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自然觀與恩格斯的自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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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是恩格斯創立的，即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把它僅僅理解為對自然界發展辯證性的一種肯定和描述（注：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ofAntonioGramsci.London:LawrenceandWishartPress.1971.372、445-446；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LouisAlt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這種認識不僅否定了馬克思個人的理論貢獻，而且導致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觀豐富內涵的曲解，也妨礙了對恩格斯自然哲學探索中許多問題的科學闡釋。

這種偏見的形成，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思想缺乏認識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們對自然觀本質性內涵的片面理解，把它局限為自然界客觀圖景的描繪，忽視了他們站在實踐的人的立場上去看待統一的自然界這一時代主題。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創立和發展，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從而根本改變了人們對自然觀的理解，自然不再是與人對立和分離的存在，而是與人一體化的有機整體的一部分。

本文無意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作一全面的分析，只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研究方式和基本觀點的差異作些解釋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對自然進行考察的社會背景及理論基礎

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使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對自然科學成果的熟悉和利用，但他們關注的重心和角度并不完全相同，馬克思更多地強調人類自然科學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而恩格斯則致力于闡發與自然科學知識對應的自然界各領域間的普遍聯系和有機發展。

為了論證和深化他們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等論著中提出的基本觀點，從1858年以后，這兩位歷史巨人分別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付出了自己的勞動和心血，馬克思集中于通過經濟學將辯證法引入人類社會建立一種辯證的社會歷史觀，而恩格斯則試圖通過解釋各種自然科學理論將辯證法引入自然界，建立一種辯證的自然觀。

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是在對機械論自然觀與德國自然哲學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礎上創立的。相對而言，由于機械論自然觀在當時自然科學研究中影響較大，再加上德國自然哲學比較注重運用自然科學成果揭示自然現象間的辯證聯系，因此，恩格斯比馬克思對二者有著較多的繼承和吸收。

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研究的確有思路的差異，但卻是以他們考察方式的根本性一致為前提的，這種一致并不意味著他們全部理論觀點的相同，并不能否認他們在自然問題的研究中有著不同的側重，他們的親密合作本身就包含著合理的分工，雖然他們在性格、氣質、工作方法和學術興趣上有著各自的特點，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各自研究問題的重點和觀察的視角，但“要想把這兩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開，即使他們自己也是辦不到的”（注：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獻傳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頁。）。因此，對這兩位密切相關的思想家不能作簡單孤立的分析。

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理論的創立是通過兩條途徑達到的。這就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狀況的現實把握和對自然科學認識的哲學概括，而這些始終是兩人長期共同努力研究的成果。

馬克思、恩格斯的人與自然統一的基本立場，決定了他們自然觀基本點的一致。從歷史的角度看，人與自然的統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自然界物質運動形成經過長期的從低級到高級、從單純的機械運動到有機生命的存在的自然進化，才發展出能思維、從事創造活動的人，這是自然界自身的有機演變，最后達到人與自然的共存；從現實的角度看，人與自然的統一是以實踐為基礎實現的：人類社會形成后，自然史和人類史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逐漸達到現實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地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關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頁。）

馬克思理解的自然

馬克思對“自然界”的理解，不單純從客體的或直觀的方面出發，而是從實踐——工業的角度出發：“在人類歷史——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而形成——盡管以一種異化的形式——的那種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類學的自然界。”“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的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83、50-51頁。）“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變成實踐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于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在實踐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頁。）很明顯，他肯定了通過工業所形成的自然界體現著人的本質力量，是屬人的自然界，在這種屬人的對象世界中，真實地體現了人的主體性和對象的客觀性的統一。

在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時，馬克思首先強調指出，人和自然的關系實際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的關系，而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例如，世界不同國家的自然神話所表達的對自然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當時人類的社會狀況決定的。馬克思說：“這種自然宗教或對自然界的特定關系，是受社會形態制約的，反過來也是一樣。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現在：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又制約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這正是因為自然界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程所改變；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人們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頁。）馬克思在此向人們揭示出這樣一條深邃的哲理：人們在不同社會歷史階段上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決定了人們自然觀的迥異，越是生活在原始的、封閉的社會關系中的人們，越容易產生狹隘的自然崇拜，即他們對自然的認識只是從滿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出發，對自然價值的了解當然也是膚淺的。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的魔力才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形態，“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頁。）。因此，人與人的關系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補充和擴大，構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另一個方面。這兩對關系是相互制約的，人與人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時，人與人的關系只有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才有其現實意義，人“不僅使自然物質發生形式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人對自然的實際關系形式的變化是：人為自然的奴仆——人與自然的對抗——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反映了人與人關系的文化進展，同時也是人的生產實踐和經濟活動的結果，體現了人自己的創造性。這樣，馬克思將人和自然的關系具體化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聯系，從而在人的現實關系的規律中尋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好解決辦法。

馬克思注意從人的社會性這一根本出發點來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指出只有合理地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最有效地解決人和自然的關系，社會才能以最佳的組織形式和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實踐，才能使人和自然長期穩定地協調發展。從這一原則出發，馬克思從哲學的角度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科學揭示，其基本點是：第一，人“在其現實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注：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第二，人和自然存在有機聯系，“盡管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與自然界聯系在一起，但這些僅僅意味著自然界是和它自己聯系在一起，因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實踐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中介作用，“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釋為革命的實踐”。

在馬克思看來，自然史不過是構成其歷史觀的自然科學根據，而他的歷史觀卻把人類社會史看成是他的主要運用領域。對于自然界來說，只有在以有意識的主體所創造的人類歷史為前提的時候，才能談得上自然史。自然史是人類歷史溯往的延伸，人類用一切打上社會文化烙印的范疇，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回復的自然；人類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疇去把握還沒有作為為我之物所占有的自然領域。反過來，對于人類的歷史來說，“全部歷史都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作為人的人’的需要成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準備。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的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2頁。）。

思維的運動在馬克思那里決不只是對事物的單純的反映；進行反映的意識同時是人的“實踐批判”活動的一個要素，因為思想作為現實的本質之組成部分，總是潛入被思想所反映的現實。換句話說，由于實踐主體或生產者總是使認識對象或勞動對象，即自然界或物質材料與自己處于相互作用的過程和關系中，所以，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說物質對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則；人在實踐或勞動過程中，所接觸的物質“本身”也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抽象，相反總是僅僅接觸和處理有關物質的具體的、并從量和質、時間和空間、運動和速度等方面都給予具體規定了的存在形態；物質的普遍性對于意識的獨立性來說，只存在于具體的、特殊的東西中，所謂的本源性物質或存在物的本源根據只存在于人的社會實踐和意識相互關聯的關系和相對性中。

馬克思對恩格斯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是十分支持的，對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自然科學各學科之間和自然界物質運動形式的內在聯系等基本看法也表示理解。

馬克思在1876年致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提到：“現在恩格斯正忙于寫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犧牲，因為他不得不為此而停寫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這封信表明了馬克思對恩格斯自然科學哲學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他認為，恩格斯從事自然科學所體現的辯證性思想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用辯證思維方法分析整理自然科學各學科的材料，對于深化具體他和恩格斯早期的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具有重大的意義。但馬克思的理論研究的側重面決定了《資本論》的寫作整理占用他大部分的精力，因此，他曾嚴肅地說：“我沒有時間對此進行認真思考，并和權威們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7頁。）

恩格斯的自然觀

恩格斯在與馬克思一起完成對人與世界的主客體對象關系的認識后，達到了對自然實踐唯物理解的新水平。在他看來，對自然界的理解當然離不開人類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但人類知性認識及其成果——自然科學有著直接的重要意義，它反映了一個時代人類把握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因而，當馬克思從勞動實踐方面對人與自然關系做出深入闡釋的時候，恩格斯選擇了當時已取得很大發展的自然科學，進行哲學高度上的總結。這就是說，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都是在從事他們自然觀的深化工作，只是力求從認識角度闡明人與自然的統一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出版曾在西方世界引起截然不同的激烈爭論，一方認為該書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淵源，另一方則認為是向哲學自然本體論的回歸。

從20年代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喊出了“回到馬克思”的口號，他們強調人的意志思想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力圖恢復馬克思學說中人本主義的內容，因而大都反對自然界外在的消極的描述和對社會歷史發展必然性的解釋（注：A·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K·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這就使他們努力發掘馬克思思想中主體作用的觀點，甚至用某些唯心主義看法重新釋讀馬克思的理論，同時對恩格斯、列寧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映論進行了批評，進而得出了恩格斯自然觀同馬克思哲學立場有根本分歧的結論（注：LouisAlghusser.ReadingCapital.London:1970,56-59.）。

應該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著眼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和理解，在反對僵死的機械的自然觀這方面，確實提出了系統的和不乏新見的啟示，但他們采取的把恩格斯與馬克思對立的考察方式，導致了理論體系明顯的疏漏與缺陷。

《自然辯證法》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具有大思想家手稿的共同特點：既有不周全、不完備之處，又燃燒著長期引發人們思維烈焰的火種，而且，它還是一部內在結構完整的著作。在該著作中，恩格斯大量采用了19世紀自然科學的新材料，但并不是對這些材料的百科全書式的整理，而是依據這些材料所表現的人類思想（科學知識就是人類思想的結晶）進行歷史的、辯證的哲學論述。恩格斯所說的對科學材料進行“整理”，主要是從科學本身的歷史發展來談的。他把18世紀以前的自然科學稱為“搜集材料的科學”，19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是“整理材料的科學”。前者是關于“既成事物”的科學，后者是“過程”與“系統聯系”的科學；前者研究“存在”，后者探索“發生”。（注：恩格斯：《路得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頁。）

在科學新成果基礎上產生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哲學，包含了自然界圖景的描繪，但這不是舊的自然哲學體系。恩格斯十分明確地申述了自然辯證法“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與舊的自然哲學描繪這樣一幅總的圖畫的原則區別。認為自然哲學只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臆想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想象來填補現實的空白”，而當現代的自然辯證法為科學家所接受以后，“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復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種退步”。（注：恩格斯：《路得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頁。）

恩格斯自然觀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批判地吸收和繼承了前人在哲學和自然科學，尤其是宇宙學、生物學方面的成果，立足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基本立場與方法，建立起一個有別于一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經驗方義和宗教神學的自然體系。這一體系的基本內容概括為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統一性的前提，但世界的統一性并不在于存在；物質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個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系統；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自然界的實在的發展規律

可見，在恩格斯那兒，自然辯證法是對自然界作為“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既然施密特等人也曾經多次承認過自然物質的客觀性和規律性，那么，當恩格斯用自然辯證法的形式把這些規律闡述出來時，就應如實地肯定這種哲學的積極意義。

恩格斯的自然觀與馬克思的自然觀的互文性

恩格斯在全力以赴地進行自然辯證法的研究的同時，并沒有拋棄他自己在早年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天才大綱”時對抽象唯物主義的機械的自然觀所采取的批評立場。相反，在主張自然與人類實踐的社會歷史相統一這個理論問題上，恩格斯與馬克思是一致的。他堅定不移地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指出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認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他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看作人與動物的一個根本的區別：動物的生產“對周圍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辦得到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遷移動植物，而且也改變了他們所居住地的面貌、氣候，甚至還改變了動植物本身，以致他們活動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滅亡一起消失。”（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頁。）

恩格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認識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然辯證法，自然界自身的普遍聯系與運動發展；二是實踐辯證法，即人類與自然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恩格斯那兒，二者是由自然向人類的歷史生成統一起來的，并不存在對某一方面的過分重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恩格斯認為，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形成首先取決于人類自身活動的特點，“日耳曼人移入時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現在剩下的已經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本身都發生了無限的變化，并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這一期間未經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簡直微小得無法計算”（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9-330頁。）。這種認識與他和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立場出發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從自然的歷史角度立論，正好構成與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的相互銜接。

恩格斯熱愛自然，又重視歷史。他在給英國地質學家蘭普盧的信中表示：歷史“比起自然來甚至更加宏偉壯觀”；“歸根到底，自然和歷史——這是我們在其中生存、活動并表現自己的那個環境的組成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3-64頁。）。正因為自然界與人類歷史的實踐活動緊緊聯結，所以恩格斯幾次提醒人類要注意正確地對待自然界：“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159頁。）

談到自然界時，恩格斯并未有意地設定抽象的“物質”，因為物質這個范疇是唯物主義對外部存在的主觀概括，它只有與意識在實踐的歷史進程中對立時才具有相對的意義，恩格斯不認為存在著某種獨立的“物質的物質”：“當我們把各種有形體地存在著的事物概括在物質這一概念下的時候，我們是把事物的質的的差異撇開了。因此，和特定的、存在著的物質不同的作為物質的物質，不是感性存在著的東西。如果自然科學企圖尋找統一的作為物質的物質，企圖把質的差異歸結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結合上的純粹量上的差異，那么，這樣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櫻桃、梨、蘋果，而要求看到作為水果的水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頁。）這當然不是否定客觀存在，而是說明我們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具體存在于歷史變動的自然和社會發展中，人類在一定的動態實踐歷史運動中認識自然及其本質只能是一個“長期歷史經驗的產物”，“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頁。）。這種條件正是由于實踐水平的不斷提高，人能夠不斷建構著人的不斷轉換的歷史的自然世界圖景。

恩格斯竭力反對的正是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雖然他后來研究和闡述的重點并不在于政治經濟學，但是人類的生產實踐在他的自然觀理論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說到人類應當學會正確地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時，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即人類的“生產行為”引起的“自然影響”，乃至“社會影響”（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159、149頁。）。“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不同角度：馬克思著重從人類社會的某一特定形態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他雖然也一般地論述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但更多地是考察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社會條件；恩格斯則從自然的歷史考察自然，他利用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聯系和辯證發展，進而描述物質自然界從無機界向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因而，自然是由近現代自然科學得以說明的統一的和發展的物質世界。然而無論如何，他們之間的區別是建立在人與自然根本性一致的基礎上的，正如普里高津在論述自然界的發展是一個過程的時候，曾以欣賞的態度肯定道：“自然史的思想作為唯物主義的一個完整部分是馬克思所斷言，并由恩格斯所詳細闡述過的。當代物理學的發展，不可逆性所引起的建設性作用的發展，在自然科學中提出了一個早已由唯物主義提出的問題。對他們來說，認識自然就意味著把自然界理解為能產生人類和人類社會的自然界。”（注：普里高津：《從混沌到有序》第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