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紀錄片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04 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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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改革本質上是觸動全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歷史偉業。其間的觀念沖突、社會矛盾、人性困惑、道德理想,以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等矛盾的轉換生成為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與思考,而某些中國改革的抽象內容又確實在中國電視紀錄片中都有形象的反映《村民的選擇》講述了一個農村選舉村長的故事,真實記錄了村民們選舉前的心理狀態,以及選舉過程中發生的意外和曲折,進而使作品敏銳地把握到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民主改革進程。雖然作品沒有選取重大的人物或事件,但也正是作品以小人物、小事件傳達出大主題、大內涵的成功之處。
如果說,像反映政治民主之類作品往往體現出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主旋律,那么,更多的作品往往將普通人作為紀錄的主角,將鏡頭聚焦在平凡的人生和平凡人的現代性體驗上,并以此折射出滄桑巨變的社會時代。它們往往以平民意識和人文關懷的視點來尋找散布在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景觀,發掘生活中被淹沒的尊嚴和價值,而其對潛藏在平凡生活里的生命活力開掘又總能激發人們對于自身生存處境的回眸反顧和駐足深思。《德興坊》《遠去的村莊》《沙與海》《藏北人家》《重逢的日子》《茅巖河船夫》《舟舟的世界》《姐姐》《半個世紀的鄉戀》等作品就以其平民式的敘事鏡像和濃厚的人文情懷而獲得人們的好評。
在國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當紀錄片把焦點對準民族問題及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時,紀錄片被更多地滲入了人文主義的色彩,因此站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的高度來紀錄生活為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開辟了新思路。《最后的山神》《神鹿啊我們的神鹿》《尋找樓蘭王國》《流年》《影人兒》等作品,或記錄了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的生活習俗,或追尋1000年前消失的古代王朝,或展示黃土地上剪紙藝人的風采與民間民俗,或表現西北民間皮影藝人的喜怒哀樂,都反映紀錄片對少數民族的當代生活和民間藝術、民俗風情的人文關注和歷史詩情。
而作為電視欄目播出的紀錄片往往也以“關注普通人”相號召。央視《生活空間》有一句電視觀眾熟悉的導語:“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果從中國電視紀錄片歷史發展的總體線索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句導語暗含的“革命性”價值,成為新人文理念的一種典范。上海臺的《紀錄片編輯室》也在此定位上找到了一種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式,并創作出諸如《毛毛告狀》《德興坊》《遠去的村莊》等優秀作品。北京臺的《百姓家園》欄目以“老百姓自己講述的故事”為欄目定位,以老百姓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來拍攝自己的生活。《我大爺的小鋪》《我的三口之家》《老何過年》等作品雖以其對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家長里短為內容,卻從其深層透露出時代生活在細微層面所發生的變化和意義。
盡管立足于“普通人”,高揚人文精神的當代中國電視紀錄片還存在或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困惑,·視聽天地·電視紀錄片的人學之思但其藝術實踐中所取得的成就還是形成了比較成型的藝術風格。其中,既有在某一特定環境、特定生存狀態下展現生命力沖破巨大阻力創造出常人難以想象的美好業績過程的崇高風格,也有展現生命經歷與社會、與自然的劇烈磨合,卻最終能與歷史的、自然的必然要求保持和諧一致地向新境界發展和諧風格,還有展現美好的生命衰微、消亡、毀滅或美好的事業遭受扼殺過程悲劇風格,等。《王振舉——一個共產黨員的紀實》紀錄了稅務干部王振舉在拜金主義盛行、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中堅持廉潔奉公,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感天動地的崇高氣節。《藏北人家》透過藏北牧民那恬靜淡遠、和諧安寧的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紀錄了藏北牧民始終與自然環境保持著和諧一致的勞動與生活。《遠在北京的家》表現了一群小保姆的艱辛歷程,折射出普通人為爭取美好生活而不懈奮斗的那種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呼喚》紀錄了上海癌癥俱樂部一群癌癥患者最后的生命拼搏……在某種意義上,從審美的角度去把握社會生活的豐富內涵,在真與美、紀實與造型、再現與表現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從而創造出具有審美價值的作品,實現其“紀錄歷史的偉大使命”是中國電視紀錄片人學命題的重要含義和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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