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概念歸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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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今雜文的風格特點使其比其它文體更能擔當起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的重任，雜文應當在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發揮其作用。長期以來人們把雜文歸屬于文學類，但現今的文學已不斷地回到文學本身即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之外，走進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已明顯與雜文分道揚鏢。

在搜索閱讀分析了大量雜文之后，發現雜文與文學在本質特征、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當今的發展規律、當今的發展方向和歸屬，以及雜文作品與文學作品在題材、形式、表現手法、創作動機和實現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證實了雜文不屬于文學，并對雜文的概念和歸屬作一個新的探索。

雜文就是進行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論性文章，批判精神是雜文的靈魂，政治是雜文的歸宿，其形式、風格、語體、文體等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較長篇幅出現），以分析、思辨、論理及一切能說明問題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實、揭示問題的實質和闡明作者的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是其重要的功能和歷史使命。雜文應該獨立門戶，自成一類。這對雜文完成新世紀歷史使命具有深遠意義。

關健詞：雜文、歸屬、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類經社會實踐對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客觀規律的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經過抽象概括而獲得的結果，所以任何一個概念都必須具備科學性，并在實踐中再度接受檢驗。只有能經受實踐檢驗并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的概念，才稱得起科學的概念。舊的概念總是隨著人類認識的科學化而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經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學和完美起來。

雜文這一概念產生之后，影響面廣，但其內涵卻始終沒有科學、統一的權威界定，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本文對80年代以來的雜文大量閱讀和分析，試圖對雜文的概念及其歸屬作個比較明確的界定。

二、雜文概念的種種界定及歸屬

雜文的概念及其歸屬眾說紛紜，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1、屬于文學中的散文類。這類分法占絕大多數。如

（1）《文學概論自學輔導》（第135頁）[1]把文學作品分為小說、詩、散文、戲劇四類，則明確把雜文歸到散文。摘錄如下：

“雜文：文藝性的論文，屬于散文的一種，以抒情與政論相結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變和人們思想感情為特點，熔邏輯力量與戰斗激情于一體，把精辟論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鋒利見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銳的戰斗性和充分的藝術說服力。在中國文學史上，歷代許多具有進步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雜文作品。在現代，由于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實踐，雜文成為揭露敵人、打擊敵人的極為犀利的投槍和匕首，也是批評人民內部不良傾向的武器。雜文主要用于諷刺和暴露，亦可用來贊頌新思想、新品格、新風貌。”

（2）《20世紀中國雜文史》[2]（第5頁）：

“雜文是以議論和批評為主的雜體文學散文；雜文以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主要內容，一般以假惡丑的揭露和批判來肯定和贊美真善美；雜文格式筆法豐富多樣，短小靈活，藝術上要求議論和批評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較鮮明的諷刺和幽默的喜劇色彩。”

（3）《新華詞典·2001年修訂版》[3]：

“雜文，散文的一種，是以議論為主，夾以敘事、抒情的文藝性論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鋒利見長，樣式較多，如隨筆、雜感、雜談、筆記等。”

（4）《辭海》[4]：

“雜文，散文的一種，是隨感式的雜體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潑、犀利為其特點。內容無所不包，格式豐富多樣，有雜感、雜談、短評、隨筆、札記等。中國自戰國以來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這類文章。“五四”以后，經魯迅等人努力，成為一種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或表現作者思想觀點的文藝性論文，它以思想性、論戰性見長；藝術上言辭機警、行文情感飽滿，常借助形象比喻來議論人或事，有強烈的震撼力。”

（5）《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5]：

“雜文，現代散文的一種，不拘泥于某一種形式，偏重議論，也可以敘事。”

2、屬于文學類，但不屬于散文。如：

（1）《中國雜文史》[6]（第8頁）：

“雜文，是和小說、戲劇、詩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學大雅之堂的一種文學樣式。可以說是一種邊緣文學。”

（2）劉錫慶《藝術散文：當代散文走向的審美規范》[7]：

“報告文學、史傳文學和雜文、隨筆，應從散文‘母體’中分離出去，‘自立門戶’予以獨立。新的‘文學分類’可采用十分法：詩歌；小說；戲劇文學；影視文學；報告文學；史傳文學；雜文、隨筆；藝術散文；民族、民間文學；兒童文學。”

（3）著名雜文編輯兼評論家劉成信的《雜文是什么》[8]：“簡言之，（雜文）具有藝術性的短篇批判、諷剌文學作品，但又不是小說、散文。”

3、屬于“交叉型”文學體裁。

（1）《文學概論》[9]把雜文和報告文學都歸于“交叉”型文學，亦稱“邊緣”型文學體裁，即具有文學屬性，又具有非文學屬性。（見P86、P87）

“雜文是一種既有政論的性質，又有文學的特點的‘交叉’型文學樣式。”

4、屬于“文藝性議論文”

（1）《現代漢語規范詞典》[10]對“雜文”定義如下：

“雜文，以議論為主，夾以敘事、抒情的文藝性議論文，特點是能迅速反映社會問題，生動活潑、富于戰斗性。”

……

對雜文概念的種種界定，雖在內容上眾說紛紜，各有側重，但有關雜文的歸屬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認為雜文歸類于文學體裁，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雜文具有文藝性或文學性！導致教育領域也是把這一觀點灌輸給學生，導致全社會都接受這一雜文概念而產生許多錯誤認識與混亂發生。三、雜文歸屬于文學的界定所產生的后果

（一）、扼殺雜文，摧使雜文走向衰亡和異化

由于文學現正不斷回到文學本身，即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之外，走進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11]。假如雜文也回到文學本身，那么雜文將被扼殺掉了，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異化。（后文將作詳細論述）

（二）、發生時評是否會取代雜文之爭[12]

雜文本不屬于文學。既然雜文要起“針貶時弊”的作用，那么就決定雜文必然與“時弊”緊密相連，與“時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進大量“時事”的載體——新聞媒體。新聞只是客觀事物的報道（假新聞另當別論），本身不具評判性，需要以評判、分析、論理見長的雜文去為人們分析評判其利弊、好劣、發生原因、后果影響等。

所以，雜文走向新聞實屬必然，是政治言論放寬后，雜文擔當起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使命的大勢所趨和眾望所歸。然而長期以來，都認為雜文屬于文學，當見到雜文站在新聞中，打死也不肯承認雜文走進新聞了，于是引用“時評”一詞，強行與雜文區分開來。“時評”當然地越來越多，越來越受關注，于是發出時評是否會取代雜文之爭。其實時評是雜文擔當這種使命的另一種叫法，為什么不承認它們是同一樣東西呢？就如一個人指著鏡中的自己發問：“這個人是誰？這個人怎么這么象我？會不會把我取代掉？”

持“時評與雜文分開”觀點者大多指責時評直白、求快、量多，藝術性低，沒有那么多的“曲筆”，其中為數不少的作品思想膚淺、觀念陳舊。

然而，我認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筆”，正是社會民主、開放程度提高的體現，人們可以直接、大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和評判，不需去轉彎抹角用太多的文藝筆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學的眼光要求雜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膚淺、觀念陳舊”，我認為這主要是時評版的編輯有意而為之，在發這類稿件時，大多數編輯們顫顫驚驚，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職位不保，故采用較為保險的“膚淺、平和”的稿件“投石問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觀念創新、言論大膽尖銳”的稿子放到抽屜里去了，致使讀者見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堅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斷地進步，時評編輯不斷地去“投石問路”，雜文一定會呈現出越來越高的思想水平。時評實是雜文走向新聞的一種叫法，實屬雜文。

（三）、使雜文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不能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

大多數報刊把雜文放到日漸萎縮的副刊文學版，使讀者產生這些雜文都是文學虛構而成的錯覺，或者認為這都是藝術說法而已，不能給予應有的重視，起不到雜文應該起的社會作用。其實雜文應站到社會生活、新聞評論、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該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雜文的發展

雜文實屬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著廣泛的發展空間，可與其它很多領域結合，如：除了走向新聞評論等；還有與經濟學等其它學術的雜交，例如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大部分的經濟學論著中，融入了雜文的精神與風格，如：《現代化的陷井——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13]、《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14]、《經濟學與人類關懷》[15]；從她的學術文章中，我們感受到濃濃的雜文味，那尖銳深刻一針見血而又無懈可擊、矛頭直擊腐敗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讓人認為她的這些作品就是雜文。然而她本人卻不太認可雜文的功能[16]，因為在她的思想中有這樣的疑惑：“不是說雜文是文學嘛，你干嘛老跑到學術界‘搬弄’學術成果呢？”可見雜文被框于文學，必難成大器，必難盡其責。

除此，雜文與影視、戲劇“雜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討。

以上種種不良后果，都是由于雜文概念缺乏科學性，不能概括其本質特征、又不能正確闡明雜文四、雜文并不隸屬于文學

把雜文隸屬于文學藝術，顯然是缺乏科學依據的。雜文的本質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學藝術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藝性論文。這就是文學體裁同雜文的本質區別。

（一）、文學與雜文的本質特征不同

1、文學的本質特征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以語言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現或表現客觀現實，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語言藝術，文學運用虛構和想象活動把經過選擇的生活經驗體現在一定的語言結構之中，以表達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種發現和體驗，因此它是一種藝術創造。

在文學作品中，作者的創作動機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讀者對藝術形象的審美過程所產生的情感感受（如：愛、恨、愁、哀等）來實現的。例如，通過“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讀者對地主惡霸充滿了恨；朱自清通過“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讀者感受一種靜謐柔和、淡淡的孤獨感。在審美過程中，典型形象的藝術感染力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形象典型，實現審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標，又是評價作品重要的標準。文學創作過程中，不允許作家在作品中進行說教。只能將生活真實上升為藝術真實，通過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學的功利主義目的，即充分發揮出文學的社會功能。

之所以把小說、戲劇、詩歌、散文歸類于文學體裁，稱為文學的四大樣式，就是因為這四大樣式都是以語言為手段，去塑造藝術形象來再現、表現客觀現實，表達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備了文學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藝術？藝術就是通過塑造形象反映社會生活（或客觀現實），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文學也是以語言為手段，通過塑造形象來反映客觀現實和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們才將文學歸類于藝術而稱之為“語言藝術”。

2、雜文的本質特征

雜文主要是通過“說理”來表達作者的思想觀點的，亦即通過“說理”達到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類）事物、或思想觀點意識形態、或某人物言行、或某類客觀存在（如社會制度、政治秩序等）進行剖析，闡明自己的愛、憎、贊同、反對、評價等觀點看法，并解釋這種觀點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說理”是雜文的目標和過程。

以下我們來分析一下雜文是如何“說理”的

（1）雜文的常用說理方法

①演繹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觀點（當然必要時還要解釋觀點的來源、理由等）去評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識形態、及存在的各種體制秩序等，從而得出某一獨特的觀點與看法。

例如：徐懷謙《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這樣一個標準（“真正的盛世不僅僅有經濟發達、民生殷實這樣的經濟指標，而且應有一個人文指標，即是否允許每個公民能葆有自己的個性，允許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去衡量歷史稱為盛世的時代（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時代都不能稱為盛世，特別推論出：對于今天的“盛世”更應借鑒這一觀點。同樣的還有束學山《“要是國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層推法：由所發生、所存在的事件生發開來，提出疑問，首先作了較淺的、表面的、大多數人認為的答案，隨后又對這個答案產生疑問或質疑，于是再作進一步深入的剖析，這樣引導讀者深入到問題的根源和實質。如層層剝筍殼一樣，最后把核心昭示讀者。

例如：章明《由趙薇談到我國歷史教科書》[19]，首先借群眾對趙薇（穿日本軍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歷史”）的懷疑：電影學院的大學生對侵華和抗日戰爭一無所知嗎？然后經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為何如此呢？終于歸結到我們中學的歷史教科書重點不是如實記載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國軍民的英勇抵抗，而是著重論證國內兩黨派誰積極誰消極，誰打得多誰打得少，這樣當然難以使孩子收到理應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樣的還有劉興雨《岳飛死因探微》[20]等。

③歸納法：通過對某一類多個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個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結果，得出一個新的觀點，

例如：胡彬《悲劇的根源》[21]，對“11·24”大舜號船煙臺海難的全過程的各個方面（如：媒體報道、路過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動、救援行動、事后處理等）分別進行揭露剖析，昭示給世人一個共同的特點：漠視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這樣一個結論：280個生命是被遍布社會的麻木、冷酷、病態機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劇的根源。同樣，張雨生《腐敗與體制》（在國企改革中：賣、資產重組、產權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盤活國有資產等等每一種改革，都有一個特點：以嚴重的資產流失作代價）[22]

④對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過兩者（或多者）的比較，發現它們的差異，然后對這種差異及成因進行分析評議。有以外國同本國的比較；新的材料學說與舊的材料學說比較；相似的問題，不同的處理方式的比較等等。

例如：張心陽《美國人的英雄觀》[23]，以美國人那種人性化的英雄觀，審視并批判了國人長期以來的那種獻身的、壯烈的、無我的、英雄觀。

又如：馮偉《拿破侖如是說》[24]，王得后《“傷人乎不問馬”》[25]

以上的方法，在雜文創作中常是兩種或多種綜合使用的，這些方法是雜文創作中較常見的方法。不可置疑，雜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說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蘊含了特別的“理”的特別形象來說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雜文中的形象分析

雜文有沒有形象呢？有一些雜文是有形象的，但雜文中的形象主要是為“說理”服務的，以增強生動、活潑、幽默等風格，是為增強說服力服務的。

①借形象。

一些雜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學形象或歷史人物形象甚至動物等形象來進行說理的，如：《未莊一民致戴安娜王儲妃》[26]，以魯迅曾塑造過的小說人物——阿Q，寫信給英國王妃，表現兩國不同的官民關系。又如張峰《黑貓縱鼠》[27]，借貓、鼠之形象實諷當今我們社會的現狀。

②一般是較概括、較粗略、不完整、不太細致的形象。

也就是說，不可能與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論。例如李昌平《孫志剛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頭攔人、查證、捉無證民工上車的過程描寫，用了不足300字，所以，與其說是描寫，不如說是簡明的目擊記錄或新聞報道更恰當。對于文學來說，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節描寫，然而對于雜文來說，卻是普遍得很。

雜文是為了說理而進行形象塑造的。雜文一般篇幅較小，而且要說明道理，完成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進行細致的人物外貌、對話、動作、心理等描寫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設計各種矛盾沖突、波瀾起伏的情節，也很難去進行環境描寫、意境的營造等。所以，一般地，雜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較概括、較粗略的。

③用一些蘊含了特別的“理”的特別形象來說理。

有沒有不用說理，只用形象來寫的雜文呢？答：有！這類雜文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形象所蘊含的道理是眾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說的，也就是說觀點不但沒有了創新，而且隱藏于形象之中，極其“曲筆”。一般地，這類雜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頭宮女說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個女文工團員寫的回憶錄《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調到首都執行“重大政治任務”——陪中央首長跳舞，過著精神和物質都很豐富的生活）產生聯想：聯想延安王實味因抨擊抗戰艱苦歲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蓮步，因而被槍決；聯想在她個人“精神和物質都很豐富”的時代，遍地餓殍數以百萬計；聯想唐詩：寥落古行宮，宮花寂莫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文章就象電影中的一個個畫面呈現出來。它作為雜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現獨具震憾力的“畫面”（形象），并運用這些“畫面”所蘊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頭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長（很多現在還活著），揭露首長官員的腐敗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階級反差，使文章有了極其尖銳的力度。不可否認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來說理的成功雜文。

（3）造成一些雜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評：“有些說理雜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學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實造成雜文干巴巴有兩個原因：一是沒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論基礎。二是沒有掌握好說理的規律和技巧（包括邏輯論理能力和運用“形象”說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學性，卻通篇在寫小說講故事，卻無法把道理闡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劉征的《妙語錄音》、《莊周買水》[30]就有這種傾向。

（4）雜文亦不全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

①政論語體的概念及其特點[31]：

書面語體分成：事務語體、科技語體、政論語體、文藝語體。

政論語體又叫宣傳鼓動語體，它通過對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各種問題的論述，向群眾進行宣傳和動員。政論語體包括社論、時評、宣言、短評等。

政論語體的特點：

a、由于在闡述各種問題時要求具體的分析、系統的論述、嚴謹的論證、訴諸讀者的理性思維，所以它必須有很強的邏輯性。

b、為了達到宣傳鼓動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動或幽默諷刺的言語表達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問、反語、對偶等修辭手法常被采用。

c、在詞語選用上，除大量書面語詞外，間或也運用一些生動的口語詞、古語詞。大量使用政治術語和專業術語。

②議論文的概念及其特點[32]：

凡發揮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的意見，以及辯論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認為目的的文字，稱為議論文。議論文是在陳述辯駁意見，提出自己主張，使讀者信服。

議論文的結構要求嚴整，立論、證明、結論三部分明確，論點、論據、論證過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雜文不符合政論語體和議論文的概念及其特點

從現時大量的雜文來看，應該說，大部分的雜文是符合政論語體和議論文的性質特點的，是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但仍有部分的雜文不符合政論語體和議論文的性質特點的，不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

例如：

以會議紀要形式：陳巧林《禁白酒研討會紀要》（1996年第5期《雜文選刊》）

以問答形式：魏明倫《小鬼補白》（1997年第7期《雜文選刊》）

以荒誕故事形式：曾穎《死神的賬單》（2001年第7期《雜文選刊》）

以故事新編形式：張峰《鐵杵磨針新傳》（2004年第9期《雜文選刊》上）

以改寫報道的形式：朱健國《改寫葉喬波》（1998年第1期《雜文選刊》）

以書信形式：賈平凹《辭宴書》（1998年第4期《雜文選刊》）

以對偶對仗形式：蘇中杰《新編〈聲律啟蒙〉》（2000年第2期《雜文選刊》）

以擬人童話形式：四毛《一張百元鈔的一生》（1999年第8期《雜文選刊》）

以手冊條文形式：陳章《新編〈干部手冊〉》（2000年第5期《雜文選刊》）

以小學生造句作業形式：葉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雜文選刊》）

以年譜并加注形式：黃一龍《評注“成克杰年譜”大綱》（2001年第2期《雜文選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葉》（2001年第4期《雜文選刊》）

以醫院診斷報告形式：蘇中杰《患者吳良知先生的就診報告》（2001年第7期《雜文選刊》）

以新聞稿形式：張心陽《替跟班兒記者寫篇稿》（2002年第1期《雜文選刊》）

以日記形式：燕趙客《樂和日記》（2004年第9期《雜文選刊》上）

以說明文中簡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動物簡介》（2004年第9期《雜文選刊》上）

以文學小論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沒受招安》（2003年第2期《雜文選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頭宮女說玄宗》，通篇都沒有一句議論，只有一幅幅畫面。

…………

夠了！足以看到雜文的形式特點已超出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形式特點的范圍，連手冊、年譜、醫院診斷報告等形式都可被雜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備嚴密的邏輯性。

由此可見，認為雜文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的說法是不全面的并難以立得穩腳的。

所以，雜文也不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總之，雜文就是“雜”，根本不能歸到某一類文體中，只能歸于文章類。

（5）現今雜文與歷史上的諷諫、諫諍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雖然現今雜文與歷史上的諷諫、諫諍有些方面有相似之處，但歷史上的諷諫、諫諍是在封建等級制度下孕育的，體現的正是封建等級制度下“忠”、“義”文化。

而現今我們所言的雜文，是在現代民主、民本、人權以及權力必須接受約束、監督等的現代西方文化中產生和發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吳興人《中國雜文史》中認為的：雜文源自古代的諸子百家們的諷諫、諫諍學說，并一直發展到魯迅集大成。我認為雜文應源自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的雜文。它們是兩種不同文化的體現，有著不同和功能和作用，這是它們本質的區別。3、小結

首先，文學的本質是塑造形象，雜文的本質是要“說理”，為了使讀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體、任何語體、任何表現手法都可“為我所用”。人們閱讀雜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個怎樣的問題、事件；對問題、事件、人物的看法評議；以及產生這種看法評議的原因。所以，雜文同稱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之間，事實上存在著本質區別，把雜文隸屬于文學的分類法是錯誤的，不應繼續把雜文隸屬于文學了！

其次，認為雜文屬于政論語體或議論文體的說法也是不全面和難以立得穩腳的。

最后，現今的雜文與歷史上的諷諫、諫諍是不同文化的產物，不可同日而語，相提并論。

（二）、文學與雜文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不同

1、文學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

在文學作品的創作活動中，為了塑造形象，滿足讀者審美愉悅需要，就必須再現或高于社會生活，作者必須把對社會生活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作者在完成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飛躍的過程中，始終都是依靠形象思維來完成的。作者的創作動機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來表達，完全依靠具有個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藝術感染力去影響讀者的思想感情并產生共鳴，從而實現審美教育的終極目標。離開了形象思維，就不可能進行文學藝術的創作。

2、雜文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

雜文作品的創作過程則不然，雜文作者的思維活動與文學創作截然不同。雜文作者的思想觀點的產生形成，雖然也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結果，但是雜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是通過抽象思維來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即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這一系列邏輯思維來概括生活本質和客觀規律的、抽象的結果不是藝術形象，而是理論。在雜文作品中，雜文作者的寫作動機是直接宣示給讀者的。作者的愛、憎、批判、贊成、反對、支持等評判都是極其明確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藝術感染力去感動讀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說理去說服讀者接受自己的主張，雜文中的形象是為“說理”服務的。

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離不開形象思維活動，雜文作品的創作則有賴于抽象思維活動，所以兩者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的偏重點不同。

（三）、文學與雜文在當今的發展規律、發展方向和歸宿不同

“現代雜文”與“現代文學”共同起源于新文化運動時期，共同擔當起喚醒民眾反帝反封建的社會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當時代已走到21世紀的今天，雜文與文學實質上已分道揚鏢，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發展規律、方向和歸宿。

1、當今文學的發展規律和發展方向

在80年代以來，流傳一個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學這駕馬車承載了太多的東西，現在應該把那些不屬于文學的東西從馬車上卸下來，而這些不屬于文學的東西自然是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等[33]。從90年代末以來就常聽到、見到“文學要回到文學本身”的呼吁，何謂“回到文學本身”呢？所謂“回到文學本身”，實際上內含著這樣一層意思，意即文學完全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公共領域之外，從而是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34]。

文學本科專業的教科書溫儒敏編寫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有這樣的論述：

P46：“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學從政治層面轉到美學層面，單一政治視野或政治與藝術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創作中主題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體性，結果褻瀆了文學的尊嚴。”；

P276：“文學呈現出它自身的面目，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審美的愉悅和快感，讓人沉浸在其中，品嘗歡娛。”

方遒《散文學綜論》[35]P229：“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國文學還充滿那種為民族承擔命運的激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話，那么，到了90年代，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思想、無深度的平庸寫作或技巧的賣弄。”

近幾年大量的文學作品已顯示，文學已是越來越遠離政治，回到文學本身。文學已轉向追求自身的審美功能和自我表現，文學不再擔當社會責任、政治評判，不再自覺為某一階層、派別、團體代言，更多是個人化的寫作，哪怕是個人隱私的寫作。

2、當今雜文的發展規律和發展方向

從近十多年的雜文來看，我們明顯地感受得到雜文已從曲筆中走出來，以更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達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參與政治、思想引導、輿論監督的能力不斷加強；他們自覺站到與統治階級對立的立場來審視政制，為普羅大眾代言；擔當起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針貶時弊、抨擊腐敗、激濁揚清，揭示矛盾的實質，警醒麻木的靈魂，為民眾的權益吶喊……

在眾多文體中，雜文的思辯性強、文體短少精悍、風格多樣的特點、以及長期實踐累積下來的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說理”方式方法等等，都決定了它是眾多文體中最能勝任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的文體。當然前題是有一個開明的政治生態環境，保證它的功能正常發揮。

現今，雜文的這種社會、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

例如：孫志剛事件（孫志剛因沒帶身份證上街，被警察強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員殘暴毆打致死）引發了各大媒體、網絡發表了大量的雜文（時評），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論證，有法律的、體制的、行政的、經濟學的、社會學的、歷史的、人性的、人權的、道德的、個人經驗感受的、與外國相比較的等等角度，共同對收容制度進行深惡痛絕的揭露和批判，并發出保護人權、保護生命（不分貧富地位）的強烈呼喊。終于促使這一丑惡的收容制度得以滅亡。

又例如對“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終于撕開了只報喜不報憂的封條，為人民的知情權爭取到了一席之位……

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到雜文在輿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剛離開我們的優秀雜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國雜文研討會上的發言：“……千萬別小瞧這似乎小小不言的變化。民主不是一聲疾呼就可以爭取到的，它必須由人民一點點一步步地爭取到的。”[36]

雜文，總是站在與統治階級對立面即公民立場來評判政治，為普羅大眾代言。在不斷關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動中，力求達到影響政治。正如王學謙《未能抵達終點的勇士》中有一段論述：“二三十年代雜文之所以發展迅速，豐富多姿，成為20世紀雜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離政治，而洽洽是因為參與了政治，你想連‘蔣委員長’都敢諷刺、挖苦，還有什么可以忌諱的呢？還怕雜文不自由嗎？否則，雜文還是不得自由，還得‘異化’，雜文應該有政治權。”[37]

試想：假如雜文從屬于文學，能做到參與政治、影響政治嗎？

近幾年，雜文的題材內容范圍涉及廣泛，但抽其本質，則是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歸根到底是要落實到政治批判。因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觸及政治；國民性的塑造離不開政治制度，所謂有怎樣的政制，就會有怎樣的國民性；社會問題更是政治的產物。雜文就是要你表達一種政治態度。

3、文學與雜文各自的不同歸宿

綜其上述，文學最終的歸宿是藝術；雜文的歸宿是政治。

從本質上看，雜文歸屬于思想理論一類，當我們進一步思考：

——這些思想理論用來干什么？

——那當然是改變社會，使社會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來實現“使社會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雜文也歸屬于文學，回到文學本身，完全獨立于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之外，那么雜文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雜文必定要異化。雜文，這朵帶刺的花，必將枯萎于文學園中。文學與雜文歸宿不同，決定它們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雜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雜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據

因為雜文不隸屬于文學，文學作品可稱為文藝作品，而雜文作品則屬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題材方面

文學以塑造形象去再現或表現社會生活；雜文則以揭露和批判政治體制、社會現實、思想意識、歷史傳統中作者認為要揭露和批判的種種存在、行為及觀念，并用正確的觀點和理論去引導和提高讀者的認識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學有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四大文學樣式，形式是較為固定的；雜文形式則不拘一格、短小精悍、靈活多樣。

3、在表現手法方面

文學可以完全虛構，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追求藝術真實，而且同普通的實際的社會生活相比，藝術真實往往比生活真實應更高、更強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藝術真實往往比生活真實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雜文也有虛構，甚至可以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如曾穎《死神的賬單》[38]，（文中通過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讓他多活一分種，死神于是列舉了他生前浪費大量的時間的事例，還未講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愛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視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狀況，顯然采用了反話正說的手法，起到反諷的效果。）然而雜文的批判對象絕不允許有任何藝術虛構，批判的對象必須實事求是、尊重現實的真實。這是雜文的虛構與文學的虛構不同之處。例如要批判一種腐敗現象，那么這種腐敗現象必須要真實存在的，但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煩”等原因，作者可能虛構一個與人類社會相似的動物王國，把這種腐敗現象安排在動物王國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筆”，而直指官場中的某某的行為是腐敗行為而不會引來任何“麻煩”，那么雜文則離歸宿（政治）不遠了。

4、在創作動機和實現功利主義目的方面

文學是借助審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虛擬性來實現的；雜文則靠說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來說服讀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實、或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來實現的。

（二）雜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雜文新概念的依據，所以雜文新概念應是：

雜文就是進行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雜文的靈魂，政治是雜文的歸宿，其形式、風格、語體、文體等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較長篇幅出現），以分析、思辨、論理及一切能說明問題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實、揭示問題的實質和闡明作者的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是其重要的功能和歷史使命。

雜文應該獨立門戶，自成一類。這對雜文完成新世紀歷史使命具有深遠意義。注釋：

[1]《文學概論自學輔導》一書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蘇恒、馮朝文主編。

[2]由姚春樹袁勇麟編寫的《20世紀中國雜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華詞典·2001年修訂版》由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修訂，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4]《辭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此書名“辭海”兩字由題。

[5]《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國雜文史》，吳興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劉錫慶《藝術散文：當代散文走向的審美規范》見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見方遒著《散文學綜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雜文是什么》出自劉成信《雜文情緣·雜文理論評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學專科小學教育專業教材《文學概論》是由教材編寫委員會編，由開明出版社出版發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見P86、P87）

[10]《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主編：李行健，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這段話出自蔡翔《何謂文學本身》開頭一段，發表于2002年第6期《當代作家評論》；錄入陳思和、林建法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2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見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報》，就以《我們還需要雜文嗎？》的通欄標題報道了媒體對雜文是否會“無用武之地”，是否會被時評取代的擔憂。

另見：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選編的《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中的《序》。

[13]《現代化的陷井——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何清漣著，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漣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經濟學與人類關懷》，何清漣著，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雜文報社編的內部資料《雜家談雜文》P93，有一篇焦國標寫的《附：雜文二題》，講到何清漣認為雜文缺乏理論上的原創性，只是販賣學者的學術成果。

[17]徐懷謙《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錄入鄢烈山編選的《2003中國雜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學山《“要是國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愛祖國、愛人民”，可從來沒有人指出國家也要愛它的人民，誰背叛了國家就要成為千古罪人，可從來沒有人想到國家也會背叛它的人民……

國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軍隊不能保家衛國；警察刑訊逼供、殘害百姓、殺害群眾；法庭不能秉公執法、營私舞弊；監獄關押無辜；官員行賄受賄、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權錢色交易；重大自然災害發生，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威協，政府官員不能及時有效地組織搶救受害人民及其財物；官員隱瞞、謊報對人民生命潛在巨大威脅的疫情、險情……等等這些都是國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體表現。……要是國家背叛它的人民該怎么辦呢？

[19]章明《由趙薇談到我國歷史教科書》出自2002年第5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20]劉興雨《岳飛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園—雜文報作品選（1999.7—2001.12）》由雜文報社編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雜文選刊》。

此篇文從質疑人們普遍認為岳飛被秦檜所殺的定論開始，充分論證岳飛實由宗高宗所殺，秦檜只不過是高級幫兇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討為什么一個有見識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殺身之禍。進而得出在專制下，人們口是心非不講真話。最后終于昭示出核心：這樣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將受到斫傷、扭曲，一個精神扭曲的民族，還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

[21]胡彬《悲劇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22]張雨生《腐敗與體制》，出自《思想花園—雜文報作品選（1999.7—2001.12）》由雜文報社編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張心陽《美國人的英雄觀》出自2002年第11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24]馮偉《拿破侖如是說》出自1995年第5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國人著的《拿破侖傳》為根據，指出拿破侖的原話實是：“中國，這是一匹睡獅，它在沉睡著。謝謝上帝，讓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來，就會震驚世界！”，推翻了我們一直以來所熟悉的拿破侖關于中國的名言：“中國就是一頭睡獅。它一旦醒來，就會震驚世界！”，通過兩種說法的對比使作者終于發現拿破侖的原話被閹割的原因是危險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傷人乎不問馬”》出自2000年第10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問：傷了人嗎？不問馬怎樣）。對比參照了我們那種漠視個人生命，把國家、單位的財產高于個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觀。

[26]原發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實》雜志；收錄于張彥加、張功杭編著的《唯實雜文精選點評》，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張峰《黑貓縱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報》，錄入《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由劉成信、王芳主編，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孫志剛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錄入鄢烈山編選的《2003中國雜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頭宮女說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雜文選刊》；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30]劉征的《妙語錄音》、出自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妙語錄音》：某日拾得一盒錄音帶，試放，是一會議錄音，錄音顯示領導盡講廢話、空話。

《莊周買水》：撰編莊周挖塘想養魚，無水，去買水，連去幾處都有價無貨，一處比一處貴，最后終于買到了，比原價（1元/噸）高幾十倍（50元/噸），并開提貨單，要他自己去東海提貨……

[31]見于網：/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見于網：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這段話出自蔡翔《何謂文學本身》，見陳思和、林建法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2年文學批評》第10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這段話出自蔡翔《何謂文學本身》開頭一段，發表于2002年第6期《當代作家評論》；錄入陳思和、林建法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2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學綜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這段話出自牧惠《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刊于《雜文選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話見于王學謙《未能抵達終點的勇士》，原載于1999年第1期《文學自由談》；被選入朱大路主編的《世紀末雜文200篇》P639倒數第8行，文匯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8]曾穎《死神的賬單》出自《雜文選刊》2001年第7期；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

[39]瓜田《我深深地愛上了封建王朝》出自《雜文選刊》2002年第5期；錄入劉成信、王芳主編的《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2004年長春出版社出版。參考文獻

1、蘇恒、馮朝文《文學概論自學輔導》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M]1984年8月版

2、教材編寫委員會《文學概論》開明出版社[M]1998年5月北京第2版（大學專科小學教育專業教材）

3、姚春樹袁勇麟《20世紀中國雜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M]1997年11月版。

4、吳興人《中國雜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M]2002年1月第1版。

5、溫儒敏《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M]（現中央電大教材）

6、方遒《散文學綜論》安徽教育出版社[M]2004年8月第1版。

7、何清漣《現代化的陷井——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M]1998年1月第1版。

8、何清漣《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M]2001年1月第1版。

9、何清漣《經濟學與人類關懷》廣東教育出版社[M]1998年12月第1版。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K]1978年8月版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商務印書館[K]2002年5月版。

12、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修訂《新華詞典·2001年修訂版》商務印書館[K]2001年。

13、《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K]2002年1月第1版（書名“辭海”兩字由題）

14、李行健主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K]2004年1月第1版。

15、劉錫慶《藝術散文：當代散文走向的審美規范》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G]2001年1月第1版。

16、焦國標《附：雜文二題》雜文報社編內部資料《雜家談雜文》[G]P93

17、王學謙《未能抵達終點的勇士》朱大路主編《世紀末雜文200篇》文匯出版社[G]2001年2月第1版。

18、張彥加、張功杭《唯實雜文精選點評》內蒙古人民出版社[G]2003年9月第1版。

19、雜文報社編選《思想花園—雜文報作品選（1999.7—2001.12）》河北人民出版社[G]2003年1月第1版。

20、《雜文是什么》劉成信《雜文情緣·雜文理論評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21、蔡翔《何謂文學本身》陳思和、林建法主編《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2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G]2003年4月第1版。

22、劉成信、王芳選編《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漓江出版社出版[G]。

23、鄢烈山選編《2003中國雜文年選》花城出版社[G]2004年1月第1版。

24、劉成信、王芳主編《雜文選刊創刊15周年精華本》長春出版社出版[G]2003年10月版。

25、牧惠《我們有共同的目標》《雜文選刊》[J]2004年第8期上半月P44

26、曾穎《死神的賬單》《雜文選刊》[J]2001年第7期

27、張峰《鐵杵磨針新傳》《雜文選刊》[J]2004年第9期上

28、朱健國《改寫葉喬波》《雜文選刊》[J]1998年第1期

29、陳章《新編〈干部手冊〉》《雜文選刊》[J]2000年第5期

30、黃一龍《評注“成克杰年譜”大綱》《雜文選刊》[J]2001年第2期

31、蘇中杰《患者吳良知先生的就診報告》《雜文選刊》[J]2001年第7期

32、張心陽《替跟班兒記者寫篇稿》[J]《雜文選刊》2002年第1期

33、燕趙客《樂和日記》[J]《雜文選刊》2004年第9期上

34、牟丕志《人科動物簡介》[J]《雜文選刊》2004年第9期上

35、李方《假如梁山泊沒受招安》[J]《雜文選刊》2003年第2期

36、《佛山日報》[N]2003年11月17日A2版。

37、/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8、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