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華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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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一書。這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歷史檔案文件匯編，是研究清代中西關系、西學東漸、清廷宗教政策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自明清檔案由皇室密藏公諸于世起，學術界便把它與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經并譽為20世紀中國的三大文獻發現。明清檔案的價值，隨著利用工作的不斷擴展，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和重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文獻1千多萬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情況。

當時來華的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他們的東來是在歐洲早期殖民國家極力向海外擴張的背景下發生的，來華的目的是傳播天主教。而中國的強大實力、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又使他們不得不采取“適應策略”，以西方的科學技術作為敲門磚。因此，他們又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們的在華活動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

理論是歷史研究的指導，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有關清代前期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檔案史料編輯出版工作，早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時期就已開始。1930年，故宮博物院出版了《文獻叢編》，其中第15輯、16輯為《天主教流傳中國史料》。1932年，故宮博物院出版了《康熙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1933年至1948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陸續出版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冊》、《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等書中，都包括有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檔案，為研究者利用這些檔案提供了方便。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是第一次將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以專題形式編輯出版的大型檔案史料匯編，凝聚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研究所、北京語言文化中心的專家學者的辛勤勞動。所選檔案全部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漢文檔案，共1230件。其中多數的檔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檔案形成的時間，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檔案的文種有：皇帝的親筆朱諭和以皇帝名義下發的諭旨、官員的奏折和題本、官衙之間的咨呈文書、官衙內部存抄備查的薄冊、傳教士進獻的禮品清單、傳教士的奏折和甘結等。全書共4冊，分上下兩編。上編3冊，名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主要內容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情況。下編1冊，名為《清中前期西洋傳教士在清宮活動檔案》，全部檔案來源于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主要內容為雍正、乾隆時期西方傳教士以技藝為清廷服務的情況。

本文依據這部新出版的清代檔案，結合其它的中外文史料，就天主教傳華史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清廷天主教政策的發展變化

明朝末年，從利瑪竇開始，一批歐洲傳教士遠涉重洋，接踵來華。他們以學術叩門而入，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工藝美術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統治階層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義和儒家學說之間尋找共同點，合儒、補儒，以適合中國習俗的方式傳教，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明代著名的官員、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由從其學而入其教，成為中國天主教開教史上的三大“柱石”。入教之后，徐光啟不僅大力支持傳教士的活動，宣傳與贊揚天主教教義，而且積極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推薦耶穌會士參與撰修《崇禎歷書》，修訂歷法，開了中國朝廷起用西方傳教士的先河，為耶穌會士在中國站穩腳跟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湯若望就是在北京歷局參與撰修《崇禎歷書》、修訂歷法的耶穌會士之一。

明朝滅亡之后，湯若望留在了北京。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入關。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內城居民全部遷往外城，以供清兵駐扎。湯若望為了教堂及其天文儀器、圖書資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請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對自己所從事的傳教和修歷工作作了簡要介紹，表明了自己欲為新朝效力的心跡。

大學士范文程對此極為重視。他深知天文歷法與王朝興衰的關系。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運已新”，清廷需要準確地觀測天象，頒布歷法，以新天下耳目。經過公開驗證，清廷確認湯若望的歷算準確無誤。他們不僅采用了湯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訂的歷書，將之定名為《時憲歷》，而且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職的西方傳教士。

清廷迅速采用西洋歷法，重用湯若望，反映出它作為一個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體的新興政權，善于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無中國菲薄夷狄種族之見。湯若望從明朝客卿一變而為清朝官員，說明他作為一個西方傳教士不存在換代易主的問題。無論明清，只要允許他傳教，就是他服務的對象。正因為如此，明清鼎革之際，出現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職的奇特現象。在四川，耶穌會士利類思、安文思為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服務；在廣西，耶穌會士卜彌格為南明永歷朝廷效力；在北京，湯若望步入清朝仕途，為清朝皇帝司天。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的兩篇奏折，就反映了湯若望為清廷服務的情況。順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湯若望在奏折中寫道：“修政歷法遠臣湯若望謹奏為刊歷自有職掌，微臣揣分難勝，謹據實控辭，以期無誤頒行大典事。”清廷在奏折上明確批示：“推算天行，當以新法為準。至于刊刻歷日自是該監職掌，何得諉卸？禮部速傳飭行。”[1]從此，湯若望既要為清廷修訂歷法，又要為清廷刊刻歷日。

順治二年十二月，湯若望向清廷詳細匯報了他的占候結果，認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發生災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陰陽失調。建議“皇上虔誠修禱，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罰，賑恤窮黎，庶天時人事立可見瑞兆于圣朝矣。”[2]

湯若望竭誠為清廷效力，贏得了順治帝的器重和禮遇。除任欽天監監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議大夫等品銜。順治十年（1653年），欽賜“通玄教師”稱號，后又授通政使，進秩正一品。真可謂青云直上，恩寵已極。

湯若望創造性地執行了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順治八年（1651年）到十四年（1657年）冬，他不僅成為順治帝身邊一位備受寵信的老臣，而且與順治帝建立起了一種親密至誠的個人關系。順治帝親切地稱呼湯若望為“瑪法”（滿語，可親可敬的尊者、長輩），不僅特許“瑪法”在必要時隨時進宮謁見，而且多次親臨館舍向他敘談求教。僅順治十三、十四年兩年間，就登門親訪達24次之多。

順治帝在與湯若望等傳教士交往的過程中，認識到他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的價值。時值清朝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清廷十分重視網羅人才。傳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為清廷服務，且忠于職守，順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順治帝重視的是他們的科學技術，贊賞的是他們“始終不渝，孜孜之誠”的精神，并把這種精神與儒家學說的忠君思想聯系起來，希望清朝官員以此為楷模。由對傳教士個人的好感，而延伸為對天主教的寬容，順治帝為傳教士賜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觀上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營造出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但同時他又在碑文中明確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學說，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

順治帝的這種作法，概括起來就是因人容教。因傳教士有才可用，有功于清廷，而容許天主教的存在。但容教絕不是信教。這就將傳教士與教廷、西學與西教、寬容與信奉，作了某種程度的區分與取舍。這種思想對后世頗有影響。

康熙初年，通過“歷法之爭”，圣祖玄燁認識到傳教士所具有的科學技術的重要價值，查明傳教士“并無為惡實跡”，“潛謀造反”的指控純屬誣告。因此，他大膽地起用傳教士，利用他們所掌握的科學技術為清廷服務。同時，他對天主教的某些說教有反感，又擔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發展，對清朝統治造成威脅。另外，孝莊太后信奉喇嘛教，不喜歡西方傳教士，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對天主教實行限制政策，明文規定允許傳教士過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傳教，不許中國人入教。

康熙起用傳教士是看重他們的科學技術。而傳教士之所以要為清廷修治歷法，則是為了傳播天主教。因此，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在宮廷中、在社會上進行傳教活動。對此，康熙的態度不斷改變，以致對天主教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和好感，逐漸形成默認傳教、禁令松馳的局面。

據有關史料記載，康熙曾讀過一些有關天主教的書籍，和傳教士討論過宗教問題。他對天主教的興趣源于西學，他對天主教的好感主要源于傳教士的合儒策略。正如傳教士所說：“康熙皇帝研究西歐科學的好學心，也導致這位皇帝對于我們天主教的研究。”“雖說康熙皇帝是個政治家，但他如果對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慮，就決不會許可天主教的存在。”[3]

耶穌會士的科學知識、對清廷的高效服務、合儒補儒的傳教策略，使康熙帝認定天主教不是邪教異端。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687年5月23日），他明確指出：“地方官禁止條約內，將天主教同于白蓮教謀反字樣，此言太過，著刪去。”[4]

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尋教堂，召見傳教士。這實際上是他對各省天主教狀況的一次實地考察，是在廣大臣民面前公開表示他對天主教的興趣與好感。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頒布了著名的“寬容敕令”，公開解除了禁教令，允許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這道敕令，在入華傳教士的眼中，它標志著天主教在中國的“黃金時代”的到來。但實際上，它的含義是耐人尋味的。它著重強調傳教士為清廷做出的貢獻，并沒有對天主教這個宗教做出好評。它仍然屬于“因人容教”，帶有酬謝的意味。

不過，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個地方。隨著他與傳教士關系的發展，他對天主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曾為教堂親題匾額、對聯、詩詞。從這些文字看來，他不僅對天主教教義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說已有認同的跡象。

在他看來，儒學講蒼天、上帝。天主教講天主，與中國的儒學并不矛盾，至少與中國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說過：“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5]

然而，傳教士內部的禮儀之爭卻使這一局面迅速逆轉。為了便于在中國傳教，以利瑪竇為首的一批耶穌會士順從中國禮儀，對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來稱上帝。但是，一部分傳教士則斥為不當。康熙末年，禮儀之爭達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嚴重對立。他對大臣說道：“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將孔夫子也罵了。”[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教皇克萊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羅來華，禁條，實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羅解釋中國的禮儀，態度明確而堅定。康熙帝還令傳教士帶信給多羅。傳教士因此向多羅說道：“你起初來時，曾面奏過謝恩外并沒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們在中國也不多，不在中國也不少。我們甚是無關。你當仰體皇上優待遠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聽顏當等的言語生事。萬一皇上有怒，將我們盡行逐去，那時如何？你后悔也遲了。不如聽我們的話，悄悄回去罷。”[7]

但是，多羅頑固不化，死硬對抗。他在南京發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文件，要求中國教會無條件地執行，否則處以“棄絕”的重罰。結果，他被驅逐出境，拘禁于澳門。

教皇不顧康熙帝的反復聲明，一意孤行，再次頒布諭令，強行禁止中國禮儀。并要求所有的在華傳教士宣誓，表示無條件地服從，不折不扣地執行。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國。

1720年，教皇特使嘉樂抵華。在回答清廷的詢問時，嘉樂坦率地說出了來華的目的：“教王使臣請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兩件事。一件求中國大皇帝俯賜允準，著臣管在中國傳教之眾西洋人。一件求中國大皇帝俯賜允準，著中國入教之人俱依前歲教王發來條約內禁止之事。”[8]

康熙明確表示：“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準存留，其余在中國傳教之人爾俱帶回西洋去。爾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其準留之西洋人著依爾教王條約自行修道，不許傳教。”[9]

康熙的堅定立場使嘉樂不得不考慮變通之法。他聽取多方意見，擬定了“八項準許”，準備對中國禮儀作出妥協和讓步。嘉樂的相對靈活的態度，使康熙一直將他當作貴賓對待，并多次接見他，與他進行說理與辯論。由此可見，康熙對待禮儀之爭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決裂。

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傳教士將教皇的禁令譯成中文，進呈御覽。康熙帝閱后，憤怒地批示：“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0]從此，康熙帝對天主教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禮儀之爭和教皇的錯誤決策，導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雖然，終康熙朝還沒有實行嚴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成為鴉片戰爭之前清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所繼承和遵行。

鴉片戰爭之后，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強國脅迫清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簽訂的《中法黃浦條約》第22款規定：法國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損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11]《中法黃浦條約》中出現了保護天主教堂的條款，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但法使拉萼尼還不以此為滿足，又要求兩廣總督耆英奏請道光帝廢除對天主教的禁令。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44年10月22日），耆英向皇帝奏報：“弗蘭西夷使喇萼呢請求各款多屬必不可行，業經逐加駁斥，惟天主教馳禁一節請求甚堅。……奴才一面將大概情形繕折奏報，一面督飭藩司黃恩彤及各委員等連日設法開導，逐層駁詰。該夷使仍執前議，瀆請不休。……往復辯論數日之久，該夷使堅執如前。奴才伏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瑪竇傳入中國，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難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與白蓮、八卦、白陽等項邪教不同。……現據該夷使喇萼呢再四吁請，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思，將中外民人凡有學習天主教，并不滋事為非者，概予免罪。如有誘污婦女，誆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別項罪名，仍照定例辦理。如此量為變通，庶夷情得以馴伏，免生枝節，而于定例亦不致漫無限制。”[12]

道光帝諭道：“令耆英再向該夷使明白開導。”耆英遵旨而行，繼續與拉萼尼交涉，毫無成效，只得再向皇帝奏報：“該夷使請求各款多屬非分之干，業經奴才嚴行拒絕。其天主教馳禁一節，亦屢經往復辨難，折以法度，諭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無如駁詰愈嚴，請求愈堅，中間齟齬情形，幾成決裂。迨經藩司黃恩彤委曲求全，婉轉開導，始定為姑允所請，以示羈縻，仍申明治罪條例，嚴定禁止夷人擅入內地傳教章程，以存限制。該夷使亦情愿恭候諭旨，不敢別有請求。旬日以來，時而峻拒力爭，時而罕譬曲喻，一切駕馭之術，固已無余，即使再向開導，亦不能出乎歷次辯論事理之中，恐未能頓然悔悟。……伏思天主教雖與白蓮、八卦等項邪教不同，究屬久干例禁。今該夷使再三吁請，始將舊例量為變通。”[13]

因此，道光帝根據耆英的請求，批準馳禁天主教。十一月五日，道光帝諭道：“佛蘭西夷使于天主教馳禁一節，既經反復開導，無可轉移，自不得不稍示變通以消疑貳。該督另折所擬準將習教為善之人免罪之處，于滋事為非者仍治以應得罪名，于外國習教者仍禁其擅入內地。所奏自屬可行，已于折內批明‘依議’。著該督即將原折行知該夷使，俾益感天朝寬大之恩。其通商各海口，并著該督轉行移咨各該督撫一體查照辦理。”[14]從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國大地復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的“兩廣總督耆英奏報法使請求開放傳教一事擬姑允惟不準入城片”，“兩廣總督耆英奏報遵旨籌度酌擬天主教馳禁事折”，“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將習教為善者免其治罪等事折”，“寄諭兩廣總督耆英所奏天主教馳禁一事自屬可行著轉行各督撫一律查照辦理”，“兩廣總督耆英奏報連日與法人為傳教事往復辯論情形事折”，“抄錄法蘭西使臣喇萼呢為將中國傳習天主教為善者概免治罪一事請明降諭旨通行各省致中國照會”，“寄諭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著查明原教堂情形并酌情辦理天主教馳禁”等文件，使我們看到了鴉片戰爭之后，在列強的壓力下，清廷被迫馳禁天主教的詳細經過。

清廷嚴行禁教的各項措施

自康熙末年，禁教政策確立之后，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嚴厲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收錄的大量此類文件，詳細記載了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的各項禁教措施。

雍正帝雷厲風行，采取了大規模地驅逐傳教士的行動。這一行動的導火線是由閩浙總督滿保點燃的。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材聯合用滿文密上奏折，匯報了福建的禁教情況，要求驅逐各省傳教士，將各地教堂改作他用，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視。雍正在折上朱筆批示：“卿此奏甚是，多為可嘉，著遵照辦理。如此繕本具奏。”[15]由此可見，雍正不僅贊賞、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動，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廣到全國，因此他要滿保“繕本具奏”。

滿保遵旨而行，于十月二十四日上了請求禁教的題本，明確提出：“西洋人留住京師，尚有修造歷法及閑雜使用之處，今若聽其在各省大府州縣起蓋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漸歸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無裨益。懇將西洋人許其照舊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許私留居住，或送京師，或遣回澳門，將天主堂盡行改換別用，嗣后不許再行起蓋。”[16]

十二月，禮部官員會議滿保題本，認為：“應如該督所請。除奉旨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歷數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出送部，轉送內務府銷毀。所有起蓋之天主堂皆令改為公所，凡誤入其教者，盡行禁飭，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眾誦經等項，從重治罪。地方官不實心禁飭，容隱不報者，該督撫查參，交與該部嚴加議處。”

雍正批示：“依議。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擾累，著行文各省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與半年、或數月之限，令其搬移。其來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勞苦。”[17]

在京傳教士四處游說，希望清廷能改變決定。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戴進賢等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奏折，懇求清廷行令廣東，免其驅逐。讓各省西洋人，愿赴澳門者聽往澳門，愿住廣東者容住廣東。散居各省年老有病、行走不便者，暫時不遷。“如此則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盡矣。”[18]雍正帝在折上朱筆批示：“朕自即位以來，諸政悉遵圣祖皇帝憲章舊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令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眾。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庭議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以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既哀懇乞求，朕只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19]

兩廣總督孔毓珣遵照雍正帝的旨令，認真研究了傳教士的遷移問題。二年十月，他奏言：“臣思西洋人在中國未聞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無甚大害。然歷法算法各技藝，民間俱無所用，亦無裨益。且非中國圣人之道，別為一教，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惟西洋乃系總名，分有十余國，各人居籍不同。澳門濱海偏僻之地，欲回則無船可搭，欲住則地窄難容。經臣議，將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暫令在廣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許出外行教，亦不許百姓入教。有年老殘疾者聽其久住外，余則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國洋船到粵，陸續搭回。此外各府州縣天主堂盡行改作公所，不許潛往居住。”[20]

雍正帝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惡西洋之教，但與中國無甚益處，不過從眾議耳。你酌量，如果無害，外國人一切從寬為好。恐你不達朕意，過嚴，則又不是矣。特諭。”[21]由此可見，雍正帝雖然對天主教有反感，但還沒有“甚惡”。他既堅決禁教，又要顯示事發于下，恩出自上，強調他不過是“從眾議耳”。因此，他批準了孔毓珣的建議，要求廣東當局妥善解決傳教士的遷移事務，不得繩之過嚴。

雍正帝的禁教措施主要是：將散居各地、專事傳教的西洋人驅往澳門或集中于廣州，遷移時給以一定的期限，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各地教堂或拆毀，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國人信教，尤其不許滿人信教。同時，他明確宣布：“西洋人精于歷法，國家用之。”[22]保留清廷任用傳教士的方針，將有技藝的傳教士集中到京師，為清廷服務，對他們實行保護政策，允許他們自行修道，不許傳教。

乾隆即位之后，繼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實施過程中又采取了與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寬嚴相濟，時緊時松。他沒有雍正經歷過的繼統危機，沒有雍正那種對傳教士卷入儲位之爭的憤恨之情。他堅持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對佛教、道教并無特殊興趣，對天主教的認識也與雍正有別。他認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舊習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處無此異端？然非內地邪教開堂聚眾，散札為匪者可比。”[23]然而，在他統治中國期間，西力東漸的潮水不斷上漲，國內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國內外的政治、軍事形勢，使他越來越警惕傳教士的政治目的。他認為天主教對清王朝的統治有危害，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但是，他又無法抵御西洋技藝的誘惑，只得讓傳教士作為西洋技藝的載體進入中國。他既允許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進京效力，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他堅持康熙的原則，只有愿意長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的傳教士才可進入中國。對符合進京條件的傳教士，還制定了一套申請、奏報、批準、護送進京的程序。

對于來華傳教士，乾隆的宗旨是“收其人必盡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而傳教士來華的目的就是傳教，科學不過是他們的傳教工具。如果只開花不結果，他們并不愿意為這個不想接受天主教的皇帝永遠服務。乾隆也看出了這一點。為了“收其人”，用其人，乾隆時常放松禁令，對他們網開一面，讓他們在渺茫的希望中繼續為清廷服務。而一旦傳教活動對清朝統治構成威脅，乾隆便下令嚴懲。因此，乾隆年間，清廷的禁教政策時緊時松，傳教活動時隱時現，大小教案此伏彼起。

乾隆帝親自處置了數起全國性的大教案，懲治了若干傳教士和中國教徒。《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的“寄諭湖北巡撫李綬湖南巡撫陸耀著督率地方文武隨時訪查天主教”，“寄諭湖廣總督特成額等著查明各地天主堂”，“內閣奉上諭著孫士毅嚴拿天主教案內逃犯”，“寄諭湖廣總督特成額陜西巡撫畢沅著嚴審焦秦等犯并嚴拿蔡伯多祿”，“寄諭山西巡撫農起著提集審訊李培元等犯”，“寄諭兩廣總督舒常等查辦傳教之西洋人”，“寄諭直隸山東山西等各省督撫著照例辦理查緝天主教人犯”，“寄諭兩廣總督舒常等各省督撫著嚴拿禁止西洋人在內地傳教”等文件，記錄了乾隆帝處置教案的情況。

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有4名西方傳教士由澳門進入廣州，準備潛往內地，秘密傳教。他們在中國教徒的護送下，由廣州前往陜西，行至湖北襄陽時，被官府抓獲。乾隆帝得知后，下令詳細審訊被捕的傳教士，將所有接送過傳教士、為傳教士送信、留傳教士住宿的中國教徒一律逮捕究辦，并在全國范圍內查辦私自入境的傳教士和信教的中國人。這場教案涉及到全國十幾個省份，共有18名外國傳教士和數百名中國教徒被捕入獄。根據乾隆帝的旨令，清政府對這些教士教民分別作了不同的懲治。

對于外國傳教士，清政府稽拿甚嚴。上諭：“西洋人潛赴內地傳教惑眾，最為人心風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24]所有被捕的外國傳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在審訊中，清政府最重視的是傳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帝所說：“西洋人既要傳教，亦當在廣東附近之廣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份，何必遠赴陜西？此皆關系案內緊要情節，必須徹底根究。”[25]他懷疑“西洋人與回人本屬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陜西傳教者又適逢其會。且陜甘兩省民回雜處，恐不無勾結煽惑情事。”[26]

對于中國籍神父，乾隆帝認為：“內地民人有稱神甫者，即與受其官職無異。本應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財物資助，審明后應擬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該犯等曾受番銀者，其原籍家產，并應查抄入官。”[27]

對于延請和護送傳教士的教民，乾隆帝認為，這些人“如果安分習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來內地，私傳經教？”因此，他諭令：“所有接引傳教之人，亦應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以示懲儆。”

對于因祖父相傳，持戒奉教，與洋人無關的普通教民，乾隆帝認為自應嚴密訪拿，照例查辦。但是，這些人俱系世相傳習，與接請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來京。上諭雖有此言，但各地的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許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嚴懲。例如陜甘總督福康安奏言：劉志唐等6犯“雖訊無與西洋人認識往來，應未收到番錢，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號，自應從重辦理。請將該犯等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28]

對于失察官員，清政府的懲治也很嚴厲。首當其沖的便是廣東官員。乾隆帝認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廣東貿易，與內地民人勾結，以致潛往各省。廣東官員何以竟如聾聵，毫無覺察？因此他宣布，廣東官員自有應得處分，并強調：“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潛出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即當重治其罪，不能復邀寬典也。”[29]

對于其他各省的官員，乾隆帝也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難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間即被嚴禁，不許內地人傳習。而一些傳教士初則為內地人勾引至廣東，繼則紛紛潛至各省，居住傳教，時越20余年，地則連及數省，各地方官何以毫無覺察？西洋人面貌語言與內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蹤詭秘，止與教內人往來，地方上有此形跡可疑之人，自當訪察嚴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員認真查緝，以此贖罪，并嚴厲警告：“如各省經此次查辦之后，復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傳之案，則是該督撫查辦不力，漫不經心，將來別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30]許多官員都因此受罰。

嘉慶十年（1805年），德天賜案的發生，使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傳教活動。針對京城傳教士的秘密活動，嘉慶帝決定訂立章程，嚴加管束。他明確指出：“向來西洋堂事務俱派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而歷任該管大臣等不能實心經理，其派委之司員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無實。即如近日德天賜等妄行刊書傳教，煽惑旗民，此皆由歷任該管大臣官員等平日不能認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書信，往來交結。現在管理西洋堂事務之常福著無庸兼管，改派祿康、長麟、英和管理。其如何設立章程，嚴加管束之處，著祿康等悉心妥議具奏。”[31]

祿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務章程》。這個章程共10條，主要內容為：一、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各派司員二員經理一切，并各添派章京四員經常到堂輪流稽查；二、步軍統領衙門派步軍校一員，步甲五名，營官一員，營兵五名，每日輪流在該四堂門前嚴密稽查；三、將西洋四堂的匾額“敕建天主堂”字樣磨去，以免愚民受惑；四、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經，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許私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許與旗民交結往來。在欽天監供職的西洋人，因公出門，須先期報官，屆時與營官一員同來同去。無職的西洋人止準在四堂間往來，亦派兵役隨行。如有乘機私赴旗民人家往來者，即行拿解，交步軍統領衙門究辦。五、西洋人如有寄回本國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羅斯館認識西洋字之人認明譯出后，經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兩廣總督。歐洲方面的來信，亦令兩廣總督拆封看明，連譯出之文一并寄京，交本管堂官查驗后，再交西洋人收領，均不得私覓寄送。一經查出，即將私覓寄送之人從重治罪。六、在西洋四堂服役之人，應查明現在人數，造冊存記，不許增添。七、西洋四堂門外及京城內外，俱張貼告示，嚴切申明，使旗民人等觸目驚心，知所儆畏。嘉慶帝批示：“依議。”[32]

為了徹底杜絕天主教的暗中流傳，嘉慶帝不僅批準了《西洋堂事務章程》，還詳立治罪專條，嚴加懲治。明確規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并私立名號，煽惑民眾，確有實據，為首者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旗人銷除旗檔。失察官員降級調用。在監天欽任職的西洋人必須嚴加約束，禁絕與旗民往來，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國，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別辦理，以凈根株。[33]

在嚴定科條，大加懲治的同時，嘉慶帝還加強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學政撰寫禁教文論，“剴切化導，其詞無取深奧，但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淺近，使農夫販豎皆可聞而動心。發交各州縣官刊刻印刷，于城市鄉村廣為張貼，務使家喻戶曉。”[34]

稟承他的旨意，湖北學政朱士彥寫了《辟西洋天主教說》。嘉慶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所論俱是。家喻戶曉或可挽回，亦政治之一助也。”[35]

道光帝繼位后，繼續執行父、祖的禁教措施，并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他曾下令：“嗣后傳習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獲到官情愿出教，俱著遵照嘉慶年間諭旨，將該犯等家內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試跨，方準免罪釋放。如免罪之后，復犯習教，除犯該死罪外，余俱于應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無可復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號三個月，滿日再行發遣。該部即纂入則例，永遠遵行。欽此。”[36]

禁教時期天主教的暗中流傳

如上所述，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清廷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嚴厲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然而，天主教并未在中國絕跡。《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收錄的大量文件，披露了禁教時期天主教暗中流傳的情況。

西方傳教士不顧清廷的禁令，由澳門潛入內地，秘密傳教。本書中“兩廣總督舒常為接奉上諭轉行粵撫查辦西洋人羅馬當家派遣西洋人赴內地傳教事致軍機處咨”，“湖廣總督特成額奏報盤獲西洋人及隨帶天主教經像現提審查辦折”，“陜甘總督福康安奏報密查西洋人傳教事折”，“陜西巡撫畢沅奏渭南縣拿獲西洋人呢嗎方濟各等訊供解京折”，“寄諭兩廣總督舒常等著查辦傳教之西洋人”，“山西巡撫農起奏報拿獲傳教西洋人安多呢折”，“直隸總督劉峨奏報遵旨密拿西洋傳教人犯漢色勒木阿頭大多及劉必約折”，“湖南巡撫陸耀復奏嚴拿傳習天主教之西洋人阿拉密約等事折”，“山東巡撫明興奏報遵旨查拿入境傳習天主教之西洋人折”等文獻，真實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

內地教徒甘冒風險，赴粵延請和護送傳教士。本書中的“湖廣總督特成額奏報截獲赴粵延請西洋傳教之焦秦二姓等提審解部折”，“廣西巡撫吳恒奏為失察奸民伴送西洋人過境自請交部議處事折”，“寄諭兩廣湖廣山東山西直隸各省著嚴拿伴送西洋人傳教各人犯”，“山西巡撫農起奏報緝拿接引西洋人入內地傳教之秦祿等人折”，“陜西巡撫畢沅奏報續獲延請西洋人傳教之劉必約張多明我等折”，“護理江西巡撫印務署布政使李承鄴奏報嚴拿接西洋人赴江西傳教之姜保祿折”，“山東巡撫明興復奏嚴查延請西洋人至內地傳教之李姓逃犯折”，“浙江巡撫福崧復奏嚴緝接引西洋人潛入內地傳教案內各逃犯折”，“直隸總督劉峨奏報拿獲勾引西洋人傳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審辦折”，“兩廣總督舒常廣東巡撫孫士毅奏報拿獲勾引西洋人傳教之民人李剛義折”等文獻，如實地記載了這類事例。

在這種情況下，各省的秘密傳教活動相當活躍。例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四川總督常明奏報：“川省人心浮動，習染西洋邪教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辦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戶，其抗不悔教者隨時拿究治罪。又拿獲傳教之朱奧斯定即朱榮，童神甫即童鰲，并訪獲久在內地傳教之西洋人徐鑒牧即李多林，均經嚴審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復力行保甲，稽查周密，”又抓獲了“信從傳教，經西洋人馮若望授為鐸德名號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經卷十四本，銅像十字架兩個，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頂。”[37]

道光年間，秘密傳教的情況仍很嚴重。例如，道光四年(1824年)，工部尚書管順天府事陸以莊奏報：“本年七月十七日，據宛平縣齊家司巡檢王孝友稟稱，赴后桑峪村查點門牌，見村民楊繼武、張文浩等家不貼門神，形跡可疑。”“臣等派委候補知縣閻錦麟改裝易服，密往該村查訪。嗣據該委員稟稱，訪得該村民傳習西洋教向有五十余家。”[38]

在此，我們以乾隆后期為例，就禁教時期天主教暗中流傳的情況進行分析。

乾隆后期，廣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也是除北京之外惟一允許西方傳教士居留的地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京城的傳教士汪達洪從乾隆帝那兒獲得批準，恢復過去的慣例，由一位外國人常駐廣州，負責傳遞京城傳教士的信件。意大利傳教士多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開始，獲準在廣州居住。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稱作“羅馬當家”。他違反禁令，先后私自派遣多名傳教士由廣州進入內地秘密傳教。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發后，他被逮捕，押解到北京。據他自己供認：“管理書信以來，派往各省傳教共有9人。”[39]清政府審訊被捕的教士教民后得知，四十九年初，多羅“曾派西洋人10名往直隸、山東各省傳教”。四十九年四月初旬，又派4名傳教士潛往陜西傳教，“令蔡伯多祿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40]由此可見，廣州是傳教士的一個重要集散地。傳教士來華之后，進入廣州，住在“羅馬當家”處。然后由“羅馬當家”安排，在中國教徒的護送下，潛往各地傳教。

廣州境內的傳教活動也相當活躍。據乾隆五十年（1785年）廣東督撫的奏折記載，大教案中在廣東被捕的中國神父就有顧士效和艾球三。顧士效自幼隨祖父學習天主教，后赴澳門虔心奉教，被任命為神父。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廣州傳教，家中藏有經書、畫像、十字架等物。艾球三由西洋人授為神父，在廣東秘密傳教。此外，廣東還有許多熱心傳教的普通教民。如“樂昌縣民劉志名，教名思德望，不但自己吃齋念經，并招引潘連弟、張萬從、張萬德到伊家一同學習。復將經卷齋單交給抄錄，希冀廣傳徒眾。又有南海縣民潘聲瓏，教名福爵，張沛宗，教名達爵，均系自幼隨父習教，家有圖像、經卷，虔心奉教，素為同教中推服。又南海番禺、順德、香山、高要、樂昌、海陽、潮陽、惠來、普寧、新興各縣并福建、安徽等省寄居粵東有入教之吳瑜珍等82犯，均系祖父習教，或藏有遺存經卷畫像，或止口傳經語，依期持齋念誦。”[41]

陜西遠離通商口岸，傳教活動卻令清廷大為震驚。據《清實錄》記載，西安天主堂自飭禁后，舊存房屋由中國教民杜興智居住，其中5間由教民劉義長賃居，房內供有十字架。山西教民秦祿往來西安，亦于此居住。四十八年（1773年），秦祿與西安教民焦振綱商議，欲請西洋人來陜念經，并托劉義長提前將房屋進行修葺。四十九年四月初旬，焦振綱與秦祿到達廣東。他們與在廣州的中國教徒蔡伯多祿一道，來到廣州的多羅夷館，延請西洋人前往陜西傳教。，同行的還有廣東樂昌縣的教徒謝伯多祿，廣東高要縣的教徒謝祿茂。他們幾個從廣州沿著各地傳教點潛往西安。為了不致被發現，他們采取的辦法是，每到一個傳教點，即由當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個傳教點。除西安之外，陜西渭南縣也是一個傳教中心。大教案中，清朝在渭南縣抓獲了2名傳教士，其中呢馬方濟各是意大利人，潛住陜西長達23年，是由“內地人蘇神甫勾引到廣，復由廣至山西、陜西傳教。其馬喏一名，系澳門人，自幼往西洋學習經典，仍回廣東，有渭南縣人張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42]隨后，陜西漢中府等地俱有人習教傳教。

甘肅緊鄰陜西，天主教的活動情況與陜西頗有關聯。據清代檔案記載，大教案中清朝在該省抓獲了80余名習教之人。其中劉多明我系陜西臨潼縣人，父兄皆為教徒。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往廣東，在澳門跟隨西洋人習教多年。四十二年（1777年）回到西安，開始在甘州、涼州、蘭州一帶傳教。

山西是教案要犯秦祿的故鄉。據陜西被捕教民供認，乾隆后期山西洪洞縣、潞安府、大同府等地俱有習教之華人及傳教之洋人。大教案中，山西當局抓獲了西洋人安多呢，審訊后供認，系四十六年（1781年）由京赴晉，在范天保家居住傳教。此外，山西還查處了近百名中國教徒。這些人“持齋念經，刊刻一定日期，名為‘瞻禮單’，向系會首李時泰等六犯匯總分散”。[43]

山東在大教案中抓獲2名傳教士和多名中國教徒，他們是“西洋人吧地哩啞度、格雷西洋諾，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稱神甫之朱行義即朱里官，輾轉窩留之任文臬、張泰、胡恒、韓三等”。[44]據李松供認，他素奉天主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同山東人李剛義前往澳門，引西洋人梅神甫到山東，在直隸威縣等處傳教。據張泰供認，他曾留西洋人吧地哩啞度在家中居住。同時來山東的還有西洋人格雷西洋諾，是臨清人邵珩從廣東接來的。他們輾轉居住在山東武城縣、平陰縣、東平縣等的教民家中。

四川在大教案中抓獲了3名傳教士和多名中國教徒。據中國教徒供認，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有西洋人費布仁來川傳教，后被逐回西洋。留他住宿的中國教徒李安德也受到枷杖的處罰。但李安德毫無悔改之意，三十一年（1766年）又將西洋人郭明益接到家中居住傳教。郭明益去世之后，李安德又要教民張萬鐘利用赴粵貿易的機會，帶西洋人來川傳教。張萬鐘到廣東之后，尋訪到愿來川傳教的西洋人馮若望，將他喬裝打扮，從廣東帶到四川。馮若望先在張萬鐘家居住傳教，后來往郫縣、崇寧、溫江、金堂等地傳教。四十一年（1776年），西方傳教士李多林在四川教民張萬效的接引下從廣東來到四川。他先與馮若望同住，后往來新都、安縣、綿州、廣元等處傳教。據傳教士吧地哩啞度供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從歐洲來到廣州。當時，四川教民王國瑞正在廣東延請西洋傳教士。他與王國瑞見面后，剃發易服，隨王國瑞來到四川，在教民家中居住傳教。[45]

江西，據檔案和《清實錄》記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十二年（1767年）都有教民前往廣東，請洋人來江西傳教。大教案中，江西當局抓獲了西洋人李瑪諾，和留李瑪諾住宿、引領李瑪諾出外傳教的中國教民多人。據李瑪諾供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隨中國教徒從廣東來到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在教民董有亮家中居住傳教。后被贛縣人劉瑪竇接到贛縣傳教。三十七年（1772年），又被萬安縣教民劉添福接到他家居住傳教。萬安縣劉、黃、蔣、彭、郭各姓十余人陸續歸教。四十九年赴廬陵縣傳教，有蕭文湖、蕭文漢歸教。后又赴泰和縣傳教，有朱維干、朱樂適等人歸教，“我送給圖像、經本、齋單”。[46]

直隸，天子腳下，乾隆后期天主教的活動仍然很活躍。乾隆四十七年，寶坻縣就查處了一起私蓋天主教堂，聚眾念經案。據直隸總督鄭大進的奏折記載，寶坻縣民李天一，自幼隨父入教。其父去世后，他與同莊的張化隴、張其讓、張其漢、張其端、田琦、張萬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齋念經。三十五年（1770年），李天一因在家拜誦，恐致褻瀆，遂令張化隴等各出銀錢，在李天一家隙地內，蓋草房3間，并赴京向天主堂討取瞻禮單，購置天主圖像、經卷、樂器等物。從此，李天一等9人，每逢瞻禮日期，齊集教堂誦經一日，天黑始散。乾隆朝大教案爆發后，直隸當局抓獲了多名中國教徒。據被捕教民郝保祿供認：“自幼隨父奉天主教，與威縣任文臬、清河縣安三均素相識。四十八年九月內令安三赴廣東接白、伊二神甫。”[47]他還供認，西洋人梅神甫于四十九年二月內，由山東武城縣來到他家，次年正月赴同縣何祿家居住傳教。后因直隸搜捕甚嚴，他與何祿雇車將梅神甫送走。

福建早在乾隆初年就發生過多起教案，懲治甚嚴，影響甚大。乾隆朝大教案爆發后，福建巡撫雅德自信地聲稱：“此風久已斂戢。”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乾隆曾憤怒地批評他道：教案要犯“蔡伯多祿即福建人，今各處俱未擒獲，彼時將何往？足見爾等不力。”乾隆的批評使雅德誠惶誠恐，下令進一步搜查。不久，福建當局抓獲了來閩傳教的西方傳教士方濟覺及其容留者，查處了仍在習教的吳永隆等多名中國教徒。這些教徒曾因奉教受過處罰，但不思悔改，仍舊私自奉行，并保存著“破舊經本和不全十字架”。[48]

以上所述不過冰山一角，但足以說明乾隆后期天主教并未在中國絕跡。從通商口岸到畿輔地區，從甘肅陜西到山東山西，從福建沿海到四川盆地，到處都有天主教的活動，而且呈現出與前期不同的特點。

首先，各省教徒赴粵訪求西洋神父，延請他們入內地傳教的情況極為普遍。這些教徒受家鄉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粵貿易的機會，或專程前往，通過在廣州的中國教徒和羅馬當家，找到西洋神甫，將他們喬裝打扮，沿途護送，引入內地。這說明禁教之后，中國教徒不滿足于私下奉教，甘冒風險，遠程延請西洋神甫。這正是令乾隆帝極為惱火之處。他曾憤憤說道：“汝等如果安分習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來內地，私傳經教？”[49]地方大吏也對此十分反感，甚至把延請西洋神甫的中國教徒稱之為“漢奸”。認為：“西洋人傳教，勢不能自來自去，總由內地匪徒……私下誘導所致。此等漢奸其情罪實浮于洋人。”[50]

其次，西方傳教士潛入內地之后，往往在中國教民家中輾轉居住。在這些教民的介紹和引領下進行傳教活動，并受到教民的保護。康熙年間，傳教士在各地建有許多教堂。他們在教堂內居住傳教。自雍正大規模驅逐傳教士之后，各地教堂或被毀壞，或充作他用。乾隆年間，西方傳教士潛入內地之后，不得不在教民家中輾轉居住。有的長達數年，有的僅為一天。例如被捕教民彭彝敘供認：“乾隆三十七年，劉林桂家請了西洋人李瑪諾來傳天主教，小的也拜李瑪諾為師。……后又聞得廬陵縣蕭家從前也奉天主教，就于八月內引李瑪諾到蕭文湖、蕭文漢家勸他們入教，都已允從。住了一夜，次日起程，又同到泰和縣朱維干家，住了二日，朱維干同他侄兒朱樂廷聽從入教持齋。李瑪諾送給朱維干圖像、經本、齋單。后一同到胡仿逸、胡兼友家相勸歸教，住了二日，仍回萬安。”[51]

其三，乾隆后期，許多教徒是世代相傳，自幼入教。禁教幾十年來，他們熱誠如初，不僅保存著破舊經卷、圖像、十字架等物，而且刊刻、散發新的經卷、瞻禮單等物，持齋念經。直隸寶坻縣教民甚至初則在家祈禱，繼則出錢蓋堂，完全自傳、自理、自給，不賴外力。乾隆后期不少教民曾因奉教受罰，但毫不悔改，仍舊私自奉行。由此可見，天主教自明末再傳中國，至乾隆后期已近200年，傳教基礎奠立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連根拔除的。宗教信仰一旦形成，武力迫脅或行政命令都難以消滅。

其四，乾隆后期吏治松懈，社會動蕩加劇，朝廷最防者為白蓮教。這種情況客觀上有利于天主教的暗中流傳。自一口通商之后，西方人難以進入中國。可是，傳教士卻能進入廣州，潛入內地秘密傳教，這令乾隆帝大為震驚。他多次憤怒地責問清朝官員道：“西洋人面貌異樣，無難認識，伊等由粵赴楚，沿途地方員弁，何以一無稽查？”他的結論是：“西洋人蔓延數省，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而各該省又復漫無覺察，以致潛匿各該地方。”[52]由此可見，乾隆后期吏治相當松懈，天主教能活躍于各地與此不無關聯。

乾隆后期天主教如此活躍，那么，中國教徒的情況如何？為何信教？職業如何？與前期相比有何特點？從教案史料來看，許多教徒是世代相傳，自幼入教。這是康熙年間天主教順利發展的遺風余韻。例如被捕教民陳阿喜供認：“小的是潮州府海陽縣人，今年66歲，祖上習天主教。”何佩枝供：“小的今年76歲，是順德縣羊額村人，自祖父入天主教。”鄂斯定供：“小的是潮州潮陽縣，今年31歲，自幼從祖父習天主教。”馬亞成供：“小的是南海縣人，今年32歲，自幼隨父親私習天主教。”[53]這反映了乾隆年間天主教在家族內部的傳播和延續。

另有一些人是因為疾病、災禍而入教。例如江西教徒馬西滿供認：“小的生長船上，父親故后就在贛州幫糧船把舵。乾隆三十一年內，船到山東地方，小的患了熱病，適有搭船的陜西人婁姓習天主教，教名保祿，將病治好，勸小的習教念經，可以消災祛病。小的拜他為師，給與經一帙，像一紙，就取教名西滿。因小的不識字，婁保祿又口授經語，記熟時常念誦。”[54]江西教徒姜保祿供認：“小的本名40歲，金溪縣人，乾隆三十八年，小的因母親患病，求神問卜。有貴溪人紀煥章說天主教最是靈應，能保佑病人。小的就聽信，奉教持齋，取名保祿。”[55]這些人的入教動機帶有濃厚的盲目性。但是，他們在入教之后，由于不斷得到宗教的熏陶，對教規、教義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于是謀求入教得益與宗教信仰兩者逐漸結合起來，從而具有了一種獨特的宗教信仰色彩。

乾隆朝大教案的史料中，還記載了部分教徒的職業。藉此，我們可以探討乾隆后期天主教會的社會構成。據被捕教徒的自供，張萬鐘：幫人赴粵貿易；馬西滿：舵工；姜保祿：酒米店幫工，后做買賣；陳阿定：賣米糕；馬亞成：在多羅館內傭工；陳阿喜：賣粉食；吳廣甜：賣雞鴨；吳永隆：販布；譚錦章：傭工；李剛義：做洋漆桌椅生意；劉開寅：船戶；劉開逵：船戶；顧京琦：監生。

上述教民除顧京琦是監生外，其余皆為小商販和雇工。有些被捕教民雖然沒有明確的職業記載，但供認“不識字”，“留洋神父在家住了一個月，因供養不起，又送走”等等。說明家庭不富裕，沒文化。由此可見，乾隆后期信教之人多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層民眾。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禮儀之爭發生后，敬孔的士人無法入教。從明朝末年到乾隆后期，中國天主教徒的文化程度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清代前期，西方傳教士盡管得到過順康二帝的青睞，有過傳教的“黃金時代”，但他們舉行洗禮的任何人都沒有明末徐光啟那樣的名望和學識，也沒有像明末王征、孫元化那樣的稍遜一點的高徒。清代的入華傳教士事實上進行了一種角色分工。一部分人在宮廷里為清帝服務，成為恭順的西洋遠臣；一部分人活動在民間，主要向勞動群眾傳播宗教。在宮廷里的傳教士，主要以西方的科學技術博取統治階級的好感，學術傳教；在民間的傳教士，則主要以“尊敬天主，吃齋念經，現世可以邀福，來生各有好處”的許諾吸引民眾。

清代西學東漸的特色

明末清初，隨著傳教士的來華，西方的科學技術大規模地傳入中國，形成了西學東漸。《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收錄的大量文件，反映了清代西學東漸的特色。

康熙是清初統治集團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聰慧，愛好讀書，博學多才。即位之后，湯若望、楊光先的歷法之爭，使他受到極大的刺激。他事后回憶道：“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于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56]他認識到西方科學的先進之處，以九五之尊，在日理萬機之暇，親自向傳教士學習，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他一生以極大的熱情研習過西方科學。《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的檔案資料，記載了他活到老、學到老的感人情景。[57]他持之以恒，勤學多思，涉獵的范圍十分廣泛，有天文學、數學、化學、物理學、醫學、地理學、測量學、邏輯學、音樂等等，并已接觸到當時歐洲一些著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習是有成效的，在宮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的兩篇親筆朱諭，使我們又一次看到了老年康熙研習西學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國耶穌會士傅圣澤為康熙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阿爾熱巴法》（代數新法）。這是第一次在中國介紹符號代數。康熙和幾個皇子進行了研習，并親筆寫下了這樣的朱諭：“諭王道化：朕自起身以來，每日同阿哥等察阿爾巴拉新法，最難明白。他說比舊法易，看來比舊法愈難，錯處亦甚多，鶻突處也不少。前者朕偶爾傳于在京西洋人開數表之根，寫的極明白。爾將此上諭抄出，并此書發到京里去，著西洋人共同細察，將不通的文章一概刪去。”[58]康熙還在另一道親筆朱諭中寫道：“杜德美曾進過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時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處，杜德美將進過的表察明著速報上帶來。”[59]由此可見，康熙反復研究過傳教士杜德美進呈的歷法算表。

康熙不僅自己刻苦研習西方科學，還組織傳教士和中國學者采用西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地測量，繪制了《皇輿全覽圖》。與此同時，康熙還開設蒙養齋，培養了一批學貫中西的科學人才，組織編撰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學知識的《律歷淵源》，為引進和推廣西學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這一切使康熙贏得了很高的贊譽。德國著名思想家萊布尼茨就曾盛贊康熙。1697年，在《中國近況》一書中，他滿懷激情地寫道：“正是康熙帝的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歐洲的技藝和科學更好地輸入中國。僅此而言，我認為，康熙帝一個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遠見卓識。我之所以視他為英明的偉人，因為他把歐洲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國各門學問的熏陶，知識水平超出常人。”“他從科隆耶穌會士湯若望的學生，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那里接觸到了歐洲的科學。”“這樣，他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先見之明遠遠地超過所有漢人和滿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層歐洲的塔樓。”[60]

梁啟超則對康熙作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一位極聰明而精力強滿的人，熱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興味。他極信學科學，對于天文歷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評梅定九的算書。他把許多耶穌會的西洋人——南懷仁、安多、白進、徐日升、張誠等，放在南書房，叫他們輪日進講——講測量、數學、全體學、物理學等等。他得他們的幫助，制定康熙永年歷，并著有《數理精蘊》、《歷象考成》等書，又造成極有名的觀象臺。他費三十年實測工夫，專用西洋人繪成一部《皇輿全覽圖》。這些都是在我們文化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事實。”[61]

誠然，康熙大膽起用傳教士，親自研習西學，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備的難能可貴的吸收外來文化的開明態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進入了一新的階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間，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宮廷，引進的西學也很有限，可以說是井水微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康熙研習西學，從主觀上講，主要不是為了改造中國，促進社會的發展，而是為了增強作為最高統治者“斷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說，是為了當科學問題的“最高法官”，進一步強化封建皇權。在這樣的動機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動，雖然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于社會的進步，但是，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個人的愛好，既不是天朝的國策，也沒有形成社會風氣。皇帝的態度一變，這股微弱清風轉瞬即逝。

其次，康熙涉獵的西方科學范圍雖然廣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較好的還是天文、數學、地理。這三門學科都與國家事務有密切關系。因此，康熙對西學的研習和推廣，從根本上說，是在東西方相遇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傳統的政治行為。正因為如此，康熙對西方的采礦、冶金、機械等技術是很少涉獵的。三藩之亂中，他雖然令傳教士制造火炮，但戰爭結束后，武器的研制便開始滑坡。

其三，為了“斷人之是非”，康熙認真研習西學，但是，他并不支持傳教士向中國的廣大學者介紹西方科學，也不積極鼓勵中國學人參與中西文化交流。他的親躬西學與“壟斷西學”、壓抑民智不無關聯。

其四，“西學東源”說的倡導及其影響。“西學東源”說是清代流行的一種學說，認為西方的天文歷算源自中國。這種學說雖非康熙首創，但康熙的倡導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誠然，康熙倡導“西學東源”說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人們對西學的隔閡，推進西學的傳播；又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國傳統科學的雄風。但是，“西學東源”說在方法上是牽強的，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其荒謬性顯而易見。它包舍有明顯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傾向，助長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對傳統科學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國科學的現狀和歐洲科學的進步，為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造成了思想障礙。

禁教之后，清廷的對外限制日趨嚴厲與完備，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學東漸隨之衰落。雍乾時期，清廷雖然保留了任用傳教士的方針，將有技藝的傳教士集中在京師，為清廷服務，但是，這些傳教士除了為皇帝觀測天文、繪制地圖外，更多的是供皇帝個人取樂，為皇帝的某種興趣和愛好貢獻技藝。西方傳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學技術，只是清宮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藝。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中的大量文件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一冊的檔案全部來源于內務府造辦處，主要內容為雍乾時期傳教士以技藝為清廷服務的情況。全冊共收檔案561件，其中，雍正朝48件，乾隆朝500余件。

雍正朝的48件檔案中，除了“傳旨著西洋人巴多明認看日晷”，“傳旨著西洋人巴多明認看通天氣表用法”，“傳旨著西洋人羅懷忠認看西洋藥”，“諭西洋人沙如玉在造辦處做自鳴鐘活計”等少數文件外，絕大部分都是令法國耶穌會士郎世寧畫畫。

從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郎世寧便以繪畫為世宗服務。檔案記載這年“七月三日，西洋人郎石寧畫得桂花玉兔月光畫一軸，怡親王呈進。”[62]同年九月，郎世寧又繪了一幅《聚瑞圖》。當時，雍正帝借所謂“麥谷兩歧雙穗”、“蓮花同莖分蒂”等現象，大談祥瑞與天人感應，為自己的統治做宣傳。郎世寧在這幅圖上寫道：“皇上御極元年，符瑞疊呈，分歧合穎之谷實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蓮開于禁池。臣郎世寧拜觀之下，謹匯寫瓶花，以記祥應。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寧恭畫。”這幅畫從思想內容上看，描繪了祥瑞之物，預示了太平盛世，迎合了雍正帝的政治意圖；從畫面上看，采用了寫實的手法，帶有西方靜物畫的特點，但減弱了畫面的明暗光差，亦中亦西，迎合了雍正的藝術趣味，顯示了郎世寧來華之后，繪畫技巧與藝術風格的變化和轉折。畫上的題款為“海西臣郎世寧恭畫”，表明他已經正式以“臣”屬的身份供奉朝廷。

雍正講求祥瑞，官員們便投其所好，紛紛奏報。三年（1725年）九月十四日，郎世寧又奉命繪《瑞谷圖》。其所繪之瑞谷是根據內閣典籍廳送來的河南省進瑞谷15本，陜西省進瑞谷21本，先農壇進谷16本。[63]《清世宗詩文集》中收有一篇《瑞谷圖跋》，其中寫道：“朕覽各種瑞谷，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谷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由此可見，雍正對這幅畫是很滿意的。

郎世寧以出色的繪畫才能受到了雍正帝的非常之知。圓明園內的牡丹花開了，他讓郎世寧來寫生。他喜歡下棋，便命郎世寧“畫各樣果子圍棋兩份”。外國貢來動物，他命“郎世寧照暹羅所進的狗、鹿，每樣畫一張”。并評價道：“郎士寧畫過的者爾得小狗雖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著郎士寧照樣畫一張。”[64]

圓明園擴建工程基本完工之后，雍正帝開始駐蹕圓明，御園聽政。為了對園內的殿堂進行裝飾，他命郎世寧繪制了大量的室內裝飾畫。據檔案記載：五年（1727年），“傳旨萬字房南一路著郎士寧畫格扇”。六年（1728年），“傳旨圓明園耕織軒著郎石寧起稿呈覽”，“圓明園內新添平頭案著郎石寧放大樣畫西洋畫”，“西洋人郎石寧畫得年例山水畫一幅奉旨送往圓明園”。七年（1729年），“傳旨圓明園含韻齋著西洋人郎石寧畫畫”，“傳旨西峰秀色殿內著郎石寧畫山水”，“奉旨九州清晏東暖閣著郎石寧等畫畫”。[65]

在繪制這些室內裝飾畫時，郎世寧受到了雍正帝的干預和指點。首先，繪畫必須遵照旨意，有時還得預先擬稿呈覽，批準后方可動筆。其次，畫完后，雍正時有點評，提出批評和修改意見。

例如，五年七月，郎世寧奉旨為萬字房畫隔扇畫。雍正閱后不太滿意，提出：“此畫窗戶檔子太稀了些，著郎士寧另起稿畫油欄桿畫。”[66]此后又多次下令改畫。七年正月，郎世寧在為含韻齋作畫時，預先擬出畫稿3張。呈覽后，雍正僅批準畫山水稿1張，并要求添畫日影，以增加立體感。同年八月，雍正看到九州清晏東暖閣內的玉堂富貴畫時，很不滿意，認為畫上的玉蘭花、石頭甚不好。下令改畫。并提出由中西畫家合作繪畫的新方法，“著郎石寧畫花卉，唐岱畫石頭”。[67]從此，郎世寧與唐岱長期合作，共同繪制了許多傳世之作。

上述可見，雍正雖然嚴厲剛毅，勤于政務，但也不無閑情逸致。他對藝術的愛好，對繪畫的興趣，客觀上為郎世寧施展才華提供了條件。郎世寧來華之后，為適應中國的欣賞習慣，認真吸取中國畫的技法和風格，走融匯中西的道路，創造出一種新技法，新畫風，即郎世寧繪畫新體。而從雍正對郎世寧作品的干預與指點來看，他對郎世寧繪畫新體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為一名宮廷畫家，郎世寧不僅自己勤奮作畫，創作了數量眾多、題材廣泛的繪畫名品，而且向中國畫家傳授西畫技藝，為清廷培養了一批兼通中西畫藝，又各有獨特專長的宮廷畫家。例如檔案記載，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怡親王傳旨：“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鳳、王玠、葛曙、永泰等六人，歸在郎石寧處學畫。”[68]他們后來都頗有成就。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中，乾隆朝的檔案有500余件，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令傳教士繪制圖畫；二，令傳教士建造圓明園內的西洋樓和水法；三，令傳教士制造各類新奇玩意。

乾隆帝對繪畫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對來華的傳教士畫家頗為青睞。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潘廷章、安德義、賀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畫家。其中，郎世寧、王致誠與他的關系尤為密切。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寧便與他有了聯系，為他繪制過精美的圖畫。乾隆繼位之初，郎世寧又為他繪制了多幅圖畫。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畫，是他與唐岱、沈源合筆繪制的《圓明園圖》。這幅圖充分展示了圓明園的美麗景色，深得乾隆歡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賞郎世寧、唐岱每人人參二觔，紗二疋。賞郎世寧徒弟每人官用緞二疋。”[69]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賞西洋人郎世寧上用緞二疋，貂皮二張，郎世寧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緞一疋。”[70]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寧繼續為圓明園繪制室內裝飾畫。據清代檔案記載，十一月二十二日傳旨：著郎世寧將圓明園各處油畫畫完時，再往暢春園壽萱春永處作畫。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寧疲憊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寧身患疾病。乾隆極為關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賞銀一百兩供郎世寧養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寧病情好轉，乾隆特許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門奔波。明確指出：“郎世寧之病如好了，著伊在家將保合太和圍屏上畫畫，得時送進。”[71]

清帝對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的賞識與器重，引起了法國傳教團的極大關注。為了與郎世寧的影響相抗衡，法國傳教團要求國內選派有才華的畫家來華傳教，用繪畫獲取皇帝的歡心，以便于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以擴大法國在東方的勢力和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法國耶穌會士特派畫家王致誠來華。

出于對傳教事業的執著追求，郎世寧、王致誠克服種種困難，長期為清廷服務，繪制了大量的精美作品。題材有人物畫、風景畫、花鳥畫、年節畫、扇畫、琺瑯畫等等。其藝術水準正如史書所評：“凡名馬、珍禽、琪花、異草，輒命圖之，無不奕奕如生。”[72]

作為宮廷畫家，郎世寧、王致誠不僅為乾隆繪制了賞心悅目的藝術精品，滿足了他的閑情逸致，而且充當了史官的角色，用繪畫的方式記錄了清廷的慶典、習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為乾隆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動的形象資料。這些紀實畫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又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魯特蒙古杜爾伯特部首領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帶領屬下歸順清朝。乾隆帝對三車凌的內附極為重視，妥善安置了他們的生活。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在熱河避暑山莊隆重接待三車凌，封王晉爵，賞賜金帛，并連續多日在萬樹園為三車凌舉行盛大宴會，歡慶活動達10日之久。為了用圖畫記錄下這一歷史事件，王致誠奉命趕往避暑山莊進行創作。并為三車凌等12位首領畫像，共“畫油畫十二副”。[73]

繼三車凌之后，輝特部臺吉阿睦爾撒納也率眾歸附。乾隆帝決定以接待三車凌的規模來接待阿睦爾撒納。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著西洋人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前往熱河。”[74]用畫筆記錄慶典活動。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郎世寧親自為阿睦爾撒納等首領畫像，“畫成油畫阿穆爾薩那等臉像十一副”。[75]

從熱河返京之后，郎世寧、王致誠又開始繪制反映乾隆接見三車凌和阿睦爾撒納的歷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二十年（1755年），他們完成了兩幅大畫。一為《萬樹園賜宴圖》，描繪了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萬樹園設宴招待杜爾伯特部首領的情景。一為《馬術圖》，描繪了乾隆率文武官員和輝特部首領在避暑山莊觀看馬術表演的場面。這兩幅畫分別由王致誠、郎世寧設計并主繪，中外畫家合筆完成。它們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關系的真實寫照，也是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二十四年（1757年），清廷平準平回，統一了新疆。這一勝利將郎世寧、王致誠等人的紀實畫創作推向了高潮。他們共同努力，繪制了一套《乾隆平準平回戰圖》，亦稱《得勝圖》。這套圖共16幅，宣揚了清廷在軍事上的輝煌勝利，深得乾隆帝的歡心。乾隆決定將這套圖送往法國制成精美的銅版畫。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下令：“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著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轉交法郎西雅國，著好手人照稿刻做銅版。其如何做法，即著郎世寧寫明一并發去。”[76]

乾隆年間，郎世寧等傳教士不僅以精湛的畫技為清廷服務，還設計并建造了圓明園內的西洋樓和水法。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然從西洋畫冊中看到噴泉，便要郎世寧為之解說。聽了郎世寧的解說之后，乾隆的西洋興趣大發，要郎世寧推薦能工巧匠進行仿制。法國傳教士蔣友仁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努力工作，當年秋天就制造出第一臺噴水機。乾隆見后十分喜歡，決定建筑一組歐式宮殿，殿內殿外均安裝噴泉。這組歐式建筑位于圓明園中的長春園，俗稱西洋樓。宮殿由郎世寧繪圖設計，噴泉則全部由蔣友仁設計督造。

西洋樓區總面積8公頃多，由西到東依次布置了諧奇趣、萬花陣、養雀籠、五竹亭、方外觀、海晏堂、觀水法、大水法、遠瀛觀、線法山、方河、線法墻等建筑和園景。它是我國皇家宮苑中第一次大規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園林噴泉，既著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國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中的“傳旨著郎世寧蔣友仁想法做水法陳設幾件”，“傳旨新建水法西洋樓處應畫處著郎世寧起稿呈覽”，“西洋人蔣友仁呈新建水法儀器樣圖奉旨照樣準做”，“傳旨新建水法西洋樓著郎世寧等畫通景大畫”等文件，使我們看到了傳教士為圓明園錦上添花的情景。

早在明朝末年，利瑪竇就以“西洋奇器”叩開了紫禁城的大門。清朝建立之后，來華傳教士又懷抱“奇器”進入了清廷。他們向中國皇帝進獻歐洲物品，為中國皇帝修造西洋鐘表、奇巧珍玩，成為清宮里的“西洋巧匠”。

雍正對西洋鐘表的興趣相當濃厚，法國耶穌會士沙如玉就是他的御用技師。七年三月（1729年4月），他下令：“著西洋人沙如玉在造辦處做自鳴鐘活計。”[77]從此，沙如玉留居北京19年，以種種技術供奉清廷，制作了大量鐘表，深得清帝的歡心。

乾隆時期，清朝統治達于極盛，西洋奇器的制作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帝對西洋鐘表和機械玩具十分喜愛，召用了許多有技藝的傳教士進宮服務，以滿足他在這方面的需求。傳教士們則投其所好，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制作了大量的奇異珍玩。

例如，乾隆帝曾令傳教士制造自行虎，明確提出：“要四足活動。先照小樣做一件，得時照大樣改做一件。”[78]并令傳教士制作活動人物、水內自行鵝、自行船、浮水娃娃等。

乾隆帝還令傳教士制作能寫多種字體的西洋陳設。五十年（1785的）十月，他下令：“含經堂殿內現陳設西洋人寫漢字‘萬壽無疆’陳設內，著汪達洪想法改寫清話‘萬壽無疆’四字。欽此。”[79]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他又下令“寧壽宮樂善堂現設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西洋人陳設鐘一件，著如意館西洋人德天賜、巴茂止照樣成做陳設鐘一件，要寫四樣字。欽此。”[80]

由此可見，來華傳教士為了能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煞費苦心，進獻奇器；極盡巧思，制造奇器，以博取清帝的好感，換取清帝放寬對傳教活動的限制。西洋奇器是他們在華傳教的重要工具。康熙帝尚能通過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學的先進性。他最感興趣的是科學儀器。雍乾二帝則不然，對西方科學沒有興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尤其是乾隆帝，對西洋玩物的追求登峰造極。有技藝的傳教士成為滿足他享樂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宮里的做鐘處蛻變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無不追求西洋奇物。這股“西洋風”不過是奢侈享樂風，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只有消極影響，而無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以大量的資料展現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發展變化，記載了清廷嚴行禁教的各項措施，披露了禁教時期天主教暗中流傳的情況，反映了清代西學東漸的特色，是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本文不過是對此書的一個初步研究，意在拋磚引玉，使更多的學者關注并利用此書，對清代中西關系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