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狀況以及理論本質
時間:2022-12-04 0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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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哲學是針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和環境問題,在生態科學最新發現的基礎上,在世界環境運動的催生下,所引發的對人與自然關系及其相關問題的重新反思。它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核心旨趣,以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與自然關系、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些關系、自然究竟有沒有價值以及有什么樣的價值等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紛亂”與“對抗”:環境哲學研究的總體狀況
總體說來,當前國內外環境哲學的研究現狀基本上可以用“紛亂”和“對抗”予以概括。
說它“紛亂”,是因為,自20世紀中期以來,與“環境”或“生態”有關的哲學名詞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以致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如“生態政治學”、“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由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生態法西斯主義”、“生態社會學”或“社會生態學”、“環境社會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美學”、“環境后現代主義”、“環境思想”、“環境正義”、“科學技術生態學”,等等。與此同時,國外學界對上述諸“學”的研究也呈現出了繁花似錦、欣欣向榮的局面,例如,美國就先后出現過以布克欽為代表的“社會生態學”、以奧康納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生態學”、以福斯特為代表的“馬克思的環境思想”和以麥茜特為代表的“激進的環境思想”等;日本也先后出現過島崎隆對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讀、尾關周二對人與自然“共生”理念的闡發、巖佐茂對“循環型社會”的探索、龜山純生對東方傳統思想環境倫理價值的挖掘、高田純對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研究、森岡正博將環境倫理和生命倫理相結合的嘗試、武田一博對生態社會主義和生態女權主義的討論、牧野廣義對環境民主主義的強調、河野勝彥對生態中心主義的倡導,等等。一句話,與“環境”或“生態”相關的哲學詞匯或哲學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都成了“顯學”,大有“你方唱罷我登臺”之勢。
說它“對抗”,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環境哲學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便是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尖銳對立(參見楊通進、謝陽舉、彼得?溫茲、戴斯?賈丁斯等眾多學者的相關論著)。概括說來,在本體論上,前者彰顯“荒野”的系統性、自組織性和先在性等,主張“荒野”自然觀;后者彰顯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還原性,主張機械論自然觀。在價值論上,前者主張自然的“內在價值論”,后者主張自然的“工具價值論”。在認識論上,前者主張整體主義的“生態學范式”,后者主張科學主義的“笛卡兒范式”。在方法論上,前者主張“敬畏自然”的自然無為,后者主張“控制自然”的恣意妄為(當然,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與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相比,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在“量”上從“強式”走向了“弱式”,其控制自然的手段有所變化,但在“質”上,其控制自然的理念并沒有實質性變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傳統人類中心主義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是同質的)。在國內,“走出”還是“走進”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雖然持續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沒有達成統一的、有說服力的共識。
基于上述“紛亂”與“對抗”,如何整合與超越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當前環境哲學迫切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哲學,以結束當前環境哲學領域里的“喧嚷”與“嘈雜”,從而更好地回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是國內環境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二、多維度、多視野: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研究現狀
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是我們解決上述難題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誠然,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撰寫過專門的、系統的環境哲學,但是,透過馬克思主義豐富的學術思想和絢麗的學術畫卷,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我們隨處可以領略到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思想的璀璨。
關于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意蘊及其理論意義,近年來,國內很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維度、不同的視野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與揭示。
有從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形成史維度加以闡發的。例如,學者禹國峰認為,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具有自身的生成理路:異化史觀下的自然觀是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形成的前奏,科學實踐觀的提出和人與自然和諧思想的創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生成,而自然價值論對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誤讀與現代性困境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發展的曲折和現代境遇。但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仍是現時代不可逾越的科學的環境哲學。
有從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科技觀維度加以闡發的。例如,學者解保軍認為,馬克思的科學技術觀有著明顯的生態學價值取向,他主張應用科學技術的手段,通過改進生產工藝,發明或改進新的生產工具,變廢為寶,節約原材料,減少廢物排放,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馬克思科學技術觀的生態維度與當代科學技術的生態轉向是一致的。
有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維度加以闡發的。例如,當代日本哲學家島崎隆在全面解讀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環境生態思想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集中體現在人與自然的三重結構上,亦可稱之為“自然在人面前呈現的三種面孔”,即人與自然的“主-主”關系(自然和人一樣是平等的主體)、“主-客”關系(人是自然的改造者與呵護者)和“客-主”關系(自然是人的緣起者和養育者)。據此,島崎隆得出結論,“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來就含有生態學觀點的一面”,“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當代環境問題同樣適用”。
有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維度加以闡發的。例如,學者白雪濤認為,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把生態自然的惡化歸因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惡化,把社會變革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手段,把共產主義的實現看成是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這些環境哲學思想為人類克服全球生態危機問題指明了方向,為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有從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產生語境維度加以闡發的。例如,學者曹志清認為,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思想零星地散落在他們不同時期的不同著作中,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形成一部像《資本論》那樣的環境哲學巨著,沒有從問題學的視角來討論生態環境問題,但我們不能據此否定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真理的光輝”;他們提出的人與自然統一的理論、合理調節人類與自然相互關系的設想,以及實現人類從自然界兩次“提升”的理想等,正是今天環境哲學研究的“基本內核”。因此,從時代問題出發,伴隨一定歷史語境,解讀馬克思、恩格斯,叩問馬克思、恩格斯,不斷地同他們對話,研究他們曾被忽視的甚至是被遮蔽的思想,澄清被誤解的內容,在理論上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途徑。
當然,在絕大多數學者肯定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意蘊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奧康納就認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方面屬于一流的理論家,但他們兩人確實沒有把生態破壞置于資本積累和社會經濟轉型理論的中心位置。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賴資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們不僅沒有準確預見資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構自身的能力,也沒有預見資本所具有的保護資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更有甚者,少數學者不僅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環境哲學成分,甚至還把環境破壞、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歸因于馬克思,認為馬克思主義過分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只把現實的人作為自己理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片面強調“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從而遮蔽了自然的系統性、有機性與客觀異在性,在實踐上加速了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掠奪,加劇了生態惡化與環境的破壞。例如,帕斯莫爾就說過:“沒有比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的思想傳統對生態學更加有害的思想了。”
三、豐富性與獨特性: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理論特質
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不僅是當今各種環境哲學思潮中較為系統、全面、深刻、現實的科學,而且,相對于其他環境哲學而言,它具有自身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個性。具體表現在:
就本體論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主張:(1)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寓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社會的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存在物”、勞動或實踐的存在物之中。(2)自然是對象性的自然,既具有非人類中心主義所謂的系統性、自組織性等,又具有人類中心主義所謂的可分解性和可還原性等;既具有客觀性、異在性等自在性特征,又具有“感性”、“人本學”性等屬人性特征。(3)對象性活動(勞動或實踐)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與確證,是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中介;它不僅塑造了“自然的社會”,而且塑造了“社會的自然”;不只決定了人與自然的相互對立,更決定了人與自然的“共生訴求”。(4)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既克服了非人類中心主義以自然統攝人的“客觀自然主義”,又克服了人類中心主義以人統攝自然的“科學的唯物主義”。(5)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對象性關系決定了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與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性;自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決定了環境友好型社會與和諧社會的統一性;對象性活動作為人的自我實現決定了“發展”與“以人為本”的一致性;自然、人和社會的非線性關系決定了“統籌兼顧”的科學性,等等。
就價值論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主張:(1)與對象性的人、自然的對象性相對應,自然是人類“須臾不可缺少的對象”,具有對象性價值的“最高普遍性”,由此決定了人給自然以“道德顧客”的應然性。(2)自然雖然沒有凝結“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但卻具有“虛擬的價格形式”;自然的對象性價值不只緣起于自然的系統性和自組織性等,更緣起于對象性活動以及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3)自然力是生產力的“自然基礎”,是“超額利潤的源泉”,是“絕對知識”的“原型”,是人激發美感、靈感和完善人格的力量,就此而言,自然的對象性價值就是非人類中心主義所謂的“內在價值”。(4)自然的對象性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的本質力量實現的需要,對象性勞動是衡量自然價值以及其價值大小的“內在尺度”,就此而言,自然的對象性價值就是人類中心主義所謂的“工具價值”。
就認識論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主張:(1)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是對象性活動,即實踐的思維方式,是整體主義思維方式與科學主義思維方式的耦合。(2)整體主義思維方式源于自然的系統性、復雜性等的“本來如此”,科學主義思維方式是自然科學的發生學“母體”,是自然科學發生與發展的邏輯,源于對象性活動的“應該如此”。(3)馬克思對資本的成功考察即《資本論》就是這兩種思維方式綜合運用的結晶。(4)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是“辯證思維方式”的“復歸”。
就方法論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主張:(1)科學合理的方法論是對象性活動的方法論,是實踐的方法論。(2)對自然“有所作為”、在“解釋世界”的同時“改變世界”,源于人的對象性本質和人自我塑造與確證的需要,源于對象性勞動“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對自然“有所不為”,在改變自然的同時呵護自然,源于自然的客觀性和異在性,源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源于對象性勞動的“自由”與“必然”,源于人(“代內”的和“代際”的)自身可續發展的需要。(4)發展并利用科學技術,促進廢物再利用,這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解”的重要路徑。(5)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順從自然”、“敬畏生命”,不過是一種“淺層生態智慧”的方法論,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方法論。
就辯證法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的辯證法是對象性活動的辯證法,即實踐的辯證法。實踐的辯證法既不像非人類中心主義那樣只強調自然的客觀辯證法,也不像人類中心主義那樣只強調人的主觀辯證法,它是主觀辯證法與客觀辯證法的辯證統一,是“否定性的辯證法”。以否定自身的方式來肯定自身、在承認“非此即彼”的同時也承認“亦此亦彼”,這是實踐辯證法的核心和靈魂。實踐辯證法指明了環境哲學兩大學派從“分殊”走向“統一”必要性,這就是建構“無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是能夠和平共處、相互融通的:(1)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是互為“對象”的,因此,人類中心主義必須以非人類中心主義來“確證”或“直觀”自身作為理論“存在物”的本質力量。(2)出于人與自然的“場依存性”和主體性的屬人性,人,也只有人,能夠認識到“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古老辯證法,認識到“限制自我”與“發展自我”、“非我化”與“自我化”、人類“中心”的非中心化與人類中心化之間的并行不悖。非人類中心主義,正是人類中心主義必要的實踐路徑和合理的外化形式,是證明人類中心主義的“現實性”與“感性”的科學途徑,是人類中心主義“發展的環節”,是“和諧社會”建構的手段。無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就是現時代的“科學發展觀”。就歷史觀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主張的是歷史解釋原則:(1)對象性活動的歷史性決定了人是歷史的人,自然是歷史的自然。(2)自然的歷史、人的歷史和對象性活動的歷史是同一運動過程的歷史;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和諧,與對象性活動的解放、資本主義的消亡和共產主義的實現“走的是同一條道路”。(3)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是歷史之謎的解答。(4)非人類中心主義撇開自然與社會的關系而單方面謀求自然的解放,實質是一種“淺綠色”的環境觀;它和黑格爾哲學一樣,是一種“顛倒了的倫理精神”,同時又和費爾巴哈哲學一樣,是一種“”。
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是對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積極揚棄。首先,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和人類中心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即都把人看成是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屬點,都把“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看成是“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又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它不像后者那樣把人看成是整個價值世界的絕對中心和對自然的絕對主宰,不像后者那樣鼓勵人對自然的恣意妄為或“怎么都行”。其次,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也有某種共通之處,即都提倡人對于自然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認為應以尊重自然界的固有規律來防止自然界的“報復”。但是,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又超越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它克服了后者的自然浪漫主義以及自然觀和歷史觀相脫節的現象,主張人對自然、對自身和對社會的積極性改造。可見,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同于一般的環境哲學又異于一般的環境哲學:“同”體現在它的核心主旨、研究對象和構成要素上;“異”體現在它有自己特殊的自然觀、人學觀、社會觀和歷史觀上。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對于西方環境哲學的整合與超越,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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