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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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根據“比較優勢”原理來思考中國的國際服務貿易問題，但往往不能系統把握其知識經濟條件下的新特征，并相應制定科學的競爭戰略。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在國際競爭中的確有一定的“比較優質”，然而，在經濟全球化以及互聯網、衛星、數碼技術進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動下，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與擴張對高新技術的應用能力、研究與開發能力以及人力資源的開發管理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國際服務貿易結構正在全球性優化、升級，像金融、保險、房地產、商務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十分迅速，在服務貿易進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從長遠來看，中國服務企業如果不注重高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不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及服務人員的整體素質，現有的“比較優勢”將隨著中國經濟逐步國際化而喪失殆盡，甚至轉變為“比較劣勢”。本文對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結構與競爭力進行了實證性國際比較分析，并就此提出了若干思路與建議。

一、中國高等服務要素稟賦狀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2002-2003年的微觀經濟競爭力在80個國家中排名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據專家分析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制度環境有所改善。然而影響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子指標國家技術水平的排名，中國從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為中國在人均專利數量、人均的信息技術投資、公司購買技術專利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發展中的印度和巴西。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從發展前景看，一國服務貿易能否構建國家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它是否擁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優越的要素生成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訊網絡、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給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競爭力還較弱，如1998年中國每千人擁有電話主線70條（注：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數據手冊[I].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66.），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7條）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條）的48%；另外中國每百萬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只有高收入國家的14%，發表于科技刊物的論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術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詳見表1）。

表1中國部分高等要素供給狀況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為世界銀行出版）數據整理。

另外，從表2可見，中國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機會的狀況雖改革開放后有很大進步，但與高收入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遠。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3.1、2.5個百分點；高等教育占相應年齡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53、13個百分點；用于每個大學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國家高出28.7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人均GNP較低，所以其實際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驚人。可見，中國是一個高等要素比較貧乏的國家。

表2中國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二、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與競爭力實證性國際比較分析

2000年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排名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銀行，2001），取得了很大進步。盡管如此，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很弱，國家競爭優勢不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進出口結構尚待優化與升級

國際服務貿易中形成的出口結構是國際競爭力的直接表現。世界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服務出口的主要國家，他們都在致力于改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主要表現為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根據表3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性服務出口占全世界商業性服務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4%、16%、80%，可見，高收入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幾乎一統天下。1998年中國商業性服務出口占全世界商業性服務出口的比重僅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從表中還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國家整體呈現出運輸百分比不斷下降，旅游特別是其他類百分比迅速增長的結構調整趨勢。而在這一整體趨勢下，收入不同國家的出口結構又是大相徑庭的，低、中收入國家其他類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較高。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國際服務貿易出口中旅游超過了一半的比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這種過分依賴自然稟賦的出口結構是相當脆弱和低級的，必須努力進行優化、升級，不斷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

表3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出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結構，下面我們再考察進口結構。根據表4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性服務進口占全世界商業性服務進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6.6%、22.8%、70.6%，1998年這一指標分別為6.4%、16.8%、76.8%。結合表3數據，說明低、中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總體處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地位。1998年中國商業性服務進口占全世界商業性服務進口的比重為2.2%，比出口高出0.4個百分點。從表中還可看出，低、中收入國家的運輸進口百分比遠遠超過高收入國家，而旅游與其他類服務進口百分比相對較低。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從目前看還比較均衡，但隨著中國加入WTO，服務貿易將逐步自由化，國際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等服務的進口將大規模增加，原有結構將被打破，如不及時予以調整，整個服務貿易國際收支將會失衡。

表4中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2.國際市場占有率有待提高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指標，它等于一國一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與該產品或服務世界出口總額之比。根據世界銀行及《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約為0.73%，1998年上升到1.8%，這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與中國整體的貿易地位不相稱的。即使我們自以為不錯的國際旅游業國際市場占有率也并不高，盡管自1980年以來該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國際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萬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萬美元，增加了19倍多；國際旅游收入占整個外貿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個百分點。然而直到1998年中國國際旅游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國際份額更是微乎其微。

三、優化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思路與建議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

我們應把競爭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優勢上，從而為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構建國家競爭優勢打下基礎。中國目前缺乏一種科學、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要素的培育與發展，存在盲目擴張、急于求成的誤區，對高等要素質量的檢測與監督機制也不健全。作為一種全球趨勢，國際服務貿易對擴大社會就業、增加收入成效顯著。從短期來看，加入WTO與國內社會經濟利益存在一些沖突，譬如社會就業問題。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的長足進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須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對高新技術項目的投入。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評估與檢測機制，提高開發、研究質量，保證優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充分發揮政府的孵化、激勵作用，審慎建立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

政府對構建國家競爭優勢的作用除了體現在對科技進步的孵化上，還體現在對企業創造力的激勵上。國際服務貿易最發達的美國，其政府為了鼓勵服務出口，長期以來給予服務企業很多優惠，同時非常重視技術研究、開發與教育。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國政府要加大對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持力度，完善財政、信貸等優惠措施，輔之以積極的產業政策，努力提高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另外，中國作為WTO成員已經承諾盡快實現相關服務貿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國在現代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數據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勢單力薄，很難與外商抗衡，這對國內相關服務企業將造成直接沖擊。這種沖擊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較難預測的，不過，我們應該盡量多考慮困難，加快建立起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做到有備無患。當務之急，中國政府要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同時要深入研究并合理運用WTO的“保障措施協議”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條款，多方尋求法律、法規的支持，有理、有利、有節地保護中國弱勢服務行業。

3.穩步進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在信息社會，消費需求的導向效應更加強烈。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對一般商品消費的比重往往較低，而對高檔商品及商業服務的消費比重較高。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盡管中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降至50%以下，但中國居民對商業服務的消費需求還不是十分強勁，服務消費的比重偏低。任何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構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級的國內社會消費需求結構為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是以商品消費為主，服務消費比重過低，或服務消費的層次過低，那么該國的服務貿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當今世界服務貿易強國的服務產業一般是首先在其國內形成競爭優勢，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國企業和政府應依托巨大的市場需求，努力引導居民優化消費需求結構，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為中國服務貿易國家競爭優勢的構建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