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揚州學派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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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條件

清朝建立之后，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銳意經營，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團結、國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關以來，統治者不斷頒布禁止結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強文化專制主義，對文人實行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這就使知識分子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放棄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問題的探討，只能將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另一方面，清統治者又進行懷柔和籠絡，仍按明代舊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對漢典籍的整理，以從中吸取營養，從歷朝歷代的興衰中尋找統治經驗。清朝前期不斷調整政策，經過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對得到了緩和，在政局保持統一的基礎上，也實行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措施，政權得到鞏固，經濟持續發展，日益繁榮。國家出現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時期，基本上實現了滿漢兩大民族融洽共處的統一局面，社會安定。因為政治的相對穩定，經濟、文化、學術等的發展才有一個良好契機和優越的條件。加上清政府大規模集中全國各地人才進行編書和修志等活動，清帝南巡倡導風雅，既穩定了封建統治基礎，又為學術的繁榮，揚州學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條件[1]。

二、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

揚州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適合人類居住，它襟江臨淮，北近齊魯，南達吳越，處南北之中，地理位置優越，襟帶淮泗，控引江南，水陸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師，往南能連浙、閩，東邊近于大海，西面直通兩湖，交通便捷，“利盡四海”，地理位置非常優越。“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廣陵本鹽莢要區，北距河、淮，乃轉輸之咽吭，實兼三者之難”（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強運河的治理，致使運河在康雍乾時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條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發揮了一次黃金水道的作用，為漕運和鹽運的興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2]。揚州東臨黃海，這為揚州鹽業的興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兩淮鹽區素來為我國食鹽最重要的產區。揚州鹽業生產，始于西漢吳王劉濞“煮海水為鹽”，唐朝開始，兩淮鹽產量開始增多，兩宋時，鹽稅的征收由發運使掌管。到了明清時期，兩淮鹽場成為全國各鹽場之冠。揚州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加強了自己的轉運地位，成為清王朝南漕北運的咽喉和國家中部各省食鹽的供應地和集散地，經濟迅速恢復，走上封建王朝又一個輝煌的時期。

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

揚州學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揚州悠久的歷史文化之中。揚州的歷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勝古跡和亭園街巷等等，都成了揚州學派諸多學者治學的寶貴素材，進而成為他們學術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以本區域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專著，有汪中的《廣陵通典》，劉臺拱的《寶應鄉賢錄》，焦循的《揚州足征錄》、劉文淇的《揚州水道紀》、劉寶楠的《寶應文征》等等。而考述揚州山石陵廟、街巷亭院等古跡名勝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修隋煬帝陵記》、《曲江亭記》等等。

四、學術淵源

1.來自本邑先世學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時期著名的學者曹憲和弟子李善的《文選》的研究，對后世包括揚州學者在內的學人具有廣泛的影響。如阮元追懷曹憲治《文選》之功，依其講學故址為樓五楹，題為“隋選文樓”，在揚郡提倡文選學而推崇蕭統的文藝觀。蕭統論文學創作、文藝作品，分別以“踵其事而增其華，變其本而加厲”、“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應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韻相和”的特點。個中可見蕭統文論與阮元見解二者的源流關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許慎的《說文解字》的文學學家徐鉉、徐鍇的影響，揚州學派早起代表王念孫撰《廣雅疏證》每稱曹、李等成說例，次引二徐說為多；其得力于徐氏《說文解字系傳》等著述不僅在文字釋義之內容上，且在因聲求義、以今語俗語證古語、兼明假借引申之義、梳理古今文字之體等治學方法上。揚州學派的學人從文化傳統中吸收吸取營養。

2.來自鄰邑前輩學人的影響

這里的前賢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學者閻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僑寓山陽”，“數來揚州”。因對“古文尚書”辨偽而作的《古文尚書疏證》價值尤大，后惠棟撰《古文尚書考》、段玉裁著《古文尚書撰異》等，均衍其緒而更加縝密。閻氏的治學理念、方法對揚州學派學人的學術影響和啟示，于此可見一斑。

3.不可忽視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等對揚州學派的深刻影響與啟迪

身為清代學術的開山祖師和樸學的先導大師，顧炎武提出了由音韻文字通諸子百家的主張，借以達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以救世”的經世致用的目的。其進步的政治思想觀念和治學主張為揚州學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擊宋學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此可彼說起矣。”他還強調：“圣賢之道，無非實踐。”像揚州學派的這些學者，他們人人既具有堅實的小學功底，博學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學研究的領域，在繼續前輩經學研究的過程中，緊跟時代步伐，貼近社會現實，致力于通經致用，又開啟了晚清經世派的先河。

4.吳皖兩大學派的影響和淵源

乾嘉學派，一般可以分為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即搜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其特點是“唯漢是信”，盲目崇拜漢學，只要是漢學，就不論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說。而皖派反對墨守古人經說，主張擇善而從，而斷之以己之考證。戴震的學術思想和見解對揚州學者的影響極大，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師法戴氏。近代揚州學人支偉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師，而傳者愈眾。聲音訓詁傳于王念孫、段玉裁，典章制度傳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揚州，與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別創揚州學派。”這就深刻地指出了揚州學派和乾嘉學派中皖派的師承關系[3]。五、經濟繁榮、鹽商資助

清初，社會經濟一度遭受摧殘。至清中葉又重新繁盛，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特別是鹽業，都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揚州的鹽業是揚州商業中最大的一個行業，它的繁榮與發展，不僅帶動了其他行業的興盛，影響到了揚州城市的各個方面。乾隆、嘉慶年間，揚州鹽業到了極盛時期，《清史稿·食貨志·鹽法》記載：“兩淮舊有三十場，后裁為二十三，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揚州的鹽業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損益盈虛，動關國計。”[4]經濟發達與交通便利，必然為學術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與便利條件。而諸多巨商又好風雅，客觀上他們對揚州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如藏書、刻書、繪畫、書法、工藝、戲曲、園林、花木等等，無不依賴著鹽商的經濟實力得以繁榮和發展。歷任兩淮鹽政、轉運使及揚州的一些大鹽商，如曹寅、馬曰琯、盧見曾、曾燠等，都擁資巨萬，又提倡風雅，熱心地方文化學術事業，搜羅典籍，網羅名士，興辦學校，刊刻書籍。如被稱為“揚州二馬”的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就“好學博古，考校文世”，對“四方之士”，都優待禮加，當時著名的文人學者如杭世駿、全祖望等均曾入主馬氏，他都禮待甚厚。再如乾隆朝兩度出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增，也廣納學者名流，“座中皆天下士”。當時名聞遐邇的學者、畫家如惠棟、戴震、鄭燮、高風翰等，都曾入主盧幕，或與之密切交往。眾多的文人學者聚會于揚州，自然會促進揚州當地學術文化的發展，再加上鹽商對教育事業的積極贊助，致使揚州書院林立，如雍正末年，馬曰琯出巨資重修揚州梅花書院；乾隆初年，汪應庚捐資五萬余金重修揚州學府[5]。著名學者姚鼐、趙翼、杭世駿等，都曾在安定書院與梅花書院掌教，“四方來肄業者甚多”，諸如段玉裁、李惇、王念孫、汪中、劉臺拱、洪亮吉等，都曾就讀于這兩座書院。揚州書院發達，培養了大量經世致用的人才或學識淵博的文士、學者，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詒徵《江蘇書院初稿》贊嘆道：“段、王、汪、劉、洪、孫、任、顧諸賢皆出于邗之書院，可謂盛矣！咸同以降，稍不逮前，然江南北知名之士，不試于揚州書院者，蓋鮮。”

揚州學派的形成，是以揚州當時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前提，以揚州優越的地理位置為條件，受揚州深厚的文化的影響，繼承皖派之學而形成的。揚州以鹽為支柱的經濟的繁榮為揚州學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摘要：揚州學派是清代學派之一，是乾嘉漢學的重要分支。因為起源于揚州，所以稱為揚州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劉臺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孫、王引之、朱彬、劉寶楠、劉文淇、薛傳鈞、汪喜孫、焦廷琥、劉恭冕、劉毓崧等。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具有地域特點的學術流派，是在揚州這塊有著豐厚的文化積淀的肥沃土壤中產生形成的。揚州學派的形成，有著各個方面的原因，不僅與揚州的地理位置、揚州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有關，而且與揚州悠久的歷史也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揚州學派；清代；社會條件

揚州學派是活躍于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這個學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為主要代表，這一學派在經史、子學、小學、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揚州學派形成的社會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參考文獻：

[1]王偉康.康乾盛世揚州文明的實錄[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12）：124.

[2]揚州市地方志辦公室.落日輝煌話揚州[M].合肥：黃山書社，2001，（6）：29.

[3]胡明.揚州文化概觀[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7）：23-294..

[4]朱福烓.揚州史述[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12）：204.

[5]趙航.揚州學派概論[M].揚州：廣陵書社，2003，（11）：26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