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散官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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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北朝曾向將士普授文散官從而使之進化為位階，南朝的"文清武濁"觀念卻阻礙了類似現象的普遍化。魏晉南北朝有兩種"品位分等"，一種是以門第、中正品和"清濁"構成的"門品秩序"，另一種則是由軍階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績制色彩。北朝文散階的進化得益于軍階的"拉動"，這就為唐代文武散階制向官僚政治的回歸，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官階；南北朝

一、南朝散官"階官化"的遲緩

官階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級規劃體現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漢代祿秩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官員若無職位則無等級可言，這屬于重效率的“職位分等”類型。[1]魏晉南北朝時官階制卻開始向另一種“品位分等”類型過渡了，最終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階之制。散階又稱"本品"，減小了因職位變動而造成的地位變動，從而賦予了官員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權益的穩定性。

魏晉以降士族政治、門閥特權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設職”更多地基于“優惠考慮”而非“效率考慮”，職事官之外委積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號、散職，一人擁有多種頭銜屢見不鮮。由此而導致的職、官、名號的分離，應該說是官階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個基本原因。不過僅以士族政治來解釋中古散階制的發達，那仍然是不愜人意的，因為在此就要面對這一事實：南朝政權本來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職；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廣度和速度。

與此期階官化進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諸大夫和東省散官。"階官"已是脫離職位的位階了，它們并無員限、可以隨機加授和遷黜；“散官”則是冗散無事之官，仍有員限，未能擺脫“職位”性質。文散官階官化的驟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這時候四方云擾、戰火連綿，朝廷為籠絡之計而向將士們廣授散職，毫無吝惜之意。爾朱氏掌權之時，"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2]。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濫授，而且還是與將軍號成雙成對兒地"雙授"的，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由此，這些散官迅速虛銜化了，成了普遍擁有、且不斷升遷的"階"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請，宣武初為中散大夫；后為太中大夫，孝莊末為光祿大夫；節閔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3]他一為東省散官，六為大夫，這些官號都非實職，僅僅標志著他的階級變動。又如趙剛："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4]金紫以及銀青光祿大夫，在時人眼中已明明是"階"，而?喚黿鍪?quot;職"了。進至北周，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諸大夫以及由東西省散官變化而來的34種散官，演化為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這個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階制的重要環節。[5]

然而當把目光轉向南朝的時候，卻沒能看到類似的發展。冗官散職的委積濫觴于魏晉，東晉以下的制度發展，南北兩系分道揚鑣。同是承襲魏晉而來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晉的南朝，其散階化進程卻遲滯不前、步履蹣跚。

南朝的諸大夫幾乎始終都僅僅是崇禮、優老或安置閑冗之職，比魏晉沒有太大變化。《南齊書》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祿勛屬官之下──較之漢魏舊制，依然故我；且謂："諸大夫官，皆處舊齒老年"。《南齊書》卷三《武帝紀》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詔："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可見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書》卷二六《百官上》記梁制："又有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并無員，以養老疾。"用作閑散之位的散官，與用以標志等級的"本階"，自然還有相當距離。

諸大夫中之以“光祿”為名者位望較高，常用于優寵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贈官。左右光祿大夫如加“開府”之銜則可置官屬[6]。南朝史傳中的官僚銜位，常有“光祿大夫某某”的記法，以此為其代表性官銜。所以其時有“求金紫(金紫光祿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階級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閑冗、甚至政壇失意者了。請看《南史》：

蕭惠訓：梁武起兵時以郡相抗，歸降后梁武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蕭琛傳》)

王籍，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南史》卷二一《王籍傳》)

王楷，人才凡劣，宋時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蘊傳》)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戰敗被宥，終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傳》)

垣護之，宋明帝時因聚斂賄貨下獄免官，后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南史》卷二五《垣護之傳》)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傳》)

何求，性行詭僻，逃官隱居，后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傳》)

徐廣，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廣傳》)

顧琛，宋明帝時同逆，兵敗歸降，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顧琛傳》)

這樣，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對士大夫的吸引力，想來就不會太大。

江左的諸大夫也具有維系資位的作用，不過它們在普授范圍上，以及虛銜化、序列化程度上，終歸是遠遜于西魏北周的進化水平。同樣，南朝作為加官或起家官的東西省散官如給事中、奉朝請等，也沒有像北朝那樣，在諸大夫的帶動下而被納入散階。至于在職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騎常侍的情況，南朝與北朝一樣屢見不鮮。不過這種加官具有臨時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傳》："再遷散騎常侍，尋加侍中，……后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傳》："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這顯然不同于階官的應具性質。

北朝文散官"階官化"，得益于它們向將士們的普授和濫授；而在南朝，由武將而獲文授則頗不容易。不少戰功卓著的將領是到年老而須優崇之時，方才得到大夫之號的：

張興世：宋廢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時年五十九。(《宋書》卷五十《張興世傳》)

朱修之：后墜車折腳，辭尚書，領崇憲太仆，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腳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宋書》卷七六《朱修之傳》)

宗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紫。(《宋書》卷七六《宗愨傳》)

周盤龍：齊武帝永明中，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齊書》卷二九《周盤龍傳》)

武將周盤龍年老解職時方得常侍、大夫，其時齊武帝還以“貂蟬”、“兜鍪”為戲，其時對文號、武號之別君臣頗為敏感，很當一回事兒的。《南齊書》卷二九《呂安國傳》：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

“以將領見任”的呂安國以終得“文授”為殊寵，可見獲得大夫、常侍，對武將往往是“意外的驚喜”。他殷殷告誡其子勿作“袴褶驅使”[7]，要努力以文職進身，明不以武職為榮。在北朝魏、周之際，軍號與散官的"雙授"一度成為"時尚"。而同期的南朝雖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蕭子良為光祿大夫、左將軍，到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褚彥回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等等，但這不過是隨機現象而已，遠不能同北朝的規模數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軍號、散官的作為位階而不斷同時遷升。

散官普授畢竟是一種名號猥濫，散官與將軍號的"雙授"更混淆了文武職類，從制度上說都不正規，都非"常態"。北齊統治者基于這種考慮，曾對"雙授"現象力加整飭。[8]南朝政權比北齊更富"文治"色彩，其與漢晉制度一脈相承的連續性，我想就造成了維系"正規"與"常態"的更大慣性。江左更為厚重的文官政治傳統，應該認為是抵制散官濫授及"雙授"、阻礙散官階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濁"觀念之異同

但以上解釋，仍未窮盡南朝散階化緩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諸大夫不輕易授予武人，并不僅僅出自維系文官政治的"正規"和"常態"的考慮，還在于此期濃厚的"清濁"觀念，在"文武"之間劃開了一道深深鴻溝。下面便就這一線索，進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為何進展緩慢的問題。

學界對中古選官的濃厚"清濁"觀念已論述頗多，人們耳熟能詳。由于士族門閥政治的繁榮，王朝選官開始發生變態。一些士族所習慣遷轉的官職，逐漸被視為“清官”而為其獨占。諸如"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10]、“秘書丞天下清官”[11]之類，已經形成了相當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職是“清官”來自積習，不但不是行政當局的刻意規劃，而且君主的"革選"往往也無能為力。散騎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兒能成為“清官”，當然是有規律可尋的。首先是要"清貴"，所以相當于君主近侍的黃門郎、散騎郎等很早即成“清選”，以表明門閥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閑"，如此才能適應紈绔貴游們尸位素餐、安享榮樂的需要。東宮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職閑廩重"而為其分外矚目。其三，許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職，例如秘書郎、著作郎之類。因為中古門閥從本質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經史詩文知識是他們"平流進取"的憑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13]，文法吏職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書郎初稱清顯，但"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雖負監察重任，然而“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15]。重文輕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見；以軍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稱為“將種”、“兵家”。因此除了少數禁衛軍校之職，一般說來武職官不在“清官”之列。

當然寒人軍士也可能因戰功卓著而獲文職、甚至躋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進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門望高華的標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奮斗、因緣時會而獵得清位，但那與貴游們起家即是"清選"，仍不得相提并論。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難染指，例如秘書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則其"清華"光暈往往隨即減色。士族名流還曾發出"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的呼吁[16]，力圖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職，而''''兵戶''''''''將家''''寒門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進之后，又不論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為之。"不過這時依然"文"高于"武"，并體現在官僚結銜時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難看到，江左的"清濁"選例更多地體現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閑而輕吏職，重文翰而輕文法，重文官而輕武號。這"清濁"并不符合行政規律，實際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規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書》卷二六《百官上》："陳依梁制，……多更改遷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得微清，則勝于轉。"在士族眼中，"清濁"的區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況就很不相同。十六國北朝的政治體制"胡漢雜糅"，這反倒淡化了"正規"、"常態"觀念，為制度的各種變異提供了眾多契機。進一步說，江左政權是文化士族盤踞朝廷，北方政權則由軍功貴族構成了統治中堅，后一形態更接近于專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異。軍功貴族因其異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傳統，他們對"文武""清濁"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濫，同樣的官位隨隨便便就授給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樣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顯赫的名號，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黃散"、大夫之號，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兒。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為散騎常侍、王洛兒以善騎射為散騎常侍，乞伏居以高車部人為散騎常侍，娥清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為光祿大夫，等等[19]。稍稍翻檢《魏書》卷九三《恩倖傳》、卷九四《閹官傳》，則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歷歷可見、俯拾即得。這在江左華胄看來要大驚小怪、憤憤不平的現象，北魏朝廷卻安之若素，當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書省官，在南朝最為甲族起家之選；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貴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獨占禁臠。例如秘書監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太武)帝賢之，遂拜秘書監。”[20]又如賀若統，“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秘書郎”[21]，而這已在漢化頗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見北魏的"清濁"區分、文武界限，經常淡薄如紙。當然，北朝并不是沒有清官、清顯、清華之類觀念。但如加細繹，則北朝“清官”層次其實有三：第一層次是所謂“九流”。自從孝文帝創造了流內、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別為"流外七等"，流內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層次所謂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內，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異，也有些官職在"九流"之列而不屬“三清”。[22]第三層次，便是某些官職因其特殊的位望而為君臣矚目，由此形成的觀念性、習慣性的“清官”了。

通過這三個層次，便能發現北朝有異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為九卿分出了"三清"，這并不是江左五朝舊例，江左并不在九卿這些行政性官職上糾纏"清濁"。進一步說，盡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說成是“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在職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現”[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點，學者依然指為北魏獨有："魏晉以來，人分士庶，官有清濁，但是均為習慣使然，未曾見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規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權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規定(清官)"，“這是魏晉南朝皆不曾見而北魏獨有的現象”[25]。不過從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獨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國的“清資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會被錯認為“門閥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對官職資望的正式認定。相對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說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職才獲得了榮耀，而不是他個人門第為這個職位增添了“清華”。進而可以推論，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權、出自法令一點，已與江左那種最典型的士族門閥制度，拉開了相當距離；在“清官”變遷史上，北魏之制已顯示為江左到唐制的過渡形態。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為君臣矚目的那類“清官”，北朝仍與南朝不同。考察魏、齊、周各朝"清顯"、"清華"等語用法，便可知它們每每是指臺省要職。《北齊書》卷四二《崔劼傳》：“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損家代？”是省府要職即是"清華"。袁聿修"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檢其仕歷，他九歲為州主簿，釋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書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農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長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書、吏部尚書、太常少卿等。[27]

又許惇"久處朝行，歷官清顯"。檢其仕歷，則為司徒主簿、殿中尚書、司農卿、大理卿、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仆射、特進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職，可以窺知魏齊所謂"清華"雖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較而言，卻更看重其是否權尊責重、職事切要。

眾所周知，南朝貴游不樂臺郎，把擔任侍御史視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這樣的要職都不得青目，所謂"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29]。可是尚書臺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華"、"高選"之列。《魏書》卷十四《元子思傳》：“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又《魏書》卷六九《袁翻傳》：“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北齊書》卷四七《酷吏宋游道傳》："出州入省，歷忝清資。"按宋游道原為司州從事，文襄帝高澄使為尚書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傳》：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顯，時人榮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屬尚書省職。可見北朝的尚書臺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號稱"高選"，不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試錄用之法。孝明帝時，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高道穆以"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為言，希求"身隸繡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時他仍其舊貫，"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還曾為此躊躇滿志："自今以后，當得精選御史矣！"[33]東魏"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32]所以史稱："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35]學者因而指出，北朝沒有像南朝那樣出現御史臺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門閥歧視的情況。[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36]可見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范疇之內。與御史相類，廷尉也號稱“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暉擔任廷尉評，元順云："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監平及廷尉均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職"而失其"清"。以上與南朝判然有別的情況，都顯示了北朝對政務、法制的重視，進而顯示了對"清濁"的不同理解。《魏書》卷八八《良吏明亮傳》：

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為辭！"亮曰："圣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圣明，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眾，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后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學人往往引證上文，以證明北魏選官"文清武濁"。不過明亮不樂武號，實在與北魏的傳統和現實格格不入。宣武帝駁斥他"獨欲乖眾，妄相清濁"，一點兒也沒有委屈他。我頗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將軍"太低，便搬出"清濁"作"請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確宣布"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濁"之論，這不過是以現實相告而已。北朝勛貴傳記，每有"武藝絕倫，有將帥之略"、"性雄豪，工騎射"、"膂力過人，便習弓馬"語，這與魏晉史傳敘人多"風神夷簡"、"雅有遠韻"，南朝史傳敘人多"詞采遒艷"、"善為文章"，大相徑庭。在北朝還常能看到這樣的說法："欲求宦達，當資干世之務"，"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甚至北朝的漢族士族也難免世風熏染，而把"以武達"和"以文通"同等地視為振興家門之途。

北魏孝文帝時，工商皂隸"或染清流"一類事情已時時發生。宣武帝時，"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于下里，主按舞筆于上臺。"[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銓核之權"[39]，宦官、恩倖居然濫廁中正之位，承擔起了"清定門胄，品藻高卑"的莊嚴職責[40]。北周制度，便已“選無清濁”。[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濁"、"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號向武人普授。北魏"以軍功為給事中"、"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42]等現象，史不絕書；進而到魏末五等大夫、東西省散官向"督將兵吏"們普授、濫授和"雙授"，不過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而已。

三、“門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顯示，南朝的“清濁”觀念阻礙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濫授，進而阻礙了文散官的階官化；下面我們再從“雙授”入手，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魏末、北周之時，以將軍號與五等大夫的"雙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認為這個事實，對于文散官的階官化曾構成重大推動，并把這種作用名之為“拉動”。魏晉以來，將軍號的“散階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階化"則相對遲緩。不過由于魏末的“雙授”泛濫，諸文散官便與軍號建立了密切的對應關系，令軍階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階性質傳遞給了與之“雙授”的文散官，將之"拉"入了散階序列的境界。這在北周軍號、散官兩個序列的一一對應關系之中，明白無誤地體現出來了。正是魏末泛濫于時的“雙授”，使軍號得以發揮強勁的“拉動”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階制度的飛躍。[43]

進一步說，軍號序列先于文散官實現了"散階化"，這一事實本身就值得深論。秦漢的將軍本是將領之職，但在漢末它們已有虛銜化的趨勢。世入魏晉，將軍號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獨立于軍職的軍銜階梯。攻戰殺伐離不開將士們效死用命，論功行賞方能令士氣和戰力常盛不衰；瞬息萬變的戰爭時分，也經常需要遷黜其品秩而不致變動事任，或變動事任而仍其品秩。這時候更便于靈活處理功過、權責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顯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賦予更大權責，遷其軍號即足以褒功；而在須加責罰、同時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時，貶其軍號是為良法。現代軍隊依然實行軍銜制一點，也為此提供了有力證明。軍號不僅演化為軍階，而且應用范圍在迅速擴展，還成了地方牧守、領兵都督的位階，中央官僚加軍號者的情況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軍號之發展為位階，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著功績制的原則，它并不是一種保障士族權益的品位制度。陳蘇鎮先生對梁武帝軍號改革的有關考察揭示，南朝的軍號面向宗室諸王，更多情況則是武人依賴軍號而發身遷轉；梁武帝大通年間的軍號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間加置了十六班共160號軍號，其目的就是拉長寒人武將的仕進之途。[44]日人高橋徹后來也表達了類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貴地位和特權標志，主要體現于對文職高官和"清華"諸官的獨占，即令他們占有了軍職和軍號，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晉南北朝是官職日趨分離、“品位分等”分外發達的時代。不過由上所論，對此期的官僚等級制，還可進而辨析出兩種不同性質的"品位"：一種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濁觀念和士族門第等等構成，另一種則是由將軍號構成的軍階序列。盡管它們都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區分：前者是以人的"門品"為中心的，后者則是以人的"官品"為中心。這里的"官品"一詞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職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祿位。如前所述，軍階具有更多功績制色彩，要更多地服從于軍政考慮，它正是一種由君主操縱而依功加授的祿位，由此就蘊含著使之整齊劃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動力，以便利于中央權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軍階的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外在形式，與唐代的文武散階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門品"，當然是指士族門閥的傳統門第了，它來自士族積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權勢。門第、中正品、文武、清濁與官品、官職間錯綜交織的等級對應，乃是一種基于傳習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規劃，所以只是"散亂"于不同等級、不同機構、不同職類之中，而非一個外在的、整齊的位階序列。從"分官設職"的行政規律觀之，門品與官職的關系是雜亂無章、不成系統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這個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們如魚得水、冷暖自知，閉著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對何等門第(如高門、吏門、役門之類)應獲何等中正品級，對文官與武官、實官與散官、朝官與外官、命官與府官等等何"清"何"濁"，該由何起家遷轉才算"人門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輕車熟路。質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時，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實上就已擁有一種與官職分離的"品位"了，這便是"門品秩序"的本質所在。不過對士族門閥來說，他們并無意圖把這種"門品"化為一種"外在"的整齊序列，因為這種更革只能求助于專制權威才能完成，而且將造成既定權益格局的重大變動。

在對"門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區分之后，對篇首所揭疑問──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權下，文散官的"散階化"反而比北朝緩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直接得益于軍號的強勁"拉動"。正是在這個時候，軍階序列的功績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過“拉動”關系傳遞給了文散官了。確實，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濫授以至"雙授"，都出于對浴血沙場的將士的褒獎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出于與軍號階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績制性質。

與之相對，南朝"文清武濁"的鴻溝，既限制著文散官向將士普授與濫授，也限制著文武名號的"雙授"。南朝官僚結銜，文官例在武職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雙授"的結銜形式，均以"將軍"居"大夫"之前，暗示著武號優于文號的情況，從而構成對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實上已被組織為"門品秩序"的內在部分，與各種清濁、品位的復雜關系攪成了一團兒，軍號想"拉動"這個盤根錯節的局面來，確是力不從心、太過沉重了。假設江左居然發展一種類似北周、隋唐那種散階序列的話，它反倒可能是個與士族政治分道揚鑣的東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階，較之漢代的祿秩等級，已浸染了濃重的“品位”色彩；但較之江左"門品秩序"，它卻呈現為一個依序晉升的開放性階梯。這些散階每每被用于"泛階"，但"泛階"畢竟排除了門第尺度，對文武士庶一視同仁。尤其在依勞、依功而授階的時候，這個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縛，明白無誤地顯現出了官僚政治性質。

至此我們已可做一總結、收束全文了。比較南北朝雙方文散官的階官化，我們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階官化相對遲緩。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權直承漢晉，因而保持著較大的制度慣性與惰性，以及維系行政“常態”和正規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個至少同樣重要的原因則與士族政治相關。對于魏晉南朝“品位分等”的發達，士族政治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導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變態，并無或較少實際職掌、卻更多地用于維系官僚位望權益的名號、祿位，在職事官之外與日俱增，這就構成了“品位分等”得以發達的溫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體現于"門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門第、中正品、"清濁"觀念與各種官職、班品的復雜關系之中，卻并未服從行政需要，“外化”為清晰整齊的散階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間的深深鴻溝，使北朝向將士普授、濫授以及與軍號"雙授"的情況，在南朝不易泛濫開來。

魏晉以降由將軍號演化而來的軍階，則構成了另一種有異于"門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績制性質。魏周之際，是在軍號的"拉動"之下文散官才得以進入階官境界的，由此途徑而形成的文散階也具有了嶄新的意義。盡管被納入散階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職閑廩重"的“清官”，但值此時，名位的機柄已掌于專制君主，其予取予奪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們不久就獲得了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階，正是繼承北朝這個發展而來的。此時散階雖然“一切以門蔭結品”，但卻依勞考進敘，顯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歸于官僚政治范疇之內了。作為一個平行對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從而與江左“清官”大相徑庭。[46]

五朝社會中文化士族占盡要津，十六國北朝則由軍功貴族構成政權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傳統，北朝少數族政權中軍人具有更高地位，軍政得到了更大重視。軍隊的組織原則與專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在對集權制、等級制、法制和功績制的尋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國正是通過軍國主義道路，而成功實現了專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現代世界，由軍人把持的政權一般也都是獨裁專制政權。東晉皇權低落、門閥與皇權“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裝性的次等士族為其終結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盤根錯節，次等士族重振專制皇權和官僚政治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集團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實，文散官的階官化在南朝停滯不前，在北朝卻因軍號"拉動"而突飛猛進，發展為官僚政治性質的散階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1]參看拙作：《論漢代祿秩之從屬于職位》，《北京大學學報》1998第6期。

[2]《魏書》卷七五《爾朱世隆傳》。

[3]《魏書》卷六九《裴良傳》。

[4]《周書》卷三三《趙剛傳》。

[5]參看拙作：《西魏北周軍號散官雙授制度述論》，《學人》第13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6]《隋書》卷二六《百官上》："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左右光祿大夫如加"開府"便置官屬。《南史》卷十五《傅亮傳》2/443有"左光祿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謝幾卿傳》有"左光祿長史"，皆是。

[7]"袴褶"即軍裝，參見《晉書·輿服志》、王國維《觀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南齊書札記·單衣"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6頁。

[8]參看拙作：《周齊軍號散階制度異同論》，《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書》卷四九《庾於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