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學者談馬克思主義、資本體系與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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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第63卷第3期（1999年秋季號）發表了M.默希特博士（以下簡稱“默”）采訪以色列著名學者埃斯溫·梅扎羅（以下簡稱“梅”）教授的全文記錄。在這次談話中，梅扎羅從“社會總資本”和“總勞動”的概念出發，認為當今世界均處于資本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只是資本體系的一種特定歷史形式，而蘇維埃型的制度也只是通過政治手段攫取“剩余勞動”的“后資本主義”。當前，資本體系正走向窮途末路，迫切需要轉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一種“社會革命”，而不僅僅是顛覆性的政治行為?，F將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默：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了許多資本主義的危機；其中哪一種可以解釋現時代的危機？我們能否把它們歸結為一種？

梅：是的，在根本上你可以把它們歸結起來。然而，首要的是保持一種關于資本的全球視野。頗有意思的是，人們最近才發現自己生活于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這對于馬克思來說，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我寫的《社會控制的必要性》(1971)一書中，我曾詳細地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雖然我沒有使用這一術語，而使用了“社會總資本(totalsocialcapital)”和“總勞動(totalityoflabor)”這兩個與“全球化”相當一致的概念。討論資本體系，其概念框架只能是全球性的。資本絕對不會自我約束。不從根本上推翻資本體系，你就無法找到能夠制約它的反作用力。因此，資本必定遵循它自身的發展路線和邏輯。它必定包涵整個地球。對馬克思來說，這一直是明了的。

其他危機類型（如利潤率降低等等），是從屬于資本的全球擴張邏輯的。因而，你能夠在全球水平上把他們連接起來。資本體系是由許多獨特要素構成的綜合體，其間充滿了矛盾。你面前有許許多多的資本，它們既在國家之間，也在任何國家社會之內相互對立。事實上，單個國家社會之內的資本多樣性，正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后者構成了自由主義斗士所標榜的虛幻的自我形象。資本并非一個同質性實體——這一事實使整個“全球化”的問題變得極端復雜。實際上，我們面前有許多分歧和矛盾，“社會總資本”是一個能夠把資本的多樣性與其矛盾統一起來的綜合概念。

從另一方面看，“總勞動”也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同質性實體。在既存的歷史條件下，只要資本體系依然存在，勞動各部分之間就必然矛盾重重，相互對立和競爭，而不僅僅是與個別資本相對抗。這是我們今日的困境所帶來的悲劇之一。僅有詛咒是不能消除它的。它們最終都要通過資本的本性和機制本身來加以解釋。資本是一種立足于社會對抗之上的無法超越的矛盾體系；它充滿了對立，基礎就是資本對勞動的結構性支配，因此，必然充溢著各部分之間的分離。

但是必須牢記的是，我們談論的是一個自動擴張的體系。全球資本體系的自動擴張趨勢意味著它不得不成為一個總體的、內在關聯的同時也是矛盾重重的體系。這樣一個普適性結構有它自身的邏輯。它的無可阻擋的擴展，總要伴隨著內在的結構性規則和限制。

默：馬克思的“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以及他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否還有效？

梅：馬克思概念框架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在目前我們大多數國家中社會經濟再生產條件下，我們擁有一個必須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然而，必須發生內在的變化，否則調節就是無法實現的。假如資本擁有一種控制自身擴大再生產的直接的政治方法，真正的內在變化將是多余的。這一再生產的過程能夠在政治決策的基礎上多多少少得以武斷解決，正如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所實際表明的。是以政治的方式還是以經濟的方式攫取“剩余勞動”，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首要的問題在于，在所有可知的各種資本體系下，“剩余勞動”必須由一個凌駕于并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的獨立組織加以攫取。

在這里，你可以發現，基本的概念是“剩余勞動”，而不是人們經常所誤解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及其再分配和實現的形式，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完全是根本性的。然而資本體系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一類。曾經——實際上直至今日——存在過資本體系的多種形式，它們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資本主義。

你知道，許多人曾試圖把現已崩潰的蘇維埃體系界定為“國家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蘇維埃體系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后資本主義”。這一體系通過一個獨立的組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從事著對剩余勞動的政治榨取，因而仍然在攫取剩余勞動的基礎上運作。蘇維埃型體系是資本體系的獨特歷史形式，在其中，剩余勞動的攫取必須通過政治加以控制。

默：在什么情況下“價值理論”會失效？

梅：“勞動價值理論”只有通過激進的社會主義轉型，才能不再起作用。為了取消“勞動價值理論”，你必須取消任何外部組織對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分配，不管這種組織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換句話說，只有人們支配了他們自身的活動和活動成果的分配之后，我們才能談論社會主義。因此，如果某個獨立的組織仍然控制著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再分配，那么這種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把資本當作一種控制社會循環再生產的歷史的決定方式。這是資本的基本含義。它無處不在。棲身于當前的環境之下，你很難想象我們生活中有什么東西不被資本所支配。這就是“勞動價值理論”之所以在資本無所不包、調節過程本身根本沒有理性之時必定有效的原因。

下面的事實使轉型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從資本一統天下轉到一種極為不同的體系，是一段艱難的歷史時期；期間，“勞動價值理論”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是極為不完整的。這正是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崩潰的原因之一。

默：今天的無產階級在哪里？它將在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角色？

梅：把社會轉型的力量局限于體力勞動工人，顯然不是馬克思的本意。他曾談到，經過社會的兩極分化，將有越來越多的人“無產階級化”。因此，決定的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說到底就是：在絕大多數人被“無產階級化”并且陷入無力之極的狀況時，誰能夠控制社會再生產的過程。現在，當你談到發展了的“無產階級化”概念時，它意指某些群體在勞動過程中曾經享有的極端有限的自主權的衰弱和喪失。

控制著文化和智力走向的資本體系的鼓吹者們，喜歡用“藍領”和“白領”的區別來否定馬克思，認為在我們的社會里，“藍領”體力工人消失了，而那些享有更多的勞動保障的“白領”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然而，如果你環顧一下世界，抓住“總勞動”這個關鍵概念，那么你會發現絕大多數工人仍然屬于“藍領”階層。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歷史的變化關系，而是資本和勞動之間那不可逾越的根本的社會對立關系。這不是哪個特殊勞動階層的問題，而是資本與總勞動的對立問題。換句話說，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不管其社會經濟的狀況如何，所有階層、所有部門的勞動者都是資本的敵人。

默：馬克思理論的哪些方面顯得脆弱，因而需要更新？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梅：馬克思主義的框架永遠需要更新。我們在最近的過去所目睹的、根源于本世紀初的轉型態勢，馬克思做夢都沒有想到。歸結到一點，這涉及資本體系自我調節和自我更新的方式問題，它居然能夠推遲其自身矛盾的展開和成熟。馬克思沒有置身于一個能讓他研究國家干預在延長資本體系生命期方面的各種形式和最終局限的環境中。事實上，國家在當代資本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比如戰后25年凱恩斯主義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發展。

馬克思談到過的“資本人格化”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馬克思在討論個體資本家時使用了這一概念，因為他那時找不到別的形式。然而，他極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資本體系的主導成員是那些被資本人格化了的人。在資本的客觀制約下，他們只能如此作為。

“資本人格化”是必須服從的，隨著社會歷史環境的變遷，它把源于資本邏輯的客觀制約強加于工人。這一點，與理解以下事實密切相關：在20世紀，我們目睹了多種多樣的“資本人格化”形式。馬克思僅僅知道一種資本人格化的形式，即個體資本家。但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并將在未來繼續看到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變化，正如全球資本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所顯示的。

由于資本無處不在，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我們想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須通過艱難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把資本徹底清除掉。立足于永恒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轉變事業，不管多么困難，都必然與這點聯系在一起。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不讓潛在的資本人格化橫行于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之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新穎，我們必須專注于創立和成功地確立防止資本人格化死灰復燃的必要措施。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必須不斷更新，使之能夠應對“歷史的狡計”的錯綜復雜的扭曲和轉變。

默：“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指“革命”？

梅：如果我們把革命這一概念界定為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的、持續的革命性轉變，那么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并充滿活力的。在許多著作中，馬克思都是在“社會革命”的意義上使用革命這一概念的。他說，過去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之間的巨大差別在于，過去的革命本質上都帶有政治的特征，旨在推翻社會的統治集團，同時置絕大多數人的結構性的依附狀態于不顧。

打破或多或少的頭顱，從事于顛覆性的“猛烈攻擊”，是政治舞臺上經常發生的情景，也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即使到最近，人們還在這一意義上界定“革命”概念?，F在，從痛苦的經驗中我們知道，它是于事無補的。沿著這條道路走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曾說過的“社會革命”。

在談到資本的社會秩序時，馬克思使用了“有機體”這一術語。我們生活于其中的資本體系是一個有機體，各部分相互聯結、相互促進。如果你想取代資本的有機體，你就必須在其中植入另一個有機體。顯然，“革命”不僅僅是一個“推翻”的問題。任何能夠被推翻的東西都只是社會主義革命中極為片面的事物。我們能夠推翻在歷史上已知的各種資本主義（在某種狹隘的意義上這已經發生了），卻無法推翻資本本身。同樣，資本主義國家能夠被推翻，但每當你推翻它時，你仍然沒有解決問題本身，因為這樣的國家是無法推翻的。這就是馬克思之所以說“國家的消亡”的原因，它與“推翻”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

在特殊的歷史情景下，推翻或取消某些制度是必要的第一步。激進的政治行動對于新老集團交替來說也是必要的。然而我們的目標必須是一次持續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革命的概念絕對仍然是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