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全球化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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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全球化的狂飆式推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和亮點的同時，如影隨形的卻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浪潮。我們有必要以理性的目光審視這一全球化中的逆動現象。如同全球化的研究一樣，考察“反全球化”也是把握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系的一個新視角。

一、“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

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全球化進程即拉開了帷幕。如果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從而引發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擴張的歷史趨勢，到一戰的爆發宣告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終結之日為傳統意義上的“全球化”，那么，隨著社會主義一舉從科學變為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由此進入了有社會主義在其中運動著的新一輪“全球化”。不過，事實上從十月革命勝利到20世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止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所謂“全球化”只能說是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的“全球化”，還遠不是覆蓋全球、囊括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全球化”。此后，隨著一個有著10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在結束了被帝國主義封鎖造成的封閉半封閉狀態、決定打開國門以后，所謂“全球化”才在制度層面上開始凸顯其意義。然而，此時的“全球化”仍不能說是完全的，因為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因而消費潛力巨大的前蘇聯東歐地區還處在“世界市場”之外。因而應該說，新一輪“全球化”進程成為一種在制度上、地域上都比較完全的世界現象，還是在后冷戰時期。隨著蘇聯、東歐等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改弦易轍，西方跨國公司在短暫的彷徨以后，出于“經濟人”固有的“理性”，開始抓住這些后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急需轉型的時機，爭先恐后地搶占這一巨大的新興市場，從而刺激了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拉動了新一輪的“全球化”。與這一過程相伴隨，世界經濟呈現出飛躍性的發展。

然而，當新一輪的“全球化”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贏得人們的肯定性評價時，1994年1月1日，在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那個無數人眼中的又一個“格瓦拉”，率領薩帕蒂斯塔向墨西哥軍發動進攻，誓死捍衛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權利，由此吹響了“反全球化”的號角。此后，從1999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到2000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從2000年9月在布拉格舉行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到2001年7月的意大利熱那亞8國峰會，會場外到處都是情緒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議人群。

無論是薩帕蒂斯塔運動，還是熱那亞抗議示威運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群為了“反全球化”而走到了一起。不過，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實是，盡管在發展中國家中不乏像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那樣的反全球化斗士，但出于歷史和現實的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政府大都處于觀望之中。現在的“反全球化”參與者主要來自全球化的發源地歐美，[1]這既耐人尋味，又發人深省。

二、“反全球化”運動興起之緣由

如果說在熱那亞8國峰會以前，在西方政要眼里的“反全球化”示威者還是一群烏合之眾的話，那么，當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熱那亞8國峰會的會場外被槍殺身亡后，人們不得不更多地考慮這種抗議的深刻動因。正如法國總統指出的：“如果沒有什么原因觸動他們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到這里來游行示威的。無論對錯，肯定存在某種焦慮、某種困難。對此，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2]

現實地看，“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是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指出：“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3]這很典型地說明了“反全球化”運動是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對全球化種種負面效應的集中回應。

——全球貧富分化日益加劇。誠然，全球化使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動和配置，客觀上有助于社會財富的迅速增加。但是與此同時，并不是所有的國家和人們都能平等地從全球化中受益，世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反全球化”者看來，全球化導致“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此說不無道理。如同一切事物一樣，全球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資本的本性是趨利，它當然集中于像紐約、東京這樣的利潤中心，而不情愿到“先天不足”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正如哥倫比亞總統內斯托·桑佩爾所說：西方得到蛋糕，我們只有面包屑。我們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財富、權利和溫文爾雅的享樂，但在全球化的邊緣，看到的卻是貧窮、饑餓和危機四伏的動亂。[4]的確，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是市場經濟的規則，而市場競爭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證，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證。經濟全球化只能使那些從這個體系中得到好處的與那些“只是被動接受它影響”的人們之間“怪異而危險地兩極分化”。[5]而由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大發展推動的經濟、文化和科學的“全球化”，則又進一步拉大了此種距離。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5個國家所擁有的財富總量與最貧困的5個國家相比已相差74倍，比10年前增加了14倍；[6]世界個人首富前3位的蓋茨、阿其茲·阿勒沙特王子和菲利普·安許茨的資產總額竟超過26個國家、6億多人口財富的總和。[7]全球化同樣加劇了發達國家之間和其內部的貧富差距，出現了所謂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即在原來的“第一世界”就出現了貧困化與邊緣化（盡管此種貧困與邊緣化不能與窮國相比），但同時原來的第三世界卻出現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經濟中進行競爭的新富。如作為全球化最大牟利者的美國，也正是西方國內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也是“反全球化”聲勢最浩大的地方。在發達世界，一方面，跨國公司為增加競爭力向生產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另一方面，原有“福利國家”制度在土崩瓦解，外來移民大量涌入，當地居民就把自己的失業與收入下降歸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引發的政治問題多多。首先，跨國公司的權利膨脹，導致了民主的危機。對此，德國《明鏡》雜志有生動的描述：“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滲透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家與民主的穩定……政府在所有與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只是一味地讓人們注意跨國經濟極其強大的客觀強制，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種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家于是就名存實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8](P13)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擴張，使世界各地都在“復制”美國，由此也引發了世界政治秩序的混亂，因而也難怪有人指責美國推行全球化，旨在使“全球美國化”。

——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據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1998年的資料顯示：1970～1995年，地球即損失了1/3以上的自然資源；淡水指數降低了50%，海洋生態系統指數下降了30%；世界森林面積下降了10%，每年損失的森林面積相當于一個英國……。[9]盡管環境問題與全球化的關系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但近10年加速的全球環境惡化卻正好與加速的全球化同步，這不能不使人們把生態環境的惡化歸咎于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英國《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6日發表《環境污染，窮人受害》的文章說：雖然富人在舉行反對環境污染的抗議活動，但“污染卻正在地球上最貧苦的人們中展開一場無聲息的大屠殺”。在每年死于空氣污染的270萬人中發展中國家人口占90%，另有2500萬人農藥中毒，500萬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美國、日本、歐洲紙制品消費占世界的2/3，所用木材幾乎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家。可見，西方發達國家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肩膀上“摘蘋果”，落入發達國家口袋中的“蘋果”越多，發展中國家承受的負擔越重。

以上所述不過是全球化產生的諸多問題的冰山一角，但是，我們也可從中窺見“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一些原因。

三、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批判性審視

從嚴格意義上說，“反全球化”一詞并不很確切，因為人們并不反對全球化本身，尤其不反對那種作為客觀趨勢和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那些強烈抗議全球化的示威人群自己都不大使用“反全球化”一詞。準確地說，反全球化者反對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新一輪“全球化”方興未艾的今天產生的“反全球化”運動，有助于我們廓清當前全球化進程中的問題，看到世界經濟繁榮背后隱藏著的嚴重社會問題和危機。同時，有可能使新一輪“全球化”的主導國進行反省，從而對國際國內政策作出較大的調整，使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軌道發展，從而推動新一輪的“全球化”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但是，“反全球化”并未解決全球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其積極意義也就僅僅在于提出了問題而已。盡管有些反全球化觀點切中了要害，但卻不能提出建設性方案，或不具有可行性，因而其局限性是明顯的。且不說“反全球化”運動依然難以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組織和共同綱領，且不說“反全球化”者并未真正從全球的角度而只是從其自身狹隘的民族利益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出發考慮問題，也不說“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形式除了頻頻以黑客身份攻擊西方國家的官方網站外，就是帶有暴力傾向的街頭示威甚至沖突活動，單從“反全球化”者提出的諸如“全球化要具有人性”、“世界應該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國家”等口號，我們就不難發現“反全球化”者仍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心存幻想。這是“反全球化”運動存在的最大問題。

今天我們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問題有點類似工業革命時期機器的使用對社會帶來的沖擊。機器的使用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卻造成大量工人的失業。面對這種社會不公正，英國各地出現了搗毀機器的浪潮，此乃工人階級不成熟的表現。馬克思認為，造成工人災難的不是機器，而是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因為機器的使用就其本身來說是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使用延長勞動日；因為機器本身減少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使用提高勞動強度……。”[10]新一輪“全球化”只是由于其明顯地帶有西方強權主導的意味才導致了問題重重，因為這種全球化“不過是重新恢復資本主義那種既是國際的、更是跨國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國家、傳統和民族統統踩在腳下，迫使一切更加服從唯一的價值規律。”[11](P274)因而可以說，新一輪的“全球化”仍不過是500年來西方擴張運動的一種繼續，是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跨國壟斷資產利益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打破壟斷資產階級對新一輪“全球化”的壟斷，全球化就永無寧日。對于這一點，古巴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拉蒙·巴拉格爾的論述十分精辟：“資本主義是一種沒有能力解決各種重大社會問題的制度……資本主義很明顯是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科學越發達，生產力越高，它所制造的貧窮和社會差別也就越多越大。”故要真正解決新一輪“全球化”中產生的問題，唯一的選擇就是徹底埋葬資本主義制度，而不能對其抱有幻想。

不僅如此，在當前“反全球化”運動的樂章中，也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音符。由于“反全球化”者良莠不齊，其目標也千差萬別，因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的反全球化力量難以匯合，更別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反全球化”力量的融合了。尤為值得深思的是：每當美國國會有人提出不給中國正常貿易提案或其他制裁中國經濟的議案時，表示支持的往往卻是美國的各種工會組織（他們往往也是“反全球化”的力量），主張開展對華正常貿易的往往是美國大公司的經理或董事長（他們往往是全球化的支持力量）。這似乎與我們習慣的階級分析正好相反，然而這豈不是從一定意義上正好說明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力量的融合“難于上青天”嗎！

或許正因為當今的“反全球化”運動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其對全球化的制衡意義是有限的，但它畢竟吹響了反對由西方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的號角，其對全球化的促進意義也不可磨滅。

四、“反全球化”運動的未來

綜觀“反全球化”運動，筆者認為在未來的發展中，它必將逐漸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首先，從行動方式上看，將由目前的情緒化和暴力傾向逐漸走向理性化。《環球》雜志一位多年來跟蹤報道“反全球化”的記者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沒有理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熱那亞8國首腦會議上，有些“反全球化”者已對同伴的暴力行為表示遺憾與反省。因此，隨著“反全球化”運動的深入開展及階段性成果的取得，“反全球化”者必將進一步對其斗爭形式進行反省，努力尋求既能擴大影響又能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斗爭形式，帶有一定暴力傾向的街頭示威甚至沖突活動將會逐漸減少，并推動“反全球化”運動從無序走向有序，從而最終走上一條理性化與法制化的軌道。

其次，從組織形式上看，將由目前分散的組織走向較嚴格的組織網絡協同化。目前的“反全球化”組織雖在運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體上看，不同的“反全球化”組織在協同作戰上仍存在較大問題，尚缺乏一個能夠把各個組織有機協調起來的機構。隨著“反全球化”運動的深入，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組織必將走上更加緊密的聯合之路，形成真正全球化的“反全球化”運動。

倘“反全球化”運動果真能變得如此的話，那么，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交互推進中，“反全球化”運動將會發揮更加有效的制衡作用，必使“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匯成理性的合力，相商演好全球化這臺大戲，在共生中走向光明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