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建設問題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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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帶一路”建設呼喚商會“走出去”

在其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上指出：軟力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強總體謀劃和統籌協調，堅持陸海統籌、內外統籌、政企統籌政策，加強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推進輿論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輿論支持和文化條件。軟力量就是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層面的意識形態號召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中國的和平發展離不開經濟發展等硬實力的增長和運用，但同樣離不開文化軟實力的作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所倡導的“精干、廉潔、綠色”和“合作共贏”的理念，及一直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如何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接受中國倡導的理念，這其中就涉及話語權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經濟排名第二的大國，長期以來在國際上話語權比較輕微，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等國際組織中投票權和職員比例長期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規則制定和國際規則行程方面也少有中國聲音。“一帶一路”為改變我國話語權軟弱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這個倡議的提出并得到國際社會廣泛共識，已經將中國置于強化和推廣自身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優越位置（王江雨，2016）。商會組織作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橋梁和紐帶，被視為與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或門閥并列的第五種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在社會經濟治理中有著獨特的作用。企業、政府、商會往往形成“三位一體”的跨國資本推進策略：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先行，政府全面制定配套政策，商會率先實施“走出去”戰略。因此，商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大有可為，可以發揮深化務實合作、分享發展機遇的作用。一是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商會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助力企業“走出去”將成為常態。二是商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優化區域機會分配和資源配置。一帶一路將使得沿線國家經貿往來加速，商會作為政府與商人、商人與商人、商人與社會之間的重要紐帶，是實現區域機會分配和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賈霄鋒、馬千惠，2017）。“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人，GDP規模超過21億美元，蘊藏著廣闊的市場和巨大的人口紅利。而商會跨區域和經濟多要素的特點豐富了區域經濟的產業內容，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和合理利用，有利于區域經濟整體優勢的不斷發展。三是商會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企業轉型優化升級。目前中小企業發展依然存在規模小、效率低、結構不合理、技術落后、競爭力差等很多難題。商會可以從搭建平臺、信息咨詢、政策引導等多方面給予幫助，實現企業原產地多元化，為企業發展爭取更大空間，推進企業轉型優化升級。四是商會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商會借鑒國外商會發展的成熟經驗，提升品牌影響力。商會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抱團發站，開拓新市場新空間，舉辦各種貿易洽談會、演示會、展銷會等，樹立商會品牌，提高商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通過走出去，將使我國商會有機會同國外政府和商會組織開展多方面交流合作，學習借鑒外國商會的服務方法、運作機制、管理制度等。

二、我國商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遭遇的問題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通過地緣、行業、血緣、興趣等傳統社會關系構建出行商、會館等商業組織的雛形，并形成了獨特的華商結社傳統（湯蘊懿，2017）。2015年，我國相關部門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為新時期商會轉型提供了動力。《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強調大力培育開放主體，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作用，著力構建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我國商會在數量規模、社會影響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級商會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商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已初步具備了傳統基礎、組織基礎和能力基礎。但受政策、市場、法治及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影響，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和矛盾。目前學界已經開始關注商會的研究，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湖南商學院、山西財經大學等高校成立了研究商會的專門機構，在商會歷史研究、商會比較研究、商會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總體而言，我國學界對商會發展、改革和實踐的理論探索還比較滯后，尚未形成常態的研究機制和框架體系，對商會概念、性質地位、職能作用、權利義務、法律責任等方面研究不夠深入，特別是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會發展的現狀、中國特色商會的組織理論及政府對于商會的管理措施等方面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我國商會發展的統計檢測體系也還不健全，社會上對于商會還存在一些偏見，對于現代商會和舊社會商幫的區別沒有正確認識。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國家層面的《商會法》，商會依據的只有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政部頒布的《社會組織評估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長期以來，商會的實體法律規范的缺失影響了商會的法律地位，使其自身定位不準，缺乏足夠的權威性，在經濟活動和社會治理中難以與政府有效溝通和參與政府決策（陳磊，2015）。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商會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對外貿易合作也存在著重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一帶一路”法律體系亟需理順，商會及會員企業必須準確理解和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有效防止和減少各種干擾因素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目前我國商會的管理體制機制不順，政府指導商會發展的體制機制不明確。具體說來，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下七個方面：一是“一業一會”的規定限制了商會的培育和發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被普遍解讀為“一地一業一會”，這使得很多自發成立的商會組織失去了合法存在的依據。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不得建立地方分會，制約了行業建立規范統一、自上而下、跨地域的組織體系。二是行業分類跟不上時代和市場的發展。大批新興或細分行業尚未進入國民經濟分類目錄，因而無法成立自己的行業組織。三是業務主管機制限制了商會的培育和發展。社會團體業務主管單位要求是縣級以上行使公權力的部門或機構及其授權委托的組織和單位，這使得商會成立必須獲得公權力部門的認可。四是異地商會主管體制不順。對于異地商會的管理目前沒有明確規定，實際操作中管理部門五花八門，有設地管理的，也有設地與源基地共同管理的，有工商聯管理的，也有其他單位主管的。五是政府規劃指導欠缺。很多地方政府工作規劃并沒有把促進商會組織健康發展納入工作日程，在人才建設、會產保值增值等方面，對商會組織缺乏統一規劃和具體指導的措施。六是政府扶持商會發展的財稅措施不健全。國家尚未出臺鼓勵商會增加財產積累、保持發展后勁的相關政策，政府購買商會服務的財政支持政策也尚未建立。七是政府和商會之間缺乏定期溝通的渠道。政府轉移部分職能的進程非常緩慢，簡政放權力度依然不夠大。政府關于發揮商會作用的體制機制尚未建立，商會尚無直接和政府有關部門對話的渠道，政府向商會通報有關統計信息、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機制不完善（黃孟復，2012）。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若不理順商會管理體制，勢必影響實體經濟參與一帶一路的深度和廣度。如果還不改變行政重監管輕扶持的方式，不通過法律、道德、心理疏導、經濟調節、輿論引導等手段，那么商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將很難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一帶一路”是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區域合作的大平臺，通過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將有利于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融合和文化包容。我國商會尚處于發展初期，發展水平整體偏低，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問題。一是商會覆蓋面低，經濟實力較弱。一帶一路很多重要省份比如新疆、青海、海南等地工商聯系統商會數量非常少。商會經費來源單一，大多靠會費維持。二是商會管理問題突出，內部治理結構并不健全。據相關調查顯示，三分之一的商會沒有建立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和會費收繳制度，近八成的商會沒有規范的人事管理制度，近九成的商會沒有建立規范的黨組織（黃孟復，2012）。三是商會獨立性不夠，功能比較薄弱。由于受到經費、職能和人員結構的制約，商會為會員服務的面比較窄，代表企業利益不夠，專職人員整體素質較低，服務不夠，很難形成良好的公信力。四是商會缺乏創新精神和戰略意識。對于世界經濟形勢和一帶一路機遇的把握不夠，對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最新發展理念踐行不力。

三、我國商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路徑探析

一帶一路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重大戰略，為中國商會走出去尋求海外市場、資源和戰略性資產開辟了更為便捷的通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積極走向世界市場，積極參與以跨境資本流動為主要標志的全球商業擴張，為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積累了基礎和資本。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商會更應抓住發展契機，多措并舉。商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揮商會作用是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必然要求。一帶一路商會如何發揮更大作用，需要加強頂層的制度設計，通過立法的形式將商會組織的行為、作用、職能等規范起來，同時及時清理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完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打破“一地一業一會”等限制，將培育和發展中國特色商會組織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步伐加快，商會和企業涉外法律援助、國際爭議等問題會不斷涌現，商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必須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礎上。通過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簽訂相關投資和貿易協定，推動國際金融貿易投資法律的完善。同時針對各區域的發展重點，在省級層面建立工商聯、貿易促進會和各類代表性行業協會的商會聯盟，以及包括涉外、商務、經貿等政府相關部門的聯席會議機制。建立專項扶持基金，為商會提供財政支持。推動商會協會與海外華人華商組織加強合作。重視商會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人才培養。加快商會的平臺建設。著力打造四大平臺，即公共信息平臺、金融服務平臺、維權救助平臺、文化聯誼平臺，以彌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欠完備的商務環境（湯蘊懿，2017）。中由于歷史的原因，部分商會行政化傾向嚴重，政社不分，官辦一體，致使其無法適應市場的變化。因此各級黨委政府要轉變職能，站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按照2015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相關要求，切實理順商會與業務主管部門的關系。對于商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是要制定中長期規劃，二是商會自身要建立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三是政府要尊重商會的獨立性，主動建立與商會的溝通平臺，維護和暢通商會所代表的企業利益的表達渠道，支持商會的大數據管理，鼓勵商會參與政府決策。四是要建立委托授權機制，轉移部分政府職能。五是要建立合作與監督機制，在對接一帶一路的資源和市場、維護企業合法利益、開展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等方面，發揮商會的民間外交作用。同時邀請商會代表擔任政府監督員，定期或不定期開展監督活動。六是要為商會參與一帶一路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引導社會各界肯定商會組織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作用，正確看待商會組織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樹立尊重創新和創業的強大輿論支持和社會氛圍。當前，商會的組織理論研究滯后于商會的發展實踐。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商會組織理論研究，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實際和“一帶一路”的現實需求，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會組織發展的實踐探索，為商會健康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國家出臺有關政策法規提供科學理論依據勢在必行。一是要準確設置研究基地，研究基地必須是關注現代商會建設，了解商會發展，有雄厚的研究基礎和研究隊伍的機構或單位。二是要從政策、經費等多方面支持基地研究，國家財政和社科基金要給予商會研究專項經費支持，教育部應該設置商會研究相關專業，特別是要支持建設全球商會大數據監測中心，為理論研究提供及時有效的數據支持。三是要建設協同創新研究機制，探索開放式、多層次和社會化的研究體系，協同作戰，強強聯合。四是要明確研究重點，結合當前重大現實需求，開展攻關研究，構建中國現代商會的話語體系，提出中國特色商會參與一帶一路的中長期規劃等。商會自身的素質是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服務好會員、招商引資，帶領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條件。要提高商會自身素質，一是要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會員科學管理機制和科學民主決策機制。二是要加強文化和品牌建設，提升商會的凝聚力、影響力和執行力。三是要創新服務載體，大力引導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根據自身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四是加強質量和誠信建設，加強會員自律意識、推動質量建設和誠信建設，樹立良好的社會公信力，形成民主制定、共同遵守的自律性規范，自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五是加強管理人才隊伍建設，選好會長和秘書長兩個關鍵人物，配齊工作人員，建立學習機制，加強業務培訓，抓好人才隊伍建設，通過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不斷提高管理商會和服務企業的能力（黃孟復，2012）。六是加強與外國商會和企業的互利合作，推動利益共享和包容性發展。一帶一路對于商會發展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抱團出海，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于推動會員企業走出去參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互通互聯、經貿往來、人文交流有著重大意義。在發揮和企業家交流溝通聯絡信息的功能、激發企業家投資熱情、為企業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做好信息輿情工作和發揮民間外交大使職能等方面，商會有著政府不可替代的優勢作用。一帶一路重在互聯互通，互聯互通重在網絡先行。商會組織應積極發揮與政府、企業、區域間交流合作的橋梁作用，充分發揮互聯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巨大作用，為古老的絲路注入新的內涵，通過網絡的互聯互通，大力推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創新和應用，虛實互補，打造網上絲路的樞紐工程。同時商會要積極倡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計劃》中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會員企業加強創新驅動、結構調整、低碳循環發展、開放合作和提質增效。

作者:蔣海軍 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