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科技與人權思想
時間:2022-04-17 0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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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科技發展思想包含著內在的目的,即人權思想,這是鄧小平科技思想和人權思想的顯著特點。科技發展不僅有利于維護國權,而且對人權起著巨大的作用。對科技和人權關系的進一步認識更加有利于科技本身的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進步。
一、關于科技發展的思想
鄧小平關于科技發展的思想內容豐富,意義深遠。縱觀《鄧小平文選》,其科技思想散見于各個時期的講話中,只言片語,慧眼獨具。關于科技思想的這些講話又較為集中地收錄在第二、第三卷中。從70年代末期開始,鄧小平率先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把科學和教育作為國家富強的切入點,并逐步提出改革科技體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觀。
鄧小平科技發展思想的基礎和前提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技觀。只有奠基于這一觀點之上,科技發展的存在意義和社會價值才能得到合理的和有效的說明。因此“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在鄧小平科技發展思想中就顯得尤其突出和重要。沒有這一科技觀的奠基,科技發展思想便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在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現代中國,任何新觀點的提出和新思想的產生都需要在馬克思那里找到根據,否則就很可能遭到非議。鄧小平深諳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情,他首先指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接著他指明:“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以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控制高度發達的動力工具,使勞動生產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會生產力的生產工具體系達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現代科學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開辟道路,決定它的發展方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當代的自然科學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應用于生產,使社會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面貌一新”。(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7頁。)因此,“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斷言,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張揚了科技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發展以及民族振興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使這一科技觀付諸實踐,真正發揮科技在社會歷史中火車頭的功能和偉力,為科技發展創造和構建一個好的制度環境、改革科技體制勢在必行。鄧小平科技體制改革理論從深層次上為我國科技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
作為一個時代偉人,鄧小平的視域絕不會僅僅局限在一國之內。如果說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科技觀和科技體制改革理論,關注國內科技發展狀況并思考其對策方略是視線向內的,那么他洞察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和科技發展趨勢,在80年代末就指出“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則是其視域向外拓展的象征。
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是把中國的科技發展置于世界的背景下來關照和思考,從而鄧小平進一步指明了國際社會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國家存亡和興衰的關鍵在于科技和人才,從根本上揭示了綜合國力與科技和人才的相互關系,告誡國民增強科技意識和人才意識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在綜合國力的競賽中取得主動權,就“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8頁。),“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95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有戰略眼光的一著”(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上述清晰的思路呈現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并最終演繹成為黨和國家的科教興國戰略。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證,是鄧小平科技發展思想的核心。在鄧小平看來,人才方面存在的問題是我國科技發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仿佛是水桶中最短的一塊木板。“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40頁。)。這些言語,真可謂殷殷囑托,語重心長。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必須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社會主義的本質理論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生產力理論是我國知識分子政策的理論基礎。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依靠力量,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應當享有其應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同時,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應當享有其應有的經濟地位和經濟權利。人權最基本的內容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維護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和經濟權利,實際上是確保他們的生存權,是知識分子生存樣態的主要標志。培養和選擇人才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客觀要求,實際上是確保和維護知識分子的發展權。鄧小平從現代化建設的角度闡明了維護知識分子基本人權的重大意義。“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68頁。)。
二、科技發展的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促進人權進步
鄧小平把握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和客觀規律,把科技提高到社會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其目的是完成“科教興國”的莊嚴使命,借助科技的偉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人權事業,對外增強綜合國力,維護國家主權,對內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對外的國權和對內的人權達到了高度的和諧一致,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這不僅為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且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權事業提供了借鑒。
在當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權體系中,普遍強調經濟和社會權利。經濟和社會權利的享有和實現必須基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頁。)。從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上世紀初為5%~10%,現在一些發達國家已達60%~80%,明顯地超過勞動力和資本的作用(注:參看胡世祿主編:《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與應用研究》第16頁,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不僅科技發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經濟發展速度,而且科技發展對經濟效益的提升作用巨大。這可用一組數字來加以說明:“我國手工業、傳統工業、高技術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相比,大概是1:10:100”(注:《高技術現狀與發展趨勢》第4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年1版。)。可見,經濟增長必須依靠科技進步,經濟權利的實現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科技進步。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版,1994年2版,第86頁。)。經濟發展“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要最終體現到人民生活水平上”(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通過經濟發展促進人權進步,科技、經濟和人權的內在聯系和統一,是鄧小平科技和人權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征。
鄧小平科技和人權思想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通過維護國權來保障人權,科技、國權和人權具有統一性。綜合國力是維護國家主權的后盾和基礎。衡量一個國家國力大小的標志,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主要是煤和鋼的產量,現在則主要是這個國家的科技發展的現狀及其潛力和人才資源的優勢程度。從總體上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現代高科技及其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生產力,政治上的影響力,軍事上的戰斗力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因此,科技進步及其應用對于一個國家提高其綜合國力的巨大作用和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鄧小平洞察入微,以一種歷史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反復強調科技是增強綜合國力的關鍵因素,并把科技和教育列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明確指出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來,高科技及其產業是綜合國力的制高點,是國際社會實力對比的決定性因素。“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和經濟的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主權完全的、真實的獨立自主的必要條件。否則,處于科技—經濟強國的附庸地位,整個國家在主權上的獨立自主則是不充分的。鄧小平之所以特別重視維護國家主權,是因為中國有著沉痛的歷史教訓。據統計,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強迫中國簽訂了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瘋狂掠奪達白銀1000億兩,并大規模地屠殺中國人民(注:參看董云虎編:《人權:中美較量備忘錄》第140~141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版。)。國家主權得不到維護,則人民的生命權得不到保障。人權最首要的、基本的內容是人的生存權,如果人的生命權被剝奪、生存權被侵害,那就根本談不上其他人權。因此,鄧小平在談到人權問題時,非常注重大多數人的權利,強調維護國家的主權這一基本人權的保障。
科技發展維護國家主權,其終極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促進人自身自由全面地發展。這包括改善人自身的生存狀況和生活質量,提高生活水平,減少乃至最終消除人類在物質生活上的貧窮和精神生活上的單調。科技發展推進人權事業的進步,首先表現為改變人的生存樣態。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實踐活動的水平,人的實踐活動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以及對實踐活動的認識和把握決定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決定了人滿足人自身需求的程度和合理性,因而也就決定了人的生存樣態和人權的進展狀況。科技是人類創造活動的產物,是人在自然歷史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社會和自身認識的積累。與科技的這種歷時性特征相同,人權也具有歷時性特征。馬克思說:“‘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版。)。科技通過提升人的實踐活動能力而改變人的生存樣態,推動著人權的不斷進步。在現代信息社會,電子計算機的普遍應用,人的實踐活動的自動化特征使人的“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勞動者超越于具體生產環節之外,標志著人的體力勞動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
科技進步使人類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達到了更高的層次。在物質生活領域,現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使農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已打破了幾千年來遺傳學上遠緣不能雜交的屏障,人們可以任意將一種基因引入生命體而賦予它新的遺傳特征,從而培育出高產、優質、抗逆的動植物新品種。比如印度人把水牛經基因轉移變成產奶的奶牛,他們稱為“白色革命”;又比如,抗蟲棉第三代對棉鈴蟲的殺蟲率高達80%以上(注:參看李萬忍:《鄧小平科技思想研究》第290~2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我國人口基數大,總量將繼續增長,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將使人均土地資源更加緊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動植物產品的需求無論從質上還是從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一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業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加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換,走高產、優質、高效之路。所以,鄧小平深刻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在精神生活領域,現代科技提供了高度發達先進的物質技術手段。比如蓬勃發展的互聯網技術,為人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可以上網聊天,進行人際交流;可以獲取信息,收發電子郵件;可以欣賞音樂,觀看球賽……為人們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娛樂休閑新天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和現狀是人們的生存樣態的寫照,是人權狀況的表征。現代科技對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響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一斑。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此外,現代科技在醫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治療技術比過去的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等療法有明顯的優越性,高技術基因工程藥物可以治療過去難以醫治的疾病,而且由于許多人體蛋白質的網絡性功能而具有廣譜的臨床療效,這對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發揮巨大作用,直接地改善了人的生活質量,促進了人權進步。
三、對科技和人權關系的進一步認識
既然科技發展的目的是促進人權進步,目的規約手段,那么人權為科技立法便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依靠科技的偉力可謂神通廣大,隔斷巫山云雨,天塹變通途,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科技無孔不入,把人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斕,艷麗奪目。但是,科技普遍造福于人類嗎?在1968年5月13日慶祝《世界人權宣言》20周年的人權國際會議上就科技發展對人權的負面效應引起了世界各國人士的普遍關注,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第18條明確指出:“近來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已為經濟、社會和文化進步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但這些發展則可能危及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不可不予以經常的注意。”(注:轉自[斯里蘭卡]C·G·威拉曼特里編:《人權與科學技術發展》第123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7年1版。)顯然,科技發展普遍地必然地造福于人類受到質疑和否定。科技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更不等于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這正如英國科學家貝爾納所指出的那樣,“如同古代道德學解決不了人人有道德的問題一樣,現代物質科學在事實上也解決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問題”(注:[英]J·D·貝爾納著《科學的社會功能》第42頁,商務館1982年北京1版。)。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更應引起高度的重視。因此,鄧小平在界定社會主義本質時,不僅指出了依靠科技發展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鄧小平對共同致富十分強調,因為它不僅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原則和優越性的集中體現,而且共同富裕是科技發展和社會主義人權進步交匯之處,是探討科技與人權問題之關鍵所在。
鑒于人類生存和發展一方面與科技進步有關,另一方面與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進步有關,而這兩方面存在的雙重關系并非在任何時間或任何地方都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國家水平持續的技術評估,以評估新的技術革新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及長期影響,確定其優點是否超過可以認識的缺點,并控制具有有害可能性的技術革新”,這時1982年聯合國《人權與科技發展》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注:參看[斯里蘭卡]C·G·威拉曼特里編:《人權與科學技術發展》第147、148頁。)在堅持技術評估的一般原則之外,還需要根據每一個特定國家的國情和需要不斷地探究:技術是否在服務于它的目的,是否在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產生出新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對科技的規范需要用“三個有利于”標準來衡量和檢驗。“三個有利于”標準不僅是科技發展的目的,而且應對科技發展起著指導作用。其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主義人權進步是科技發展的根本指針。可以說,“沒有人的本質的幫助,技術的本質就不能被正確引導入它的路程”(注:[荷蘭]E·舒爾曼:《科技文明與人類未來》第9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1版。)。換言之,“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注:《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73頁,商務館1979年1版。)。“人,實則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個目的,并不是只供這個或那個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注:[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探本》第42頁,商務館1957年初版。),康德人是目的所確立的人性原則為科技發展作了一個總體性和歷史性的規范。盡管由于歷史和現實客觀條件的限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實現普遍富裕,但是應當確立科技發展的優先權,即科技成果必須能夠為盡可能多的民眾所享受,必須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鄧小平在談到人權問題時說:“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5 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因此,關注大多數人的人權,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確立科技發展尤其是科技項目選擇上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科技和人權思想上,科技、經濟、國力、人權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系和內在的統一性。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使經濟建設真正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依靠科技進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加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程和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必然有利于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和維護國家主權,同時也必然有利于保障我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科技發展的目的在于維護國家主權和促進人權進步,換言之,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進步是科技發展的指針。這不僅有助于科技的健康發展,而且有助于人權進步。在鄧小平科技發展思想中,強調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自主。在鄧小平人權思想中,講究大多數人的人權,為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謀福利的旗幟特別鮮明。在這里,鄧小平的國權和人權思想具有內在一致性,并且與科技發展思想具有高度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