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文化對現代藝術設計影響試析論文
時間:2022-11-11 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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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經》為代表的易學文化,是中華民族創造最早的一種文化現象,自易學文化誕生之日起,他就對之后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種種文化藝術現象等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討論易學文化對現代藝術設計的影響,不能不先了解易學文化。所謂易學文化,是應該包括以《易經》為中心的一切文化現象。《易傳》是一部內涵豐富的哲學著作,它以獨特的結構形式和思想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大觀園里筑起一座神秘的宮殿。在以政治、倫理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意識形態領域里,開辟了廣闊的哲學天地。《易經》的哲學思想涉及諸多問題,但是倘若簡化一下,無非就是研究“天人關系”,所謂“天、地、人”;所謂“天人合一”,都是這個意思。應當說,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即“天人關系”問題,在《易經》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中國古代哲學思維的有機整體性特征,在《易經》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所以《易經》成了眾經之首,易學文化也就成了能夠為所有文化藝術提供指導和借鑒的東西。
●伏羲氏開創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新紀元
在中國的遠古時代,也就是三皇(三皇有多種說法,這里取伏羲、神農、女媧說,傳說我們的先民就是由伏羲、女媧交合而生)的那個時代,發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亞于盤古開天地的偉業,對后世產生影響之深遠和巨大,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這就是《尚書·序》開篇的第一句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產生了文字,這是人類歷史新紀元的開始。但“造書契”是第二位的事,第一位的是“畫八卦”。八卦的誕生,一是說明:伏羲時代先民們不但有了太極、兩儀、四象和八卦的理論,而且有了太極圖、陰陽爻這樣的圖形符號,以及由這些圖形符號千變萬化而成的陰陽卦象(仍然是線條圖形符號);二是說明:易經的誕生,在伏羲時代就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于是就有了八卦衍生出來的六十四卦,就有了圍繞易經的文化現象,人們把它統稱為易學。與此同時,還產生了河圖、洛書。
太極圖是研究易學原理的一張重要的圖象,它包含宇宙萬物運行規律,有人說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有至的意思;極,是極限之意,即至于極限,無與倫比。它包含了老莊哲學的“道”的至極之理,也包含了老莊哲學的“天”的時空極限。《莊子·天下》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就是太極。“太極元氣,含三為一”,從太極圖可以得出結論,太極圖的圓圈,就是代表一,代表宇宙,代表無極。圖象的黑白二色,代表陰陽兩方,天地兩部;黑白兩方的界限就是劃分天地陰陽界的人部。白中黑點表示陽中有陰,黑方白點表示陰中有陽。道生一,就是無極生太極;一生二,就是太極生兩儀;二生三,就是陰陽交感化合;三生萬物,就是太極含三為一。宇宙有無限大,所以稱為太極,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實質的內容。然而,有形又來自于無形,所以無極而太極。太極這個實體是健運不息的,即宇宙在運動,動則產生陽氣,動到一定程度,便出現相對靜止,靜則產生陰氣。如此一動一靜,陰陽之氣互為其根,無窮運轉。自然界也是如此,陰陽寒暑,四時的生長收藏,就是萬物的生長規律,這種規律無不包含在陰陽五行之中。陰陽交合,則化生萬物,萬物按此規律生生不息,故變化無窮。這些內容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河圖以十數合五方、五行、陰陽、天地之象。圖式以白圈為陽、為天、為奇數;黑點為陰、為地、為偶數。并以天地合五方,以陰陽合五行,所以圖式結構分布為:一與六共宗居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與七為朋居南方,因地二生炎,天七成之;三與八為友居東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與九同道居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與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圖是根據五星出沒的時節繪成,故稱五星為五緯,是天上五顆行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五行運行,以二十八宿為區劃,由于它的軌道距日道不遠,古人用以紀日。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順序,相繼出現于北極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由此可見,河圖就是五星出沒的天象,也是五行的來源。
洛書古稱龜書,說有神龜出于洛水,其甲殼上有此圖象,結構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陽數,四隅黑點為陰數。洛書數字本太一下九宮而來,以四十五數演星斗之象。古人觀測天象,認為北極星(太乙)之位恒居北方,可以作為中心以定位的標準。九宮是據北斗斗柄所指,從天體中找出九個方位上最明亮的星為標志,便于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發現九星的方位及數目,即洛書的方位和數目。洛書九宮數,以一、三、七、九為奇數,亦稱陽數;二、四、六、八為偶數,亦稱陰數。陽數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氣;陰數為輔,位居四隅,代表地氣;五居中,屬土氣,為五行生數之祖,位居中宮,寄旺四隅。由此可見,洛書九宮是觀測太一之車,即北斗斗柄從中央臨御四正四隅而形成的,洛書九宮與八卦的陰陽變化存在著密切關系。
●易學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從伏羲時代造作的卦畫開始,到周文王,被囚禁羑里的七年時間,于大憂患中,作大開創,成就了周易彖(卦)辭。后來周公姬旦又為每卦六爻作了爻辭,開創了興周八百年基業的哲學思想。到了孔子,又贊周易十翼之傳,一脈相承,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包含《彖》、《象》、《系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在內的《易經》。這四位作者,從伏羲到孔子,相距上千年,但他們對易學的見解卻是驚人的一致,反襯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一脈相承。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有過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口號很響亮,就是“打倒孔家店”。但卻沒有人提出“掃除易學”、“挖掉老莊店”,太極八卦圖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招搖過市,道教建筑仍然占有著中國最美的山水。這足以說明易學文化和老莊哲學在中國的影響力,即易學文化,以及爾后受它影響最深的老莊哲學,為中國人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論。它們不但是統治階級文治武功的寶貴經典,也是大眾精神的一種寄托和生存的教科書。魯迅先生曾經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魯迅這句話其實也是包含了易學文化在內的。道教緣于道家,用了老莊的哲學思想,還把老莊認成是祖師爺,道家也因此擴大了自己在廣大民眾中的影響,成為中國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然而,不論是在廣大民眾中有著巨大影響的道教,還是作為道教理論基礎的道家哲學,都與易學文化有著天然的不解之緣,而道家與易學的緣分,又是儒家和佛教所不能同日而語的。所以西方人并不細分道家與道教的區別,而是統而言之:TAOISM。
易學文化包含著民主性的精華,對后來中國社會的政治多有啟發。它十分強調國家的統一,反對分散割據,保持了中國幾千年的大一統山河,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睦(中國歷史上雖然有紛爭不已的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分裂時期,但是在文化繼承關系上,卻沒有一個脫離中華民族文化的。北魏是鮮卑人建立的政權,但是卻一直弘揚著中華民族文化,這一點從現存的云崗石窟和龍門石窟中,都能見到,孝文帝甚至把姓氏拓拔改為元);它提倡“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主張天下一家,同鄰邦友好相處;它主張發展農業,安定人民生活,國家要節約開支,“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它主張發展手工業,使物產豐富,方便人民,“備物致用,立成器,為天下利”;它主張發展商業,促成物資交流,滿足人民生產生活需要,“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學文化有濃厚的民本思想,要求統治者時時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離散,心無居安,社會就不會穩定。它教導歷代仁人志士“與民同患”,把人民的憂患放在心頭。易學也重法治,主張“明罰清而民服”,一切法令制度都貫徹“抑惡揚善”的原則。中華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歷史危急時刻,總有仁人志士奮起進行革新運動,這正是易學文化持久熏陶的結果。《易經》最早提出“革命”主張,“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里的“革命”,雖然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有本質區別,但它主張,“革命”必須“順乎天而應乎人”,既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適應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易學文化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發展到極點就會引起變化,變化了就會暢通,暢通才能持久,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易學文化又始終貫穿著“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憂患意識,所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學文化的確包含著相當豐富而深刻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易經》最有名的哲學命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易”就是變,它是一部講宇宙萬物與人類社會變化的書,是古代辯證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指出這種變化,不是來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靈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其固有的一陰一陽的矛盾性,這就是事物變化的內在動因。《易經》認為,整個宇宙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這種生生不息的宇宙觀相適應,它勸誡人們樹立“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它認為人在自然、社會的變化面前,不是無所作為,應當發揮人在改造自然和社會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它講“物極必反”,“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勢必要垮臺的。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究思想,在最能代表哲學思想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中,都能見到易學文化的深刻體現。
易學文化為中國古代科學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同時也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套別開生面的象數思維模式。象數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類。思維借助“卦象”,極富形象思維特點;取象為了“比類”,又是邏輯思維的特性。因此,取象比類是兩種思維相互作用的思維方法,更具有強烈的辯證法特征。黑格爾自己就公開宣稱,他所創立的辯證法,就是來源于中國的易學文化。
易學文化在我們的實踐活動中,無時不刻地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甚至有時赤胳上陣,指導著人們的具體行為方式。易學講陰陽對稱。一陰一陽,一剛一柔,相反相成,對稱互補,構成統一和諧的大千世界。這一對稱協調原理,在傳統的中國醫學、醫藥學中得到了廣泛運用;在中國的書畫藝術中更有精妙的表現;在中國古典建筑和古典園林布局中,又是運用得淋漓盡致。易學講整體思維。人體小宇宙,自然大宇宙,都是有機統一的整體,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外及內,包含了現代系統論思想。中醫的望、聞、問、切,調理陰陽,辨證施治,以及中醫的經絡理論等等,都是這種系統論思想的具體體現。易學強調序列,注重節律。易學特別注意宇宙運動的周期性,主張“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從太極圖到384爻的漸變演化,從河圖洛書到五行九宮的相生相克,雖然千變萬化,卻都遵循著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現代計算機的鼻祖萊布尼茲,說他所創立的二進制原理與易學的術數演變完全一致。又比如中國古典建筑,從不強調個體的美,而是強調總體布局的強烈韻律感。看北京的皇城、天壇等,無比恢弘的氣勢,正是這種強調序列,注重節律的結果。
易學的確是一種了不起的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科技等等,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數千年來,注釋、闡發、評議《易經》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種,而且吸引了許多外國學者參加其中,經久不衰。清朝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對此種文化現象有過這樣評論:“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今天易學文化的研究領域更加拓寬,它對中國藝術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它為中國美學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意”與“象”結合的思維模式,孕育了中國書畫藝術的創作方法。美術家多認為“太極圖乃書畫秘訣”;舞蹈家更把八卦的無窮變化看成是審美標準的符號,對民間和宗教舞蹈影響最甚。易學關于陰陽協調的原理,又產生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古代風水學,數千年來影響著中國的建筑學、規劃學、園林學、環境科學、生態建筑學、環境藝術和工程技術等諸多學科。易學文化是融象數與義理于一體的獨特思想體系,具有創造性、靈活性,富有開拓未來的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珍貴遺產,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易學也極大地影響著西方文化
易學的偉大自不待言,如今滿世界的“易經熱”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有一個例子說,美國的大學早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設有“算命”學科,不但西方的學子去學,而且中國港澳臺的學子和世界上許多華人子弟也跑去選修。臺灣學者南懷謹說他的一些學生,就跑到美國去選修“算命”學。為此,這位先生還發了一通感慨:年輕的國家(指美國),文化草昧的民族(指美國人),正以大膽的創見,挖掘、開發自己文化的新際運,不管是有道理或無道理,研究以后再作結論。但有祖先留下來五千年龐大文化遺產的我們,卻自加鄙棄而不顧,一定要等到外人來開采時才又自吹自擂的宣揚。我們姑且先不去管南先生所說的美國“算命”學科,是否在教授中國的易學文化,或者中國古代巫師術士的一套東西,還是別的什么東西,至少可以說明易學影響的廣泛。
在哲學方面。易學對西方哲學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知道,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的黑格爾哲學,即黑格爾辯證法,他的創始人、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就是受了中國易學和老莊哲學的深刻影響,創造了正反合辯證邏輯定律。我們說黑格爾是創造也行,說他是在販賣中國的易學文化也可以,因為易學比他的那套理論起碼早了不知幾千年。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黑格爾給予很高的評價,馬克思說: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黑格爾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辯證法在他的手中被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列寧說:要繼承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事業,就應當辯證地研究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歷史。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化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
黑格爾提出了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實現了辯證法的系統化。黑格爾的辯證法,正是黑格爾研習和運用中國易學的結果,《易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黑格爾在自傳中承認,他所創造的正反合辨證邏輯定律,正是得自《易經》的啟發。并且在《哲學史講演錄》上稱贊道:“《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據說,黑格爾曾經感嘆地說,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全學透中國的《易經》。從上述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通過黑格爾哲學,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易學中的某些偉大思想,特別是辯證法。
在科學方面。愛因斯坦是相對論的發明者,他曾試圖解決統一場論的課題,這個課題起源于法國著名科學家拉普拉斯。拉普拉斯曾經幻想:“如果有一種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時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組成它的實體各自的位置,如果它還偉大到足以分析所有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個單獨的公式概括出宇宙萬物的運動。從最大的天體到最小的原子,都毫無例外,而且對于未來,就象對于過去那樣,能一目了然。”(《愛因斯坦對二十世紀下半期物理學的影響》)拉普拉斯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法國人,他產生了比他早五千多年的中國先哲的想法,而又引起了比他晚了近一個世紀的愛因斯坦的苦苦探索,遺憾的是他們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這也不奇怪,比拉普拉斯早了整整一個世紀,比愛因斯坦早了近兩個世紀的物理學家牛頓,對于自己發明的力學規律,始終解釋不了行星繞日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問題。于是就陷入唯心主義的怪圈,把它說成是上帝給的力。據說拉普拉斯提出的問題已經由中國科學家解決了。中國科學家以《易經》為基礎,完成了“宇宙物質成因學”。發現者是在破解伏羲古太極圖的過程中,完成了拉普拉斯一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這一突破,將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學理論的基礎,對當今世界一系列科學觀念進行一次總體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據說愛因斯坦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16世紀以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遠遠領先于西方。他說: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科學家們得力于以歐幾里德幾何學為代表的形式邏輯思維方法和以培根為代表的近代科學實驗方法。這兩大法寶,中國古代科學家都不具備,然而值得驚奇的是,西方科學家做出的成績中,有許多早已被中國古代科學家完成。后來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科學家從小就受到易學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很客觀地看待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很辯證地研究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
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曾以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而流譽全球。李約瑟也對中國的易學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對易經卦象用于練丹術極為傾心,在他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與納甲、《周易參同契》、外丹說與丹術等章節進行詳細論述。他在研究了萊布尼茲的二位進制數學與中國《易經》的相互關系后說:“我們看到他的關于代數語言或數學語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國的影響,正如同《易經》的排列系預示二進制一樣”。這一點萊布尼茲本人也從來不否認。
量子力學的創始人玻爾,曾經選擇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設計成太極圖形式,這不是因為太極圖美麗,而是因為量子力學有一條定律,叫“測不準定律”,這個定律正是深受了易學文化的影響產生的。對此,物理學家李政道是這樣解釋的:“牛頓力學已被量子力學代替了,在量子力學中有條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測不準定律’……從哲學上講,‘測不準定律’和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頗有符合之處,所以近代物理學有些看法,與中國太極和陰陽二元學說有相似的地方。”可見,玻爾的量子力學是受了中國易學文化的深刻影響,不然他就不會在自己的爵士勛章設計上,想到中國的太極圖。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學習《易經》以后,對奇偶性不滅定律也產生了懷疑。后來他和李政道從《易經》的陰陽消長的原理中得到啟發,提出了原子能態二組的奇偶性雖是不滅的,但不是不變的,而且存在著盛衰消長的變化,這一重大發現使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在藝術方面。易學文化對西方藝術與現代設計方面的深刻影響,將在以后專門論述,這里暫不贅述。
●太極圖和八卦,河圖和洛書,本身就是偉大的設計
易學把深奧的邏輯思維,圖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維,這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設計。據說如今的日本很時興漫畫書籍,就連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的《臺灣論》,作者小林善紀也是用了文字與圖象的手法,企圖爭取更多的讀者。這不能不說是借了中國易學文化的表現方法,來侮辱和挑釁中華民族。
歷代說《易》者,不外乎義理、象數兩途,義理是《易》的內容,象數是《易》的形式。先民們有了太極的概念,然后產生了太極圖;有了陰陽的概念,然后產生了兩儀;有了四時的概念,然后產生四象;上觀天象,下看地理,又觀察大地萬物,近取法于人體的解剖圖形,遠取法于萬物的各種形象,然后造作了八卦,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又造作河圖、洛書。《易經·系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所以說,以六十四卦為內容的卦象系統,以五行九宮為基礎的河圖洛書,都是易學文化的圖象形式。卦畫的最小單位是爻:“—”為陽爻,“--”為陰爻,陰陽爻、陰陽卦正是陰陽思想的符號化(線條符號)。太極圖的黑白相間、首尾交合,正是陰陽對立統一、消長流行、互根互動的最佳圖示(圖形符號)。混沌之氣——太極,于旋轉中生出陰陽——兩儀,陰陽于互動中生出四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演化出十分逼真的河圖;九宮于循環往復之中衍生出洛書。正是這種無窮變化,才啟發了后人,不斷地探索,不斷地創造。我們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就是從這個讓人無限遐想的太極圖、無窮變化的陰陽爻、相生相克的河圖、循環往復的洛書中,激發了靈感,產生了奇思妙想,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國書法和繪畫藝術;有了美不勝收的中國古典建筑和園林藝術;有了精妙絕倫的中國民間藝術。看了漢代張衡設計制造的渾天儀和地動儀,有誰不認為這兩件科學儀器是兩件堪稱世界之絕的藝術設計作品,又有誰不認為其中蘊涵了中國易學文化的精髓。所以古代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都說:太極圖本身就是藝術和科學的秘籍。
太極圖被稱為“中華第一圖”。從孔廟到道觀的標識物;從道教的服飾到游方術士的招搖旗;從中醫、氣功、武術及中國古典書籍的書刊封面、會徽、會標,到韓國國旗圖案、新加坡空軍機徽、玻爾的爵士勛章等,太極圖無不躍然其上。太極圖除了陰陽魚圖形外,還有五層圖形(即“周敦頤太極圖”)、空心圓圖形、黑白半圓圖形等等。陰陽魚太極圖,早期稱作先天圖、河圖、先天自然河圖、先天自然之圖、古太極圖等;五層太極圖又稱無極圖、太極順逆圖、太極順生圖、丹道逆生圖等。
關于太極圖的起源,歷來說法不一,有原始時代說,有太古洪荒說,有生殖器崇拜說,不一而足。宋朝的朱震認為,太極圖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陳摶傳下,他在《漢上易傳·進易說表》中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但是陳摶的太極圖是誰傳的,他沒說,但恐怕也不會是陳摶自己創造的,因為有無數的出土文物證明。臺灣的陳立夫在《關于太極圖的一些問題》中認為:“大陸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極圖,較《周易》及《乾鑿度》之成書,尚早三、四千年。諸如陜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時代)雙耳彩陶壺上之雙龍古太極圖(藏瑞典遠東博物館),乃使用毛筆中鋒所畫,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銅器上,亦契有雌雄雙龍相互纏繞之太極圖。”陳立夫所稱“雙龍太極圖”實際上就是華夏始祖“伏羲女媧交尾圖”,陳立夫的說法比較科學,遠古先民沒有今天這樣的科學手段,借助圖象來推演天文地理、宇宙萬物,那是十分自然的。至于陳摶,也許只是把太極圖當成道教的標識物而已。
還有人認為太極圖出于道教徒之手,是道教內丹學的產物。據說有人利用EF掃描技術,給進入氣功功能態下的氣功師作腦電圖,并結合中醫學和氣功學有關記載,對氣功師的腦電圖進行了測試研究,發現大腦存在一個太極結構,以此證明太極圖最早是人體氣功功能態下內景感受(或內視)記錄的丹象,也就是人體氣功功能態下的腦電圖。因此提出狹義與廣義太極圖之說,狹義的“太極圖”(從它的原始起源的意義上說)是一張腦電圖,廣義的“太極圖”(從它發現并描述了某種普遍的物質運動原理與結構的意義上說)是一種宇宙物質運動模型。也就是說,要想獲得這種丹象——太極圖,只有氣功修煉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否則就不可能獲得。但是用什么來修煉呢,還得求助古人,丹家的經典《周易參同契》就說,修煉的理法依據仍然是《易經》的原理和《易經》的太極模式。也就是說,丹家內景感受(或內視)到的丹象,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導下修煉出來的。無論是漢代的魏伯陽,還是以后的陳摶等道教徒,他們都得研習《易經》,不研究《易經》,就不能發現內景感受(或內視)到的丹象與伏羲八卦原理及圖形相一致。
太極圖產生以后,在流傳的過程中,或配以八卦,或配以六十四卦,于是便陸續出現了“先天太極圖”、“天地自然之圖”、“河圖太極圖”、“洛書太極圖”等各種不同名目的太極圖。有人又據此得出結論:屬于意義世界的太極圖是以丹家內景感受(或內視)到的丹象為原形,以伏羲八卦方位為參照系,在《易經》原理的指導下畫出來的。太極圖產生以后,由于它具有與伏羲八卦方位圖相同的宇宙意義,而其描述的簡易性和生動性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于是人們便用它來解說宇宙現象,從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適用性。這種觀點是否正確,留待專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結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太極圖的創造者,或者叫設計者,一定是根據大量的資料和研究,在大腦里產生了某種圖形,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也許這種完善,不是一個人、一個時間內完成的。
河圖和洛書的創造,更帶有一種神話的色彩。傳說,在伏羲的時代,有龍馬出于黃河,身上的花紋恰如八卦,于是,伏羲就取法于此,創造了八卦。又傳說,在夏禹的時代,有神龜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大禹取法于此,創造了洛書。這當然都是神話故事,不足為憑,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任何創造——包括一個偉大的藝術設計作品,都離不開客觀實踐。無論從哪一個學科、哪一個角度,用什么樣的手段去研究易學象數的起源,這些象數自身都是一件偉大的藝術設計作品。它們給我們藝術家和設計師以深刻的啟發,藝術創作的形象思維,離不開邏輯思維的指導;而理論創立的邏輯思維,在形象思維的表現下,將更加深刻。二者的結合,將是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
●易學文化把藝術創造和現代設計推向顛峰
深受易學文化熏陶的中國藝術家和設計師,其作品都在自覺與不自覺、有意與無意之間,打上易學文化的烙印,體現著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刻內涵。不但太極圖和八卦、河圖和洛書這樣的設計作品為中華民族文化所獨有,就是中國書畫藝術,也不是外人很容易就揣摩和掌握的。還有我們現在出土的許許多多青銅器,其文飾,清一色都是易學文化的產物。中國的民間藝術,更是深受著易學文化的影響,剪紙、年畫、蠟染、刺繡、雕刻、陶瓷、彩繪,還有最為稱道的中國古典建筑裝飾,無一例外。
我們今天許多的設計作品,也都深受著易學文化的影響。香港設計大師靳埭強和國內著名美術家、雕塑家韓美林,他們都是世界上很有名氣的大家,在他們的諸多作品中,幾乎每一件都帶有易學文化的影子。甚至青銅器的文飾符號、太極圖和八卦、河圖和洛書等等,都直接或者間接地成了他們的設計符號。還有世界著名建筑師貝聿銘,他在20世紀80年代為北京設計的香山飯店,雖然如今已經很少被人提起,但那卻是一件深受易學文化影響的現代設計作品,從總體布局到細部處理,設計者幾乎是在不斷地、反復地運用易學的象數與符號,以此來強化建筑本身的民族文化與藝術的內涵。
下面我們再舉兩個前面初步提到的案例,來說明易學文化是怎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藝術家和設計師。
2001年6月,在北京舉行了首屆《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暨學術討論會》,據說這個《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暨學術研討會》,是為了以實踐創造和理論探索的方式,回答兩位世界著名學者關于“藝術與科學殊途同歸”的思想。著名科學家李政道說:“科學與藝術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著名藝術家吳冠中說:“科學揭示宇宙的奧秘,藝術揭示情感的奧秘。”兩位學者雖然身居不同的創造領域,但是他們的思想表述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了一個主題:人類生存和存在的終極境界——藝術與科學的融合。這種“融合說”本身就帶有易學文化的烙印。
在作品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兩位學者自己的作品。一件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學家李政道的雕塑——《物之道》,表現了物質結構微觀世界的運動形式;另一件是久居國內的藝術家吳冠中的雕塑——《生之欲》,表現了生命結構微觀世界的存在形式。這兩件雕塑作品反映了科學領域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正負電子對撞機粒子對撞揭示的物質運動的情景;一個是蛋白基因結構揭示的生命存在的途徑,這兩個領域是我們人類迄今為止探索未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物之道》體現了李政道在自己研究的科學領域里,所具有的睿智與浪漫,以及他對物質存在的哲學悟性。李政道為自己的雕塑題寫了這樣的說明:“道生物,物生道,道為物之行,物為道之成,天地之藝物之道。”并進一步闡述道:世界是由帶電的粒子構成的。通過他們的相互作用,形成原子、分子、氣體、固體、地球和星球。這種負電荷與正電荷的對偶結構,或稱“陰”和“陽”,可以通過太極圖恰當地表現出來。《物之道》用雕塑語言,將科學探索的物質結構的最高境界放到易學文化當中,根據太極圖的基本構成形式,演化出富有哲學意境的藝術形式結構和語言,通過藝術語言的純粹性和形式,使物質雕塑要表達的科學內涵的最高審美境界和哲學境界得以形象再現。《物之道》在雕塑形態上,參照遠古時代彩陶藝術的語言形式和表現物體內涵的方式,運用中國傳統藝術形式中點、線、面運動變化所具有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力,以中國傳統造型藝術典型形式——線的單純、簡潔、綿延不斷的性質,以及螺旋線生生不息的運動視覺效果,表達了正負電子對撞機核心普儀螺線管線圈的科學技術特征。一根變化豐富的螺旋線,以哲學的理念反復生成,推至象數概念中最大極數的九根螺旋線,九根螺旋線排列組合成旋轉運動。九根線的一端收斂極心,意味著指向太極;另一端發散太空,意味著指向無極。在黑與白之間,那恰似九條升騰的龍,在太極與無極的世界里,“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李政道憑借自己對易學文化,以及老莊哲學的深刻理解,窮盡了點、線、面構圖,使足了色彩、材料和技術,使易學文化在《物之道》中得到了極至的張揚。
《生之欲》則體現了吳冠中在自己探索的藝術領域里,所具有的深厚人文修養和充沛的藝術激情,以及對真善美抽象概括的敏銳性。吳冠中在科學家發現的蛋白基因里,找尋著盡善盡美的藝術語言,來表達我們不曾看到過的生命形態。生命除開它的物質形式之外,還有一種精神的、情感的形式,吳冠中緊緊抓住生命主題的本質和蛋白基因的形態結構特征,按照中國哲學思想對生命認識的境界,把中華民族藝術表達哲學思想的形式——寂靜之中的激動,激動之中的寂靜,全部傾瀉在《生之欲》上,這就是“窮元妙于意表,合神變乎天機”的易學文化意境。
易學文化是以生命來感悟道的深境,而中華民族藝術則是以道來詮釋生命。那狂草般飛舞、轉折、起伏的線條,展示著生命的韻律、節奏、秩序。線的表現力既有狂草的“舞”,又有音律的“美”,使生命在天地之間充滿無限生機。為了加強生命的張力和音樂性的色彩表現,使線的空間變化表現得更具浪漫性,吳冠中以中國民族民間的傳統色彩:粉綠、桃紅、淡黃、銀灰依次作為主色調的色標,并用紅、黑線貫穿這生命之春的明快色彩。使人產生心理暗示和審美聯想:生命源自于太極,又將回歸于太極,沒有個體的死亡,便沒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于是,人類發生、成長、回歸的終極狀態,全部展現在我們面前。吳冠中以充沛的情感和詩人的浪漫,為《生之欲》劃上了最后的一筆:“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實構造。科學入微觀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藝術被激勵,創造春之華麗。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無涯,美無涯。”這又是對易學文化的理解。
這是兩位有著不同人生閱歷,又是在不同的領域——科學與藝術的無限而又有限的時空里,奮力拼搏的學者,用著一種共同的思維方式——易學文化的哲學思想,一種共同的科學與藝術筆法,創造著藝術與科學的融合。
●風水術導引著中國古典建筑藝術的發展
在易學文化中,風水術對于建筑藝術和園林藝術的影響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宮殿和園林,下至民間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講究風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產生了無數的風水術士,同時也流傳下來一部又一部的風水著作。不但對陽宅——活人的住房講究,對陰宅——死人的陵墓也講究。流傳了上千年的《葬經》,幾乎就成了“陰陽仙”(風水術士的民間稱呼)手中的法寶。晉代的郭璞被后世風水家推為鼻祖,郭璞在《葬書》中對風水解釋道:“《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家認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導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孫后代的禍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風水家可以通過仔細觀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圍自然環境的好壞,來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兇,這就是由風水術引發出來的相宅與相墓之法。先不論這種風水定吉兇的觀點的非科學性,在風水術中,選擇最佳自然環境為第一要義的觀點還是能夠為科學所接受的。
風水術在中國歷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現了,而且流傳的十分久遠。傳說,“禹始肇風水地理、公劉相陰陽,周公置二十四局,漢王況制五宅姓,管輅制格盤擇葬地”。那時,在國家的管理中,就有了專門官吏來管理風水。考證實際,至少在戰國末年齊、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經萌生了風水的雛形。《水經注·易水》記載燕國宮殿兆遺址說:“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也矣。”可見,擇地筑宮,配合山水景觀的建筑美學,在戰國的燕國等地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就。
帝王們是最重視風水的,據說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風水,有方士對他說,金陵有天子氣,將來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鑿方山,疏淮水,以斷地脈”。按照風水家的說法,地脈一斷,風水自然就遭破壞,天子氣就沒有了,王者也就不會出現了。當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就和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之間展開了一場風水戰。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已經動搖到明王朝江山的時候,崇禎就派出專人,跑到陜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墳,想借助風水的法寶,斬斷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蒸蒸日上的生氣。李自成也有著與崇禎一樣的風水觀,當他的農民起義大軍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時,李自成命令將士,一把火燒毀了崇禎祖輩的皇陵。結果,出于歷史的巧合,崇禎自縊煤山,李自成兵敗身亡。然而,斷了金陵地脈的秦始皇,也沒有使秦王朝逃脫二世而亡的命運;挖了李自成祖墳的崇禎,也沒有擋住農民起義大軍攻進北京城;燒了崇禎祖墳的李自成,也沒有使大順王朝成為歷史上的一代霸主。
也很迷信風水,當年為了盡快消滅日益強大起來的紅軍,就命令湖南軍閥何鍵去的老家韶山,挖的祖墳。和共產黨,卻沒有學李自成,解放后還把的祖墳整修一番。據說敗退臺灣的,有一次從美國入侵中國大陸的偵察機拍回的圖片上,看到蔣家宗祠保護得如此之好,感慨萬千,唏噓不止。但是,挖了祖墳的,終于被領導的人民大眾打敗,而整修了蔣家宗祠的,卻依然成為中國人民最敬仰的偉大領袖。當然,如果我們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把風水術當作有關建筑學、規劃學上選址、布局的生態環境學,于現代設計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中國古代的風水術,一直受到陰陽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學文化的支配。《易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說:“萬物負陰以抱陽,沖氣以為和。”《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得更具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風水術里面的陰陽說,也是來源于群經之首《易經》中的太極圖。運用易學文化中陰陽對立統一思想,正確掌握物極則反的規律,準確把握陰陽轉化的條件,對于建筑規劃和園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當它發展到盡頭的時候,都會走向反面。所謂“子時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這種對立統一規律。生命的盡頭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極謂之變,物生謂之化,生生死死,變變化化,宇宙的陰陽變幻轉化,就是這樣的不可抗拒。《素問·陰陽離合論》說:“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就是說,宇宙萬物變化雖然多得不可勝數,然而它的要領卻只有一個,這就是陰陽對立統一規律。
五行是組成宇宙萬物的物質基礎。易學文化在探索宇宙奧秘時,把觸角伸向了物質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并把它歸納為: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稱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質,《尚書·洪范》歸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宇宙不斷運動,永無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質的不斷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質的不斷消亡,生生滅滅,變變化化,可以歸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陰陽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環往復,永世不竭;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雙邊關系。五行既然是物質世界的五種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萬物發生無法分開的關系,自然也就無法割斷它們之間的聯系。作為易學文化的一部分,風水術也必然和五行發生不可分割的聯系。
古代傳說,天干地支是遠古時代的大撓發明的。天干有十個,依次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個,依次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順序相對結合,便可紀年、紀月、紀日、紀時。這種結合輪轉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謂之六十花甲子。在風水術中,除了用干支紀日外,最主要的是結合干支的五行屬性和方位,闡述風水術上的一些問題。天干的五行屬性和方位可以歸納為五句話: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屬性和方位可以歸納為:寅、卯屬木,巳、午屬火,申、酉屬金,亥、子屬水,辰、戌、丑、未屬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著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圖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東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東,寅是正東偏北,辰是正東偏南,巳是正南偏東,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為有了這么多的說法,再加上世人的諸多禁忌,風水術才在風水術士的手里變得異常復雜和神秘。但那復雜和神秘,于科學并無什么用處,大體是風水術士騙人的把戲。
風水術雖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講究龍、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過脈》上說:“黃帝葬于喬山,在大河之南,脈自積石逾河,衍者豐饒而廣被也。舜葬于蒼梧,在大江之南,脈自荊漢逾江。”是說黃帝和舜都葬在龍脈之上,福澤江河。歷代帝王對于陵墓擇基的龍、穴、砂、水,都講究得叫人嘆為觀止。當年那個在康乾盛世時承前啟后的雍正就是一個,他曾把選好的東陵九鳳朝陽山作為壽宮,后來忽然變卦,最終選在距離東陵一百多里遠的河北易縣泰寧山作為自己百年之后的長眠之地,是為泰陵。清宮檔案《起居注冊下》記載了當時雍正的手諭:“此地(指九鳳朝陽山)近依孝陵(順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與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輿之人再加相度,以為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今據治親王、總督高其倬奏稱,相度得易州境內永寧山太平峪萬年之地,實乾坤聚秀之區,陰陽合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等語。朕覽此奏,其言山脈水法,條理詳明,詢為上吉之壤,但與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且與古帝制典禮有未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會議,具奏。”這位為大清江山殫精竭慮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樣,為自己的死后費盡心機。
何謂龍、穴、砂、水?就是說,選擇生氣積聚的風水寶地要按照“龍真”、“穴的”、“砂環”、“水抱”四個原則推定。所謂“龍真”,是指生氣流動的山脈。風水術以山脈為龍,把山勢起伏綿亙,逶迤曲折的脈絡稱為龍脈,氣脈所結之處為龍穴。“龍真穴便真,龍假穴便假”,尋龍是為了點穴,點穴必須尋龍。所謂“穴的”,是指生氣凝聚著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脈停頓之處為龍穴。俗話說:“尋龍容易點穴難”《葬經》也有“三年尋龍,十年點穴”的說法。所謂“砂環”,是指穴地背側和左右山勢重疊環抱的大好自然環境。所謂“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經》上說:“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總之,相宅(陰陽宅)之術,“龍真”、“穴的”、“砂環”、“水抱”四個原則,一個都不能少,必須依次而進行。龍、穴、砂、水的排列組合得當,才能使氣聚而不散。所以,相風水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尋求好氣場,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環境學。
如今全世界興起“風水熱”,在中國大陸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風水術,也從海外歸來,但是我們要有冷靜的科學分析頭腦,不要以為國外風靡,老祖宗的東西就都是精華。由于有巫師術士的妖言惑眾,加之人們對未知世界迷惘與渴求,所以在社會上流傳的風水術,一直是科學與迷信攪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難辨。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純粹的技術,那么,風水的核心問題實質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選址問題,也就是為了找尋最佳的人居環境。至于為了尋找死后的風水寶地,那實在是無稽之談。千百年來,哪個帝王沒找一塊“風水寶地”,可是又有哪個帝王的江山永固、萬代長存了?!古人講天時、地利、人和,這是易學文化有關天、地、人理論的延伸,它們之間有著辨證的關系,在風水術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義的絕地,是不可取的。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稱中國古代風水術是“準科學”。所謂“準科學”,就不是完整的科學,其中也有不是科學的東西。李約瑟對風水有過一段中肯的評價,他說:“在諸多方面,風水對中國人民是恩物,如勸人種樹和竹以防風物,強調流水靠近屋址之價值都是。”“就整體而言,我相信風水包含顯著的美學成分,遍中國的田園、房屋、鄉村之美,不可勝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說明。”很顯然,李約瑟取的是中國風水術中的科學內容,而擯棄了那些不科學的東西。這是一種非常正確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
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對風水術中的偽科學都做過極為嚴厲的批判,東漢時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他的傳世之作《論衡》里,對風水術的迷信惑眾,擾亂社會,給予了口誅筆伐;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曾經寫下《葬論》、《論山陵擇地札子》等文章,對當時流行的風水吉兇說,作了實事求是的批判;明朝的張居正是當時反“風水吉兇說”的猛士,他在《書經》上說:“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其實《易經》上早就說得明白:“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連被后人神化了的劉伯溫,雖然因為寫過《堪輿漫興》,被風水術士奉為祖宗,但他也并不相信“風水吉兇說”,他在《司馬季主論卜》上說: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有過去就有現在,今天的碎瓦頹垣,昨天也是歌樓舞館;今天的荒榛斷梗,昨天也是瓊蕤玉樹;今天的露蠶風蟬,昨天也是鳳笙龍笛;今天的鬼磷螢火,昨天也是金缸華燭;今天的秋荼春薺,昨天也是象白駝峰;今天的丹楓白荻,昨天也是蜀錦齊紈。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如今我們正在把風水術應用到現代設計中去,理應本著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尊重科學,反對偽科學。
綜上所述,我們從什么意義上說,易學文化都為我們的現代藝術設計,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辯方式,它可以指導我們在現代藝術設計的探索之路上,跨越歷史,跨越時空,創造出自立于世界文化藝術之林的中國現代藝術設計顛峰。
本文關鍵詞:易學文化現代藝術設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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