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格物致知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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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作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沒有“科學”這一概念；“科學”一詞在中國出現，概是近代的事。然而，“科學”這一概念在中國近代形成又與儒家文化密切相關，實際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禮記•大學》的“三綱八目”，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寫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宋學家重視《大學》，于是，“格物致知”成為理學家的重要概念。程頤、程顥講“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已經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確地說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對象。而且，朱熹較為重視科學，并積極地研究科學，成為格自然之物的實踐者。這實際上為從“格物致知”發展到“科學”開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陽明將“格物”詮釋成“格心”，認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而且，他還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來譏諷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反對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時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龍、王夫之、陸世儀、張履祥等理學家則繼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問”中說：“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

明朝末年，東林學派的高攀龍發揮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說，主張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認為，“天下之理，無內外，無巨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他還與顧憲成討論格物，并且說：“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沖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后，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高攀龍認為，天地間雖存在著總的規律，但萬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規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還明確地說：“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顯然，他主張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更是明確地把方以智的“質測之學”詮釋為“格物”。王夫之曾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與科學聯系在一起。

與王夫之同時代的理學家陸世儀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這一時期的理學家張履祥“初講宗周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他認為，“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同時，他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發揮。他說：“致知者，所以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豈非好言精微，反遺卻平實。”張履祥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力行”。為此，他還強調“當務經濟之學”，這就是：讀有用之書，不可當不著實際的學究；學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實踐，不尚空談；要留心世務，學以治生為先，即要經世道濟民生。他還說：“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可見，他的“力行”、“經濟之學”還包括農業生產的耕耘之類。

由以上可見，朱熹之后有不少理學家實際上繼承和發揮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與理學家把自然科學包括于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時，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早在宋元時期就開始把科學與“格物致知”聯系在一起。

作為金元醫學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劉完素撰有醫學著作《傷寒直格》，開頭第一句便是“習醫要用直格”。大約同時代有《格物粗談》，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后來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余論》，明確提出“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也把數學與格物致知聯系在一起。他的重要數學著作《四元玉鑒》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和高階等差級數等方面的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Sarton）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其中說道：“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也”。在朱世杰看來，數學之理與宋學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過研習數學之理達到“盡性”。這就是理學家所謂的“窮理盡性”。莫若在《四元玉鑒》“前序”中還說：“其學能發先賢未盡之旨，會萬理而朝元，統三才而歸極。乘除加減，鉤深致遠，自成一家之書也。方今尊崇算學，科目漸興，先生是書行將大用于世，有能執此以往，則古人格物致知之學，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數學與理學的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聯系在一起。

明代的李時珍則提出研究本草為“吾儒格物之學”。他說：本草“雖曰醫家藥品，其考釋性理，實吾儒格物之學。”認為研究本草為格物之學。明代學者王世貞甚至稱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寶”。在明清時期的科學著作中，還有不少是以“格致”作為書名的。

當然，宋代以后的理學家和科學家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即研究科學，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在邏輯上存在著兩個問題：

其一，把研究科學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只是意味著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換言之，理學家研究科學的目的在于求得“形而上之道”，因而科學研究本身只是手段。所以，無論是理學家還是科學家，他們雖然把研究科學看作是“格物”，看作是為學成人所必不可少的，但目的還在于求“道”，體認“天理”。在這種情況下，科學還尚未獨立，還附屬于理學。正因為如此，科學還帶有許多理學的成分。

其二，把研究科學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還必須回答研究科學是否能真正求得“形而上之道”。朱熹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把科學與“形而上之道”聯系在一起。王陽明則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予以譏諷。應當說，王陽明的譏諷是有道理的，后來的理學家事實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研究科學不能求得“形而上之道”，那么，或者科學就可能被否定，就象在王陽明那里，或者科學獨立于理學，從理學中分化出來。

但無論如何，把研究科學稱作“格物致知”，或包含于“格物致知”的概念之中，實際上承認了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性，朱熹之后的許多科學家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開展科學研究，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并且最后使科學從理學中分化出來。

科學之所以能從理學中分化出來，還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學的引進，其中徐光啟是關鍵人物。徐光啟是明朝末期的科學家。他主持修改歷法和《崇禎歷書》的編撰，翻譯出版了包括《幾何原本》在內的許多西方科學著作，并且編撰了《農政全書》。徐光啟把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學問分為兩大類：“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關于“格物窮理之學”，徐光啟說：“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歷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物，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在這里，徐光啟從科學的角度發揮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論。他首先從一般的學問分離出中“格物窮理之學”，然后進一步分離出“象數之學”。這里的“象數之學”實際上就是自然科學。這樣，徐光啟就把科學從一般的學問中分離開來，而歸屬于“格物窮理之學”，這樣的學科分類對于后來科學的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與此同時，一些與西方科技有關的著作，包括西方傳教士所撰寫的一些科學著作，也被冠以“格致”之名。自徐光啟在1607年作《刻幾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窮理之學”的概念之后到清代中期，與科技有關的著作以“格致”為書名的有：熊明遇著《格致草》，高一志著《空際格致》，湯若望著《坤輿格致》，陳元龍著《格致鏡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學者陳元龍所著《格致鏡原》。該書著于康熙戊子年（公元1708年），全書分為三十類：乾象，坤輿，身體，冠服，宮室，飲食，布帛，舟車，朝制，珍寶，文具，武備，禮器，樂器，耕織器物，日用器物，居處器物，香奩器物，燕賞器物，玩戲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鳥，獸，水族，昆蟲；完全是一種博物學著作。顯然，這一時期的“格致之學”與西方近代科學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

從徐光啟的“格物窮理之學”過渡到“科學”，是到了清代末期才得以實現。19世紀60年代，西方科學再次大規模地進入中國。與明清之際一樣，這一時期許多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著作也以“格致”為書名，據當今學者董光璧所著《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這類著作有：丁韙良編譯《格致入門》，傅蘭雅編《格致匯編》；還有一批以“格致”為題的科學通論著作，如《格致啟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機》、《格致須知》、《格致略論》、《格致釋器》、《格致舉偶》、《格致問答題要》等；還有王仁俊編撰《格致古微》（1896年）。與此同時，在教育領域，凡涉及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課程，大都以“格致之學”命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格致之學”實際上就是指西方科學，并最終于19世紀末實現了向“科學”概念的過渡。

三．

誰也不會否認，在中國，“科學”概念的出現與西方科學進入中國有著密切的關系。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的“科學”概念是從朱熹理學的“格物致知”中發展而來。除以上以歷史為證之外，還可從理論上作以下分析：

首先，理學家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學”的因子。“格物致知”是儒家“三綱八目”的起點，也是理學家體認“天理”的出發點；就最終目的而言，“格物致知”不是為了探索科學規律，這當然也是“格物致知”與科學的根本區別之處。但是，“格物致知”經朱熹詮釋后，包含了格自然之物，也就是包括研究自然界事物，這本身與科學有相似之處，因而包含了科學的因子，盡管在“格物致知”中，研究科學只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因此，在實踐這樣的“格物致知”的過程中，理學家可以同時是科學家。朱熹本人研究科學，后世一些崇尚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學家也研究科學，更有科學家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研究科學，推動了科學的發展，這在事實上證明了“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學”的因子。

其次，理學家的“格物致知”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如果以為《禮記•大學》中的“格物致知”就已經包含了要求研究科學的內容，顯然難以接受。但是，“格物致知”的概念是發展的。朱熹的“格物致知”在當時科學發展的背景下已較《大學》有了新的發展，更有后世理學家從朱熹的“格物致知”發展出去。雖然王陽明發展出“格心”，但是，王廷相、高攀龍以及王夫之等都強化了“格物致知”中要求研究科學的內涵。尤其是，科學家對“格物致知”的各種詮釋，實際上也豐富和發展“格物致知”這一概念。從總體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隨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學的內涵越來越顯著。

再次，理學家的“格物致知”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儒家崇尚“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學習精神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開放精神。“格物致知”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就決定了“格物致知”這一概念的開放性。明清之際具有儒家精神的科學家們用西方科學詮釋這一概念，引伸出“格物窮理之學”、“格致之學”，一步一步地在認同西方近代科學的過程中，實現中國科學的近代化。

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的過渡表明，以“格物致知”為基礎的朱熹理學包含了科學的內涵。這也許就是中國宋元時期的科學發展能夠達到古代科技的高峰并且曾經令西方人所望塵莫及的哲學上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個過渡過于曲折和漫長，如果從徐光啟在1607年作《刻幾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窮理之學”的概念開始，到19世紀末“科學”一詞的出現，經歷了近300年，并且伴隨著中國科技的不斷衰落。

注釋：

參見樊洪業：《從“格致”到“科學”》，《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3期。該文認為，首次用“科學”者，應歸功于康有為；較早采用“科學”的另一位名人是嚴復；自嚴復以后，“科學”一詞在知識界迅速普及。

《程氏遺書》卷十八。

《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參見拙著《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75—198頁。

《傳習錄上》。

《傳習錄下》。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清史稿•張履祥傳》。

《楊園先生全集》卷五《書四•與何商隱》。

《楊園先生全集》卷二十六《愿學記一》。

參見衷爾鉅：《張履祥的“經濟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

《楊園先生全集》卷四十二《備忘四》。

轉引自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載錢寶琮：《宋元數學史論文集》，第204頁。

朱世杰：《四元玉鑒》“卷首”。

李時珍：《本草綱目》“王世貞序”。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

參見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

參見樊洪業：《從“格致”到“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