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詩與樂關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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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船山“詩”、“樂”關系的主要觀點是：“詩”、“樂”密不可分，“詩”須協和于“樂”，“詩”、“樂”合一，因“詩”起“樂”，于“樂”用“詩”。他揭示了詩歌藝術的審美本質和文體特征，體現了其對詩歌藝術審美理想的獨特追求。

關鍵詞：王船山；詩：樂；審美；情志

中國文學的發展、變遷，并不是文學自身形成一個獨立的關系，而是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聯。對于“詩”與“樂”的密切關系，古代早有認識。《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說“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王船山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對“詩”、“樂”的關系問題也作過比較深入的論析，且頗為精辟，具有相當的深度及廣度。既立足于經典，又不盲從于經典所言，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其體大思精、立論有本的學術體系中具有一定的份量和重要的研究價值。但遺憾的是，迄今少有專文來論及船山先生的“詩”、“樂”關系問題，是為船山學研究中尚有待開拓的一塊學術空間。本文將以船山先生所著《尚書引義》、《四書訓義》、《善齋詩話箋注》以及《禮記章句》中的《樂記》、《孔子閑居》等篇中的章節和片段的論述，闡釋船山先生的音樂美學思想，特別是他的關于“詩”、“樂”關系問題的看法。總體來講，船山先生關于“詩”、“樂”關系問題有以下重要觀點：

一、詩以興樂，樂以徹幽——“詩”、“樂”關系密不可分

音樂是表達人類情致的一個重要媒介，音樂藝術具有神奇的陶冶性情和教化的功能，促使人們超越形軀限制，頓生通往無限境遇的宇宙情懷。船山說：

“禮莫大于天，天莫親于祭，祭奠效于樂，樂莫著于詩。詩以興樂，樂以徹幽，詩者幽明之際者也。”

“親而不可見之色，聽而不可聞之聲，摶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靈，虛而實，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棲，故詩者象其心而已。……播不可聞之聲，如鐘鼓焉，……能知幽明之際，大樂盈而詩教顯者，鮮矣，況其能效者乎?效之于幽明之際，入幽而不慚，出幽而不判，幽其明而明不倚器，明其幽而幽不棲鬼，此詩與樂之無盡藏也，而孰能知之!”

船山先生這一段的論述，首先闡釋了“樂”的作用，是居于“詩”、“禮”之間，是溝通“天”、“人”，接通“幽”、“明”的最佳媒介，“樂”在“幽”、“明”兩端出入倚伏，才能中和，才不致有偏差、叛離。其次，他說明了“詩”與“樂”二者又相互附麗，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祭禮之“樂”既可通達于無限的“天”，又須形附于有形的“詩”：人們借“詩”以表達情志，人的心志情意，由“天”所命，也就是說，“人”之神、“天”之命借“心”以通，而人之神借“心”以棲；故“天之命”就是“人之神”。簡單說，“心”就是“天”、“人”交匯所在，而人之“心”須借詩表象而出。這樣，“詩、禮、樂”三者就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樂”的地位尤為特殊。畢竟，祭天之禮所欲傳達者是這一幽微的心意，須借音樂通達幽微的境界，而“樂”的啟動又是由詩歌中人的情致興發，所以，以“詩”象其心，以“樂”顯其效，三者構成了主觀、客觀及絕對的關系。

船山先生還借評論《尚書·舜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等句，來闡釋詩歌與聲律的密切關系。他說：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詠言而言不郁，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诐。君子之貴于樂者，貴以此也。

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圣人從內而治之，則詳于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于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諧永，以永暢言，以言發意。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而已。

律調而后聲得所和，聲和而后永得所依，永依而后言得以永，言永而后志著于言。故曰：‘窮本之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為乎索多寡于羊頭之黍，問修短于解谷之竹哉?”

第一段也是談“詩”、“樂”之間關系密切，是借“志”、“言”、“永”、“聲”、“律”的彼此相依、環環相扣而取得密切的聯系，一經連接到一起，則人的“情意”才不致“滯郁”，“聲律”也不至“流蕩偏差”。第二段則講到詩歌所表達的情感有“貞”、“淫”二端，必須以“禮”、“樂”予以調整。其中，“禮”的原則是借慎獨的修養，來調理人的情感。而相對于此，“樂”則是借由“以律節聲，以聲諧永，以永暢言，以言發意”的調整過程，讓“樂律聲韻”成為表達詩歌情感的最佳媒介。最后，則由此推論音樂的實質效用，在于窮究詩歌作者的內心，明白其情感變通。

二、明于樂者，可以談詩——“詩”須協和于“樂”

“詩”為什么要和于“樂”?船山先生在《禮記章句·樂記》篇中說：

“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后安，故律為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即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則無抑揚抗墜，元抗墜則無唱和。”

又，船山先生在《尚書引義，舜典三》中說：

“《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此言律之即于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為君子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于律，以為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眾庶之知為知也。”

先生認為，詩歌需要和律，無律的語言是“淫”、“野”之聲，“禽獸眾庶”都能發出；有律的語言是自然之聲，唯人能發之，而人的情感本身也是有著內在的節律的，所以，詩歌要協和音樂。對于“律”，船山先生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律者哀樂之則也”，“律所以和聲也”，“律調而后聲所和”，又說：“圣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于歷。……歷不可以疏術測，律不可以死法求。”這里講了詩歌到底要遵循什么樣的“律”，先生作了回答，應該要遵循“樂”之“律”，而不是“字”之“律”。還有就是要效法天地造化自然的節奏，不用“死律”。

在《尚書引義·舜典三》中，船山先生還談到了“禮”的重要性，他認為“禮”是先王教化天下的人心所必不可免的，但其具體作為則依君子或小人而有所不同，即君子“達禮以樂”，而小人則“輔禮以刑”。他說：

“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于偶發之語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生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恒佚于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君子或困于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為上。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為準而不濫，故法為侀。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后安，故律為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則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

在這里，船山先生批評了朱子不明音樂為詩歌之源，反而顛倒次序，以音律遷就偶發之詩歌語言。同時，他肯定了人文教化必須以禮為前提，對天下人心情意之貞淫加以引導，因小人不重道德修養，不遵禮制，所以要輔禮以刑；但君子則或拘執禮制，所以要借樂來放松，使其通達于禮。船山還推測朱子因看到《詩經》存世的只剩下文字部分，故認為其無腔調可言。認為朱子不知道詩歌其實源自音樂，本身就有長短疾徐的音節、參差不齊的韻律。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如以周代的房中之樂、鄉樂、下管等表演形式而言，都是配合《詩經》的篇章所作的演唱或演奏，所以說是“言著于詩，永存于樂”，“詩”與“樂”本互相依存，但因為《樂經》失傳，“永”亦隨之喪失，眾人才會忽視“歌”、“永”、“聲”、“律”部分的重要性。船山又舉漢代鐃歇為例，認為有字無義的部分，即為鐃歌之“永”的遺留，據此可以推知周代演奏或演唱《詩經》的表演形式，必有余聲存在于詩句文字之外。

三、詩樂本合一，樂語孤傳為詩——因“詩”起樂，于“樂”用詩

船山認為周代音樂具有導引性情的成效，在中國古代，“詩”、“樂”不分，其后雖分離，仍須重視“詩”所源自于“樂”的韻律節度，他說：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圣德已成。而學韶者三月。上以迪士，君子以自成，一惟于此。闔涵泳淫佚，引性情以人微，而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

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孤傳為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為經義。經義雖無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道，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故樂語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為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遠以之致；有宣昭而無黿靄，有淡宕而無債戾，明于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經義矣。”

第一段說周禮在教育內容的最后階段，是寓道德含義的音樂(韶樂為善、美合一的最高典范)，足以啟迪人們，并使其至大成之境。而關鍵在于音樂具有導引性情，及令人超越凡俗的神效。下段則說明后代禮壞樂崩，樂語乃孤傳為“詩”及旁出的“經義”，二者同樣著重在表達“心之元聲”，才能韻度幽遠、天然淡宕，否則，如果舍棄內在的情意感受，而“受陳人之”，實屬卑陋。船山又評《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句說：

“詩，所以正性情者也，于其詞可以辨其貞淫，于其聲音可以審其正變。以此考之，唯《關雎》其至矣乎!夫人之有樂有哀，情之必發者也。樂而有所止，哀而有所節，則性在情中者也。以其性之正者發而為情，則為樂為哀，皆適如其量；任其情而違其性，則樂之極而必淫，哀之至而必傷。夫因詩以起樂，于樂而用詩，所以興起人之性情，而使歆于為善之樂，其不可使蕩佚而流于淫與傷也，明矣。其唯《關雎》也，琴瑟鐘鼓之樂，寤寐反側之哀，為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為弦歌，其聲和也，則無蔓衍之音：其聲幽也，則無凄慘之響。于以養人心之和，而輔之于正，美哉!無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其誰與歸!”

首先說明詩的教化作用在于端正人的性情，其次說到對于詩歌我們可就文詞、聲音二方面加以考察，則可審知情之貞淫、樂之正變。其中以“性在情中”作為評判標準，無論為哀為樂都要適如其量。而“詩”、“樂”二者更須互相配合，因“詩”起“樂”，于“樂”用“詩”，鼓舞人之性情向往為善之樂，才不致于有情感流蕩的傷害。因此，船山先生認為，孔子視《關雎》為最佳典范，兼具有社會意義的教化功能，及調養個人心氣的道德功能。由這段文字可以理解“詩”、“樂”未分之時彼此的相互依存關系。

綜上所述，船山先生從幾個方面闡述了“詩”、“樂”的關聯性。如本文開頭所說，“詩”、“樂”的關聯性問題不是船山先生首先提出，中國古典審美理想一直都是強調“詩”、“樂”結合的。強調“詩”、“樂”結合的目的，不僅是要求詩有音樂的聲律節奏，而且要求詩有音樂的境界和音樂的精神。要實現這一目的，詩歌不僅要聲律和節奏的流美和暢，而且要做到格調典雅、意象渾圓，更重要的是，詩還必須包含一種情與理。而船山先生論“詩”、“樂”關系，重“聲”與“情”，重“詩”與“樂”的協調和諧，不言格調，不言情理。相對于明代復古派詩學觀念，船山先生更懂得詩的音樂美的精髓。可以說，他的“詩”、“樂”關系論，既揭示了詩歌藝術的審美本質和文體特征，又蘊涵了對詩歌藝術審美理想和審美深度的獨特追求，今天仍然有著深厚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