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22 1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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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學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觀、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論強調小品短小、簡易、新奇、獨抒性靈、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間接地吸取易學理論資源。晚明小品創作多方面受到易學的深刻影響。晚明小品興盛也促進了易學的“小品”化。
關鍵詞:易學;晚明;小品;文化資源
IChinglearningand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
OUMing-ju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007,China)
Abstract:IChinglearningisoneofthemostimportantculturalresourcesfor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ThetheoreticalresourcesofIChinglearninghaddirectorindirectbearingontheauthorsof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inregardtotheiroutlookonlife,theirtasteinlifeandtheirtheoreticalemphasisonproducingshort,simple,andoriginalessaysexpressingone’sfeelingsnaturally.Thecreationof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wasdeeplyinfluencedbyIChinglearningwhiletheflourishoftheformerhelpedturnthewritingaboutthelatterintotextssimilartothefamiliaressays.
Keywords:IChinglearning;thelateMingDynasty;familiaressays;culturalresources
“易學”是指包括《周易》經、傳本身與歷代研究發揮《周易》的著作,亦即有關《周易》的學問。《周易》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之源。易學對中國文學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深遠影響。站在文學史研究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文化資源是非常有意義的課題。本文選取晚明小品,探究它與易學的密切關系,對拓展和深化晚明小品、散文史以及易學研究皆有較大的理論意義。
一
《周易》是文章根本,是文學之源。晚明文人對其推崇備至,盛贊不已。陳仁錫《〈史記〉序》云:“《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云:“古今高才,莫高于《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又《〈徐文長逸稿〉敘》亦云:“文章之托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岳瀆而降者……,《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可見《周易》在晚明文人心目中以及文學創作中的崇高地位。
晚明時,《周易》是士子啟蒙和應舉的必讀書,是科舉必考內容。士大夫日常讀書生活也多離不開《周易》。對士人來說,《周易》如饑食渴飲,需終身相對,是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杜璐《司理溫公傳》記溫以介“閉戶讀《易》,語執經者曰:‘圣人且韋編三絕矣。’研精覃思,作《易學總論》及《羲卦圖說》。行藏用舍悉本于《易》。”
《周易·系辭上》云:“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謂順天之化,樂其天然,知其命數;也是君子通過研習易理所應達到的精神境界。“樂天知命”是孔子人生觀的一個重要側面。《論語·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衛靈公》:“君子憂道不憂貧。”應劭《風俗通義》中有《窮通》一卷,序中旌揚古來“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茍,樂天知命,無怨尤焉。”雖處困厄,卻能樂天知命、安貧樂道,此即后世士大夫津津樂道的“孔顏樂處”,是處窮困之境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
程頤、程顥向周敦頤學《易》,周敦頤即教他們“求仲尼、顏子所樂”。可見,宋儒學《易》,主要學的是孔、顏所樂,也即樂天知命的人生觀。邵雍說:“樂天為事業,養志是生涯。”(《擊壤集》卷十七《伊川擊壤吟》)
宋代文人把讀《易》與隱居、閑適、清雅、快樂生活聯系在一起。讀《易》是生活的風雅點綴,也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在清幽的環境中以清閑的心境讀《易》,情趣盎然,其樂融融,是一種高雅的享受。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朱長文《樂圃記》、羅大經《鶴林玉露·山靜日長》等皆記述描繪了閑居時讀《易》的樂趣。
承宋代余緒,晚明小品家亦多嗜談讀《易》之趣,作品中屢屢道及。如湯顯祖《與蔡槐亭》:“鄧生過我云:石帆兄讀《易》之余,雅意吟染,閑氣胸中一點無,令人惝然。”(《湯顯祖詩文集》卷四十八)袁宏道《西洞庭》:“龍洞筑《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洪應明《菜根譚》:“讀《易》曉窗,丹砂研松間之露;談經午案,寶罄宣竹下之風。”張鼐《補孤山種梅序》:“倘高人抉筑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陳繼儒《小窗幽記》:“羈客在云林,蕉雨點點,如奏笙竽,聲極可愛。山人讀《易》、《禮》,斗后騎鶴以至,不減聞《韶》也。”《〈棲真志〉序》:“余性好山水,……但于九峰間披剔巖岫,拔除榛蕎,結草堂、筑藥室以居,床頭唯《老》、《易》及《棲真志》而已。”又《〈記游稿〉序》:“余與長疏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為倦,草蕎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云梢烏上矣。”又《〈奇女子傳〉序》:“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于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唾,齁齁然適也。”陳繼儒是晚明小品大家,他的讀《易》生活最具代表性。
小品文中,作者亦常發揮“樂天知命”的思想。如湯顯祖在《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中稱頌章本清明陰陽動靜之理,“樂而壽,壽而樂”。文中引用《易》語,隨手拈來,恰切精當。袁中道有《題崔受之冊》一文,昔向子平讀《損益》卦,始悟“富不如貧”。作者深有同感,遂題崔受之冊曰:“富不如貧。”表達的正是《周易》“樂天知命,故不憂”的思想。
《周易·系辭上》說:“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處“玩”字意謂研習、體會。“樂而玩”則有鑒賞品味之意。《尚書·旅獒》說:“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物”謂玩弄、賞玩心愛之物。后世文人則將《周易》的“玩其辭”和《尚書》的“玩物”結合起來,轉而玩古書畫金石,以點綴閑適、風雅生活。中晚唐以來,文玩鑒賞即十分發達,成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米芾則以繪畫自娛,游戲筆墨,自稱“墨戲”、“清玩”。南宋項安世著有《周易玩辭》十六卷。晚明人更喜“玩”易,屠本畯有《卦玩》二卷,張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五卷,自序謂“唯于語言文字間求其諦當有益身心者,輒便疏錄。”玩易不是嚴肅的研究,而是閑適時的賞玩和消遣。袁中道《潘去華尚寶傳》記潘士藻“自官尚寶時,署中無事,乃潛心玩《易》,每十余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客馬上思之。不論閑忙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即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瘦馬,出入廛市,于于徐徐,都忘其老。”(《珂雪齋集》卷十七)描繪出一位閑適蕭散的雅士形象。吳極著《易學》五卷,自序謂初好讀《易》,三仕南中,官邸多暇,以樂玩為業,研習《易經》。
受玩易意識和唐宋以來文人興起的文玩雅舉的影響,晚明文人亦鐘情于“清玩”、“雅玩”。毛晉輯有《群芳清玩》十五卷,徐亮序云:“乃檢點群芳,匯次菊譜、鼎錄、諸箋,以為清玩快事。”晚明小品家以文為娛,視文為清玩、雅玩,鄭元勛還從理論上闡述文娛、文玩的價值,《媚幽閣文娛·自序》云:“吾以為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悅則亦槁,故兩者衡立而不偏絀。”高濂《遵生八箋》中“四時調攝箋”有“西泠橋玩落花”、“東郊玩蠶山”、“六和塔夜玩風潮”、“西溪道中玩雪”、“山頭玩賞茗花”、“掃雪烹茶玩畫”,將“玩”的生活充分詩意化、清雅化。
再看小品文中描寫的清玩生活:
閑中玩物情,雖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頑蠢,總是吾性真如。(洪應明《菜根譚》)
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柳。(陳繼儒《小窗幽記》)
故必疏其雅潔,可供清玩者數種,令童子愛養餌飼。(文震亨《長物志·禽魚》)
晚明小品家玩《易》、玩山水、玩花鳥、玩書畫、玩雪、玩石,甚至立身處世也稱“玩世”。“玩”有文學自身傳統的影響,也有晚明時代特色,如溯其文化源頭,則來自《周易》。
晚明小品家還喜在作品中記載有關名人讀《易》的趣聞逸事。如:陶望齡《游洞庭山記》記奇士蔡羽“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為解,而置傳注幾旁。”以善《易》自負,故自號“易洞先生”。吳肅公《明語林》卷五《雅量》載:“雷介公縯祚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往視之,出蔬菜,浮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日任風波。’”
晚明小品家多喜讀《易》,著書作文亦喜論《易》,有的寫有易學專著,如屠本畯《卦玩》二卷,曹學佺《周易可說》七卷、《周易通論》六卷,陳仁錫《羲經易簡錄》十卷、《大易同患淺言》二卷、《系辭十篇書》十卷,倪元璐《兒易外儀》十五卷、《兒易內儀》六卷等。張岱自述著有《明易》、《大易用》。著文論《易》的更多,如屠隆自束發即學《易》,且“以《易》博一第”,走上仕途。他的《鴻苞》集中收有許多易學論文,如卷一的《二儀說》、《天解》、《地解》,卷二的《天道生物》、《天形地氣》、《陽九百八》等。他接受的主要是《易》的陰陽造化和變易思想。《皇明小品十六家》選有李維楨《緯文經武箴》一文,全文是對緯文館、經武堂命名含義的說明,全用《易》語寫就,可謂小品中的奇文。張岱《瑯嬛文集》卷一有《〈大易用〉序》,也是一篇優秀的闡發《易》理的小品文。湯顯祖、黃汝亨、張大復、陳繼儒、王思任、葉紹袁等皆有文論及《易》。一些筆記、小品叢書中收錄有晚明人易學著作,如:《說郛續》中有明朱睦《周易稽疑》一卷,程鴻烈《周易會占》一卷,《山林經濟籍》中有屠本畯《卦玩》二卷,《夷門廣牘》中有周履靖《廣易千文》一卷,《快書》中有張武略《擬易》一卷等。這些著作,晚明人是當作小品或“小品”化的作品來欣賞的。
晚明小品短、小、簡、易的特質正源自《周易》。《系辭下》稱贊《易經》之文“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所謂“稱名小,取類大”,是指《易經》中常以個別小事物概括同類事物,表現抽象的大道理。所謂“其旨遠”,是指言近而旨遠、詞淺而意深。其中深含美學意蘊。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贊美屈原的作品:“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在《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兩句諺語時也說:“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顯然是采用《周易》的說法。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夫《易》唯談天,入神致用,故《系》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在《比興》中說:“觀夫興之托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物色》中也說到“以少總多”。劉勰正式將《周易》的旨遠辭文、小中見大引入文學批評。
晚明小品家也多據此闡發小品的特質。陳繼儒《〈倪云林集〉序》云:“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直接引用《周易》之論。何偉然《〈皇明小品十六家〉序》云:“從來神通變化,藏大于小,彼藏藕孔,藏繭絲,壺公縮千里咫尺,孫夫人方帛之上,盡列國山岳河海城邑行軍之勢,天地象數,尺幅而河洛具呈。”明顯看出受到《周易》的影響。唐顯悅《〈文娛〉序》說小品“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陸云龍選編湯顯祖之文,“獨取其小”,但他馬上強調:“芥子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皇明小品十六家·湯若士先生小品弁首》)他在評張鼐的小品時也說:“是雖小品,已得大凡。”(《皇明小品十六家·敘張侗初先生小品》)沈守正《凌士重小草引》亦云:“與其大而偽也,毋寧小而真。”(陳仁錫《明文奇賞》)小品短小精悍,言約旨遠,小中見大,微中見著。晚明人對小品短、小、精、微特質的認識和嗜愛,與《周易》是一脈相承的。清初廖燕《〈選古文小品〉序》進一步概括和闡述了小品短而小的特質,同時強調小品的“刺人”功用,是對晚明小品理論的總結和發展。
《周易》“易”的含義,一說為“簡易”,認為筮法是一種較龜卜簡易的占卜方法。宇宙復雜之理,可用陰、陽二字簡明概括。《周易》多處寫到簡、易,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系辭上》)“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同上)“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NFDAB然示人簡矣。”(《系辭下》)《淮南子·詮言訓》也說:“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簡易、簡明、簡約、簡潔,以少總多,以約統博,以簡御繁,正是《周易》的特點。
歐陽修十分推崇《周易》的“易簡”說,他說:“《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經旨·易或問》)“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試筆·六經簡要說》)評尹洙的文章:“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論尹師魯墓志》)歐陽修將《周易》的“乾坤易簡”發揮為文章簡而要、易而明,語簡而意深,言約而義豐,創立了簡約平易的文風,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晚明人尤推崇《周易》“簡易”之旨。李贄在《讀易要語》中推崇彖辭、爻辭“其言約,其旨深”。高攀龍特著《周易易簡說》三卷,詮解《易》義,每條不過數言。自序謂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鐘惺、譚元春《詩歸》選《焦氏易林》五十三首,鐘惺亦贊賞焦詩“筆意之妙”“鍛煉精簡”。著名小品選家陸云龍特拈出一“簡”字論尺牘小品,他在《翠娛閣評選小札簡·小引》中說:
寸瑜勝尺瑕,語剌剌而不休,何如片言居要?況乎損尺牘為寸箋,亦宜斂長才為短勁。故斂奇于簡,當如米顛卷石,塊巒而具有巖鷲;斂銳于簡,當如徐夫人匕首,纖鋒而足制死命;斂巧于簡,當如棘端之猴,渺末而具諸色相;斂廣于簡,當如一泓之水,涓涓而味饒于海。
認為尺牘小品的特質是簡約精煉,以少勝多。其觀點正是《周易》“簡易”說在小品理論中的應用。
晚明小品家還以小少簡約推崇古代詩句。吳從先《小窗自紀》說:“‘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足敵《秋聲》一賦。”又說:“名世之語,政不在多;驚人之句,流聲甚遠。譬如‘楓落吳江冷’,千秋之賞,不過五字。作者何不煉侈口無盡之平常,而鐘一二有限之奇論?猶之大海起一朝之蜃氣,平山削十丈之芙蓉,山水之靈,便足駭目。”
從創作實際看,晚明小品確以“短小”見長,作者常稱道“小品”、“小文”、“小言”、“小文小說”、“小題文”,書名喜用“小”字,作品用“小”字的更多。筆記小品多記瑣屑之事、瑣碎之言,也是“小”。“小”主要指篇幅短小,“簡”主要指語言簡約簡易,“小”與“簡”密不可分。小品特別是清言小品則把文章的“小”、“簡”特色發揮到極至,成為文學中的獨特景觀。
《乾卦·文言》云:“修辭立其誠”,《家人卦·象傳》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系辭下》云:“情偽相感則利害生”。這些觀念被理學家發揮為“正心”、“誠意”,以加強道德修養。文學家則理解為情意真實,言之有物,直抒胸臆。歷代優秀文人皆恪守“修辭立其誠”的信條,晚明文人更有直接以其語相號召者。如小品名家陳繼儒在《讀書鏡》中說:“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戲,凡花臉凈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辭立其誠’,此語甚有味。”錢謙益《〈湯義仍先生文集〉序》也說:“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轖,千載之下,倒見側出,恍惚于語言竹泉之言。《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辭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湯顯祖是晚明小品名家,錢謙益評他的文集,實際上也就是評他的小品。
晚明小品家特別強調為文之“真”,人真、情真、語真。李贄倡導“童心說”,《童心說》云:“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書》卷三)袁宏道《敘小修詩》發揮“童心說”,鮮明地提出文章要“獨抒性靈”,“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在《江進之》一書中,他自稱越中諸游記“無一字不真”,說如果給“作假事假文章人看,當極其嗔怪”(同上卷十一)。雷思霈推崇袁宏道說:“夫唯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瀟碧齋集〉序》)陸云龍亦云:“文章亦抒其性靈而已。”(《皇明小品十六家·敘袁中郎先生小品》)陳嘉兆評陳仁錫《〈東粵李老師集〉序》時也強調:“作文字無一誠立于其間,便是偽理學、偽經濟。”(《皇明小品十六家·陳明卿先生小品》)強調小品的“真”、“誠”、“言有物”,即表現率真自然之情,不虛偽,不矯飾,不假、大、空,反對“偽理學、偽經濟”,真情至性,任性而發,真實流露。這種文學創作觀有老莊和禪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源自《周易》。由“誠”到“真”,其源流關系甚為明顯。“真”是晚明小品的靈魂。晚明小品中“真”字出現的頻率很高,如袁宏道小品中“真”字即隨處可見。
《周易》中《渙》卦,上“巽”為風,下“坎”為水,取風吹水面,渙然呈文之象。故《象傳》謂“風行水上,渙。”朱駿聲認為“渙”有“文貌”,“風行水上,而文成焉。”(《六十四卦經解》)尚秉和解釋說:“渙本有文義”,“而風行水上,文理爛然,故為文也。”(《周易尚氏學·上經》卷十六)《系辭上》:“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孔穎達《周易正義》卷十一解釋說:“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測量。……凡無方無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處所,云為是無方也;二則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無方也。無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無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無定在一體,亦是無體也。”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自然而變,神無方,極富美學意蘊。后世論文由此發揮,崇尚自然而然、自然變化的風格。
北宋蘇洵《仲兄字文甫說》一文生動描繪了水和風的形態,“風水之極觀備矣”,然后總結議論道:“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也,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嘉祐集》卷十五)蘇軾在《答謝民師書》中稱贊謝民師的來信及詩賦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蘇東坡集》后集卷十四)《文說》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蘇東坡集》后集卷五十七)可見,宋人已十分推崇自然成文、行云流水的文風。蘇軾之文正是晚明人推崇的小品典范,晚明小品理論亦直接繼承蘇軾的觀點。譚元春《〈東坡詩選〉序》云:“文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詩如泉源焉,出擇地矣。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詩則行之時即止,雖止矣其行未已也。文了然于心,又了然于手口;詩則了然于心,猶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猶不敢了然于手者也。”(《譚元春集》卷二十二)從詩、文比較的角度,發揮了蘇軾文論的觀點。
李贄《雜說》中極力提倡“非有意于為文”,卻能成“天下之至文”的“化工”之作,即純真自然之作。他說:“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焚書》卷三)陳繼儒《小窗幽記》也重申李贄的話,只是未注出處:“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鐘惺《〈董崇相詩〉序》:“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隱秀軒集》卷十七)可見,晚明小品家是以《周易》的“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說為小品“至文”和“化工”的標準。強調小品自然而然,“不拘格套”,任性隨意,率爾漫筆,“信心而出,信口而談。”(《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一《張幼于》)不求工而自工,無意為文,卻成妙文。源于《周易》的“自然成文”是晚明小品的最高審美追求,也是其顯著特色。晚明筆記小品多是隨興漫記,更不必講章法套路,散、漫、瑣、雜,最能代表小品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的特質。
《周易》是古今第一大奇書,奇奧、奇異、奇特、新奇、神奇、怪奇。《周易》以為自然生文,自然界奇幻變化,不拘常格,文章亦如此。這種“奇”意識影響了后世文章的“尚奇”之風。韓愈自稱“約六經之旨成文”,推崇“《易》奇而法”。皇甫湜說:“《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圣乎?”(《答李生第二書》)以《易》之“奇”為理論根據,倡導奇異之風。皇甫湜以為:“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眾,出于眾則奇矣。”(《答李生第一書》)
晚明著名小品選家陸云龍編選《明文奇艷》十二卷,即專以“雄奇藻艷”為標準。李清《〈明文奇艷〉序》云:“文之奇者不必艷,其艷者又不能奇也。經至《易》奇矣,史至太史公奇矣,學至《南華》奇矣,集至昌黎奇矣。”李清已清楚地看出晚明小品的“奇”、韓文之“奇”與《易》之“奇”的淵源關系。
袁宏道《答李元善》說:“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宏道集箋校》卷二十二)沈守正《凌士重小草引》也說:“與其平也,寧奇;與其正也,寧偏。”(《明文奇賞》)亦以“奇”相尚。
晚明小品追求奇異、新奇,不少小品選本以“奇”字命名。如陳仁錫輯有《明文奇賞》、《古文奇賞》、《續古文奇賞》、《三續古文奇賞》、《四續古文奇賞》和《蘇文奇賞》,張一中輯《尺牘爭奇》,陸云龍輯《明文奇艷》、《翠娛閣評選文奇》等。何鏜輯《高奇往事》,分《高苑》、《奇林》二類,其中《奇林》五目為《奇行》、《奇言》、《奇識》、《奇計》、《奇材》。丘兆麟輯《合奇》,收奇文百余篇,湯顯祖《〈合奇〉序》盛贊之。陸云龍評《〈合奇〉序》云:“序中是為奇勁、奇橫、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嵬語不入焉,可知奇矣。”(《皇明小品十六家·湯若士先生小品》)屠隆編《奇女子傳》,陳繼儒稱贊此書“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白石樵真稿》卷一《奇女子傳序》)文中開頭還特舉《周易》為此書依據之一:“《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
晚明小品作者多奇人,奇人多奇癖,奇人寫奇文,新奇、怪奇,手法多奇巧,讀小品是“奇賞”,得到的是“奇快”的、拍案叫絕式的審美享受。
晚明時,易學盛行的同時,老莊哲學也風行一時。當時文人鮮有不學老莊著作的,且有意將老莊哲學與易理糅合,運用到文學創作中,如袁宏道《廣莊·人間世》中說:“龍之為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圣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為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又《與湯義仍》中寫道:“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子首以《逍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鵝鴨雞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何也?為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之瓢,浮游于江海,參天之樹,逍遙乎廣漠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為人用久矣。”陳繼儒《安得長者言》說:“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世,不幸而為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為權奸佞幸所推,既損譽名,復掣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材與不材’,真明哲之三窟也。”皆明顯糅合《易》理與老莊哲學,以表達自己的處世態度和人生哲學,反映出晚明小品家普遍的退縮內斂、明哲保身的心態。
《周易》十分注重天、地、人三者的關系,講天人合一,講人與自然的相通和諧: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系辭下》)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同上)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彖辭》)
天地四時是人類的生存環境,人類的勞動、生活需與天地四時的自然節奏和規律相適應,自然秩序是和諧的,人類社會、人倫關系也應是和諧的。人類是自然的一分子,應融于大自然中,親近大自然,由天文觀人文,由自然美發現社會美、人倫美。通過“比德”、“比興”,將自然人格化。自然的活潑生機、生命律動,正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表現。《周易》的“三才”觀、“天人合一”觀奠定了中國文化重“人與自然和”而不是“人與自然分”的特色。這種觀念對中國古代文學觀念、文學批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說:“早在《易經》《系辭》的傳里已經說古代圣哲是‘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俯仰往還,遠近取與,是中國哲人的觀照法,也是詩人的觀照法。而這觀照法表現在我們的詩中畫中,構成我們詩畫中空間意識的特質。”(《藝境》第213頁)身游、心游大自然中,遠近取與,俯仰自得,也是晚明小品的觀照法。如詩似畫的小品特別是清言小品在這一點上表現尤為突出。
《周易》將天道、地道、人道稱為“三才”,朱良矩則發揮成“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陳繼儒《讀書鏡》中引其語,贊賞說:“戲語亦有理也。”晚明小品中津津樂道的是“三才”中的風月、花柳、歌舞,將“三才”藝術化、詩意化,以合文人的審美趣味。
晚明小品特別嗜愛描寫日月星辰、風雨云雷、花鳥魚蟲、山水泉石、春夏秋冬四季變化,表現大自然的生機美、鮮活美、動態美,表現音樂美、色彩美。欣賞“天文”之美,并以之比擬“人文”,賦予大自然以人情味、人情美,欣賞大自然的“天籟”美。洪應明《菜根譚》云:“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云影,草際之煙光,月下之花容,風中之柳態,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最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真天地間一妙境也。”天地間妙境,自具形態美、色彩美和意境美,怡情悅性,令人陶醉其間。
《周易》對“四時”即春、夏、秋、冬四季特別關注,《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四時合其序。”強調人們要“奉天時”即按四季運行變化的自然規律辦事,如此才能趨吉避兇。歷代文學中則注重觀察和欣賞四季不同的美景,力求心境與四季之景相諧適,并根據四季變化調養身心,愉悅心情。如南宋吳自牧把欣賞杭州西湖四季不同的美景當作“賞心樂事”:“春則花柳爭妍,夏則荷榴競放,秋則桂子飄香,冬則梅花破玉、瑞雪飛瑤。四時之景不同,而賞心樂事者亦與之無窮矣。”(《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晚明小品關注四季,描寫和欣賞四季美景的更多。程羽文《消閑供》中有《四時觀》,寫一年四季中如何品味生活中的情趣,作者雅稱為“清課”。如“秋時”的清課:
晨起,下帷,檢牙簽,挹露研朱點校。寓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
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
午后,戴白接罹,著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
日晡,持蟹螯鱸膾,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
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作者筆下,四時生活充滿詩情畫意,清雅脫俗,令人神往。
高濂《遵生八箋》中有《四時調攝箋》,是以四時幽賞作為養生之道,西湖四季各種美景皆成清賞對象,靜觀閑賞,心悅神怡。清言小品中描寫四季美景的清詞麗句更是俯拾皆是。
晚明文人生活中隨處可見《易》的影響。居室亭臺亦喜以《易》名。萬歷時,趙汝邁于蘭溪靈洞山筑別業曰靈洞山房,王世貞為作《靈洞山房記》:“齋前有堂曰六虛,取《易》語以表洞也,郭子章氏得其義矣。”(郭子章著有《易解》)袁中道《高士傳》記載,高士金楠以“讀易”為齋名。祁彪佳世代學《易》,先世應舉,皆選試《易》為題。受家世影響,他亦善《易》,于家鄉山陰寓山筑別業曰寓園,中有“讀易居”。《寓山注》中寫道:“‘寓園’佳處,首稱石,不盡于石也。自貯之以水,頑者始靈,而水石含漱之狀,惟‘讀易居’得縱觀之。‘居’臨曲沼之東偏,與‘四負堂’相左右,俯仰清流,意深魚鳥,及于匝岸燃燈,倒影相媚,絲竹之響,卷雪回波,覺此景恍來天上。既而主人一切厭離,惟日手《周易》一卷,滴露研硃,聊解動躁耳。予雖家世受《易》,不能解《易》理,然于盈虛消息之道,則若有微窺者。自有天地,便有茲山,今日以前,原是培NFDA8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閣層軒長峙乎巖壑哉!成毀之數,天地不免,卻怪李文饒朱崖被遣,尚諄諄于守護‘平泉’,獨不思‘金谷’、‘華林’都安在耶?主人于是微有窺者,故所樂在此不在彼。”王思任于居處構亭曰“通明亭”,即取《易》中“巽”齊“離”見之意。王思任還特作《通明亭初記》、《通明亭再記》記其事。
晚明小品中常援《易》議事、析理、抒情,從中尋求理論依據。《易》理已滲透到小品創作的各個方面。小品中常引用、化用《周易》之語,吳從先《小窗自紀》云:“同氣之求,唯刺平原于錦繡;同聲之應,徒鑄子期于黃金。”語出《乾卦·文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小窗自紀》又云:“世人契少金蘭,以故讒多貝錦;一德之求,自不妨千言之間。”“金蘭”語出《系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曹學佺《〈閩中二子詩〉序》云:“如是而言,謂之有孚,孚則貞吉,而悔亡矣。而游之時義大矣哉,是故《易·損》之三爻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集有焉。”則是明確引用原句。
比較集中地援引《易》語的有如湯顯祖《玉茗堂尺牘》中的《再奉張龍峰先生》、《答郭明龍》、《答舒司寇》、《答王宇泰》、《寄李心湖祠部》、《與張大復》等,又如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中的《今日》、《仁脈》、《息》、《花木事》、《綢雨》等。《周易》中不少詞語已成格言成語,小品中經常引用。
晚明小品興盛,不少文章皆“小品”化,著染濃厚的“小品”色彩。正統古文小品化,詩、詞、賦小品化,經、史、子也小品化,清言小品則將理學家的語錄小品化。易學的小品化自然也不例外,作者創作態度不甚嚴肅,語言也多輕巧纖佻。如陸起龍著《周易易簡編》,其學出于屠隆,詞旨清雋。沈瑞鐘著《廣易筌》四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造語遣詞,亦多涉明季纖佻之習,蓋沿李氏、楊氏之余波而失之泛濫者也。”洪化昭著《周易獨坐談》五卷,雜以俳諧,殊乖說經之體。自述云:“日北居士談《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為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為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而不以語人也。”獨坐談《易》自娛,已是小品家生活、小品文筆調。朱天麟著《易鼎三然》,以讀《易》譬之食味,溯《周易》之旨者曰庖然,發《歸藏》之義者曰漱然,闡《連山·首艮》之蘊者曰然。思理、語言皆怪異,亦是“小品”一格。錢一本著《四圣一心錄》六卷,舍數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闡之以至于性命,體例近乎語錄,可視為語錄小品。易學著作本身小品化,易學與小品相互滲透,融為一體,說明了易學對小品影響之深,同時說明小品興盛也影響了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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