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云的憂患意識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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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云憂患意識主題的轉換

在陳云的一生中，充滿著對祖國前途和命運、人民幸福、黨的事業的強烈憂患意識。1976年10月，粉碎“”，結束了“”的十年浩劫。10月16日，陳云就給在中央一線工作的李先念寫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要“恢復黨的好作風，因為倡導的許多黨的好作風被‘’破壞干擾了”。由此可見，陳云憂患意識主題的轉換，是緣于中國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可以說，陳云的憂患意識是歷史的、具體的。

第一，無論是進行革命還是從事建設，其目的都是為了要使人民群眾徹底擺脫被剝削受壓迫的境地，建設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而革命勝利后，人民生活雖然得到了改善，但還沒有根本改善，有的地方甚至還相當貧困，對此，陳云早就指出：“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

第二，從全球背景看，這是陳云對國際局勢新變化深刻認識的結果。20世紀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充分利用先進科技成果，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掀起科技革命的浪潮，資本主義經濟由此獲得了大發展。不僅美國、歐洲、日本發展很快，亞洲還出現了“四小龍”。此外，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用顛覆、滲透、遏止等方式阻止新中國的發展，并把“和平演變”作為其重要戰略。這就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未雨綢繆，從戰略高度認識發展問題，并不斷增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從而增強反對和平演變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

第三，從領導力量看，在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黨的領導正確與否，歸根結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中國革命勝利后，執政黨的地位，容易使黨的領導干部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滿等作風和情緒。作為執政黨只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克服自身在前進中的困難，才能為實現遠大理想創造必要的條件。

第四，從物質基礎看，實現遠大理想的基本條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中國的工農業基礎薄弱，要在這樣的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其可憂之處實在很多。所有這些，構成了陳云憂患意識主題轉換的重要依據。

二、晚年陳云憂患意識的主要內容

綜觀陳云晚年的思想和實踐，可以看出陳云的憂患意識可以概括為：憂民、憂國與憂黨。

(一)憂民與憂國。

在陳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為邦本，沒有人民也就無所謂國家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

第一，憂對農業重視不夠。由于舊中國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把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擺在了優先地位，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否則無法擺脫落后和被動地位。但是，在后來的經濟建設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忽視農業的現象，導致農業成為制約、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1977年糧食生產比上年減少71億斤。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陳云強調：經濟建設要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陳云在十一屆二中全會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美國人口少，土地多，氣候好。蘇聯土地比我們多。中國耕地少，人口多，是個基本矛盾。”“農業要下決心搞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南水北調，建設商品糧基地，增加必要的農業投資等。”，陳云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進行建設。”“香港、新加坡、南朝鮮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歐美日本各國也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

陳云認為在中國搞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們的國情出發，必須把落后的農業和龐大的農村人口這個現實考慮進去：“一、要使十億人民有飯吃；二、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陳云主張：要把握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要量力而行，要顧及發展。陳云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過高過快。還是那兩句老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要解決這個問題，陳云認為必須重視綜合平衡。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多次呼吁要重視綜合平衡，要解決好農業與工業的比例關系、農業內部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比例關系。

第二，憂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結束后，國家出現了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震蕩。在這種情況下，陳云多次強調要“摸著石頭過河”這一重要思想。改革需要理論指導，然而，中國的改革恰恰是理論準備不足。在“”中原有的僵化思想和僵化觀念不可能為改革做理論準備。“摸著石頭過河”論，比較好地解決了既要改革又要避免大的社會震蕩的矛盾。在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試驗要大膽，推廣要謹慎，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發現錯誤趕快改。這樣，看起來改革的步子放慢了，實際上卻是很有效地加快改革的方法。

1980年12月16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他還說：“有人批評說‘摸著石頭過河’不對，但沒有講出道理來。‘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河，總要下河去試一試。”陳云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意在強調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強調實踐的觀點，強調穩妥的觀點，這種漸進式改革思路，顯示出不斷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效應，既有助于緩解利益調整過程中出現的沖突，也有助于克服來自僵化觀念和習慣勢力的干擾，從而爭取更多的人支持改革，以保持社會穩定。

第三，憂國家科技教育落后，人才匱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在生產要素中應用日益廣泛。要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建立在高度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因此，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而知識分子正是這種科學生產力的創造者、傳播者和應用者。現代化大生產表明，知識分子還承擔著高科技直接應用于生產的任務，他們和生產工人一起將高科技這種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并且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居于核心地位，成為掌握科學技術的主體生產者。高科技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使知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價值，也使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上實現了新的飛躍，重新確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陳云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19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經驗，指出：“生產、科研、教育、管理部門的知識分子，是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日本、西德在戰后所以恢復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發揮了他們的作用。”

在對待和使用知識分子問題上，陳云提出：政治上要團結和信任知識分子，在工作上要尊重和支持知識分子，在生活上要關心和愛護知識分子。1982年7月1日，陳云專門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強調要解決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工資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問題。這些人是當時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工作主要靠他們來做。因此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是利國利民的，也是符合精神生產的特點和規律的。陳云提出：要把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看作是基本建設中的最基本的建設，要不惜代價在這方面投入大量資金。

第四，憂人口、環境、資源與經濟建設能否協調一致。早在1955年7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陳云就支持馬寅初先生關于控制人口增長的建議。“會議期間，馬寅初提出的人口理論受到了一些人責難，陳云在一個便簽紙上寫下‘氣可鼓而不可泄’七個字，托人帶給馬寅初”。在1957年中共八屆三次全會上，陳云提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還要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點。”1979年6月，陳云在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談話時，談到人口是爆炸性的問題，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只準一個”。“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到了80年代初，我國的人口壓力更加嚴重。1980年6月14日、15日，陳云給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寫信，提出：“提倡只生一個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產生的一些問題，則屬于第二位的問題。”“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要列入國家長期計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這個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是陳云等中央負責同志的大力推動，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才不斷完善。

工業文明在帶來社會生產力大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環境污染問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環境污染的問題。1979年6月17日，陳云寫信給李先念和姚依林，指出：“有些地區水資源已很緊張，如天津、北京等地。”“即使有水資源的工廠，也應該有節約用水的辦法。”“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這是重大問題。”1981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云再次提出：“有些問題必須考慮長期計劃。比如，水的問題”。“水資源短缺，在我國北方是個大問題。”“總之，水資源的問題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解決城市中的污染問題，從長遠看，也應該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工廠里頭早投資比后來補上去省得多。”此后，陳云多次呼吁重視這些問題，提出：一是要加大宣傳的力度，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加大投資比例；三是加大落實力度，反復督促檢查，層層落實責任。1990年6月6日，陳云在一篇關于《我國水資源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文章上批示：“水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

(二)憂黨的執政能力。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事業的領導核心，離開黨的領導，中國又將回到一盤散沙的年代。沒有黨的堅強領導，就沒有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

第一，憂黨的作風。隨著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建設面臨新的嚴峻考驗。20世紀80年代初期，陳云針對黨風狀況指出：“我們黨是執政黨，目前又處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有效地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事關重大。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陳云進一步指出：“我們絕大多數黨員是不謀私的，但因謀私而犯法、犯錯誤的黨員也不是一個很小的數量。”對此，陳云向全黨發出警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要“提高共產黨員的素質”。只有提高了全體黨員的思想素質，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思想氛圍，從根本上杜絕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在黨內的蔓延。陳云強調：“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

第二，憂共產黨能否解決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一個執政黨能否長期執政，能否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首先取決于這個黨是否確立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執政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是否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至關重要。“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問題的前提是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這是衡量黨的執政能力的主要標志。陳云提出：“長期規劃中要考慮如何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搞經濟建設，最終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見，為人民謀利益是陳云反復思考的一個問題。

第三，憂黨的干部隊伍老化。如何保證黨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核心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陳云重新走上中央領導核心的崗位，主管組織工作和紀檢工作，對于“”給干部隊伍的破壞有深切的體會。他說：“我們黨的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很嚴重，這個問題現在不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好，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曲折。”為此，陳云提出要“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為：提拔少了不夠用。關于提拔干部的標準，陳云認為：一要堅持“德才兼備”。“才干固然重要，但德還是第一。”二要大量提拔知識分子干部。三是“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對私人拉攏，搞個人派系。

第四，憂黨的宣傳工作。做好新形勢下的宣傳思想工作，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陳云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做好宣傳思想工作的極端重要性。1980年11月前后，陳云指出：“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宣傳上要有人把關。”陳云認為：宣傳思想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不論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宣傳思想工作這個政治優勢都不能丟。

現代社會，宣傳輿論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能不能把宣傳輿論工具牢牢抓住，關系人心向背、事業興衰，關系黨的執政地位。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牢牢掌握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陳云提出：要“培養執筆的、寫文章的中青年，選擇的時候要特別注意，要特別謹慎。一是必須培養能寫文章的人，黨內沒有能寫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須培養既能寫，又有德，德才兼備的人。”

第五，憂黨內民主制度不健全。陳云認為：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加強黨內監督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措施。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積極支持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的動議。這既是考慮到當時許多老同志年事已高的實情，設立書記處可以使他們擺脫日常小事，集中精力于國家大事；更是吸取“”的慘痛教訓，避免權力過于集中的現象。陳云提出：“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制度”。“一個人接班不行，要搞集體接班。”“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于出大的問題。”陳云要求：要正確處理領袖與黨員群眾的關系，既要重視領袖的作用，又不要夸大領袖的作用；既要崇敬、熱愛領袖，又要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把領袖神化。

通過黨內生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陳云深切感到要發揚民主，僅僅強調讓大家講話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他指出：“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于出大的問題。”

作為一個老革命家，陳云對于在執政和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這個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從他所提出的許多意見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越是長期執政，越是要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三、晚年陳云憂患意識的特點

第一，清醒的危機意識。陳云的憂患意識所“憂”之“患”，就是一種危機，一種困境。陳云的憂患意識就是對社會生活中的矛盾性、曲折性以及事物發展運動的規律性保持清醒認識，隨時意識到危機的存在，特別是在表面上一片光明的情況下意識到潛在的危機。這種憂患意識與發憤圖強是緊密聯系的。一方面必須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又要沉著冷靜，臨危不亂。不僅要以深摯的情感憂國，更要以非凡的實踐強國。

第二，深切的責任意識。1981年5月，陳云向全黨呼吁：提拔和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正是這種責任感，才能發現危機、直面危機，才能勇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才能最終消除隱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黨的十六大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開始進入中央委員會，形成新的領導核心。

第三，堅定的信念。陳云的憂患意識不是消極悲觀，而是要在憂患中奮進，堅忍不拔，始終保持著堅定的信念。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陳云充滿信心地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第四，理性的超前意識。陳云的憂患意識中最具智慧的不在于身居“困難的處境”時，“自己擔當起問題的責任”；而在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得而不忘喪”的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陳云經常講：“‘瓜皮帽，水煙袋’，舊商人中有一種人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陳云晚年對資源、環境保護與人口問題的重視，就更加深了對陳云“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的先見之明的認識。

綜上所述，晚年陳云的憂患意識主要是對人民、國家和執政黨的憂慮，是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寄予深切希望的理性認識，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有著深刻的理性精神。陳云的憂患意識是積極的、樂觀的，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和公而忘私的憂國憂民精神，是他留給我們治國興邦的寶貴財富。

摘要：晚年陳云的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憂農業生產不能滿足人民生活和國家發展的需要；憂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憂人口增長的壓力太大；憂國家科技、教育落后，憂環境污染問題；憂黨的執政能力不強。其鮮明的特征是：清醒的危機意識、深切的責任意識、堅定的信念、理性的超前意識。

關鍵詞：晚年陳云；憂患意識；憂民；憂國；憂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