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灰色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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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時代的惡瘤，但腐敗絕不是某一個特定時期的產(chǎn)物，而是歷史的沉疴。因此，腐敗也是一個傳統(tǒng)，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將它稱為“腐敗文化”。從歷史的縱向來看，腐敗文化的主體幾乎都是朝廷命官，他們無人不讀圣賢之書，無官不講修齊治平，卻又幾乎是無官不招權(quán)納賄，無官不貪贓枉法；從橫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階層的腐敗外，富人有富人的“腐敗”，窮人也有窮人的“腐敗”；對于腐敗幾乎是無人不恨，然而腐敗卻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顧歷史，濤聲依舊，盡管腐敗之惡罄竹難書，而作為一種行為文化，它又是一種“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文化，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備的一個顯著特征。腐敗文化的這種相悖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傳統(tǒng)的“灰色文化”，是一種事實上難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強生命力的文化.

灰色文化的“經(jīng)典”：“你腐敗，我放心”

“你腐敗，我放心”雖是個不恭的話題，但它確實是個無奈的客觀存在。

作為封建帝王無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陰蓄異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們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權(quán)臣們知道，欲釋君臣之嫌，要么“漁隱”于江湖之遠(yuǎn)而憂樂天下，或者“朝隱”于廟堂之高而避禍司馬門；要么玩權(quán)喪志專事聲色犬馬，享盡人欲，努力做到“我腐敗，你放心”。由于專制主義之網(wǎng)愈編愈密，漁隱或者朝隱在歷史上已屬鮮見，而后者在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三載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錢亻叔，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無疑。”

趙普是北宋開國元勛，權(quán)傾朝野，卻貪婪好利。這十瓶“海物”被他全部用來在東京興建府第。錢是宋朝要消滅的吳越末代國君，一個交戰(zhàn)國送來大量“禮金”，趙普接受敵國的行賄，這不是腐敗又是什么？然而宋太祖對不期而遇的人贓俱獲，不過一笑了之。這一對“明君賢相”的相安無事，全在“無疑”二字上。“無疑”就是放心，其所以放心，是因為你在經(jīng)濟(jì)上越貪婪、越腐敗，我在政治上就越放心了。

如果說趙普之行事還不足以說明“你腐敗,我放心”的話，那么《史記·蕭相國世家》所載蕭何之事則是十分合榫的。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shù)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推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豸希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上所以數(shù)問君者，畏君傾動關(guān)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貨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國從其計，賤強買民田宅千萬，上乃大悅。

當(dāng)劉邦凱旋歸來時，關(guān)中百姓紛紛投訴蕭何的腐敗，劉邦此時卻在暗自高興。

這兩則史事是頗耐玩味的。趙普是主動腐敗者，在他看來，只有我腐敗你才會放心；蕭何是被動腐敗者，在劉邦看來，只有你腐敗我才放心！試想，如果蕭何不是被逼著腐敗，可能就會招致殺身之禍，可能就會沒有后來的“蕭歸曹隨”的無為而治，西漢王朝的歷史是否會有另一種寫法了呢？如果趙普不主動腐敗，可能難釋趙匡胤的猜疑，這位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開國丞相能否助北宋王朝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實在是難以逆料的。腐敗文化的這種難以評說的的善善惡惡，正是灰色文化的重要特點。然而，“你腐敗，我放心”也不是普遍規(guī)律，象朱元璋這樣的帝王就是個反例，他的眼里幾乎不能摻半粒砂子，誰敢腐敗他就嚴(yán)懲不貸，甚至剝皮實草。

“你腐敗，我放心”并不一定全表現(xiàn)在君臣之間。官吏上下之間、同僚之間也有這種現(xiàn)象，其形式多為群體腐敗。實現(xiàn)群體腐敗的要件正是“你腐敗，我放心”。如果你不腐敗呢？請看下例。清代同光年間人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記述：蘇廷魁擔(dān)任河道總督期間，適值黃河在河南境內(nèi)決口，便與河南巡撫奏請100萬兩治河。蘇廷魁“親督工。買料俱親經(jīng)手”，完工后結(jié)余30萬兩。巡撫主張瓜分，蘇是位正直的官員，堅持將余款奏繳國庫。巡撫因為“未遂其欲，恨甚……彈奏之”，戶部因“向來河工告成，無不浮冒虛報者，利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賄部，遂不駁。今蘇公繳還余銀，除此陋規(guī)，部中亦恨。”于是，部里想方設(shè)法在蘇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數(shù)條”，與河南巡撫同參蘇廷魁，這位不愿腐敗的官員竟被革職。后來有一位叫任道镕的河南巡撫，在任時正值黃河決口，他堵住決口后與蘇廷魁一樣“請繳余銀”，其結(jié)果亦是“被彈劾，革職去。”歐陽昱無不感慨的說“二公于污穢之中，獨欲顯其清廉，宜乎犯眾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試想，如果蘇、任二公甘于自污呢，豈不既可保住官位俸祿，也不致引來同僚的忌恨；正因為他們“欲顯其清廉”，而違背了這個圈子內(nèi)的“游戲規(guī)則”，怎能放心他們“安于其位”？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只有這個特定的群體都腐敗，腐敗者才有可能在心里上獲得安全感，他們營造的“堡壘”就不易攻破。因此群體腐敗又很強的技巧性和操作性，一般是很難被揭露曝光的。例如治理黃河河患的官員，明清兩朝有幾個是因為腐敗被參劾的？

當(dāng)腐敗成為一種雙向的社會需要時，一切反腐舉措都將黯然失色！

“你腐敗，我放心”，一個多么沉重的歷史話題！

灰色文化的“真理”：權(quán)力就是財富

盡管時下有人說窮人有窮人的“腐敗”，但腐敗畢竟是有權(quán)者經(jīng)營的事業(yè)，這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千里做官只為財”的民諺，就是中國老百姓對這一歷史事實的經(jīng)驗判斷。

權(quán)力是以最小成本獲取財富的捷徑，欲獲取財富就必須做官。盡管中國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徑卻是頗為雜濫的。一般來說，有讀書做官、軍功授官、捐納買官、舉薦封官等多種形式。讀書做官和軍功授官多被人視為正途，這是因為讀書人經(jīng)常年青燈豆火的煎熬，以青春甚至生命為賭注，參加那個“在分?jǐn)?shù)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競爭。為僥幸于萬一進(jìn)入仕途的機會，多少人不惜熬到皓首窮年！至于一介武夫，他們完全是以自己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實在也來之不易。這兩類人雖僥幸得官，支付的成本卻相對較高，受到人們的敬重當(dāng)屬自然。捐納和薦舉或者考核，總有“黑箱”操作之嫌，人們常譏之為“左道斜封”。得官的路徑不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則是共同的。按人所共知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支付了成本（或曰“投資”），必然要獲取高于成本千百倍的回報。如果把成本和利潤抽象出來，做官和做生意既是相同又是相通的，運作模式亦大體相仿。《戰(zhàn)國策·秦策》載呂不韋與乃父談“生意經(jīng)”的一段絕妙對話，頗能說明問題，茲錄如后。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曰：“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曰：“立國家之主幾倍？”曰：“無數(shù)！”

呂不韋發(fā)現(xiàn)，只要象壟斷市場一樣壟斷皇帝（國家）的全部或部分權(quán)力，就會獲利無數(shù)！這位陽翟大賈頗精此道，他不僅為中國貢獻(xiàn)了一位秦始皇，一部《呂氏春秋》，而且成功地操作了有史以來最為輝煌的尋租創(chuàng)租工程。他食祿十萬戶，爵封文信侯，真謂是獲利無數(shù)！自此以后，中國的官場就變成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生意場。從第一個封建王朝到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時間跨度不過二千余年，在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中，以不變應(yīng)萬變的惟有象做生意般的做官，這不能不稱之為是中國的一大特色。我們不妨翻翻《官場現(xiàn)形記》。小說從第一回寫坐館塾師王仁開導(dǎo)他的學(xué)生說：“做了官就有錢賺”，到最后一回黃二麻子“苦辣酸甜遍嘗滋味”之后，終于悟到“天底下的買賣，只有做官利錢頂好。”細(xì)心的讀者如將小說和廿五史對讀，定會感到從呂不韋到黃二麻子，設(shè)租尋租創(chuàng)租的激情像“原始沖動”一樣潮涌古今、濤聲依舊，這個甜蜜的事業(yè)前“腐”后繼，絕無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權(quán)）越大利也越大，我們從賣官的標(biāo)價就可看得出來。如《曲洧舊聞》稱，宋代王黼當(dāng)國時開市賣官，有“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直通判”之說；清初順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換防守倉官時標(biāo)價“上缺要銀四十兩，中下缺要十兩”（《明清檔案》32冊），僅此一項他就獲銀150余兩。又據(jù)史載：捐一個縣官，乾隆時要銀4620兩，嘉慶時4000兩至5000兩，道光時3700兩，咸豐時2000至2600兩，到光緒時跌至不足千兩。官職的買賣已經(jīng)完全市場化了，人們可以像買賣牲口一樣按肥瘦或行情論價。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運作呢？當(dāng)然是有的。如漢文帝的寵臣鄧通為文帝嗽吮毒瘡，而官至上大夫，并許其鑄錢,于是“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漢書·鄧通傳》），陳萬年向兒子傳授諂媚術(shù)，果然青勝于藍(lán)；陳咸通過諂媚賄賂權(quán)臣陳湯，仕途通達(dá)，官至少府（《漢書·陳萬年傳》）。又如明代權(quán)珰魏忠賢擅國時，朝中文武官員紛紛投其門下，時有“五虎”、“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這些“狗兒”、“孩兒”們雖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為之。人格是不可論價的，為茍且于榮華富貴，在他們看來，賤賣人格又何樂不為之呢！

做官確實是天底下最好的買賣，原因在于權(quán)力可以轉(zhuǎn)化為財富，無怪王亞南先生說：換一視角來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貪污史（《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個做官的人都愿將手中的權(quán)力轉(zhuǎn)化為財富。如宋太宗時的名臣查道，常“與妻采野蔬雜為薄粥以療饑”，“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9）如陸游任夔州通判期間，“一日祿不至，則無策矣，”屆滿離任時，“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渭南文集·上虞丞相書》）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龍、鄭板橋等等，這些清介廉潔之士雖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寥若晨星，卻給整個官吏階層抹上了些許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們翻讀那部貪污史時，不致汗顏得無地自容。

灰色文化的困惑：殺者自殺貪者自貪

要說中國歷史上無法制，那是無知；

要說中國歷史上有法治，那是無識。

中國是創(chuàng)立和執(zhí)行官吏懲處制度最早的國家之一。《尚書·舜典》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左傳·昭公六年》也載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以現(xiàn)代的眼光看，這些“刑”基本可認(rèn)定是懲處官員（當(dāng)然主要是鎮(zhèn)壓百姓）的條款。這些條款對以后的立法有至深至遠(yuǎn)的影響。

從秦開始的歷代封建專制王朝，統(tǒng)治者幾乎都想通過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來約束官吏，從而實現(xiàn)廉潔政治，主觀上絕不希望腐敗到皇冠落地。因此，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后，無不引前朝之顛覆以為戒鑒；于是，以史為鑒就成為中國的一個文化傳統(tǒng)。如《尚書·召誥》：“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司馬遷作《史記》，往往以暴秦為例儆戒當(dāng)代統(tǒng)治者，故對秦史記事尤詳。唐初君臣，無不以隋亡為訓(xùn)誡，魏征曾說：“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舊唐書·魏征傳》）李百藥修《北齊書》，李世明指示其編修宗旨為“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鑒”。（《冊府元龜·恩獎》）宋神宗認(rèn)為司馬光修撰史鑒書應(yīng)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因此賜該書名為《資治通鑒》）。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編《辨奸錄》、《永戒錄》、《醒貪簡要錄》等鑒戒書十?dāng)?shù)種，為反腐倡廉而編書之多，為歷代王朝所罕見。他們曾制定了一部又一部法典律例，一條又一條官箴官誡，用心何其良苦。我們不能認(rèn)為這些官箴法典都是擺設(shè)，連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微宗也曾標(biāo)榜過懲治腐敗就是證明。據(jù)《宋會要》載，他也真格貶黜過一批貪官污吏，如河北路轉(zhuǎn)運副使李昌孺、滁州知州唐恪、河北監(jiān)司賀希仲等。然而，一面是懲治腐敗，一面是“六賊”崛起！再如明初，朱元璋以嚴(yán)刑峻法制腐，力度不可謂不大，然一樁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22萬；一樁盜軍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株連官吏系獄至數(shù)萬人。這僅是發(fā)生在洪武朝的腐敗大要案之一斑。大案連發(fā)，朱元璋竟越殺越困惑，何以“殺者自殺，貪者自貪”？重刑治貪畢竟還是有效的，如《明史·循吏傳》所紀(jì)125人，洪武至正德的153年中有120人，從嘉靖至明亡的123年間只有5人！縱觀歷史，一面是法網(wǎng)恢恢，一面是網(wǎng)漏吞舟之魚，沒有清查懲處的大貪比比皆是。如素有貪名的嚴(yán)嵩，籍沒時登記的田地2.7萬余畝，而素有廉名的徐階，田產(chǎn)多達(dá)40余萬畝，是嚴(yán)家的15倍。又據(jù)《甲申傳信錄》載，李自成進(jìn)北京時，明朝國庫存銀竟不到4000兩，而劉宗敏追贓時，追出外戚周奎銀53萬兩；大學(xué)士陳演，追贓獻(xiàn)銀4萬兩，仆人舉發(fā)，又挖出埋銀書玩、黃金360兩；戶部侍郎吳履中，到任僅17日，抄出贓銀400兩、黃金80兩（高出他的俸薪多少倍？）；錦衣衛(wèi)大堂駱養(yǎng)性，被追出贓銀3萬兩；司禮監(jiān)宦官王之心，被追出贓銀15萬兩……。如果不是劉宗敏追贓，誰能知曉崇禎朝有多少貪官！一部廿五史所載的貪官污吏，僅僅是滄海之一粟，是被歷史曝光的極小一部分，而像徐階這樣享有“廉名”的貪官又何止萬千！翻開每一部中國通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每一個王朝無不“鑒于往事”，而每一個王朝又蹈前朝覆轍，無不亡于腐敗，甚至連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順王朝也未能幸免。中國歷史形成了一個怪圈，或曰社會腐敗的周期律。腐敗增加了國家的行政成本，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嚴(yán)重的腐敗甚至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對腐敗的社會危害性，統(tǒng)治者并非沒有一定的認(rèn)識，能想出來的招數(shù)也都用盡，最終還是未能解決腐敗的問題。原因何在？是法網(wǎng)不密，還是教化不彰？是中國人沒有創(chuàng)造廉政的智慧，還是體制上有致命的問題?面對腐敗，一方面是殺者自殺，一方面是貪者自貪。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說不盡的灰色文化，何時能將你說清白？前面談到如果沒有腐敗，蕭何、趙普輩將難以在漢、宋兩朝建功立業(yè)，甚至歷史將有可能是另一種寫法。腐敗之惡果真罄竹難書，而無一善可舉么？先賢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基于這一命題的指引，總算找到了例證，此處稍作援引，當(dāng)令拙文“蓬壁生輝”。數(shù)年前讀到社會學(xué)家鄭也夫的“社會生態(tài)學(xué)的腐敗與社會轉(zhuǎn)軌期的腐敗”（載《戰(zhàn)略與管理》1994.3.）。這篇文章,著實讓人大開眼界。鄭先生說：“腐敗是低效率的社會機器的潤滑劑，腐敗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當(dāng)年的知青們還會記得辦返城手續(xù)時如何行賄，又如何在過后大罵受賄官員。如果政策不變，官員都廉潔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們一定會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說最壞的不是腐敗，最壞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變通的政策。腐敗的積極作用就在于它有時可以腐蝕掉這種政策。”經(jīng)鄭先生一番點撥，我們這些過來人終于明白，我們是用我們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敗”手段改變了一代知青的命運！舉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權(quán)力資源的人們，如民間企業(yè)家、工人、農(nóng)民、學(xué)生等等，竟是以腐蝕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群體、一個階層的命運！感謝“腐敗”！鄭先生又說道：“而我們認(rèn)為廣泛流行的東西終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賄的舉動帶有消極反抗的意味。一些社會學(xué)家認(rèn)為，如果完全杜絕了腐敗，一些社會沖突會更尖銳，當(dāng)年知青的情況可算一個例證。如果完全杜絕了腐敗，一些群體可能走向公然背離現(xiàn)行政策、現(xiàn)行體制的道路。……我們可以說，腐敗與改良一樣，具有維持現(xiàn)政治體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敗與改良共同成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敗對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祥和與發(fā)展功莫大焉，我們不由得在心底喊一聲：“腐敗萬歲！”腐敗問題的善善惡惡，不用說是三七開、哪怕是一九開，依古訓(xùn)總不能因善小而不為吧！更何況腐敗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當(dāng)前的反腐，我們應(yīng)該是用縛雞之力還是用縛牛之力？我還想從鄭先生的話題說開去。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在蹲大獄期間曾說過，他在廣西任職期間的腐敗，至少有部分是為了廣西的發(fā)展。我敢斷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辯護(hù)律師沒有拜讀鄭先生的文章，如果對簿公堂時引用鄭先生的“（腐敗）具有維持現(xiàn)政治體制的功能，腐敗是維持社會機器運轉(zhuǎn)的潤滑機等等”這類辯辭，說不定會有個“刀下留人”的轉(zhuǎn)機。由此反推歷史，許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會令人豁然開朗。如康熙曾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如州縣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東華錄》康熙34年）按“新思維”解讀，為愛新覺羅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貢獻(xiàn)，取十分火耗的貪官則是作了大貢獻(xiàn)；因此康熙又說：“今年所擬秋決，貪官甚多，若盡行處決，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訓(xùn)》卷28）這難道不是很合邏輯的嗎?鄭也夫先生說，在腐敗這一問題的認(rèn)識上，“我們社會學(xué)家可能與倫理學(xué)、法學(xué)家不盡相同，他們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們認(rèn)為廣泛流行的東西終有其合理性。”社會學(xué)家我所崇敬也，倫理學(xué)家、法學(xué)家亦我所崇敬也。他們各說各話，卻又句句在理；假若他們意見相左，不知該聽誰的？如果兼聽，勢必尷尬。遙想當(dāng)年賈政放了江西糧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嚴(yán)禁折收糧米、勒索鄉(xiāng)民。弄得長隨聚齊告假、跟班也不聽話；鄉(xiāng)民亦不信任，卻說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的越厲害，越是想錢的法兒！”（《紅樓夢》第99回）這種心理逆反、這種尷尬難堪，當(dāng)今恐怕也為數(shù)不少。腐敗啊腐敗，這個說不盡的話題，何時能將你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