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近代中國第三次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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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強、民主，是近代中國的兩大主題，是孫中山、和鄧小平前赴后繼，領導發動三次偉大變革的根本目的。20世紀初，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打開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走向富強民主的閘門。20世紀中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經過28年艱苦奮斗，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站起來，為中國的富強民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鄧小平領導中國共產黨發起了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三次革命，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20多年的奮斗，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鄧小平領導的近代中國的第三次變革，實現了孫中山、等無數仁人志士的偉大理想，把富強和民主變成了生動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是近代以來中國三次偉大變革的集大成者。

鄧小平領導近代中國第三次偉大變革的背景與性質

鄧小平領導的第三次變革之所以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以小生產為社會基礎的封建專制制度在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因此，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徹底消滅貧窮和落后，絕非一次革命能夠完成的。從1911年到1949年，我們用不到4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再到新中國的兩次飛躍。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這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便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及鄰國印度57美元的一半。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農民收入增長30%。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9%，而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為4.9%。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最好的國家。遺憾的是，自1957年下半年起，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開始發生偏差，先是在經濟建設上犯了急于求成、急躁冒進、違反規律的錯誤，試圖用“”和群眾運動的方法加快發展速度，結果欲速則不達。“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特別是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據統計，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十年間，中國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然而，比財產損失更大的是喪失了機遇。那十年，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時期，如我們周邊原來經濟并不發達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臺灣等，就是在這個期間抓住機遇，迅速崛起的。

1976年10月，結束的時候，我們確實處在一種非常危險的困境，經濟上被發達國家遠遠地拋在了后面。中國向何處去?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沒有別的任何政黨能夠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中國的發展，只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我們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照抄教科書的教條，不能照搬外國的經驗，只能從我們自己的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們的國情，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結束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就是鄧小平領導的近代中國的第三次變革。和孫中山、領導的前兩次變革不同的是，這次變革，不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不是國家政權的更替，而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通過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全體人民都能夠過上幸福、富裕、和諧的新生活。

開辟新路，帶領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富起來

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領導近代中國第三次變革的一個標志。這次會議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果斷地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心一意發展生產力，實現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通過這次全會，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以此為起點，我們走上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鄧小平復出后，首先以科學教育戰線為突破口進行全面撥亂反正。1978年5月，為糾正“兩個凡是”的錯誤，盡快結束之后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鄧小平領導發動了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幫助全黨重新恢復和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場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啟發了全黨吸取的經驗教訓，開創新局面的思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稱為偉大的歷史轉折，就在于這次全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從根本上糾正了及其以前的錯誤，把經濟建設確定為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中心，找到了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正確途徑。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反復告誡全黨，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扭住不放，要頑固一些，聚精會神地發展生產力，除非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其他任何情況都不得干擾和動搖這個中心。由此，一心一意搞建設，成為近代中國第三次偉大變革的主旋律。

把改革開放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本手段和動力，是鄧小平的偉大創造。鄧小平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有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1978年，受鄧小平領導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啟發，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民自發地沖破了“一大二公”的體制，因地制宜地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生產責任制形式，并逐漸演變成以“大包干”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符合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方式，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迅速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改善了農民生活。鄧小平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1980年，在農村改革受到種種指責面臨夭折的關鍵時刻，他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全黨解放思想，支持農村改革。在他的指導下，中央連續發出五個“一號文件”，引導農村改革走向深入。1983年，在我國農村實行了20多年的體制被廢除，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

創辦經濟特區，作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窗口，是鄧小平的另一重大決策。1979年春，根據廣東省委的意見鄧小平倡導在毗鄰香港、澳門和臺灣的深圳、汕頭、珠海和廈門四個地區試辦出口特區，采取特殊政策，利用外資，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試點和窗口。1980年，出口特區更名為經濟特區并相繼建立。短短幾年，特區的靈活措施就產生了神奇力量，創造了經濟建設史上的奇跡。同時，特區采取的一些經濟手段也受到種種置疑。1984年，鄧小平視察了這四個經濟特區，分別題詞給予鼓勵和支持。回到北京后，他決策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不可逆轉。1988年，鄧小平決策設立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在他的倡導下，中央又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中國逐漸融入了經濟全球化大潮。

農村改革和試辦經濟特區取得成功之后，鄧小平因勢利導，決定實行全面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久又相繼作出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全面改革勢如破竹，全面展開，1984年到1988年，中國經濟5年上了一個新臺階，中國社會的面貌和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究竟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目標模式，鄧小平殫精竭慮。1979年底，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此后，他十多次就計劃與市場問題發表重要談話，逐步幫助全黨擺脫了計劃與市場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標志的傳統束縛。根據他的理論，1992年，中共十四大決定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我國的改革開放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這一切，正如同志所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科學評價，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鄧小平領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繼承和發展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艱辛探索的基礎上形成的。正確評價，是結束后我們黨面對的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先后出現了兩種錯誤思潮。一種是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即堅持“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兩個凡是”，實際上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堅持同志晚年的錯誤。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中國就不能開辟新道路，就無法走出造成的困境。正是由于“兩個凡是”錯誤的干擾，導致結束后我國兩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另一種是片面強調的晚年錯誤，全面否定的歷史地位，全面否定思想的指導作用的錯誤思潮。這種思潮是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帶領全黨進行全面撥亂反正，平反及其以前“左”的錯誤造成的冤假錯案，批判“兩個凡是”，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號召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這就涉及到對的整體評價問題。是同志發動的一場歷時十年的群眾運動，它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給包括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內的許多干部群眾造成了嚴重傷害，必須徹底否定。這樣，怎樣看待同志晚年錯誤，乃至怎樣看待的歷史地位的問題就不容回避地提了出來。當時，很多在中受到迫害的群眾，甚至包括一些黨內的老同志都認為，要徹底否定，必須徹底否定，有人甚至提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這種“非毛化”的思想逐漸釀成了一種思潮，引起了黨內外和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錯誤，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正確對待自己的領袖，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

1980年8月，鄧小平兩次接受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的采訪，就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評價的問題發表重要意見。鄧小平指出，同志晚年確實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一生的貢獻而言，他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同志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思想永遠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決不能像當年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

毫無疑問，既要徹底否定“”，講清楚晚年的錯誤，又要維護的歷史地位，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智慧、大胸襟，非常人所能及。

為了更好地統一黨和人民的思想，鄧小平提議制定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親自主持決議的起草工作。正是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歷史決議集中了全黨的智慧，頂住種種壓力，對同志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科學評價，維護了的形象，從而也從根本上維護了我們黨的形象、國家的形象，肯定了我們黨的歷史、國家的歷史，維護了全黨的統一，保證了我們黨在今后很長一個時期的團結和穩定。正如同志所說：“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根本否定了‘’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同志和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后來的歷史證明，在國際國內風云變幻中，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挽狂瀾于不倒，幾經周折，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就是因為我們有歷史決議這面旗幟作砥柱。

寶貴遺產，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旗幟

在近代中國的第三次變革中，鄧小平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成功與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成果。

對中國人來說，社會主義是舶來品。作為最高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為一種理想社會設計出來的，它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的社會化。然而，20世紀中葉，當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破天荒地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進了原本以為只有在歐洲資本主義基礎上才能產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時，我們就不得不面對著必須進行理論創新的難題。因此，早在60年代初，就鄭重提出了黨的理論創新的任務，要求全黨下大氣力鉆研中國的實際問題，創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

審視歷史，人們自然會問，為什么即便像這樣的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創新的革命領袖最終未能完成創立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錯誤思路的泥潭。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復雜。只要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中國社會主義的初始條件，想想這個理論命題的創新難度以及攻克這個命題必須花費的時間長度，就不難對建國以后我們黨的艱辛探索，包括我們的失誤、我們所付出的沉痛代價，以至于對同志的評價等，形成一種客觀公允的認識。應該說，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正是我們黨自己提出的這個創新課題所決定的。解決這樣一個前無古人的課題，沒有幾代人長時間的艱苦努力是不行的，沒有長期的經驗積累是不行的，沒有失誤甚至昂貴的學費也是不行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正是在繼承和發展長期理論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在吸取歷史教訓，把握新契機，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鍥而不舍地開拓中擔負起理論創新使命的。

從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談話兩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為標志，鄧小平帶領我們黨經過14年的艱辛探索，終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提出的創立新理論的偉大任務，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這個理論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和經驗，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增添了新內容，使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若干個“第一次”的新觀點、新結論。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場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人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發展生產力必須以科技進步、教育優先為基礎；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不是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標志；第一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并以此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等。這若干個“第一次”的理論意義在于，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從而用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思想、新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提高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水平，作出了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的新判斷，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鄧小平理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創新上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是指引中國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偉大旗幟。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鄧小平理論的實踐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短短的20多年，中國經濟以年均近兩位數的神奇速度持續增長，一舉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們的短缺經濟，基本解決了12億人的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我們用一代人的時間創造出歷史上許多國家幾個世紀方能積累起來的豐盈財富，這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偉大創舉。對比那些幾乎與我們同期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有的解體了，有的易幟了，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愈益顯露出巨大的優越性和美好前景。飲水思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無不對能夠擁有鄧小平理論而深感慶幸與自豪。

對于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意義，黨和國家給予了高度評價。同志指出：作為一代偉人，鄧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輝業績、創立的科學理論，已經并將繼續改變和影響著中國和世界。中國共產黨為擁有鄧小平同志這樣優秀的黨員，中國各族人民為擁有鄧小平同志這樣偉大的領袖，感到無尚光榮和無比自豪。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財富，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全黨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科學理論，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今天，富起來的中國人民正在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沿著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這條道路必定越走越寬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