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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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記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字佛貍”[1]，《南齊書》亦作“字佛貍”[2]，南朝史籍中逕以佛貍稱他的例子很多，茲不贅舉。《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為泰平王，燾，字佛釐。”[3]但是今本《魏書》的《太宗紀》并非魏收舊文，宋人即已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補入的。《隋書》說魏澹所撰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魏澹自稱“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4]魏收《魏書》應當是不寫拓跋燾的字的，魏澹的依據要么來自原拓跋集團的某種歷史記憶，要么就是直接借鑒了江左史書，只不過改明顯有貶辱色彩的貍為釐而已。南朝史書一方面說拓跋燾字佛貍，另一方面在各個用例中，不稱燾而稱佛貍，即稱字不稱名，表面上看，這與當時以稱字為敬的習慣是有一點點牴牾的。事實上這里所謂的“字”，并非華夏傳統意義上的表字。北族本無取字之俗，“佛貍”、“佛釐”為字更是與“燾”毫不相關。正如姚薇元先生早就指出的，《宋書》和《南齊書》所記錄的拓跋集團姓氏名字中所謂的字，其實都是他們的鮮卑本名。[5]因此，佛貍或佛釐并不是拓跋燾的字，而是他的鮮卑本名的漢文音譯。

值得注意的是，《宋書》中有幾處涉及這個名字時，也有作“佛貍伐”和“貍伐”的。卷九五《索虜傳》記拓跋燾進兵瓜步，宋文帝“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貍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6]卷七四《臧質傳》記臧質與圍困盱眙的北魏眾軍（“虜眾”）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貍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7]臧質的信還附有兩份文件（即所謂“如別”），一是“臺格”，指宋文帝所下的購募“能斬佛貍伐頭者”的賞格；一是“貍伐見與書”，指太武帝給臧質的信，信中表示圍攻盱眙的魏軍其實并非鮮卑，而是丁零、胡、氐、羌，他不在乎這些軍隊的死活云云。卷九五卷末的“史臣曰”，也提到“貍伐”：“至于貍伐纂偽，彌扇兇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8]臧質的信和《宋書》“史臣曰”的“貍伐”，應當都是佛貍伐的省略形式，如同檀石槐被省略成檀石一樣。但是這種省略反而證明了“伐”字的存在。這就證明，拓跋燾鮮卑本名的全稱應當是佛貍伐，佛貍與貍伐都是省稱。《資治通鑒》載臧質信及臺格條文，把佛貍伐和貍伐都改作“佛貍”，看來是不相信其全稱為佛貍伐，也不相信佛貍和貍伐只是省稱。[9]

從中古北族特別是鮮卑諸部政治名號的基本構造的角度來看，佛貍伐才是一個結構完整的名號，它包含了官號與官稱兩個部分：佛貍是官號，伐是官稱。佛貍的語源我們將在后面討論，這里我們先說“伐”。根據林安慶把拓跋的語源解析為[to:gbeg]的成功經驗[10]，我們還進一步發現，bäg或beg是魏晉時期鮮卑諸部使用最為廣泛的政治名號，而且總是作為一組名號中的最后一部分，即結構和功能意義上的官稱來使用，比如拓跋、乞伏、乙弗、禿發等等，在拓跋集團的個人姓氏或名字中，bäg或beg的使用更是極為頻繁，如拔拔氏（長孫氏）、他駱拔氏（駱氏）、俟力伐氏（鮑氏）、柯拔氏（柯氏）、黜弗氏、斛拔氏（賀拔氏）等等，北朝常用同音或音近的多個漢字，如跋、拔、發、弗、馛、伏、伐等等，來音譯bäg或beg這一北族詞匯。[11]正如我們已經分析過的，這些北族姓氏來源于部族稱號，部族稱號來源于部族首領的個人名稱，而部族首領的個人名稱又來源于他的政治名號。因此，北族姓氏、部族名稱、部族首領的名稱和部族首領的政治名號四者之間，有非常緊密、深刻的聯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要充分重視中古北族重要政治人物的名號資料。在佛貍伐這一個案中，也不能以普通的個人取名來看待佛貍伐，而要把它看成某種政治名號，而且這個名號的結構本身也使我們認識到它與中古北族名號的一致性。

佛貍伐應當是太武帝在當皇帝以前的名號，這個名號中的伐（bäg）是官稱，即使已經不是具體的官職，也必含有高貴、主人等意義，是通稱意義上的官稱。佛貍伐既然符合中古北族政治名號“官號加官稱”的結構模式，那么行用時省略官稱部分而只呼官號部分，就是比較自然的事情。這也許可以解釋《宋書》和《南齊書》在正式介紹拓跋燾的名、字時，要說“字佛貍”，而不說“字佛貍伐”。大概在北方，當拓跋燾繼位之前，人們如果用鮮卑語稱呼他，正式場合應當稱佛貍（釐）伐，非正式場合稱佛貍（釐），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一再強調官號比官稱更能代表一個人的Identity的原因。劉宋君臣從零星的北方情報中得知拓跋燾被呼為佛貍和佛貍伐，所以反映在他們的文書中也就比較混亂。有趣的是，臧質會在信中把佛貍伐省稱為貍伐（沈約在《宋書》的史論中亦循此例），說明他完全不理解佛貍伐一名的意義和結構，而是像理解華夏姓名那樣但取后兩個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魏澹書所謂“字佛釐”，是源自南朝史書[12]。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佛貍”或“佛釐”的語源（etymology）問題。胡三省說：“佛，音弼。”[13]根據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所擬的早期中古音，佛音but，與附、符等字的音值非常接近。[14]由此我們知道，“佛貍”或“佛釐”很可能對應的是阿爾泰語系的“狼”，即突厥語文獻中的böri一詞。böri見于闕特勤碑東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兩處都是形容骨咄祿初起兵時突厥士兵勇猛善戰，böriteg，“如狼一樣”。[15]克勞森（SirGerardClauson）《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語源辭典》（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收有böri一詞。[1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Luγātat-Turk），收有一條突厥諺語“狼不吃鄰居”，其中的名詞“狼”就是böri（buriy）。[17]第一個把鄂爾渾碑銘中的böri與中國史籍中的“附離”對應起來的學者，是法國的沙畹（EdouardChavannes）。[18]其后美國學者卜弼德（PeterB.Boodberg）在他的《胡天漢月方諸》系列學術札記中，還對中國史籍中böri一詞的各種音譯作了系統的研究，指出從匈奴、烏孫到突厥，böri一詞曾被廣泛使用，因此böri不僅僅是一個突厥語詞匯，還是內亞及中亞許多民族語言中共有的詞匯。[19]

在《胡天漢月方諸》中，卜弼德指出《漢書》記烏孫史事，有“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的記載，拊離即böri之音譯。[20]如果卜弼德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么這個拊離就是文獻上游牧民族首領以狼（böri）為名的最早例證。卜弼德還依據明代張溥所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曹丕《典論》論漢武帝之文（案該文最早見于《藝文類聚》[21]），有“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的句子，其中“符離”即烏孫之拊離，突厥之附離（böri）。《典論》所說的“符離”，其出典應當是《史記》所記衛青“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22]對蒲泥和符離的解釋，《索隱》引晉灼曰：“二王號。”又引崔浩曰：“漠北塞名。”晉灼的依據是《史記》提到“匈奴符離王”[23]，或因此推及另有蒲泥王。崔浩的依據是《漢書》記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24]無論是作為漠北地名還是作為匈奴王號，卜弼德把這個符離與突厥附離（böri）進行比定，可說是非常敏銳和富于啟發的。

《周書》記突厥習俗制度曰：“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25]《新唐書》亦記突厥“衛士曰附離”。[26]《通典》說突厥“有時置附鄰可汗，附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27]這就是說，突厥有以böri為可汗號的傳統。可汗號是官號的一種，böri能夠作可汗號使用，自然也可以作為普通的官號使用。在前述“佛貍伐”一詞中，佛貍也正是作為官號使用的。隋代突厥有“步離可汗”，即《通典》所謂附鄰可汗，突厥語作BöriQaγan；唐代突厥有“步利設”，即BöriŠad──在這兩個用例中，böri的性質都是官號。《魏書》還提到“賀蘭部帥附力眷”[28]，“附力眷”這個名字，可能也是由“附力”與“眷”兩個部分組成的，誠如是，則附力也應當是böri的異譯。

卜弼德特別強調烏孫、突厥民族起源傳說中狼的因素，并把這種傳說與名號中狼的使用聯系起來。白鳥庫吉在探討烏孫歷史時，也注意到烏孫民族傳說中昆莫因狼乳而生的故事，并與高車始祖為狼與匈奴女所生、突厥出于狼種等民族起源傳說結合起來，由此解釋突厥“施狼頭纛”和以狼為可汗號的傳統。[29]西諾（DenisSinor）對突厥起源的種種傳說作了深入分析，他也聯系起了烏孫的傳說，此外還加上了蒙古蒼狼白鹿的起源傳說。[30]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鮮卑集團除了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明顯有狼的因素以外，還有以“叱奴”為名的部落。《魏書》：“叱奴氏，后改為狼氏。”[31]《蒙古秘史》開篇即說成吉思汗的祖先是孛兒帖赤那，原譯“蒼色狼”。[32]學者都同意赤那即chino’a，是蒙古語詞，意為狼。[33]北魏的叱奴氏，當即蒙古之赤那。根據我們對魏晉時期鮮卑諸部得名的研究，這里的叱奴氏，當得名于該部族歷史上某位以叱奴為官號的首領。這里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表示“狼”的北族詞匯同樣被用作官號。

余大鈞先生解釋蒙古人的狼鹿祖先傳說，指出這個傳說“反映了成吉思汗遠祖對過去森林狩獵時代鹿祖圖騰觀念的承襲以及后來進入草原游牧時代對狼圖騰觀念的承襲”。[34]大多數游牧民族都是由森林里走出來的，游牧民精神生活的許多源頭都要到森林中去尋找。[35]但是任何完成了游牧化歷程的森林民族，也必定要繼承和融入草原上已有的精神世界。這既是蒙古人狼鹿祖先傳說的來由，也是其它游牧民族，其中當然包括鮮卑族，精神歷史不可避開的一個環節。可是在華夏化了的拓跋鮮卑的歷史記錄上，已經找不到其民族起源傳說中的狼的因素。不過依靠叱奴氏的部族稱號，我們知道拓跋集團內部有以狼為官號的部族；憑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鮮卑本名“佛貍伐”，我們更了解了拓跋集團的核心部族，也曾經以狼為官號。狼在拓跋集團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幸虧這兩個名號（一個鮮卑姓，一個鮮卑名），而避免了被徹底湮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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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書》卷九五《索虜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2330頁。

[2]《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2年，983頁。

[3]《魏書》卷三《太宗紀》，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61頁。

[4]《隋書》卷五八《魏澹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3年，1417頁。

[5]姚薇元：《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清華學報》第8卷第2期，1933年。

[6]《宋書》卷九五《索虜傳》，2352頁。

[7]《宋書》卷七四《臧質傳》，1913頁。

[8]《宋書》卷九五《索虜傳》，2358頁。

[9]《資治通鑒》卷一二六，中華書局標點本，1956年，3965頁。

[10]An-KingLim,OntheEtymologyofT’o-Pa,CentralAsiaticJournal,vol.44,no.1(2000),pp.30-44.

[11]羅新：《論拓跋鮮卑之得名》，待刊稿。

[12]根據劉知幾的說法，魏收《魏書》有關瓜步、盱眙等戰事的記載，也多是截取自沈約《宋書》，所謂“魏史所書，則全出沈本”。見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88頁。魏收尚且取材于江左，魏澹自然只會更甚。

[13]《資治通鑒》卷一二五胡注，3950頁。

[14]EdwinG.Pulleyblank,LexiconofReconstructedPronunciationinEarlyMiddleChinese,LateMiddleChinese,andEarlyMandarin,Vancouver: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1991,p.96.

[15]TalâtTekin,OrhonYazıtları,Ankara:1988,p.10.

[16]SirGerardClauson,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72,p.356.

[17]Mahmūdal-Kāšgari,CompendiumoftheTurkicDialects（DīwāLuγātat-Turk）,EditedandTranslatedwithIntroductionandIndicesbyRobertDankoff,incollaborationwithJamesKell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1982,PartII,p.264.

[18]沙畹（Edouard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surlesTou-Kiue(Turcs)Occidentaux），中譯本，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34年，156頁，注二。

[19]PeterA.Boodberg,SelectedWorksofPeterA.Boodberg,compiledbyAlvinP.Cohe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9,pp.74-76,pp.99-102.

[20]《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烏孫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頁。

[21]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二皇王部二“漢武帝”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31-232頁。

[22]《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2924頁。

[23]《史記》卷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1045頁。

[24]《漢書》卷六《武帝紀》，170頁。

[25]《周書》卷五○《異域傳下·突厥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1年，909頁。

[26]《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6028頁。

[27]杜佑：《通典》卷一九九《北狄四·突厥上》，中華書局，1988年，5403頁。

[28]《魏書》卷二《太祖道武帝紀》，29頁。

[29]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ぃての考》，載同氏《西域史研究》上冊，東京：巖波書店，1941年，54-57頁。

[30]DenisSinor,TheLegendaryOriginoftheTürks,in:EgleVictoriaZygasandPeterVoorheis,eds.,Folklorica:FestschriftforFelixJ.Oinas,Bloomington,IN:IndianaUniversityPublications,1982,pp.223-257.

[31]《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3013頁。

[32]《蒙古秘史》（校勘本）卷一，額爾登泰、烏云達賚校勘，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頁。

[33]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3頁。

[34]余大鈞（譯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頁。

[35]DenisSinor,CentralEurasia,in:DenisSinor,ed.,OrientalismandHistory,Bloomington,I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0,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