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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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現代化不僅是生產的現代化，還包括人的現代化，而道德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是人全面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個人行為，左右國家興衰。良好的道德素養的形成主要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來實現的。

因此，和鄧小平對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視，在各個不同時期提出不同的目標和任務。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為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服務。在土地革命時期，革命的中心任務是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是：“蘇維埃政權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在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蘇維埃文化。”[1](P21)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2](P25)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服從這一中心任務，必須進行抗戰教育和為抗戰服務。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打倒，解放全中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是“動員各級學校以及一切社組織，發揮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間接地為解放戰爭服務”。新中國成立后，黨的中心任務發生轉移，不再是搞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而是要恢復和發展生產，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然而在的晚年，由于對當時的形勢作出“左”的估計和判斷，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路線，這一時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的教育。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中心任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且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時代的主題由冷戰變為和平與發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的教育，因此，鄧小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方針。鄧小平指出：“毫無疑問，學校應當永遠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這并不是說要把大量的課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生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這不僅不排斥學習科學文化，相反，政治覺悟越是高，為革命學習科學文化就應該越自覺，越加刻苦。”[3](P104)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必須是又紅又專的人，而不是只紅不專或只專不紅的人。針對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和否定社會主義的思潮，1989年鄧小平深刻而尖銳地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4](P290)鄧小平的以上論述，糾正了“”中、“”把政治推向極端的錯誤傾向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間內社會上出現的忽視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潮。繼承和發展了提出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的光輝思想。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標準作為選拔接班人的首要標準。他指出：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認為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而且還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根本保證，并且把干部的品德如何作為提拔培養接班人的首要標準。

二、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

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很多，但環境不同，任務不同，其內容也不盡相同。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應當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5](P706)1942年我黨開展的整風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仍非常強調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他要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除了學習專業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

其次，還非常強調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進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抗日戰爭時期，提出：文化教育“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并且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白求恩那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了“愛祖國、愛人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備的公德。

第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內容。在其著作《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觀點，新中國成立后，在1963年3月5日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

第四，強調革命紀律教育。早在土地革命時期，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井岡山地區后，與等領導同志親自動手，向部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括進行紅軍紀律教育。向工農革命軍頒發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在抗戰時期，針對的分裂行為，提出：“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5](P528)新中國成立后，多次闡述了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系。指出：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這種民主與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有關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思想。首先，鄧小平特別重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和紀律教育，把理想和紀律作為人才素質的兩個重要標準及“四有”新人的重要標準。由于鄧小平所處時代與所處時生了變化，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多種文化的滲透和激蕩，多種價值取向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過去單一運行模式，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先進性與廣泛性相結合的原則，因此，鄧小平在強調理想教育的同時，把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結合起來，把理想分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共同理想兩個層次，使之符合我國的實際，既鼓勵先進，又照顧多數，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鄧小平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因此，我們才能夠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叫做萬眾一心，有了這樣的團結，任何困難和挫折都能克服。”[4](P190)

鄧小平在強調理想教育的同時，把它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把理想建立在踏實工作基礎之上。鄧小平指出：“青年應當有遠大理想，又要十分重視任何細小的工作。要有遠大的理想，才能永遠保持前進的勇氣和方向。而達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無數細小的日常工作積累起來的。”[6](P8)

鄧小平把理想和紀律結合起來論述紀律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4](P111)鄧小平認為，沒有理想和紀律，建設四個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對青年進行理想和紀律教育，使他們懂得自由和紀律的關系，因為許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謂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們不懂。

其次，鄧小平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注重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四項基本原則教育。鄧小平根據時代的特點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科學概念，并且強調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須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斗爭。”[7](P364)1989年鄧小平又指出：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

第三，鄧小平非常重視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并且賦予其時代的特征。針對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種種崇洋媚外喪失民族自尊心的行為，鄧小平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鄧小平批評了把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分離，宣揚抽象愛國論的錯誤觀點。鄧小平說：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于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么呢？港澳、臺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么叫愛祖國呢？至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我們的要求當然要高一些。鄧小平在談到愛國主義時，是把它和時代的特征聯系在一起的。

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出現的拜金主義和個人利己主義思潮鄧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6](P124)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對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集體主義教育尤為重要。

第四，非常強調民主和法制，但是他的晚年卻沒有堅持這一正確思想。鄧小平總結了“”的教訓，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注重民主和法制教育。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3](P168)特別是在國門打開后，西方的民主思潮通過種種渠道流入中國，引起人們思想上的混亂，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3](P161)鄧小平還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區別以及為什么中國不能搞多黨制和直接選舉等問題。鄧小平認為民主是和法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P189)“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如何加強法制？鄧小平認為“加強法制重要的是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8](P136)在鄧小平倡導下，我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普法教育，從小學開始進行文明禮貌教育的同時，也進行民主、法制教育，從而增強了社會主義的公民意識。

三、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原則

在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時，非常注重運用恰當的方法達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倡導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方法。指出：“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9](P935)在看來，自律是良好道德形成的內在因素。

其次，民主、說服、疏導的方法。認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10]（P332、337）

第三，實踐鍛煉的方法。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的這一觀點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來說都必須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去，才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第四，榜樣的教育方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通過樹立榜樣來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這是倡導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抗戰時期寫下了《為人民服務》這一光輝著作，號召人民向張思德同志學習。在解放戰爭時期，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號召，雷鋒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鄧小平繼承了的這些正確思想，并且有所發展。首先，鄧小平強調解決思想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在進行思想教育過程中，“一定要努力幫助群眾解決一切能夠解決的困難，暫時無法解決的困難，要耐心懇切地向群眾解釋清楚。”[6](P124)通過解決實際問題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提供感情共振的基礎，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實到實處，取得更大的實效，同時也體現了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其次，尊重、理解和關心群眾是思想政治工作有效進行的前提。鑒于“”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大批判的做法，不僅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實處，反而帶來負面影響，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鄧小平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須以尊重、理解和關心群眾為前提條件。鄧小平指出：“不僅要承認各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能和品德的差異，并且按照這種差異給以區別對待，盡可能使個人按不同的條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前進。”[6](P62)鄧小平的這一觀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須要求根據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規律、特點、學會尊重人、理解人，愛護人，對于不同的觀點甚至是不正確的傾向應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批判”。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身作則。強調榜樣的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鄧小平更強調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身作則，身教重于言教，這樣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產生“無聲”的威力。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思想政治工作就會缺乏說服力。因此，鄧小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針對性，細致深入和為群眾所樂于接受。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凡是需要動員群眾做的，每個黨員，特別是擔負領導職務的黨員，必須首先從自己做起。”[3](P301)鄧小平在1978年6月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政治干部更要強調以身作則，我們過去在戰爭年代就是這樣。那時，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戰士心連心，不聯系實際，不聯系群眾，做政治工作就沒有人聽。政治干部不能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鄧小平的講話對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綜上所述，與鄧小平在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原則等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時代主題發生了變化，同時中國在對外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出現一些不良現象，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思想政治教育要為現代化建設服務，提出以德為首，“四有新人”的人才標準，賦予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特征，強調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鄧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豐富和發展了思想。

收稿日期：2002-05-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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