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提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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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學術影響力是指所刊載的論文在某段時間內促進學術研究與應用發展的能力，以及社會對其價值的認同程度和期刊本身傳播與擴散能力等。學術影響力既包括內在的學術內容引領力和創新力，也包括外在的學術組織力和號召力，還包括學術的傳播力和關注力。當下，5G、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強勢推動著傳統期刊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尤其是2020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為社科期刊進一步提升學術影響提供了良好機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反映社科期刊的學術地位、編輯水平和傳播能力，以期刊學術水平、學術特色為根本，以社會信譽度和用戶認可度為標志體現出來，這種學術影響力受文章質量、創刊年限、期刊特色、編輯水平、學科領域、載文量、期刊傳播與擴散、出版周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社科期刊的內容生產質量、傳播能力和知識服務水平是融媒體時代的關鍵性影響因素，需從這三個方面著力提升社科期刊的學術影響力。

一、高質量的內容生產是提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的根本

無論期刊傳播的方式和讀者閱讀習慣發生何種變化，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最重要的來源仍然是依托高質量的內容生產，內容質量始終是社科期刊的立身之本。《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推進內容生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注重網絡內容建設，始終保持內容定力，專注內容質量”。社科期刊的核心競爭力源于內容質量，沒有高質量的內容生產作為基礎，學術影響力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融媒體時代提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仍需堅持內容為王的原則，充分融合新技術做好內容策劃、凸顯刊物特色、創新管理機制，實現期刊內容生產的高質量發展。

(一)做好選題策劃，提高文章的被關注度

期刊的內容質量與學術影響力相輔相成，如果期刊內容質量不高，新媒體傳播只會造成負面效應。這就要求刊載的文章要有原創性和創新性，倡導理論的原創性、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論文的學術規范性和資料的豐富性。編輯獨到的選題策劃是保障文章具有原創性和創新性的重要手段。選題策劃要有融媒體的思維，可使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海量期刊信息和作者信息進行遴選、比對、分析，挖掘前沿學術方向、期刊發展規律和匹配目標作者。通過分析期刊數據可以發現，通過精心選題策劃形成的文章，其內容質量、被引次數和下載頻次往往比自由來稿文章高，高被引文章許多都是選題策劃的結果。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5年5月《貴州社會科學》雜志策劃的3篇精準扶貧文章具有顯著的學術影響力。其中，《論中國的精準扶貧》一文被引用達1900余次、下載接近5萬次;《精準扶貧:內涵、實踐困境及其原因闡釋———基于寧夏銀川兩個村莊的調查》被引用1100余次、下載3萬多次;《精準扶貧機制實施的政策和實踐困境》一文被引用接近700次、下載1．8萬余次，這組文章對于提升該刊物的學術影響力作出了重要貢獻。做好選題策劃需要重點關注國家層面的重要會議以及重要政策文本，保持對新提法、新要求、新戰略的敏感性，以強烈的現實關懷關注當代中國、當今世界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熱點問題和難點問題。選題上要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尤其是要研究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

(二)凸顯刊物特色，推進品牌建設

鄒韜奮曾說:“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就更沒有希望了”。目前社科期刊種類繁多，同類期刊的競爭日益激烈，如何避免同質化就需要發揮期刊自身的優勢，體現期刊特色，形成期刊品牌。期刊品牌建設主要以差異化和獨特性為主要內涵，需要具備難以被復制和替代的核心競爭力。特色化是社科期刊發展的新要求，創建特色欄目是社科期刊凸顯個性、提高質量、擴大影響的有效路徑。比如，《探索》雜志從2015年第1期69開始創建“探索筆會”欄目，每期邀請多位學者圍繞國家治理現代化、腐敗治理、政治安全、精準扶貧、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題展開專題討論，該欄目已成為《探索》的一塊金字招牌;《探索與爭鳴》雜志長期打造“圓桌”欄目，每期邀請多位學者圍繞社會熱點話題展開學術討論，該欄目在國內具有很高的學術影響力;黨和國家提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之后不久，《重慶行政》雜志從2020年第2期開始設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特色欄目，該欄目已成為相關理論研究者和實踐工作者重點參考的刊物，對于提升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無疑具有顯著的意義。總而言之，融媒體時代存在的信息過剩問題使得人們的注意力資源成為稀缺品，期刊特色化和品牌化發展成為吸引注意力的選擇之一。因此，需要基于刊物的內容、欄目、風格等進行差異化和特色化的謀劃，適時主動地進行結構性調整，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

(三)創新管理機制，嚴把質量關

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對期刊傳統的投稿、審稿、編輯、校對、發行等環節造成了顛覆性的沖擊。運行有序的期刊管理機制是提高期刊內容質量的重要保障，這就需要在篩選稿件、學術不端檢測、專家審稿、主編終審等環節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一是可以充分利用投稿網站、微信、微博、公眾號等多種方式了解作者和讀者需求，及時回應需求，擴大優質稿件的來源。同時，通過大數據技術對領域期刊和自身期刊的海量數據進行分析，通過數據挖掘發現文章刊發的特點、作者的分布情況、下載引用的情況等、零被引文章的數量和特征、引用期刊的類型等，有針對性地發現解決期刊存在的問題，提高辦刊質量。尤其是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衡量選題價值、輔助校對工作、分析輿論反饋、提升傳播精度。二是嚴格挑選審稿專家，及時更新專家數據庫，淘汰審稿質量不高、責任心不強的專家，加強與優質專家的聯系。除此之外，還需建設好期刊與專家學者的學術共同體，與優秀學者保持緊密聯系。總體而言，優秀作者和優質稿件是稀缺的，獲取優質稿件需要編輯與學者的長期互動，建立起穩定的學術共同體關系。因此，一方面可以通過線上或線下的方式積極參加學術會議，特別是高端的學術會議，這對于獲取優質稿件和提高整個刊物在學界的影響有巨大的幫助;另一方面，通過與本領域某個作者或者研究團隊的點對點聯系，有針對性地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二、高水平的知識服務是提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的基礎

知識服務是對期刊內容、知識內容的深度挖掘，然后把知識之間的關聯性做好，既給用戶便捷的知識閱讀，同時也通過這種挖掘驅動知識的直接服務，甚至可以根據不同用戶需求提供個性化知識服務。面對各行各業對各類知識信息的需求，社科期刊需實現從傳統出版向“互聯網+知識服務產業”的轉變，以此提升學術期刊的傳播力和知識服務能力。

(一)借助新興技術對知識內容進行更加深度的挖掘與應用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互聯網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也是學者獲取學術信息的關鍵途徑。移動互聯網等新興技術不僅改變著傳播者的傳播方式，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眾對知識的接受模式，因而，可以借助新興技術對知識內容進行更加深度的挖掘與應用。當下期刊的知識服務主要是知識閱讀，把期刊的內容通過數字化、碎片化等工具加工并標引成知識條目，使讀者能夠更方便地查詢、應用、閱讀。實際上，社科期刊的知識服務應該不止于此，深層次的知識服務應該有直接將知識驅動到應用層面的能力。比如，2020年年初《管理世界》雜志與中國知網合作推出《管理世界》大講堂系列知識服務活動，邀請作者圍繞近期在《管理世界》發表的論文，分享論文選題、實證研究過程、理論提煉、研究啟示、投稿修改等方面的經驗，從選題、文章結構、參考文獻、文獻檢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個性化服務。這是《管理世界》雜志社基于期刊品牌打造的線上活動，圍繞經濟學、管理學中的研究選題、數據基礎、技術方法等青年學者困惑、關心的問題，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和期刊優秀論文作者在線授課，在疫情期間做到了“停課不停學”。

(二)根據不同用戶群體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知識服務

不同學科、不同層次、不同年齡、不同國家用戶對社科期刊的知識服務需求是不一樣的，因而，需要對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進行精細化的區分，有針對性地提供知識服務。因此，需要強化用戶思維，以滿足用戶的知識服務需求作為期刊發展的重要方向。社科期刊可以利用編輯豐富的經驗開展課題申報培訓、論文寫作培訓、投稿指南、成果評價培訓等，同時還可以借助期刊評審專家和優秀作者的力量擴大知識服務的范圍。可以從選題、文章結構、參考文獻、文獻檢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個性化服務。

三、高效能的傳播是提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的關鍵

期刊學術影響力本質上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期刊用戶的認知和認同，加強與期刊用戶的聯系、提高期刊顯示度、擴大用戶群體才能增強期刊學術影響力。因此，做好期刊傳播對于提升社科期刊學術影響力尤為重要。融媒體時代，社科期刊的學術影響力與期刊的傳播力緊密相關，甚至可以說沒有傳播力，社科期刊就不可能有廣泛的學術影響力。需要著力推進傳播能力建設，運用大型數據庫平臺、各類新媒體等多種傳播渠道和手段，讓優質內容發揮更大影響、更大效用。

(一)打造期刊新媒體矩陣，構建一體化的傳播格局

伴隨網絡和數字技術的裂變式發展，我國學術期刊逐漸形成以全文數據庫、開放獲取、網絡首發為代表的全媒體生產傳播形態，如何增強用戶使用黏性，是進一步推進期刊產業數字化進程的關鍵所在。融媒體時代，社科期刊可以利用多種新媒體實現期刊的社交化、智能化、移動化發展，推動由平面媒體向立體媒體升級，形成多元化的產業經營模式;以互聯網思維優化資源配置，利用新媒體所擅長的數字化、開放性、參與性、互動性來吸引讀者、作者和網友參與內容生產。通過期刊新媒體矩陣，將期刊內容以形象化、動態化、互動分享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實現多層級深度長效的傳播、普及。比如，近年來《探索》雜志取消與中國知網的獨家合作，加入多種期刊數據庫，豐富了傳播渠道，同時依托網站、微博、微信群、微信公眾號等媒介打造期刊新媒體矩陣，充分利用數字化資源廣泛進行傳播。通過網站可以實現在線投稿、獲取期刊最新目錄、參閱期刊編輯規范、了解期刊選題方向、獲取期刊聯系方式等;利用微信公眾號可以在移動互聯網端實現在線查稿、微信推送、學術資訊和期刊資訊的精準推送、在線問答等功能，豐富用戶與期刊的溝通渠道，讓交流更加順暢與高效。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傳播成為社科期刊不可忽視的傳播渠道，其實效性和廣泛性是紙質刊難以比擬的，不管是微信群還是微信公眾號都大大提升了學術期刊的傳播力。

(二)探索新型出版形態，擴大“內容+平臺”的聯動

隨著數字技術與媒體的融合發展，尤其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學術期刊開啟了深層次的數字化轉型，學術成果傳播的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網絡首發、域出版、微信出版、視頻號傳播等多種新型傳播形態層出不窮。中國知網推出網絡首發的新型出版方式，即作者的稿件只要確定錄用之后便可以優先上傳到中國知網，極大地加快了論文的發表速度，也有利于該論文被下載和引用。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充分利用網絡首發功能，極大地提高了期刊學術影響力。比如，《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在2021年3月就把確定錄用的2022年第1期的文章進行網絡首發，比紙質刊早出版近一年的時間。正是憑借在網絡首發方面的卓越表現，《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影響因子近年來一直位居全國高校學報類第一名的位置。近年來，超星集團提出“域出版”的新型出版模式，對海量期刊內容進行深度聚類重組，圍繞專題進行出版，摒棄數據庫資源簡單堆積的模式，實現學術資源的精準匯編。這種新型出版模式逐漸獲得刊界認可，根據文章涉及的主題決定該文章放到超星的專題欄目中，是按需出版的新模式。這種新型出版模式也逐漸被一些學術期刊借鑒，比如《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廉政論壇欄目被評為教育部名欄，編輯部定期組織該欄目的優質文章以圖書的形式進行二次出版，在國內廉政建設領域具有很強的學術影響力。除此之外，社科期刊也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和其他視頻號進行多方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