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者制勝戰略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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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類是一個由國家層次、跨國家層次和超國家層次的行為主體與民族、國家多元主體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會”。“美國制造”的世界文化資源早已成為了美國的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本。當代文化同步化動力主要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他們設計了模擬全球的投資計劃與營銷策略。主宰金融證券業是強者獲勝的法寶。美國由于在金融領域里不斷實現制度創新，其金融市場已成為全世界最有活力、效率最高的“投資者天堂”。游戲規則的設計者最懂得賺錢的門道，并能巧妙地逃脫和轉嫁金融風險。

[關鍵詞]多元主體；文化產業；金融證券業

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一場新的戰爭——經濟戰爭，已經取代軍事戰爭，成為當今世界一部分人奪取另一部分人財產的主要手段。世界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徹底的革命，這一次偉大轉變比以往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意義更加偉大，孕育了人本主義偉大革命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也為人類接受東方價值觀，形成一種和諧文化創造了越來越成熟的物質條件。最能反映這一點的主要是4大產業的發展：信息產業、金融證券業、生物產業和文化產業。本文主要從文化產業、金融證券業的角度進行分析。

一、文化產業已成為產業結構的重要環節

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在一項報告中說，“我們必須承認國際間的大眾傳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國是主要的源頭……今天存在一種打上‘美國制造’字樣的世界文化”。特別是文化產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大量傾銷，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文化滲透的手段，它在不知不覺中實施文化的浸潤。以大眾傳媒為支撐的文化產業已經與制造業一道成為美國財富的主要來源。而且，大眾傳媒亦由此而成為美國文化的政治影響力的主要策源。現在，虛擬經濟不僅能夠實現一個國家內部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經超越國界，正在把許多國家聯結成為一個統一整體，歐盟就是一個典型，正在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建立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的國家，文化產業即是其結構中的重要一環。資本的社會化和經濟的虛擬化形成了美國人的共同利益。隨著美國通信網絡的全球擴張，美國成為世界范圍內大眾傳媒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同時亦是全球大眾傳媒的最大受益者，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更使許多美國富有者從大眾媒介中獲益。

“全球化”是一種以實現人類共同利益或者實現與人類共同利益不相違背的民族、國家利益為目的的市場、法律和政治的多元化進程，它的服務對象是整個人類共同體或與人類共同體不相違背的民族、國家，所保護的客體是人類的共同利益或與人類共同利益不相違背的民族、國家利益，進而使得世界變成為一個由多元主體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會”。因此，在這種全球性社會中，許多國家層次、跨國家層次和超國家層次的行為主體與民族、國家一起開始在世界事務中或全球性問題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全球化時代的個人已非傳統的個人，那種個體歸屬于血緣、地緣、職緣共同體結合在一起的現象已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以現代的個人與跨國運動和國際組織、亞社會和種族團體、跨社會的準團體等之間發生緊密的關聯。社會學家吉登斯也將這種個人層面看作全球化之一極，表現在跨國公司的白領階層對美國生活的追隨中，表現在學院知識分子對美國學術的模仿中。前者直接服務于資本主義的跨國經濟，后者間接服務于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大眾遠離本民族文化的傳統。全球性的標準愈普遍，它所能囊括的特殊性就愈多，這不僅對個人層面適用，而且對民族的選擇也適用。但對于國家主權和共同體而言，經濟的力量巨大而無孔不入，必然會帶來強烈的沖擊，甚至可能使延續幾千年的生活習慣迅速解體，使國家統治者不得不臣服于經濟的壓力或誘惑，給社會帶來迅速的變革。正如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所表述的，冷戰后國際沖突的起因可以定格為一種“文明的沖突”，它將在歐美文明與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凸現出來。[2]美國的全球戰略在從“強權性的霸權”向一種軟性的“滲透性的霸權”轉換。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并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主要目標是文化干涉(在最廣泛意義上而言包括意識形態、思維、意識、社會行動等)，而文化產業則是其政治、經濟不同的滲透、浸潤液。

跨國公司的經營者、發達資本主義的政治領袖，他們異口同聲地為這種資本的全球贏利而喝彩。他們都認定，經濟全球化會促進整個人類福利巨大發展，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會從中收益，它不僅會實現經濟上的“雙贏”，而且還會帶來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倡導者認為要想全球化就要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就要順應市場規則來行事。批評全球化的人士認為，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好處過多地流向了發達國家，而且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是那些富裕國家。瑞士聯邦主席奧吉認為，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抵觸，是因為它造成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本來全球化應該是世界大同，但現實卻是金融市場對一個個經濟體的“蹂躪”，外國競爭對手擠垮本國企業，以及發達國家所作的決定把社會搞得天翻地覆。這些異議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些人口占多數、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迥異的立場與歐美諸國形成一種對立。他們的論證邏輯就是：全球化，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就是美國的經濟侵略。文化問題也如出一轍，但有其特殊的地方。

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貿易中的確是最大的贏家，它的地位至今在世界上無可匹敵，這種地位的取得所依賴的主要就是全球化的貿易。美國政府雖然沒有文化部門，但卻對文化產業給予了鼎力扶持，這凸現在美國文化產業經營的跨國化上。美國文化產業的投資者，無論是好萊塢的電影制片廠還是流行音樂的唱片公司，其實都是以外來跨國資本為主的。難怪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認定“市場全球化”的第三項指標就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歸因于跨國公司的增多。這類公司在作決策時日益不依賴于所在國，因為它們能夠采用新的撤資辦法(并以此相要挾)。”顯然，在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各種生產要素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越來越快的頻率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各國和各地區越來越被納入到不斷擴大的、日漸統一的世界市場經濟之內。這就使得美國文化產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全球貿易輸出，以供全世界的更多消費大眾去消費；另一方面，則是全球文化生產，以使美國文化產業投入再生產。如今美國電影業已經開始把生產制作移至本土之外，以降低電影制作的巨大成本，同時利用第二市場試圖通過隨機價格來增加收入，這便是一種全球生產與銷售一體化的商業策略。在美國文化產業所需的成本中，無論是資本的投入和產出，還是技術信息抑或人力資源，都在全世界獨居榜首。黑默林看來，“文化同步化的過程與資本主義的擴散，兩者自有關聯......跨國公司是主要的玩家：當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人，主要是大多數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它們設計了模擬全球的投資計劃與營銷策略。”[3]美國文化產業的商業神話，背靠的不僅是國內資金的集中，而且更有賴于外來投資的激活和推進。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時代，美國文化產業才能獲得更大的資本來源，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繼續立于不敗之地。近些年來，美國文化產業的經營總額高達幾千億美元，它同時為美國國內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英語的統治地位是在1960年代獲得的，全世界講英語的人數達到了2.5億人，如今這一數字已經翻了4倍之多。它的全球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伴隨著這種文化資本的輸出和爭奪，美國文化還在傾銷一種“消費主義”觀念。由全球文化的現實可見，那些受到美國文化影響的國家，不僅包括那些本來就具有高消費傳統的高生產國家(如法國、加拿大)，而且還包括那些低消費和低生產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后者這樣的國家中，如果要消費美國這種文化，就必須事前舶來一種高消費的觀念，而后，美國文化產業才能在這里更好地占據市場。在各種跨國公司的運作和促動下，消費主義觀念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持續增長，為美國文化產業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二、主宰金融證券業是強者獲勝的法寶

經濟全球化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主宰金融證券業是強者獲勝的法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列舉了美國擁有壓倒性優勢的14個方面，其中，第一個方面便是“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系統”；第二個方面是“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第五個方面是“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

哈貝馬斯認為全球化是“世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轉變”，主要依據于國際貿易、金融市場、跨國公司、高技術產業等層面的不同指標來運行。哈貝馬斯還指出，“市場全球化”的第二項指標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網絡化推動了短期投資，加速了資本流動，致使流動性成為增強的資本更容易擺脫各國稅務部門的監控；各國政府本身則遇到國際貿易的壓力，后者能對利率和預算作出反應。”[4]“國際金融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一項有巨大創造性的業務，有許多新的、常是大膽的發明設施和一些新市場的創造。其不僅需要技術設備的良好狀況，需要新型的經驗，還需要非常專業的跨國的亞文化。在這些亞文化中，這些發明可以傳播，被人們接受、獲得成功，直至被購買”。[5]國際市場的注資就是這種成功戰略的一環，例如，美國當初縱容房地產市場的“超負荷”發展，鼓勵大家借錢投資“房地產”，要求儲蓄“實物”資產，創造條件讓高風險的次級債抵押貸款機構很容易地發行“次級債”，而且設計好“信用強化”機制(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可以變現，贖回次級債，并讓信用評級單位提高債券的信用等級)，引誘大量投資者參加這場游戲。由于在金融領域里不斷實現制度創新，美國的金融市場已成為全世界最有活力、效率最高的“投資者天堂”。

美國通過發行美元來購買別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從而形成高消費，其他國家通過大量出口來彌補內需不足，從而推動工業化進程，即所謂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我們知道，當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就會增加該國的外匯需求和本國貨幣的供給，進而引起外匯的匯率上升和逆差國匯率的下降。在美國新布雷頓森林體系這種模式中，雖然美國要承受經常性的貿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國民可以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進口商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東亞國家雖然能持續保持貿易順差，但出口企業只能獲得微薄的加工收入，工人收入低下，從而抑制了國內消費，形成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美元本位制下特殊的國際經濟格局具有諸多不公平性，美國處于結構性的優勢地位，而美元需求國則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

二戰結束后，美元一直享有作為國際主要外匯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特殊地位。1998年，美元占各國外匯儲備的64%。但歐元誕生后，國際金融體系逐漸變為由美元和歐元主導的“兩極”，美元的地位因此被削弱。外國商業銀行用美元提供貸款時，需要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存入相當于貨款數量50%的準備金，這批基金是不付利息的，也即美聯儲每年從國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無息貸款。據統計，目前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約有2000-2500億，美國政府每年從中可獲得150億美元。在歐元誕生后的5年內，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可能損失0.1-0.5%。歐元的啟動還將影響美國的貿易。

在當今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向美元提出了種種挑戰。目前，歐元已占到世界貨幣市場的24%、債券市場的31%、全球資產管理機構投資貨幣的38%、世界儲備資產的13%，歐元區外已有50多個國家把他們的貨幣盯住歐元。歐元與美元的競爭，實際上是歐美之間綜合國力的較量，經濟實力是最終的決定因素。歐元現在就取代美元還為時過早。如果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根本無法維持在歐洲的強大地位，也不可能既保持龐大的防務設施，又不降低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強勢左右著歐盟。北約一直是歐洲防務的基石，故美元的強勢具有基本面的支撐，美國金融證券業反過來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全球化時代，次國家層次、跨國家層次和超國家層次的行為主體，不僅與民族、國家一起努力解決著各種全球性問題，而且還正在建構和發展一種嶄新的不同于傳統國際秩序的新秩序，并對民族性與全球性或民族、國家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進行重新整合。全球化必將導致一種在協商自律基礎上的統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并非像主權國家一樣建立在國家強制力之上，相反，這種聯合是各國基于利益之間的互惠互利而自愿結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強權政治和多極政治的終結，上述強者的謀略應引起我們深思。市場的主導和互利的動機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鄧正來.一種以中國為根據的“全球化觀”的論綱(一)[J].河北法學，2008，(1).

[2]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3]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烏·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報告(1998)[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