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對抗性與霸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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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進民主是拉克勞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這一文獻中提出來的一種左派政治圖景，這種圖景以解構論和拉康的符號學理論重新解讀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觀點，以此為依托把未來社會主義戰略引向作為語言游戲的民主話語斗爭。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進民主”這一術語是一個多義詞。一般看，激進是烏托邦政治規劃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種超越任何現有制度安排的姿態。這種姿態的合理性在于，它堅持這樣的立場，任何以權力為取向的現存制度安排都因為權力的壓迫性而不可救藥地墮落在謊言之中。而民主既是一種現實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安排，又是整個現代社會的基本的普遍的理想。而這正是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之一。因此，“激進民主”英文radicaldemocracy恰恰是一個包含著重迭含義的多義詞，它既可以理解為把現有民主制度徹底化和普遍化的政治主張——在這一含義上可譯為“徹底民主”，又可以理解為替代現有民主制度的烏托邦政治規劃。而這正是拉克勞和墨菲的話語特征。

拉克勞和墨菲迎合了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的呼聲，提出了如下觀點：左派的任務不是放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相反，而是要在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擴大民主。他們試圖以此來打破馬克思主義的僵局。當然，作為一種通過文化霸權斗爭來擴大民主空間的政治戰略，激進民主在某種意義上確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合法的斗爭和改良運動。正是這一原因，拉克勞和墨菲把這種斗爭策略追溯到第二國際時代的政治改良主義，雖然他們理論并不能直接用后者來概括。

二、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新策略”，激進民主的核心可以用回到霸權的斗爭這個口號來概括。而它又是圍繞對抗性、社會和政治、霸權、普遍性和特殊性等術語及其關系的重新定義展開的。

拉克勞和墨菲強調激進民主是一種政治。一般而言，政治是源自對抗性。但在這里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價值問題，即如何理解對抗性本身。如果把對抗性視為一種不以個體意志而轉移的客觀事實，這種客觀事實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那么我們就得出這個結論：只要對抗性的歷史條件不發生根本改變，個體之間的對抗便是不可避免的。與此相反，如果把對抗性本身理解為個體之多元事實所導致的人為現象，那么一方面政治現象便是一種永恒的現象，而它的實質則是個體之間相互承認的斗爭。這兩種不同的理解路徑直接導致兩種不同的政治含義：前者是狹義的，后者是廣義的。在狹義政治語境中，對抗性即是敵我關系；在廣義語境中，對抗性則是我與他者之間的多元關系。而實現從狹義向廣義的邏輯過渡，則必須把對抗性重新理解為一系列非本質性的差異。

在事實層面上，無論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派別都按照狹義來理解政治的，并把它貫徹到現實的斗爭之中。馬克思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

上述背景為我們理解后馬克思主義基本邏輯提供了基礎。我們將因此能夠理解作為社會主義新策略的霸權斗爭的對抗性邏輯，這個邏輯事實上正是重新恢復馬克思所批評的“個體的對抗”。當然，這意味著必須同時取消馬克思強調的那種作為物質生活條件的客觀性對抗（后馬克思主義者把它作為“基本對抗”或“本質主義的對抗”給取消了）。然而，這種對抗是馬克思的核心問題，只要熟悉馬克思的《資本論》，只要把這一文本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我們就必須承認，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談論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因此，當我們聽到拉克勞和墨菲反復強調反本質主義哲學基調時，我們難道不理解，他們反對的正是馬克思把上述客觀結構視為“自然歷史過程”這一基本主張嗎？他們不正是通過否定階級斗爭的基本條件的客觀性而取消了階級斗爭嗎？不正是通過否定個人對抗的客觀條件而把政治引向語言學游戲的嗎？

不管怎樣，正是在這種反本質主義的邏輯上，墨菲認為，“政治不能被局限于一種制度，也不能被設想成僅僅構成了特定的社會領域或社會階層。它必須被構想為內在于所有人類社會、并決定我們真正的存在論條件的一個維度。”也即說，后馬克思主義把政治(thepolitical)不再理解為“既定制度安排的術語，而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維度”。而“對抗不是客觀關系，而是在其中顯示了所有客觀性限度的關系。社會圍繞著它的限度構成，而且這些限度是對抗性的”。

從上面的分析看，拉克勞和墨菲通過復雜但是能夠理解的邏輯轉換到后現代立場，試圖通過迎合身份政治之時尚來重塑馬克思早期關于人類解放的話語。在其中，政治斗爭變成了一種不同主體之間的對話和協商行動，變成了不同主體之間為相互承認而競爭普遍話語的努力。在其中非本質的社會只是個體之間交往的邊界，而交往本身則是與經濟這種“本質主義的”活動沒有干系的純粹的活動。我們看到，這也正是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旨趣。

三、當墨菲強調“我們必須為文化多元主義、群體性生活方式、各種政體，以及主體多元主義、個人選擇和各種善的觀念留下空間”，事實上，這個斷言，要么什么也沒有說，因為有關剝削、壓迫和奴役正是在這個基本的多元事實中發生的，這一點同樣適用對羅爾斯的評論；要么就僅僅是那種經常發生的以理性來批評理性的自由主義論調。

因此，我們看到雖然拉克勞和墨菲等人的后馬克思主義瞬間閃現了驚人的光芒，但是它也并沒有達到他們批評的施米特那樣的深刻，更不能與馬克思相提并論。這種后馬克思主義話語，只是在后現代話語異常增殖背景下衍生出來的一種知識獨白。當它自覺地在把“模棱兩可”（或“曖昧”）作自身的立場，把“不可能性”作為理論的目標，它所反映的仍然是“資本與自由皆我所欲也”這種兩難困境，它正是階級政治全面退卻背景下西方某些左派迫不及待轉向后現代尋求理論支援的后果之一。

雖然我傾向于把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伯恩斯坦以降否定性的激進理論，因此在總體上認為他們對馬克思的理解是錯誤的，或者說他們根本上不能算作是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繼續者，而最多只是一些本能的批評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必須全盤否定他們的意義。我們必須理解，在尋找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時，由于今天尚沒有真正形成一種理論能夠超越馬克思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重新烏托邦化（這種烏托邦化的做法是這樣的，一方面肯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強調馬克思本人的批判已經大大落后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即虛化馬克思主義，從而站在所謂時代高度上來提呈一種與時代需要一致，甚至直接是在情緒上與時代一致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規劃），正是左派占領政治理論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四、馬克思在評論巴黎公社時強調：“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避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在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因素。”這一點仍然是我們理解今天解放運動的基本依賴。但我們與后馬克思主義對任務的長期性理解不同，它不是通過霸權斗爭而獲得普遍性的民主定義，而是徹底改變個人必須以對抗性方式來理解民主的那種物質條件。正是在這個長期的任務激勵下，我們才會為左派取得的每一小步勝利都熱烈地歡呼。然而，在今天，當“回到馬克思”已經成為左中右都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性口號，并導致“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者”越來越成為不確定性的術語，我們尤其需要理解全球左派的危機，理解自身馬克思主義言說與時代條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正面闡發其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之際是如此做的，我們左派理論家在今天亦必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