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困惑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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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大眾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營養基因，又是主流文化異化的力量。大眾文化悄然走入你的視野，愉快地改變了你的精神世界，也動搖了主流文化的主流地位。主流文化只有走下神壇與“狼”共舞，把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根植于大眾文化，并在文化市場搏擊中求得再生。

[關鍵詞]主流文化大眾文化文化產業文化市場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競爭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較強大傳播力和廣泛認同的文化形式。由于現代高新科技革命對人類當代文化的發展正在產生著以往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文化生產方式改變、主導傳媒形式的革新和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藝術生態格局的全面變化。那些封閉的、落后的、狹隘的文化和缺乏競爭力的文化，都將在文化市場中被文化消費者遺忘；一些曾經居于主導地位深受群眾歡迎的、十分紅火的文化藝術形式將逐步失去主導地位被邊緣化。主流文化要在文化經濟時代保持和優化價值理念，就必須利用現代的傳播技術、市場的運作方式和親和的表現形式走進千家萬戶，徹底改變主流文化的被動堅守局面，徹底融入和扎根于大眾文化的土壤上之中，在文化市場競爭中求得再生。

一、大眾文化悄然走入你的視野，愉快地改變了你的精神世界

人們都知道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源泉，因此，人們尊重勞動，把勞動作為人生而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根本推動力，所以，人們崇尚科學、尊重知識、敬仰人才。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感覺固有的價值觀不起作用了，例如，腳踏實地工作不如好高騖遠、游戲人生；實事求是精神不如奇思異想、癡人說夢；感情專一生活不如虛擬世界、網上傳情；任勞任怨不如游山玩水、吃茶聽戲；走進大都市不如進入歷史遺痕、夢幻傳說之仙境；建設家園不如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等等。原來被人們視為不務正業的、令人痛恨的行為竟然變成了國力無窮的新興文化產業鏈條；原來被認為是奇談怪論的、令人恥笑的舉止竟然變成文化經濟可再生的資源和持續發展的力量；原來被認為是墮落的、令人唾棄的生活方式竟然成為巨大的文化市場需求和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原來被認為是玩世不恭、不敢登大雅之堂的下九流的行當竟然成為高雅志士向往和追求高尚的、令人羨慕的職業。愛好成為文化經濟時代的市場需求，思想成為文化產業的資源，夢想成為文化產品的內容，滿足人類自身的精神需求成為了人類社會發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能源和動力。

大眾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營養基因，又是主流文化異化的力量。在文化市場化過程中，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可能有意無意地被人們忽略了，認為大眾文化是消遣性文化，主要滿足人們一般精神需求，事實上，一個民族價值觀和道德文化都是通過大眾文化的傳承而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大眾文化用工業化的手段，以滿足人們好奇心為內容傳播著人類共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渲染脫離現實社會的、違背人類本性的和民族歧視的極端化傾向以誤導民眾。弱小的個人面對強大的、鋪天蓋地的、持續不斷的大眾文化只能從形式上的主動選擇到被動無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眾文化所渲染的、適合人們消極意識的價值觀念就有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大眾文化傳播意識形態消極因素的強大力量，使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必須高度重視，所謂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就是指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對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脅。眾所周知。美國的娛樂產業迪斯尼就是引導和創造文化需求的典型。1997年其產業規模及贏利穩入世界企業500強中的前十強。當年的沃爾特•迪斯尼只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卡通畫家，他創造的米老鼠、唐老鴨兩個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個如此龐大的集娛樂、影視與零售于一體的跨國集團。他以科技的、知識的、娛樂的等等形式把他的離奇故事和價值追求，送進了包括非洲最貧困角落的每個家庭。

二、主流文化能否走下神壇與“狼”共舞

在現代社會里，一切關于思想文化的有效傳播、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經濟的實現，都只有通過和借助于文化產業的規模和手段才能實現。因此，面對大眾文化撲面而來，我國主流文化大有力不從心，步步退縮，而面對西方強大的文化熱潮，主流文化大有與“狼”共枕之感。主流文化，只有經過與狼“共枕”溫存和與狼“共舞”較量中獲得的健康的傳承基因和生命活力。我國主流文化在這場溫和的“共枕”之夢中，顯然還沒有培養出足夠的愛心和耐心，在這場靠觀眾評判的“共舞”之旅中，顯然還沒有拿出足夠勇氣和雄心，究其原因有如下四點：

一是文化認同機制的紊亂，嚴重制約民族認同理念和文化共生的健康氛圍的形成。由社會變革引起的社會結構的分化，使中華文化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產生了文化交融和分野，理想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后在交鋒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認同的危機。當前，中國政治文化中形成三個層面：一是居于社會和國家的領導地位的精英政治文化，人數雖少但仍是今后中國文化的主導力量。二是普通政治文化。通常由社會中層人士所表達出來的思想、知識和信仰狀況，它們不占據話語權，但被一般人所接受，反映現實社會普遍社會心理。三是平民的政治文化，即居于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的政治認知、感情與行為意向。目前，平民人數最大，居于社會的基礎地位，由于受生活狀況、社會地位和職業特征等因素的制約，平民基本上沒有話語權，他們對普通政治文化具有認同意識，而對社會高端價值觀所使用的話語體系缺乏認同，而且還有逆其道而行的思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相對忽視了對三種文化意識形態走勢的理論研究，對如何整合各種文化，用什么手段促進文化的融合與進步也缺乏研究。事實上，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均衡性，大眾文化早已消解了傳統政治與文化的普遍認同感。主流意識形態難以成為一般的社會意識形態，轉變為大眾內化的價值觀，變成社會運行機制的內在律令。

二是理論自主能力低下，嚴重制約國家文化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的創新。一個國家的理論創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國家與民族的發展活力和前途命運。在理論創新能力中，理論自主研究、新聞自主傳播和言論自主發表是其組構的要件，這一點是現今世界上具有普遍意義上的、被各國憲法所認可的。我國目前的理論創新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理論為政治服務。把理論為政治服務作為理論賴以存在的前提，理論必然被政治俘獲，為政治所壟斷。理論研究和創新就一旦進入政治盲區，理論創造的力量越大，對社會自主創新能力的鉗制力就越強，文化認同力就越差，國家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的自我創新力就越僵化。二是理論為實踐服務。理論為實踐提供服務，使理論研究的根本使命，然而，在社會實踐中，理論一旦成了政治實踐合法性論證，理論研究越嚴密，政治實踐的危害性就越大；理論一旦成為社會改革實踐的說明書，理論研究越深入，社會改革實踐離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就越遠；理論研究一旦成為政治家的功德簿，理論研究成果越多，人民的災難就越深重。三是理論為人民服務。理論研究是服務于人民，還是服從于真理，本身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也不需要經過慎密的論證和求解。然而，把學術研究用于為階級服務，突出其政治立場和標準觀念卻主導了主流文化演進方向，在思想上用階級的“是非觀”模糊了客觀規律中的“是與非”，在實踐上，人民群眾因階級感情大于“是非”判斷能力而被理論左右，成為理論的盲從者、實驗者和直接受害者。理論缺乏自主精神，追求高度統一，對國家的影響力是持續的、緩慢的和致命的。由于理論界的研究、思想界的表達

和政治家的話語與社會的真實社會心態已有了相當大的距離，社會認同感也高度缺失。例如，建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是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政治體制的認同，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并不知道如何表達政治愿望、怎樣表達政治訴求，通過什么通道實現公民權利，甚至于在處理具體的法律糾紛時，還不知道最后的仲裁者是上級黨委還是地方政府，是上級領導，還是頭戴國徽的法官。制度機制和社會秩序的社會認同在理論上早已沒有爭議，但在實踐中，理論并沒有對國家制度體系進行解剖，而是在政治盲區內論證出在憲法之上、法律之外的上帝之手才是最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

三是文化資源轉化為生產力的市場機制缺失，嚴重制約了經濟文化和文化經濟生態的形成。21世紀將是全世界從經濟高溫的時代轉向文化高熱的嶄新時代。文化產業是在對文化資源的占有和開發的基礎上，高度依賴文化資源的產業，作為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擁有令世界各國矚目的文化資源。信息化的歷史進程發展到今天，已經經歷了以系統為中心，以個人電腦為中心，以網絡為中心的階段，即將邁入以內容服務為中心的高級階段。近年來現代傳播媒介高速發展，寬帶技術、多媒體傳播、數字化互聯網興起，這種飛速發展的電子、通信、信息技術給當代產業結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在科學技術的設施、技術手段、傳播方式以及網絡、管道建立之后，我們必須要解決傳播什么或者發送什么這樣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在我國，由于缺乏足夠的保護，大量民間傳統文化或遭毀壞，或被流失；不少原始文化空間和村落或被改造變態，或被毀壞殆盡，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蘊和內涵；許多民族民間藝術表演和民間禮俗、節慶等喪失了祖先傳續的原始韻味和文化含量。面對自然資源匱乏，還在高喊不斷挖掘生產潛力，實現和持續發展；面對豐富且不斷流失歷史文化資源，我們還在苦苦地尋覓新經濟與經濟的新增長點，實現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面對人的自主文化需求無限增長，我們還在苦苦地制造文化垃圾阻礙推進人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的歷史進程。在實踐中，我把文化歷史資源視為民族的包袱，用強制手段割斷文化傳承或者把文化資源當作政治文化壟斷，置于或政治需求式的研究或純學術式的研究。忽視文化生產力屬性，遏制文化市場生長給我們帶來不僅僅是單純文化泯滅，而是更為嚴重的民族性危機。

四是文化傳承活力和傳承手段的沖突，嚴重制約中華文化倫理道德的形成與傳播。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積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遺產，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的精神體現。作為凝聚和激勵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和道德規范，也是傳統文化長期熏陶與培育的結果，是傳統文化的結晶。近代以來，由于西學東漸，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國接受之后，隨之開始了反傳統的“全盤西化”之路，中國傳統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歷史舞臺。從維新變法的“西學中用”，到為救亡圖存而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徹底“打倒孔家店”；從建國后，為確立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系統地、全面的批判，最終形成震驚中外的“”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為改革開放的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批判。經過這個歷史的演進過程，統治階級都是經過肯定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精神統治營造文化合法性。“全盤否定”與“全盤西化”最終的結局都是新的文化專制，雖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步擺脫了文化專制，走出了極左路線造成的腥風血雨，但是，由于經濟上的市場取向與文化道德上的功利主義使中國的現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處于無本失體、非中非西的異化狀態，產生了與社會現實嚴重脫軌的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和倫理道德淪喪。中國文化這種割裂式的傳承方式，基本阻斷了中華民族文化共性的滋生和繁衍。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個國家民族作用的結果，而是取決于全世界人民共同創造的人類文明的成果。所以各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與發展，不能不對別的國家有所影響，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國家這樣那樣的影響。各民族的文化應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民族文化是一條源源不斷的河，環環相扣的鏈，是繼承與革新的統一。文化的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革除陳舊的、過時的舊文化，推出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文化的過程。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學習與引進外國文化，一定要從本國實際出發，在對本國文化進行革新，不斷提高自己的現代化水平的同時，使民族文化真正獨立于世界文化，融入于世界文化，成長于世界文化。

三、主流文化把價值觀根植于大眾文化，在文化市場搏擊中求得再生

人們在基本的物質層次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需要和個體的全面發展。大眾對精神文化廣泛需求，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大眾文化世俗化和市場化趨勢弱化了人們對文化的意識形態崇拜，弱化了民族國家文化的沖突，以人為主體的文化意識逐漸取代了文化的政治傾向。大眾文化對感性欲望的刺激與滿足，極大地豐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狀況，提高了人的生活質量，促使人們從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來。大眾文化的功利性和世俗化傾向徹底地抹平了文化特權、壟斷、偶像，大大推動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末期，世界發達國家解除文化同化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禁錮，表明主流文化又重新回到廣大民眾之中，文化不再僅僅是藝術家或一個民族獨享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觀念，而成為跨越民族和國界，傳遞文明、推動經濟發展的使者，成為全球各民族交流的共同的語言。人類對生存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而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是無限的，當文化真正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以產品形式出現時，其經濟性和擴張性方能顯現。文化的生產力的本性和巨大能量使之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以及未來人類發展的支柱產業。丹麥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認為，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他預言，未來收入最高產業要數那些“故事大王”，一個文化產品價值的大小不再因其科學含量和藝術品位的高低，而是取決于他們給產品所編的故事。人們精神需求的多樣化，為文化的發展提供超越國界的市場空間和市場活力，人們精神需求的無限性和文化發展無限性，要求人類還要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形式和內容，以引導和創造文化需求和文化市場，傳播人類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

眾所周知。美國的娛樂產業迪斯尼就是引導和創造文化需求的典型。1997年其產業規模及贏利穩入世界企業500強中的前十強。當年的沃爾特•迪斯尼只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卡通畫家，他創造的米老鼠、唐老鴨兩個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個如此龐大的集娛樂、影視與零售于一體的跨國集團。他以科技的、知識的、娛樂的等等形式把他的離奇故事和價值追求。送進了包括非洲最貧困角落的每個家庭。文化產品席卷整個世界速度和經濟擴張能力是任何產品所不能比擬的，NBA是美國國內的籃球聯賽，“夢之隊”夢幻般的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使之現在成為超大型的包括廣告權、版權、轉播權等等在內“跨國產業”。NBA的聯賽門票收入遠遠比不上NBA文化的市場價值，這就是文化作為產業的秘密，這就是文化作為經濟的現實。文化產業超過了傳統的實物產業，美國影視業創造的價值已經超過了航天工業，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創造的收入相當于日本的汽車工業、機械制造業一年的總和。發達國家的文化優勢并非是文化資源的優勢，文化資源的優勢也不等于市場優勢，善于把文化人性化并服務于人的心理需求，善于把世界文化作為資源開發和利用，善于把通過文化產業和產品傳播先進的價值理念，文化生產力的本源意義才能充分體現出來。美國是以文化資源奇缺的國家，但圍繞自身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基礎理念，利用藝術家的奇思異想，全世界的文化資源，現代的高新技術和發達的市場網絡，創造出世界的文化奇跡。因此，在一個文化大國中，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區分并沒有明顯的標志，文化資源豐富與否也不是文化產業興盛的關鍵，政府的文化導向作用僅僅體現在明確的法律和公開透明的公共文化服務上。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競爭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較強大的傳播力和廣泛認同的文化形式。主流文化要在文化競爭中保持普世價值的優勢地位，必須善待各種類型的大眾文化和民族文化，善于“同眠共枕”。主流文化要想在文化交鋒中始終保持旺盛的傳承活力，還要善待世界先進文化和民族文化，善于“與狼共舞”，在強勢文化的對抗中，汲取文化精髓，提高文化擴張力。現代高新科技革命對人類當代文化的發展正在產生著以往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文化生產方式改變、主導傳媒形式的革新和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藝術生態格局的全面變化，封閉的、落后的、狹隘的文化和缺乏競爭力的文化，都將在文化市場中被文化消費者遺忘。大眾文化用工業化的手段，以滿足人們好奇心為內容傳播著人類共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渲染脫離現實社會的、違背人類本性的和民族歧視的極端化傾向以誤導民眾。弱小的個人面對強大的、鋪天蓋地的、持續不斷的大眾文化只能從形式上的主動選擇到被動無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眾文化所渲染的、適合人們消極意識的價值觀念就有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大眾文化傳播意識形態消極因素的強大力量，使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必須高度重視，所謂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就是指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對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脅。如果主流文化不能從內容上保持先進性和普適性，從形式上增強其產業性和擴張性，從傳播手段上增強科技化、多樣化，從表現形式上提高親合力和整合力。如果主流文化還沒有擺脫文化對權力依賴的習慣思維，還沒有養成走下圣壇，走進民眾，貼近民心，被民眾認同的文化自覺性，就不可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精神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