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恩格斯學術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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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學術品格是學術研究品格與學人品格的統一，面對當前相當嚴重的學術失范現實，樹立崇高的學術品格，治理學術失范、規范學術研究活動已成為學人們以至全社會的共識。馬克思恩格斯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術研究品格與推陳出新、樸實無華、謙遜誠實、善于爭論、淡泊寧靜的學人品格，是真正的學人們學習的光輝典范。本文試以論之，作為對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紀念。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學術品格/學術研究品格/學人品格/學人

【正文】

面對當前相當嚴重的學術失范現實，人們在思考“怎樣的學術才是真正的學術，怎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學人，什么是學術研究品格和學人品格”諸問題。治理學術失范，規范學術研究，樹立崇高的學術品格，已成為學人們以至全社會的共識。筆者認為，學術品格包括學人的學術研究品格和學人的個人品格兩個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統一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品格是我們學習的光輝典范。本文試以論之，作為對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紀念。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研究品格

勤奮。勤奮是學術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學問要有深厚的知識積累，才能厚積而薄發、深入而淺出，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勤奮學習，汲取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馬克思恩格斯為創立馬克思主義，廣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會科學所有領域優秀文化成果，可以說達到了同時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學識淵博的人，但他們并不以此為滿足，仍然如饑似渴地學習、學習、再學習。恩格斯稱贊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這樣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為了整理、修訂《資本論》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間，馬克思以五十多歲高齡自學了俄語，對大量關于俄國土地關系的資料，“按照原文進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錄”，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詳盡地探討俄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整理馬克思遺稿時恩格斯發現，單是俄國統計學方面的書籍就有兩個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來，由于多種嚴重疾病纏身，馬克思感覺到所剩時間已經不多，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前完成經濟學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時間賽跑，“發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資本論》寫作最緊張時刻，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在博物館里鉆研，每天夜間則在家中進行寫作，甚至連給朋友寫信的時間都擠不出來：“我并不是我的時間的主人，而寧可說是它的奴隸。給我自己留下的僅僅是夜間的時間，而肝病的經常侵襲與復發，又使這種夜間工作受到妨礙。”“損失一點時間對我來說都是不可彌補的，因為無論如何我不能中斷我的工作。”恩格斯建議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丟開一些時候去旅行療養，但他卻說，“這對我來說，即使有錢去游蕩，也是辦不到的。”恩格斯也是一樣，七十多歲時依然廢寢忘食地工作，“經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時，直到深夜。”

嚴謹。嚴謹是學術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需要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馬克思真誠地表示：“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這位科學巨匠對待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有時到了幾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給斐·拉薩爾的信中說：“在我所寫的一切東西中，我從文體上感覺出了肝病的影響。……我必須對黨負責，不讓這東西受肝病期間出現的那種低沉的呆板的筆調所損害。”[9]

馬克思從1844年寫作《經濟學哲學手稿》時開始研究經濟學，還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個星期完成自己的經濟學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個星期完成預計的寫作出版任務，可是經過了諸多無端的陣痛后，直到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才得以問世，而第二、三卷則由于他對科學研究極端嚴謹的態度和窮困疾病纏身，終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這樣評論道：馬克思“從來不滿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總是要加以修改，并且總是覺得文字的敘述沒有達到思想所達到的高度”，“他所引證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證實的。他從不滿足于第二手的材料，總要找原著核對，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令是為了證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英國博物館去查閱書籍。反對馬克思的人從來也不能證明他有一點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證是建立在經不起嚴格考核的事實上的。”“馬克思對待著作的責任心，并不亞于他對待科學那樣嚴格。他不僅從不引證一件他尚未十分確信的事實，而且未經徹底研究的問題他決不隨意談論。凡是沒有經過他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過的作品，他決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東西公之于眾的這種思想。”[10]甚至連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責備馬克思在科學上過于認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認為是重要的書還沒有看，你是不會動筆去寫的”[11]，“他向來這樣，總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齊全。”[12]為使《資本論》盡早出版，恩格斯建議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給出版商，但馬克思堅決不同意：“我不能下決心在一個完整的東西還沒有擺在我面前時，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但是要達到這一點，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們沒有完整地擺在我面前時，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資本論》第一卷完成后，馬克思就著手修訂第二卷手稿，計劃在1868年春出版。雖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過長時間研究，并且寫有初稿，但是，這時馬克思再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不僅閱讀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有關著作，而且仔細分析了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的材料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現實經濟狀況。然而，到1868年他卻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國、美國和英國所進行的某些官方調查還沒有結束，或者這些調查的資料還沒有公布，我對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后，馬克思認為，“必須注視事件的目前進程，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因此，“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絕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還是堅持“目前某些經濟現象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說：“只要列舉一下馬克思為第二卷留下的親筆材料，就可以證明，馬克思在公布他的經濟學方面的偉大發現以前，是以多么無比認真的態度，以多么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力求使這些偉大發現達到最完善的程度。”[17]實際上，從1867年到1881年間，馬克思共為第二卷寫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對待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并不在馬克思之下。無論工作多么繁忙，無論是寫信、提建議，還是寫文章，他都要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始終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在整理《資本論》第二、三卷的時候，即使是校對印刷清樣這樣的工作，也決不馬虎從事，總是仔細查對勿使有錯，細致到“每一印張都要校對三次”[18]。十余年間，他校對了《資本論》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數百萬字的清樣：“我已經很習慣于看兩份校樣，一份核對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個別的排印錯誤，如果沒有這樣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顯的笑話”[19]，而“為了找出錯誤，我就得鉆到通常的排印差錯中去!”[20]他語重心長地教誨青年們，在同論敵進行交鋒時必須嚴肅認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論水平，又要有經得起推敲的事實根據。他在給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辯，應當更加嚴謹”[21]，“這本書的文字……可以更嚴謹些”[22]。針對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沒有把握的領域里下武斷的論斷”的不良學風，恩格斯嚴肅地指出：“一般說來，在所有這些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經過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對杜林那種“理解上的完全無能，或者是基于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所特有的、通常稱作草率馬虎的只憑記憶來引證的習慣”[24]深惡痛絕。

馬克思恩格斯對待科學的嚴謹態度，還表現為一貫堅持研究問題要了解歷史，要根據原著掌握全部理論。1883年9月，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統化，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則象《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就會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給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26]

求實。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為社會實踐服務、為人類服務。學人們承擔著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資政育人、服務社會的崇高社會責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實，學術就不能提高，社會就不能進步，文明就不能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一貫反對空談，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在他們看來，學術研究不應當為學術而學術，“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能夠致力于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27]馬克思在中學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就寫道：“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28]。馬克思光輝的一生完全實踐了自己的諾言。《資本論》的寫作花了整整四十個年頭，資產階級的庸人們曾經指責馬克思這樣搞科學研究是不講求實際，然而，對什么是實際馬克思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我們這些不實際的人卻要為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眾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節惟命是聽的所謂歷史學家們所捏造出來的東西，”[29]“我嘲笑那些所謂‘實際的’人和他們的聰明。如果一個人愿意變成一頭牛，那他當然可以不管人類的痛苦，而只顧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沒有全部完成我的這部書(至少是寫成草稿)就死去的話，我的確會認為自己是不實際的。”[30]

創新，學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唯有創新，才能在學術上有所發現，也才能引領學術潮流。馬克思恩格斯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典范。

馬克思最喜歡做的事是“啃書本”，而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馬克思的閱讀是以批判的精神進行閱讀，馬克思的“懷疑一切”，實際上就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就是創新。列寧評論道：“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從而得出了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31]這里，我們只舉出一例。七十年代以來，馬克思為寫作《資本論》第二卷有關地租的章節，開始注意研究俄國的土地關系問題。當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這一工作繼續下去時，正值俄國革命形勢日益高漲，于是，這種業已獲得的對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就被馬克思用以指導俄國革命，這就促使他重新審視五六十年代對俄國農村公社命運的看法，認為可以利用對農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動俄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從而給相對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個新的有力的推動，并為后者創造無比順利的條件。但是，由于對俄國農村公社可能的命運的看法是與對世界各國由于歷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產各階段的看法直接相關的，特別是在把唯物史觀機械地理解為“經濟決定論”的傾向漸露端倪的時候，使馬克思不能不把關于俄國等非西歐國家通過非西歐形式與途徑通向共產主義的歷史與現實根據這類問題放在哲學歷史觀的高度給予應有的重視。為此，就必須通過對古代社會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發展問題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東西方社會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具體進程。正是為著這樣的目的，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不顧疾病纏身，潛心研究人類學，寫下了大量的準備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體的歷史的著作的研究筆記——《人類學筆記》，提出了東方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偉大構想，使唯物史觀深深地扎根于活躍的現實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創造力。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學人品格

學術研究重在規范。講究規范，是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學人的基本品格。

推陳出新。學術研究貴在推陳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礎是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舉世公認的學術創新大師。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待學術創新持極端審慎的態度，對動輒就構筑什么“體系”深惡痛絕。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會主義行家兼社會主義改革家的面貌出現，大喊大叫說什么建立了“社會主義新體系”，向馬克思主義發起挑戰。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對杜林所謂的“新體系”不屑一顧：“‘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并不是個別的現象。……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所謂科學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而且這被冒充為唯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種放肆的偽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樸實無華。學術研究要樸素平實，不能故弄玄虛、作驚人之語，不去人為“炒作”、趕時髦。馬克思堅持，“我所追求的不是優美的敘述，而只是寫出我平素的風格。”[33]早在1845年，針對黑格爾哲學體系解體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和老年黑格爾派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諷刺道：“玄想家們盡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因為，他們“只為反對‘詞句’而斗爭”，“想用這樣一些微不足道的說明作出世界歷史意義的發現”[34]，當然是毫無結果的，而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對考茨基那種“不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的學究氣給予嚴厲批評，對這個“天生的學究和搞煩瑣哲學的人”[36]的深感厭惡。

謙遜誠實。學術研究要謙遜誠實，不抹殺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觀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

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爾，但他們并不否定黑格爾的歷史地位，而是“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把他當作一條‘死狗’”的時候，“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37]。同樣，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但是并沒有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歷史功績一筆勾銷：“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依靠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位思想家而確立起來的。雖然這三位思想家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于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38]

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參加了制定這一理論的工作，建議把馬克思主義改稱為馬克思恩格斯主義或者直接稱為恩格斯主義，對此種建議，恩格斯毫不猶豫地給予拒絕，并以無限崇敬的心情寫到：“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39]并說：“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還不錯。我高興我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當現在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時，就不免要出漏洞，這一點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強烈地感覺到。而且只有在時局變得更動蕩一些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感受到失去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是人所共知的，為寫作《自然辯證法》，他在自然科學的所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閱讀了許多著名科學家的大約百余部著作，內容涉及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領域，考察了自然科學發展和科學發明創造的歷史，提出了對未來自然科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論》中，他仍然謙虛地說，“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脫毛’”[41]，甚至謙稱自己是自然科學的“涉獵者”。[42]。

科學研究可以利用別人的成果，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反對對別人的成果胡批亂點。“一個人如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時候學會按照作者寫的原樣去閱讀這些著作，首先要在閱讀時，不把著作中原來沒有的東西塞進去。”[43]他們自己完全做到了這一點。馬克思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但是他決不把別人的發現據為己有，而是指出，“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44]在寫作《資本論》時，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隱瞞，而是據實交代每一條引文的出處。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一個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無名氣，只要這個作家第一個提出某種思想，或作出最精確的表述，他就有責任指出這一作家的姓名。”[45]馬克思引用別人觀點或論據的方法，一是直接通過正文表述，一是以隨文腳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將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頁碼、出版時間、出版地點以至譯者、發行商、最初發表處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覽無余地直陳紙上。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馬克思在引用時，還對某些被世人訛傳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細心明確的匡正糾錯。而《資本論》第四卷即《剩余價值學說史》，則最典型地表示出馬克思對在剩余價值學說發展史上作出卓越貢獻的先賢們的尊重，為學人們樹立了堪稱經典的規范楷模。馬克思恩格斯對他人觀點的尊重，還表現為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他們的一貫立場是，絲毫也不去干預黨的內部事務，除非是必須糾正已經犯了的錯誤，而且也只限于理論方面的錯誤。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并不是馬克思把自己的意見，更談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46]。

善于爭論。學術研究中的爭論或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斗爭不是無原則的，要善于爭論。學術研究中“在某個理論問題上也可以有意見分歧和爭論，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爭“決不應當帶有私人的性質，不應當成為個別人之間的爭吵(或某種可能被描繪成這類爭吵的東西)，……而應當在某個十分明確的原則性問題上發生”[48]。因為“同這些不學無術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沒有必要進行認真的爭論”[49]，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對別人挑起的無謂爭論甚至誹謗、詛咒“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拂去，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給以回敬。”[50]這里僅舉出幾個重要事例。

恩格斯與特卡喬夫的論戰。1874年，以俄國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喬夫在俄國革命問題上挑起與恩格斯的論站。恩格斯認為，如果特卡喬夫“把我從來沒有說過的……各種瑣事都加到我頭上，對此我是等閑視之的；但是，特卡喬夫先生要使德國工人對俄國狀況具有一個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圖以此來替巴枯寧主義者對待俄國的態度辯護，——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駁。”[51]

馬克思與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戰。1877年，俄國民粹主義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發表文章，對《資本論》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趨勢作了曲解，說馬克思不同意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的觀點，實質上是把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機械化、庸俗化。馬克思認為“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辱侮。”[52]為了消除人們的誤解，馬克思明確地表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53]，徹底地澄清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模糊認識，杜絕了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為捍衛《資本論》而與資產階級學者進行的論戰。1868年7月，馬克思寫了《我對弗·巴師夏的剽竊》一文，對德國庸俗經濟學家尤·孚赫在他寫的《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中說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價值量是從巴師夏那里抄襲來的污蔑給予駁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國資產階級講壇社會主義者說什么馬克思剽竊了洛貝爾圖斯的謗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尖銳地批評了德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尤·沃爾夫在《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率的迷》中對馬克思學說的肆意污蔑。

淡泊寧靜。馬克思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54]學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絕物質誘惑，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學術精品、上品。真正的學人，不能在做學問與貪圖物質享受間兼得，此所謂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學人要用堅忍不拔、超乎尋常的意志與毅力去克服種種困難。在馬克思看來，“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55]

馬克思是在常人難以想象、極端貧困的生活條件下進行學術研究的，而恩格斯為了支持馬克思進行科學研究，卻不得不長期從事那種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該死的”、“可詛咒的商業”。從1850年開始，馬克思就處在窮困潦倒之中，一直與面包房、店主、牛奶鋪、菜鋪、煤鋪、疾病等“敵對的力量”斗爭。1857年1月，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完全擱淺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我的處境的確比五年前更慘。我曾以為苦水已喝到頭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這回危機不是暫時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脫身”[56]。1857年12月，“經濟困難比平日更加嚴重，因為已有大約三個星期，一切都必須用現金支付，任何一種賒帳都停止了，而同時我得到的錢，總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償付舊債。”[57]1858年，馬克思的境況不僅沒有好轉，而且進一步惡化，為了籌錢，“把大好時光浪費在四處奔走和毫無效果的嘗試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務瑣事毀滅了我的才智，破壞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極端憤怒；象這樣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兇惡的敵人”[58]。1859年1月，馬克思在寫完《政治經濟學批判》后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倒霉的手稿寫完了，但不能寄走，因為身邊一分錢也沒有，付不起郵資和保險金；而保險又是必要的，因為我沒有手稿的副本。”盡管身處困境，但馬克思仍然保持樂觀的精神風貌，不失幽默地寫道：“未必有人會在這樣缺貨幣的情況下來寫關于‘貨幣’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描述《資本論》寫作時的生活與心情：“我已經有兩個月完全靠典當維持生活，愈來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難受的要求糾纏著我……整個這段時間我連一文錢也不能掙，……我誠心告訴你，我與其寫這封信給你，還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輩子依靠別人，一想起這一點，簡直使人感到絕望。這時唯一使我挺起身來的，就是我意識到我們兩人從事著一個合伙的事業，而我則把自己的時間用于這個事業的理論方面和黨的方面。……即使單純從商人的觀點來看，純粹無產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適宜的”[60]。1864年4月，當《資本論》第一卷終于完成時，馬克思無限感慨地說：“我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時每刻來完成我的著作，為了它，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舊世界給馬克思安排了罕見的苦難生活，而馬克思以勇敢的獻身精神，堅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難作斗爭，堅持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債主每天登門逼債的情況下，從1863年到1867年，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寫和第一卷的修訂出版工作。馬克思自己承認，“可能從來沒有一部這種性質的著作是在比這更艱苦的條件下寫成的”[62]。深知《資本論》寫作艱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對馬克思說：“使你長期以來嘔盡心血的這本該死的書，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體、精神和經濟方面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63]。然而，嘔心瀝血寫成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資助只勉強印了一千冊，所得稿費卻不能補償馬克思寫作時抽煙的煙錢。

馬克思為了堅持公正的科學研究，雖然窮困與疾病伴隨一生，但從不為物質利益所誘，不為權勢所屈服。為了追求自由的學術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棄了得到豐厚收入的機會，顛沛流離，多次被專制政府驅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對于學術研究卻是最適宜的英國倫敦。1842年主編《萊茵報》期間，反動的普魯士政府出于恐懼，一方面下令查封報紙，迫使馬克思辭去主編職務，另一方面又派人給馬克思寫信并當面游說，建議他到政府去任職，以獲取功名利祿。可是，馬克思寧可流亡國外繼續革命斗爭，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專制政府的引誘：“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想留在該報了。我不能在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下寫作，也不能呼吸普魯士空氣”[64]，因為“在這種氣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為了自由，這種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厭煩的，我討厭這種小手小腳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做法。偽善、愚昧、赤裸裸的專橫以及我們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氣吞聲、謹小慎微使我感到厭倦。總而言之，政府把自由還給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在科隆時，普魯士首相康普豪森通過一個朋友邀請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擔任要職，但馬克思對這種拉攏根本沒有給予理睬。1859年2月，馬克思在給魏德邁的信中說：“近兩年來，……由于需要抽出許多時間來研究我的政治經濟學……不得不拒絕(雖然很不樂意)人們在倫敦和維也納向我提出的收入極其可觀的建議。但是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走向自己的目標，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把我變成制造金錢的機器。”[66]1867年4月，俾斯麥派人游說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為德國人民謀福利’”[67]，雖然生活非常貧困，但馬克思對俾斯麥的拉攏毅然拒絕。1868年3月，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這樣寫到：“我的處境目前非常困難，因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補助收入的工作，而為了孩子又總要維持一定的體面。要不是還有這兩卷該死的書一定要在倫敦才能寫成的話，……我就會遷到日內瓦去，在那里靠我現有的錢可以過得很好。”[68]1872年3月，雖然當時生活仍很困難，但馬克思還是拒絕了德國資產階級雜志《現代》的多次撰稿邀請。

馬克思恩格斯寫作也從來不是為了發表和賺取稿費，而是為了把問題弄清楚。還在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魯塞爾“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寫成《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雖然“由于情況改變，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愿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對考茨基那種“為稿費而寫作，而且寫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學的工作，他一無所知”的做法“毫不寬容”，進行了“無情的批評。”[70]

馬克思恩格斯學術研究不尚虛名，反對各種形式的歌功頌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擬為《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在報紙上登一則宣傳廣告，馬克思知道后“堅決反對”，并“認為這種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損于科學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馬克思在給威·布洛斯的信中說：“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由于厭惡一切個人崇拜，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也只是加以斥責。”[72]1894年5月，恩格斯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中寫道：“首先請您不要稱我為‘導師’。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術研究品格與推陳出新、樸實無華、謙遜誠實、善于爭論、淡泊寧靜的學人品格，是真正的學人們學習的光輝典范。與之相比，目前混跡于學術界的那些搞假、冒、偽、劣學術者是顯得多么丑惡和渺小啊!真正的學人，應當以馬克思恩格斯為榜樣，樹立崇高的學術品格，大力創新學術，為中國學術的發展矢志不渝地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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