴉片戰爭之后，國難當頭，國人在多方碰壁后選擇文化啟蒙、以思想改造國民，稔熟中西文化的留學生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個重任，把各種文學思潮引薦到中國。其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備受關注，很快在流派紛呈中脫穎而出，成了很多人信奉的真理。到了20世紀30年代，通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活動，馬克思主義文論產生了質的飛躍，從一種外來思潮轉變成社會的主流思潮，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本文即從左聯時期活躍的留學生為主體，來看待這種“近現代中國文化傳播史上和思想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1］

一、留學生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傳播主體

從20世紀初到3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大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始于20世紀初，終于新文化運動之后。這個階段的留學生多以翻譯為主，偏重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盡管個別有志之士(如陳獨秀、)試圖以馬克思思想結合中國斗爭實際，但觀點零碎，不成體系。例如張奚若就曾嘲笑《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實在政策，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其中一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保?］第二個階段始于留日社團的“革命文學”，終于左聯成立。留日社團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主，社員多是在日本學習多年的留學生，思想激進、年輕氣盛，接受了日本左翼思想，對國內文壇充斥的各種虛無思想反感。認為“我國的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藝術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愿以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3］他們以文學為大旗，對他們認為的“黑暗文藝狀態”發起猛烈攻擊。為了迅速打響名氣，兩社成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當時的文壇前輩(如魯迅、胡適等人)進行了尖刻的批判，在文藝界引起了轟動。盡管以攻擊文壇名宿來換取名聲的做法不甚光彩，但留日學生的文學活動的確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內容。茅盾曾回憶到:“在那時候，有系統地介紹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創造社和太陽社首先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并且強調了文藝應當為革命服務，作家應當站定革命的立場、表現革命斗爭等等。對于當時的文學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保?］第三個階段即左聯時期。因左聯是在創造社、太陽社的基礎上成立，所以留日學生仍占了聯盟的大部分席位。左聯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些觀點通過留學生的文學活動得到推廣，但并沒有建立起一種完備的體系。左聯成立后，明確提出了文藝活動的指導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且確立了一個對中國發展影響深遠的命題:走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道路。這期間的文學活動較之前兩個階段有明顯特色，即馬克思文論的思想不再只是一種社會思潮，而是文藝界的領導思想。左聯專門開設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小組，組織留學生翻譯馬恩原著，通過理性的討論和現實的創作，使馬克思主義文論顯露出最適合中國國情的特質，實現了其中國化的過程。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并不是突然而發，而是循序漸進、層層深入的。鑒于異域文化思潮的傳播需要精通異域語言和本土文化的人，因此，對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和整理，使之脫離水土不服的地方，與中國社會現實徹底結合，走中國化的發展道路，留學生責無旁貸地擔當起這個重任。盡管國內學者(如茅盾、馮雪峰等人)都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推廣和傳播做出過貢獻，但也要看到，他們不是純粹的足不出戶的學者，而是視野開闊、對外來文化很感興趣并接受過系統學習、熟悉外國語言的人。整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留學生處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左聯時期的留日學生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抽象的、植根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理論體系，與國內民眾之間存在極大的鴻溝，文學理論不成體系，散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關作品中。所以，要想讓普通的民眾接受與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霸隈R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之間需要一種傳播媒介。這種媒介通過自我轉化與更新，將馬克思主義通過中國化的形式順利地轉移到廣大人民群眾身上，從而完成大眾化的過程?！保?］這個媒介工具就是左聯的留學生。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傳播提供了堅實的陣地，留學生成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F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核心思想。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論對現實主義的表述，一般以恩格斯給敏•考茨基的書信為經典。即“……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于這些關系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么，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并沒有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保?］這種理論傳入中國后，在國內思想界受到廣泛歡迎。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文學承載教化的功能自古有之，“文以載道”已是文化內核，根植于文人心靈當中。二是上世紀30年代動蕩不安的時代背景，需要現實主義搖旗吶喊，殺出一條新的血路。在這條道路上，留學生中的優秀個體和群體都在自覺地為之努力。作為老一代留日學生和左聯的靈魂人物，魯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有益貢獻。埃德加•斯諾曾經贊美他是中國的伏爾泰，認為魯迅之于中國，其歷史上的重要更甚于文學上的。他“不甘于僅僅做一個文人……在民族史上占有光榮一頁”。［7］經歷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運動后，魯迅對黑暗的社會有了深切的了解，希望能用手中的筆，像匕首一樣投進反動者的胸膛。他的作品針砭時弊、痛斥社會黑暗，被當政派所嫉恨，而這正是馬克思的現實主義對文學作品的最高要求。魯迅的影響是空前的，但太陽社、創造社的留日青年卻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對他進行惡毒攻擊，稱他拋卻現實，“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紹興師爺卑劣偵探一樣的觀察，這期間藏了怎樣陰險刻毒的心”;是中國的“唐•吉可德”，作品屬于“趣味文學”。［8］這些言論不但全盤否定了魯迅在“五四”新文學中的成就，而且把他視作革命的對立面加以評判。魯迅是一名斗士，當然不可能對此說法屈服。在年輕學者的圍攻下，魯迅開始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他曾感慨地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保?］1928年魯迅主編了《奔流》雜志，通過登載俄國作家托洛茨基等人關于蘇俄文藝批評的對話，魯迅逐漸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了一個清晰的認知?；趥€人的觀察和體悟，針對當時喧囂一時的革命文學，魯迅表達過個人的看法:“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樣，而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得否認的……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為19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的都是現實人生，在那里面，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10］魯迅對文學的反思也體現在后來的行為上。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提出作家應“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明白革命情況，目的為了工農大眾、戰線統一”［11］等觀點，為未來的工作奠定了理論方針。與同時代學者有區別的是，魯迅在嚴酷的斗爭現實基礎上承認文學的階級性、文學的人性、文學的政治性等觀點，但理解更深，可謂是恩格斯對現實主義的拔高解釋。但作為黨外人士，魯迅更多的是通過個人影響力推動現實主義的發展，具體的工作則由更為熱情、年輕的留日學生周揚與胡風承擔。1931年，23歲的周揚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代替馮雪峰成為左聯的實際負責人。周揚在現實主義的發展上，針對當時的文藝狀況，一直堅持走文學與政治結合的道路。盡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學為政治服務始終是繞不開的一個話題。但把文學與政治直接捆綁在一起銷售，卻是始于左聯，成于周揚。周揚在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覺性，一方面，左聯當時受黨的直接領導，而周揚是黨在文藝政策方面的代言人，他的文藝理論從創建到完成，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左翼自成立之后，上有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有自由主義的批判，下有內部成員的宗派矛盾，領導的壓力很大?！爸軗P對當時左翼文學的寄望重點在于解決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問題，提升普羅文學的戰斗力，擊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學的影響與進攻，身處特定年代的周揚不能不考慮當時左翼革命文學所面對的敵對陣營的挑戰，以及左翼革命文學內部的分歧，因此，他偏向于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推進左翼文學的革命性與階級性的理論”。［12］在帶領左聯與自由人、第三種人展開文字論爭時，周揚把現實主義的政治因素發揮到了極致。1932年，留日學生、自稱“第三種人”的胡秋原對左聯的“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觀點極為不滿，對此提出質疑。自由主義作家蘇汶也撰文支持，認為“創作的標準不只是正確，更應該考慮真實，如果文學所表現的生活是真實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從現實生活的錯誤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須另行創造的結論來?！保?3］反對文學上的干涉主義，要求給作家充分的創作自由。盡管胡、蘇的觀點從現在看有進步意義，但在時代背景下，客觀上與主張階級論的革命主潮相抵觸，引起了左聯的集體圍攻。魯迅帶頭寫出了《論第三種人》的文章，周揚、瞿秋白、馮雪峰都撰文批評胡、蘇。即使蘇汶發文承認左聯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也未得到左聯同仁的理解，而是繼續加大了批判力度，最后以蘇汶、胡秋原罷戰為止。之后，周揚針對現實主義的觀點寫出了一系列文章，如《文學的真實性》《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等。1935年，周揚在《現實主義試論》中對現實主義做了詳細的論述，對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對藝術的典型性及真實性、創作方法、反映的世界觀等問題都展開了論述，其中心仍然是文學為現實服務，構建出了風格鮮明的現實主義理論。這也是左聯在文學運動中第一次完整系統的理論成就。胡風的現實主義觀點來源于真實的斗爭與個體成長的感悟。胡風1929年到日本慶應大學學習，與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因緣結識，對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很推崇。胡風知識淵博，有深厚的文學理論修養，對馬克思主義懷有滿腔熱忱和忠實信念。1933年回國后加入左聯，成為魯迅的得力助手。如果說，周揚式的現實主義更多的遵從黨內斗爭需要，照搬前蘇聯，那么，胡風的現實主義則更多的遵從內心斗爭需要，為之融入了時代特色。上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狼子野心暴露，國共兩黨斗爭加劇，身處亂世的人們既焦灼又無奈，對現實報以悲觀態度。胡風的“主觀精神論”出現，恰恰是解決社會精神危機的一種方式。在日本學習期間，胡風對“好勝求強，剛忍并存”的日本精神很是敬佩，希望國人也能以主觀精神之力量，改變弱國形象，掃蕩社會上的消沉之氣。因此，胡風在自己的文學觀點中，提倡作家對于“血肉的現實進行人生搏斗，不斷地進行自我擴張，自我斗爭。”

綜上所述，左聯時期，留日學生對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論做出了重要貢獻。適逢中國遭遇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及內亂斗爭，政治環境空前黑暗。嚴酷的社會現狀不容許留日學生靜下心來，從容地探討文學規律，對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更加細化的研究，只能急匆匆地跟從時代步伐，融入社會潮流，表達自己的政治關懷，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行動，也是一種激情迸發的價值取向，沒有其他可選擇的余地。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重鑄了社會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作者:賈辰飛 單位:西安思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