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事后勤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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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后勤，是整個軍事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保障。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是軍事史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民國時期，軍事界、學術界就對晚清軍事后勤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我國軍事界和學術界對軍事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和戰時后勤保障等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僅對二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晚清軍事后勤的研究情況加以整理和概述，以總結經驗，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

二十幾年來，關于晚清軍事后勤的總體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些專著，如《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為記述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資料方面成績卓著，《中國軍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國軍事經濟史》也有關于晚清軍事后勤體制和實踐方面的論述。有關的著述中也涉及到軍事后勤，如《中國軍事通史》、《中國近代軍事史》、《洋務運動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等等。有關學術論文則有《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中國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論》、《試論近代軍事后勤的發展走向》等。其內容涉及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地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軍事后勤體制、軍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軍事后勤演變的性質和地位近代軍事后勤屬于中國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性質、地位和起止時間與整體上的軍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晚清是中國軍事后勤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設及后勤體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實際上處于一個由舊變新，由農業支援轉變為工業支援的大變革時期（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這充分肯定了晚清軍事后勤的重要歷史地位。關于中國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起點和結束問題，學術界一致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端，也是軍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開始；關于這一轉變歷程的下限，有著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清朝末年就在新軍中確立了中國近代后勤體制。“其后中國的軍隊基本上延續了袁世凱所建立的后勤體系，不過常有些曾損變通而已。”（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奚紀榮《蔡鍔軍事思想研究》、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均持此觀點。）有人認為這一過程要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頁。），也有人認為中國軍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王彥、吳信忠、張云《中國軍隊近代化的歷史考察》均持此觀點。）。

（二）后勤思想變革的研究軍事思想是各階級、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關于戰爭、軍隊、國防等一系列問題的理性認識，是軍事實踐的理性升華。軍事后勤思想是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后勤經歷了由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的轉變時期，在軍事后勤思想領域，傳統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劇烈的沖擊。后勤思想的變革集中體現在近代重要軍事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言論中，對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進行研究，以揭示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的發展變化，是二十年來關于軍事思想變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關近代軍事后勤思想變革的專著尚未出現，有關的論文有：《林則徐軍事思想特點初探》、《論林則徐、魏源軍事思想》、《試論胡林翼的軍事思想》、《曾國藩軍事思想初探》、《試論曾國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論曾國藩的軍事思想》、《試論曾國藩的軍事經濟思想》、《左宗棠進軍新疆的后勤方略》、《論左宗棠的建軍思想》、《論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袁世凱的軍事思想》等。在軍事后勤思想方面的變化主要有：在戰爭后勤觀上，普遍認為軍隊后勤在軍事行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國古近代軍事后勤思想略論》，《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頁。）；在戰爭的物質來源上，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取之于敵、以戰養戰和開展生產自補；在后勤戰備建設上，大力發展武器裝備，建立充足的物資儲備；重視軍事交通運輸；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進行近代后勤教育，培養近代軍事后勤人才；在戰略戰術上，主張斷敵糧道，鞏固后方（注：楊慶華、劉仁亮；《中國軍事后勤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頁。）。

（三）軍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國軍事近代化是從武器裝備的近代化開始的，由于西方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戰爭手段變得異常復雜，導致了軍隊后勤保障的相應復雜化。關于近代軍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觀點有：

1.軍費晚清時期，戰爭頻繁，中國的經濟可以說是戰時經濟、國家財政成了軍事財政，軍費開支巨大，根本沒有余資從事經濟和文化建設投資。由于沒有經濟建設，當然更沒有軍費來源，這就形成經濟上的惡性循環（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頁。）。六十年代湘淮軍等勇營軍隊的裁撤，欠餉問題嚴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飛：《曾李交替與湘消淮長》，《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頁。）。關于清朝軍費的來源，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主要靠清廷的農業稅收，它占有清廷的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并主要用于軍隊和戰爭的開支（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其他收入有漕政、鹽政、關稅、厘金和捐納等等，與清前期的變化主要是：鹽政和關稅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軍費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頁。）。

解協餉制度是清王朝軍費收支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央控制地方軍事、經濟、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時期，它的實行雖步履艱難，但在籌集軍費的過程中，仍發揮重要作用。解協餉制度在晚清日漸衰落，有人從財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清朝的財政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財政權逐漸下落到地方督撫的手上，地方財政日益發展，導致協餉趨于瓦解，這標志著高度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沒落（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頁。）。一方面是經濟因戰爭遭到破壞，再就是地方實力的增強及其與中央的抗衡，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此消彼長（注：郭太風：《解協餉制度的演化對清朝統治機制的影響》，《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第29頁。）。

厘金制度作為清軍軍費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鎮壓太平軍、捻軍等晚清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項制度破壞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嚴重地束縛了國內市場的開拓，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品不僅失去了關稅的保護，還失去了在國內市場上與外國產品進行公平競爭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頁。）。

2.武器裝備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改進主要通過購買和仿制兩種途徑。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就主張購買和建造西洋武器裝備，并采取了實質性的行動（注：何錫榮：《清軍水師裝備近代化的先聲》，《社會科學》1983年第6期，第75頁。）。戰后魏源更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于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其目的也是力圖改變清軍武器裝備落后的局面。

關于晚清軍工業發展的動力問題有人指出，晚清軍工業發展是一種互為條件的“合力運動”，這種“合力運動”具有突發性和被動性。促使它的形成和發展至少有四種互為條件，又相互矛盾著的社會力量，即封建政府、資本列強、民族資本、人民群眾。這四種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約（注：牛俊法：《論晚清兵工業發展的動力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頁。）。

晚清軍工建設是軍工現代化建設的開端，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殺和低估的（注：劉申寧：《論晚清軍工建設》，《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頁。）。但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主要由于工藝落后，中國工業基礎差，資金浪費驚人等原因，中國的軍工產不但產量少，而且質量低劣、價格昂貴（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頁。）。

鑒于此，清王朝還得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裝備。其積極作用表現在清軍的武器裝備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戰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強。但也不能忽視大量進口武器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表現在，花費巨額金錢；上當受騙；貪污受賄；種類繁雜，極不統一，給訓練、作戰和后勤保障帶來嚴重困難；在武器的購買和引進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裝備上存在著利益集團傾向；在武器裝備的管理上缺乏科學性；（注：李國華：《清末發展武器裝備的心理準備》，《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頁。）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受到外國控制，損害了國家主權（注：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的幾個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頁。）。

有人指出，中國原本能成為軍事強國的，因為中國具有實現裝備近代化的經濟能力，而且具有領先日本一步的條件，但心理上準備不足，主觀上存在著一股排斥力，在內外壓力下，表現出很大的被動性。即先是漫不經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國在發展軍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設和相關的文化建設，提高掌握與使用武器人員的素質，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注：李國華：《清末發展武器裝備的心理準備》，《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頁。）。

3.軍事交通與通訊輪船、鐵路、電報、電話等近代化交通、通訊手段運用于軍事領域，是軍隊近代化的重要標志。中國軍隊在改進武器裝備的同時，也開始引進近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近代以來，傳統的運輸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輪船、火車為工具的近代運輸方式。關于輪船運輸，有人指出，以輪船為主要運輸手段是19世紀60年代從洋槍隊開始的，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方都有輪船參加運輸，雖然運力很小，但卻標志著中國水路軍事交通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頁。）。對于鐵路運輸的重要性，李鴻章、左宗棠、劉銘傳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認識，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鐵路，但由于守舊勢力的反對，終不能實行。中法戰爭以后，清廷才認識到鐵路運輸在軍事中的重要性，迫于軍事上需要，清廷將一些修路計劃付諸實施。至1911年，全國完工的鐵路有30余條，鐵路運輸已被列為軍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戰爭中，鐵路也成為敵對雙方攻擊的主要目標。

電報、電話等先進的通訊手段隨各國商人的遷入而傳入中國，并首先應用于軍事。在洋務運動中，清廷在各地設電報局，并設電政大臣，同時還廢驛行郵。在中法、甲午戰爭中，清軍已使用電報、電話，作為信息傳遞的主要手段。雖然晚清的近代軍事交通運輸還比較落后，但當時這一系列變化是帶革命性的（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頁。）。

4.軍事醫療晚清時期，中國傳統醫學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在新興科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解剖生理學的傳入，使中國在戰傷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條發展途徑，一些介紹西醫外科的譯著和著作也陸續出現（注：房立中：《試論晚清軍事后勤的變革》，《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頁。）。

（四）后勤體制變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變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體的總結：后勤管理體系由重皇權轉變為重洋務；軍費籌措由重賦稅轉變為重關稅和重厘金；軍費開支由以發餉為主轉變為兼購置西洋軍火，武器裝備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時代進入火器時代；交通通訊制度由以驛傳為主轉變為利用鐵路、電報等（注：童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頁。）。

關于軍事后勤領導權問題，普遍的觀點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央皇權強大，牢牢控制著對軍隊的領導、管理和財政大權，地方上督撫更加有力地節制著后勤要政。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湘淮軍興起后，中央勢力衰微，財政拮據，地方督撫逐漸控制著軍隊的領導、管理和財政大權，對軍隊后勤的領導權更加集中在地方。這是中國近代中央和地方權利消長的重要體現之一（注：童超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

中國軍事近代化開始于武器裝備，在“中體西用”思想的影響下，洋務派們對與此相適應的近代后勤體系的變革并不熱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綁在了落后的封建軍事體制之上，從而無法發揮近代武器裝備應有的效能，出現了在中國近代，軍事體制的變革落后于武器裝備變革的局面。

總體上講，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軍事后勤的變革還處在注重軍事器物技藝等層面上。甲午戰爭中，落后的后勤保障體制是清軍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戰后，清廷實行軍制改革，在新軍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揮系統和后勤保障系統，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藝層面到軍事制度層次上的變革（注：施渡橋：《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頁。）。

二、清軍各軍兵種軍事后勤的個案研究

晚清的清軍既有作為國家正規軍的八旗、綠營經制兵，又有獨具時代特色的以湘軍、淮軍為代表的勇營兵，以及后來的防軍、練軍。還有具有某種近代化意義的近代海軍和近代陸軍。近代軍事后勤的變革主要是在晚清清軍后勤建設中體現出來的。學術界對清軍各軍種、兵種的后勤研究是近代軍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一）八旗、綠營經制兵軍事后勤研究羅爾綱的《綠營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對研究綠營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術界對其研究的重點是：

1.武器裝備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綠營的武器以冷兵器為主，兼使用舊式火器。這些火器有些制法來自西洋，但因清廷對火器的壟斷和因循守舊，不圖改進，使八旗、綠營的武器裝備在鴉片戰爭時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張玉田、陳崇橋、王獻中、王占國編著：《中國近代軍事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頁。）。

2.軍費方面，普遍觀點認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祿往往比同一級別的綠營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軍隊中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兼廉銀高出正俸幾倍、幾十倍，成了實際的重要收入，體現了清軍的雇傭軍性質。單就俸廉兩項法定數額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職正一品領侍衛內大臣外，綠營武官的歲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級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為了穩定綠營武官，使其甘心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勵旗官到綠營任職，以控制綠營（注：郭太風：《八旗、綠營俸餉制度初探》，《復旦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頁。）。就是在八旗軍內部，由于種族（八旗還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駐防地區和出身貴賤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對八旗和綠營的軍餉實行不同的待遇，表現在綠營低餉，武器裝備皆自備，加上武官的盤剝，使得綠營士兵無力養家，軍備廢弛，兵丁素質低下，官兵矛盾尖銳；而對八旗則待遇優厚，使得八旗養尊處優，不堪戰守（注：皮明勇：《試論清朝的綠營低餉制度》，《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頁。）。這種俸餉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對軍隊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綠營軍隊戰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會秩序長期安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處于長期停滯、反復重演的狀態，八旗和綠營的餉章上百年沒有一分一厘的變動（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頁。）。

軍費問題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綠營軍的沒落和腐敗。在八旗方面，由于清軍入關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而清廷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擴大八旗兵額，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為戰斗組織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轉為救濟機構。對綠營而言，最嚴重弊端就是吃空額現象極其普遍。由于綠營官兵待遇菲薄，將官就借吃空額明糧來補償，這是綠營兵制的致使弱點和無法克服的痼疾（注：張玉田、陳崇橋、王獻中、王占國編著：《中國近代軍事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頁。）。這一切，表明八旗、綠營的后勤保障體制已經遠遠落后于時展的需要，是八旗、綠營在近代反侵略戰爭和鎮壓農民起義戰爭中一觸即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軍、淮軍等勇營兵的軍事后勤研究湘軍、淮軍等勇營武裝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中產生和壯大起來的。在其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時代特色的軍事后勤體制和措施。主要內容和特點表現在：

1.湘軍的創始人建立了一套獨立了后勤保障體制。其中有俸餉制度，主要特點是：集餉權、兵權于將帥之手，這是與湘軍的勇營性質即“兵為將有”的私屬性是分不開的；優待營官制度；勇餉從優；定出一營開支極限，對軍餉實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領”和不必要的開支，使官兵得到了實惠（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頁。）；對士兵軍餉采取“半餉”發放的原則。這種采取“厚餉”和“半餉”發放原則，有利于穩定軍心，加強控制和提高戰斗力。建立糧臺制度，委派專門人員建立糧臺，負責餉械籌集和轉運。在營中建立長夫制度，直接負責軍隊的雜役、運輸等后勤事務，這種制度為李鴻章引用，對后來的軍種配置起了一定的啟示作用（注：龍方成：《試論湘軍的后勤保障建設》，《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頁。）。

2.湘軍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籌餉械在糧餉方面，建立鞏固的后方基地，以籌集糧餉；應用各種途徑籌集軍餉，如捐輸、厘金、以鹽抵餉、請各省協濟等等。前期以鹽稅為主，后期以厘金為主（注：張田玉：《鎮壓太平天國之役湘軍的后勤體制和保障》，《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頁。）。有人認為，曾國藩以史為鑒，認識到餉糈籌集的重要地位，既對籌餉、開辟餉源等關鍵問題常抓不懈，對冒領軍餉等弊病，嚴加制止和糾正外，還提倡節儉，較好地解決了湘軍的餉糈籌集問題（注：唐兆梅：《論曾國藩對餉糈籌集的重視》，《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第51-52頁。）。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籌餉的辦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就決定了湘軍的掠奪本質，同時也反映出湘軍是一支獨立的漢族地主武裝，它和清王朝既是統一體，又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注：袁首樂：《湘軍經費清單的發現及其意義》，《安徽史學》，1987年第3期，第27頁。）。

湘軍采取購買和自造洋槍洋炮的方法改進軍隊的武器裝備。湘軍的船械來源有兩個途徑：一是從外購買，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國藩從廣州購買武器裝備湘軍水師（注：張田玉：《論湘軍的后勤體制和保障》，《軍事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頁。）。1861年，攻陷安慶后，曾國藩建立了安慶內軍械所，專門生產洋槍洋炮。這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的開端（注：秦政奇：《安慶內軍械所——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的開端》，《安徽史學》，1992年第4期，第26頁。）。

3.淮軍的營制餉章在繼承湘軍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淮軍的聯伍制反映了作戰工具的配備、薪水、口糧制、帳棚制，即淮軍所需物資的供應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醫療、軍裝制造等雖有規定，但多不具體，至于運輸、通訊等均無明文規定，可見淮軍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簡陋的。淮軍的后勤保障方面與湘軍無多大差別，在軍餉的來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輸和厘金。此后，江海關稅遂成為淮軍的大宗餉源（注：陸方：《淮軍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學》，1992年第2期，第45頁。），在武器裝備方面，李鴻章在武器的購買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國藩有所進步，淮軍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較湘軍為高。

（三）練軍的軍事后勤練軍是清朝傳統八旗綠營經制兵向全盤西化近代新式軍隊——新軍的過渡軍制，是八旗綠營兵的洋式編練。練軍的營制餉章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先是直隸總督劉長佑制定了直隸練軍的營制餉章，后曾國藩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練軍軍制多依照這個章程，同時又有各自的特點。練軍除軍事建制上勇營化和裝備上比較廣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軍事后勤管理練軍軍事后勤建設的實權，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撫手中，其后勤機構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練軍的“軍”與“營”仿效勇營有專門的后勤建制（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頁。）。

2.餉章增加將官的薪費和弁兵的餉銀，并將管理練餉的后勤權，掌于將官手中。曾國藩在制定練軍餉章時，力圖恢復勇營營官包干制，在餉制上力圖擺脫綠營羈絆，使練軍獨立于綠營之外，擺脫綠營的積習，減少弊端。總體上考察，練軍的薪餉低于防軍而高于綠營。隨著武器裝備的改進，練軍中還出現了炮費、衣帽銀等雜項費用。可見，清軍的近代化和正規化建設有了一定的進步（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頁。）。

這次整軍練兵主要著眼于武器裝備的改進和試行西法操練，在編制方面沒有超越湘軍營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初級階段（注：施渡橋：《晚清首次整軍練兵的思想與實踐述評》，《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頁。）。（四）晚清近代海軍軍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軍建設可以說是晚清軍隊近代化建設的一個創舉。晚清海軍雖有三洋海軍之說，但在實際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點發展北洋海軍的決定。

1.晚清海軍的軍費60年代后，面對著強敵環繞的形勢，清王朝就計劃建立一支近代海軍。起初，清廷依靠總稅務司李泰國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由于英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陰謀和欺詐，清廷的購買計劃破產，并為此白白耗費了近70萬兩白銀（注：史偉《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軍艦隊中糜費了多少錢？》（《歷史教學》，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張玉田、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史》則認為花費了160多萬兩。）。70年代特別是中法戰爭以后，清廷決心大力創辦新式海軍，于1885年成立了海軍衙門，專門負責海軍軍費的籌措。

北洋海軍經費主要來源于關稅厘金的協撥，即“海防經費”，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輸、淮軍協撥等等。由于連年戰爭，清廷財政拮據，用于海軍建設的投入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在籌集經費的過程中，存在著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軍閥之間，各地方洋務集團之間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項，常被地方督撫以種種理由拖欠截留。據統計，北洋海軍經費從未解足分額，每年實際收入在100萬兩左右，占國庫收入的1%左右（注：姜鳴：《北洋海軍的經費初探》，《浙江學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頁。）。

關于北洋海軍的軍費開支情況，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緒元年到光緒二十年，購置船炮軍火的總開支達800萬兩白銀，居各項開支之首，軍港及防務設施建設共花費240萬兩白銀，這兩項開支，占軍費開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鳴：《北洋海軍的經費初探》，《浙江學刊》，1986年第5期，第140頁。）。在當時的條件下，將有限的經費重點用在武器裝備和基地、防務建設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軍的薪餉上，李鴻章吸取了英德海軍的厚餉和恤軍精神，同時結合中國“餉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實際，靈活地將海軍官弁的歲支俸銀分成官俸和船俸兩大部分，兩者比例為四比六。這種重視帶船和實際職務，而不專憑官街的措施，比較科學，有利于激發人的工作熱情（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頁。）。此外，還對官弁傷廢俸、官兵的賞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費、醫藥費等的集體費用作了明確的規定。

由于清王朝的財政拮據和政治腐敗，在這有限的經費中有相當一部分被貪污浪費和以各種名義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軍軍費修筑頤和園。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多方考證。有人指出，從1885年海軍衙門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軍的各種經費收入達2000余萬，也有人認為是3000余萬（注：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近代中國海軍》（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頁）認為共2000余萬兩，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認為總數達3000余萬兩。）。其中用于頤和園工程的在600萬到1000萬之間（注：張利民：《清廷挪用海軍經費修筑頤和園考》，鄒兆琦《慈禧挪用海軍軍費造頤和園考證》認為達1000到1400萬兩，張玉田、陳崇橋《中國近代軍事史》認為總數達2000萬之多。）。海軍軍費被浪費和挪用，嚴重地破壞了海防建設。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以后，便再也沒有大規模地更新艦船和武器裝備。海軍軍費的拮據和被挪用，不能不說是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關于南洋海軍的軍費問題，據研究，南洋海軍軍費來源主要是各省特別是江蘇厘金，而海關稅則大部撥給北洋。南洋海防軍費缺乏系統的資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頁。）。

2.武器裝備就當時清朝全國軍隊而言，北洋海軍的武器裝備頗具領先性，北洋海軍艦只裝備的現代化程度及其實力，在當時的亞洲是一流的。北洋海軍的艦船和武器裝備絕大部分購自國外（注：［德］喬偉、李喜所、劉曉琴：《德國克虜伯與晚清軍事工業化》，《南開學報》，1999年第3期，第67-69頁。）。關于武器裝備是以購買為主還是以自造為主，晚清的軍政集團一直存在著爭論，這主要體現在對于新式海軍的艦船和武器的來源問題上。有人指出，李鴻章起初主張以自制為主，但由于中國經濟、工業基礎的落后和海防形勢的危急，轉而主張向西方購買為主。最后，竟發展到排斥和打擊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為主的主張，挪用國內自制經費，來購買洋槍洋炮（注：張家瑞：《李鴻章與晚清艦船裝備建設的買與造》，《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頁。）。

3.海軍基地建設清廷耗費巨額資金（570萬兩）建設了旅順、威海衛兩大基地和大沽船塢。為海軍的給養、訓練和艦船維修提供了物質基礎。但大沽、旅順、威海三基地后勤補給困難，三基地遠離糧食產區，主要靠海漕運糧，而軍艦的燃料也要海運，與內陸腹地交通也不發達，補給線過于漫長。這是基地建設欠妥之處（注：姜鳴：《北洋海軍基地建設和晚清國防近代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第24頁。）。

4.后勤體制建設完善的后勤體系，是近代戰爭提出的要求，北洋海軍是一支在武器裝備上完全近代化的海軍，后勤體制不能不突破舊制，做一些新的開拓，但同時舊的思想和體制對北洋海軍的后勤建設仍有著相當嚴重的消極影響。

北洋海軍在三基地建立了復雜的后勤機構，建立了軍用倉庫、鐵路、電報、醫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設施。這中國軍隊在近代化事業中邁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體制方面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表現在：海軍提督無權節制后勤，造成了海軍內部指揮系統的多元化；各個后勤部門沒有一個統一的后勤指揮機構；恤賞兵勇制度過于苛刻，不能激發士兵熱情，等等（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頁。）。

（五）新軍軍事后勤研究對新軍后勤建設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北洋新軍的軍事后勤建設上。甲午戰爭失敗后，清廷被迫實行軍制改革。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大員開始仿照西方軍事體制編練新軍。

1.后勤體制建設袁世凱、張之洞等比較重視新軍后勤，將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凱在新軍中建立了較為系統的近代軍隊后勤體制，它標志著中國近代軍事后勤體制的初步確立。這種后勤體制經過不斷完善后，逐步推廣到全國新軍的編練中去，使全軍有了統一的后勤統領機構和原則上統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國近代軍事經濟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

2.軍費的收支清廷通過“征天下之餉，練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鎮迅速成軍。有人指出，北洋軍費的78.3%來自辛亥革命后獨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壓迫南方革命黨人屈服，軍費上的考慮，是其采取如此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頁。）。在官兵的薪餉上，明顯的特點是北洋六鎮軍費充足，比舊軍的薪餉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軍的軍費，除少數鎮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陸軍兩部協商籌撥外，絕大多數則由地方就地籌款。有些地方督撫在軍費籌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舊營，騰出底餉，以增加新軍薪餉；借洋款充餉，等等（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頁。）。由于經費的拮據，薪餉多不能足額發放。

3.武器裝備北洋六鎮皆裝備了西洋先進武器，并努力統一武器的口徑和規格。對武器的購買、生產和保養都做了明確的規定。這進一步提高了武器裝備的近代化程度。對于各省的武器裝備，由于經費短缺和購買武器的混亂無章，武器裝備中仍是新舊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徑和規格極不統一，給保養和作戰都帶來很大困難，限制了新式武器戰斗力的發揮。但湖北新軍不同，在張之洞的努力下，該軍薪餉比較充足，武器裝備也較精良（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頁。）。

另外，在交通通訊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訊設備如鐵路、輪船、電話、電報等開始運用于北洋及各省新軍中，但舊式落后的騾馬運輸仍在新軍中占很大的比重。在醫療衛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軍事醫療保障制度和隨軍及后方的醫療機構，配備了掌握西方醫療技術的醫務人員。在軍事后勤教育上，創辦了一些專業技術后勤學校，培養近代化的后勤技術人才（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頁。）。總體而言，晚清編練新軍的實踐，雖有局限，但促進了中國軍隊后期近代化的發展，其明顯的進步則體現在北洋新軍的建設上。至于其他各省新軍的進步，則顯得十分緩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計劃，但直到清朝滅亡，也沒有實現。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經濟基礎異常薄弱，舊軍虛糜軍餉，編練新軍的軍費異常拮據；二是有些地方督撫蓄意抵制，在編練新軍上敷衍了事，卻極力加強巡防營等地方部隊。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舊軍隊的存在，地方實權人物便可以在軍隊開支上謊報軍費開支和吃空餉，大發其財（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頁。）。

三、反清武裝力量軍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與清軍對立的國內武裝力量就是太平軍、捻軍、陜甘回民起義軍等農民起義軍，還有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的一系列武裝起義力量。晚清農民起義總體上還沒有擺脫舊式中國農民戰爭的模式，但它畢竟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在同國內外敵人戰斗的過程中，其戰略戰術、體制編制，武器裝備等也在發生著或多或少的的變化。同時，他們的存在，也迫使清軍武器裝備、后勤保障發生一系列變化，促進了中國軍隊后勤近代化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黨領導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設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農民起義軍和革命黨起義軍的軍事后勤建設，對探究中國軍隊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義的。在農民起義軍的研究上，學術界側重于太平軍。其中，太平軍的后勤保障建設是主要研究內容。對于捻軍和陜甘回民起義軍的軍事后勤研究，尚未見專門的論述出現。

（一）太平軍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國的失敗與后勤建設聯系起來研究。得出太平天國領導人忽視后勤建設，缺乏軍事經濟思想，是其軍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現在：一是沒有大力加強軍事經濟建設，使得太平軍在軍費、糧食、兵員、兵器和軍事運輸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軍作戰不能持久（注：華強：《太平天國軍事經濟思想檢討》，《軍事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頁。）。二是存在著嚴重的流寇主義，沒有大力加強后方根據地建設；太平軍實行“因糧于敵”的后勤方針，餉事依賴兵事，對戰爭依賴性大，軍隊無根（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頁。）。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國的失敗與后勤》，《軍事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頁。）。但太平軍在后勤建設上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后勤體制太平天國實行軍政一體的制度，在經濟上也實行軍民合一的戰時經濟體制，因此，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是軍隊的糧餉收入。太平軍的后勤體制與整個太平天國的財政體制連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國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這些中央政府所屬的典官及其機構，由于職能是大多軍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們可以看作是太平軍總指揮部的后勤軍需機構（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頁。）。圣庫制度是太平軍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軍的物資供應都從圣庫中獲取。定都天京后，設立了總圣庫，又設立總圣糧，將糧食從總圣庫中分立出來。就其職能而言，總圣庫、總圣糧所管的事務，均屬后勤保障性質，相當于總后勤部（注：張一文編著：《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頁。）。

對圣庫制度的評價有：圣庫制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財力、物力，為太平軍的軍事斗爭提供了物質基礎，它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注：吳雁南、韓品崢：《太平天國的圣庫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頁。）。圣庫制度后來遭到破壞是歷史的必然，當時不具備堅持長期實行這種制度的社會歷史條件，所以，它在推行過程中，受到了廣大市民階級的反對，受到了太平天國革命者私有思想的沖擊，并且存在著管理不善、任意揮霍等問題，從而導致了圣庫制度的破壞和最終失敗（注：梁義群：《試論太平天國的圣庫制度》，《北方叢論》，1983年第3期，第81-83頁。）。

太平軍在一軍中的后勤建制則是明確的。太平軍的基本作戰單位是軍，在軍中設有職同監軍的各類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庫、典圣糧等負責后勤工作的官員就有二十七人。并規定從軍至兩司馬各級都應設立圣庫負責后勤工作，這屬于軍的后勤系統，它們受制于軍的最高長官——總制（注：張玉田、陳崇橋、王獻中、王占國編著：《中國近代軍事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說明太平軍的后勤保障體制是相當完備的。另外，太平天國還規定了太平軍的供給標準，在糧食、菜金、禮拜錢、服裝等方面都有規定。在供應的先后次序上，堅持以作戰部隊優先的原則。其中的禮拜錢是軍人的生活津貼，太平天國后期，禮拜錢還有分發。軍服方面，初期比較復雜，以后逐漸統一。1855年后，太平軍的服裝進入統一的制式階段，標志著太平軍正規化的發展（注：張一文編著：《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2.有關后勤的軍種建設太平軍沒有建立專門的后勤部隊，但太平軍的水營在一段時期內承擔了從長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區軍隊的大部分糧餉、物資的運輸工作，在后勤運輸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太平軍中的女營、土營和童子軍也分別承擔了相應的后勤工作，對軍隊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此外，太平天國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機構“疏附衙”，通信人員稱“疏附”。在占領區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在每軍的典官中也設立疏附一人，負責文報的傳遞工作。在占領區，通過水路和陸路，派專人用船或馬傳遞文報，若需要通過敵占區，則派人密藏文書，進行聯絡（注：張一文編著：《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頁。）。

3.糧餉太平軍的糧餉統一取之于圣庫，圣庫初期來源于拜上帝會者的交納和戰場繳獲，同時，還創造了“進貢”和“打先鋒”等形式籌措軍費。后期，由于軍費開支的浩大和圣庫制度的破壞，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畝制度沒能實行，太平天國不能就地取糧，糧餉主要來自長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國在它的統治區實行了“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同時，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雜稅。有人指出，太平天國的糧餉籌集政策存在著失誤，即過分集中其統治下的人民，攤派過重，再加上征收過程中用人不當，導致人民的反抗情緒，而沒有采取“資于敵”的政策，沒有重視開拓江南、江北富源，奪取清廷北運的糧餉為己所用（注：華強：《太平天國軍事經濟思想檢討》，《軍事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頁。）。另外，太平軍解決糧食的辦法還有采購，主要的采購對象是糧商和民眾，還有外國人（注：張一文編著：《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頁。）。

4.武器裝備建設太平天國起義正處于西洋武器裝備向中國引進時期，太平軍的武器裝備也受到了這一趨勢的影響。在斗爭中，太平軍也開始利用西洋武器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關于太平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建設，主要表現在：太平天國的初興階段便開始了由冷兵器向熱兵器的過渡，主要表現在火器的普遍鑄造和廣泛使用上，不過，這時期主要使用的是舊火器；太平天國后期新舊火器更新較快，較大量的使用洋槍洋炮。在西洋武器的來源上，主要有戰場繳獲、以高價向外國購買和設廠仿造三個方面（注：藍振露：《試論太平天國的軍火進口貿易》，《史學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頁。）。在太平天國后期，還建立了洋炮館，它是戰時軍械所，負責維修洋槍洋炮，制造西洋子彈、炮彈。在李秀成的建議下，太平軍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槍隊，并聘請洋人訓練（注：華強：《太平天國軍事經濟思想檢討》，《軍事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頁。）。所以，有人指出，中國軍隊的近代化歷程，首先是從太平軍中開始的。在激烈的戰爭實踐中，太平軍不斷改善武器裝備，從而大大縮小了武器裝備近代化歷程，甚至勢必很快趕上或超過中外反動軍隊武器裝備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軍兵器近代化探略》，《軍事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頁。）。在這種形勢下，太平軍主要的敵人湘軍和淮軍也不得不引進洋槍洋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軍隊的近代化進程。

由于太平天國領導者并不重視軍隊武器裝備的改進，太平天國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現在李秀成統帥的太平軍。從整體上看，太平軍的武器裝備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數太平軍將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長矛大刀和抬槍抬炮（注：華強：《太平天國軍事經濟思想檢討》，《軍事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頁。）。

（二）資產階級革命黨起義軍的軍事后勤研究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主張以暴力革命手段，徹底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政府。有關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軍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軍事后勤思想、后勤體制和戰時后勤保障等。

在對資產階級軍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孫中山的軍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內容之一，而且其范圍遠遠超過晚清，包括了孫中山戰斗的一生。孫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設和后勤保障的理論精華，在組織領導武裝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系統的軍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學地認識到軍事實力與國家經濟之間的關系。認為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也是經濟力量的較量，主張大力開發中國資源，發展中國的實業，建立強大的國家經濟，進而“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2、后勤準備是進行武裝斗爭的先決條件，主張“先籌備大款，然后舉事”，要充分準備對前方作戰的接濟（注：石文年：《孫中山軍事后勤思想探討》，《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頁。）。3、注重軍隊后勤建設，主張統一編制，整頓餉務，裁汰冗兵，以節約軍費。4、重視軍隊的武器裝備建設，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敵”等思想，后來主張加強軍工建設，擴大兵工廠，保障軍隊有充足的武器（注：謝健、毛振發：《孫中山軍事思想的幾個問題初探》，《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5、認識到軍事交通和國防工業對加強國防的重要作用，主張發展軍事交通和振興國防工業（注：毛振發：《孫中山軍事思想論述》，《中國軍事科學》1996年第4期，第129頁。）。

在軍事后勤體制建設上，在孫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擬訂了國民軍的后勤體制與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間，各省軍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在后勤體制上還有所建樹，頒布了一系列軍事后勤條令，在軍事后勤體制、各軍隊和軍事機構的供應標準都有了明確的規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實迅速被袁世凱篡奪，以及在軍費上的困難，基本上沒有貫徹實施（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頁。）。

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人在全國各地連續發動了大小十幾次武裝起義。由于他們大多借助于會黨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組織起義，且力量均比較弱小，持續時間也比較短，因此，這些起義并沒有建立正式的編制和后勤保障機構。關于他們的后勤研究，主要體現在對起義經費和軍械的籌措上。歷次起義的槍支、彈藥的購買費，起義士兵的伙食費，絕大部分是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中募捐得到的（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頁。）。關于起義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購買輸入，炸彈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裝備的購買、制造與運輸，都是非常艱險的。辛亥革命前的歷次武裝起義多是由于軍費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敗。沒有充足的后勤保障，無疑是起義軍失敗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軍的后期工作主要內容有如下幾個方面：武器裝備方面，與以前從海外購買武器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運動清軍反正、戰場上繳獲、直接占領清軍設在各地的軍火倉庫和軍械制造工廠。由于武器來自各個方面，因此革命軍隊的武器口徑和規格極不統一，這給維修和保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頁。）。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舊式火炮仍大量應用于革命軍。

革命軍的軍費來源，首先是來自國內，有革命黨人的會費和捐款、沒收敵人的藩庫，后一項是軍費的主要來源。當地群眾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勝利的鼓舞，對革命事業進行了公開的財政支持，也是軍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其次是來自華僑與港澳同胞的捐助。華僑支持革命的款項絕大部分是義捐。雖然革命組織也發行了一些債券，但持這種債券的華僑并不要求一定兌現。

盡管如此，由于封建勢力軍事進攻和外國列強的經濟遏止，革命軍的軍費仍然是相當緊張的。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軍費支出龐大，入不抵出（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頁。）。帝國主義借口關稅是清政府所借外債和賠款的擔保品，劫奪了各省軍政府的一項重要的稅收——關稅。面對財政危機，南京臨時政府和各地的軍政府不得不發行紙幣、軍用券和公債券，而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則主要依賴外債，其購買軍火的費用，也多來自外債。據研究，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其財政來源的一半以上來自外國的借款（注：陳崇橋、張田玉：《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頁。）。經濟上依靠他人，軍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對革命軍后勤保障的諸多困難，導致軍隊戰斗力的減弱，這反過來又導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軟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動勢力妥協。

四、晚清軍事后勤研究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晚清軍事后勤的發展是中國軍隊近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和深遠的影響。綜合以上內容，概略總結一下對晚清軍事后勤研究的特點：1、內容上重點突出，但不夠系統、全面。如側重于后勤體制、糧餉和武器裝備的研究，對交通、通訊、醫療等方面的研究較少涉及；側重于后勤建設等靜態方面的研究，在戰時后勤保障等動態方面的研究上，《中國近代軍事后勤史》作了有益的嘗試，但在研究深度上仍需進一步加強。晚清軍隊的后勤思想、后勤體制建設、糧餉建設、武器裝備建設是軍事后勤的重要內容。對它們進行重點和系統的研究是搞清晚清軍事后勤狀況及其演變歷程的重要突破口，經過學術界二十幾年的研究，已經基本理清了這些方面的發展脈絡，為今后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2、在研究方法上是側重自身研究，但缺乏與相關方面的比較研究，如側重與后勤自身研究，對于后勤與經濟、后勤與戰略戰術等相關方面的研究較少涉及；關于軍事后勤自身的演變研究較多，關于晚清軍事后勤與同時期外軍后勤的比較研究較少。

晚清是中國古代軍事后勤向近代軍事后勤過渡的重要時期，隨著近代化武器裝備的運用和新兵種的出現，軍事后勤也發生著全方位的質的變化。因此，僅僅對主要方面進行研究顯然是不夠的，對于晚清軍事后勤的本身，研究的內容和程度要進一步向深度和廣度拓展，在深入研究主要方面的同時，還要加強全方位的研究，比如對軍事交通、通訊的研究、對軍事醫療衛生的研究、對戰時后勤保障的動態后勤的研究。這些雖有涉及，但遠未深入，是今后研究的方向。研究方法上，在深化后勤自身研究的同時，還要加強相關研究和比較研究，晚清軍事近代化歷程是一個系統的變革，軍事后勤的變革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充分重視軍事后勤與軍制變革、軍兵種變化、武器裝備的引進和軍工生產以及戰略戰術的變化等方面的一系列近代化歷程，將軍事后勤放入中國軍事近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去考察，才能深刻了解其共性、個性和在總體進程中的歷史地位。同時，還要注意中國軍事后勤與同時期國外軍隊后勤建設的比較研究，即將其放入世界軍事后勤近代化進程中去考察，以探究中國軍事后勤與外軍后勤建設相比所具有的差距和自身特色。以吸取經驗，發揮自身特色，為我軍后勤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