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營出版業發展意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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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民營新式出版是在社會外力及技術、經濟力量的促動下逐漸發展起來的，晚于教會出版40年，晚于洋務出版10多年。以技術革新為特征的石印書局、點石齋書局拉開了民營出版序幕，同文書局、拜石山房開啟了民營出版之江河。民營出版以出版變法維新的報刊、書籍，出版翻譯著作、教科書以及小說為其主要內容，以獲得豐厚利潤為最終根本。民營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體之一；這是社會轉型在出版業中的反映，是出版業自然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時代文化的感應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清末民營出版；新式出版；教會出版；洋務出版

出版作為古已有之的行業，它在近代時期的轉型，與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過程同步，是社會文化轉型大過程中的小過程，并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中，不斷形塑出新的產業形態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質，通常稱之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幾種不同形態，民營出版業稍晚于教會出版、洋務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營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滯后

從歷史上看，中國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傳統出版內部條件的自身成熟，而是來自于外力的強力推動。新式出版最初發軔于外國傳教士的出版活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強目的，被迫開展洋務運動，京師同文館譯書處、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等國人辦的新式出版機構，因之而起。而民營新式出版則遲至19世紀70年代，才逐漸登上歷史舞臺。這比教會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務出版要晚10多年。民辦商業出版機構，作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體類型，在新的出版生產形態面前，如此長時間的缺席不與，值得后人探究。而民營出版的民營性和商業性特征，是我們應著力考察的關節點。

首先，從社會大背景來說，鴉片戰爭的失敗，雖然徹底粉碎了國人“天朝大國”的美夢，也有極少數先覺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前，驚而醒之，開始“睜眼看世界”，但大多數人，仍然昏睡如故，繼續搖頭晃腦地誦讀經書。國民對西學及其主要載體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大家都不看好并極力排斥的東西，是難以賣出去的。洋務人士辦新出版，并非因為此舉可以贏利，而是出于洋務運動本身的需要，甚至從很大程度上說，帶有公益性質。一個公益性的事業，要求民營出版企業來承擔，是一種不現實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從同業競爭的情況來看，傳教士攜帶新技術東漸而來，雖然也算新來的出版同行，但教會出版無論是傳播內容還是服務對象，都無意于擠壓傳統出版物市場，因而并不構成對既有坊刻的威脅。只有當1880年代外商辦的石印書局大規模翻印傳統圖書，價格又大為便宜時，傳統出版的命運才岌岌可危。民營出版的新技術改造，實從此時才開始真正起步。

第三，從印刷的裝備情況來看，新出版技術所依賴的印刷器械物資等，全賴進口，在洋務運動尚未開展、近代工業化尚未起步的情況下，這些新設備并不易得到，民營出版印刷技術的改造，一時并不具備。

第四，從技改前期投入來看，新印刷設備并不價廉，向來本小家薄的傳統坊刻主，即便有心嘗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資石印出版的，如同文書局的徐潤兄弟，蜚英館的李盛鐸等人，都是家資殷實的商人或官吏，作為傳統坊刻老字號的蘇州掃葉山房，資本相對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設分號、利用石印技術出版圖書的可能。

第五，從出版成本來看，由于初期圖書普遍印數較小，兼之鉛活字鑄造技術和再版技術還在改進之中，鉛印圖書并不比傳統刻印成本低，只有用來印刷不需要再版重印的報紙時，才顯示出成本優勢，所以近代鉛印技術最先應用于新聞報館，而不是一般情況下的圖書出版。這樣，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么像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這樣資金不愁的官辦出版，居然也選擇傳統方式印刷譯作的緣故了。民營出版在商言商，對經濟利益的考慮為重中之重，在出版技術上的無意革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民營新式出版在清末新政時期的迅速崛起

1872年是新聞出版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報史上最悠久的《申報》。美查為了將其家業“盤大”，利用申報館的印刷能力，由報而刊而書，從事書刊的出版，先創辦《瀛寰瑣記》等刊物，后又成立點石齋書局石印書刊。其間為了擴大發行，又成立申昌書畫室(后改名申昌書局)專事銷售，并在北京、南京、漢口、杭州等地廣設申昌分號。點石齋是第一家通過商業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強的出版企業。它1884年5月創刊的《點石齋畫報》，別開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繪畫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術與新聞，并重時事與新知，廣受讀者歡迎，銷行長達15年之久，堪稱中國早期畫報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圖書，獲利豐厚，引發了國內民間資本紛紛自設書局，開始了大規模石印圖書的熱潮，并由此拉開了民營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從書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報》的創立，同樣意義不可忽視。

19世紀80年代初，又有同文書局和拜石山房的創立，成為與點石齋齊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書局。同文書局為寓滬廣東人徐潤兄弟創辦，有石印機12部，雇工500人，規模之大，可以想見。它所石印的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資治通鑒》、《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稱為當時出版界的大手筆，而它在印刷這些大部頭時所采用的股印辦法，又開創了后來民國時期圖書預約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書局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有學者把同文書局列為我國近代私營出版業誕生的承先啟后者之一，確有其史實上的依據。

在三家大書局帶動下，石印書局由上海而全國，迅速地擴展開來，據《販書偶記》、《中國叢書綜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書著錄，從清末到民國，全國各地采用石印技術印書者多達上百家之眾。

以技術革新為特征的民營石印書局，雖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學書籍，編成諸如《西學自強叢書》、《西政叢書》、《質學叢書》、《西學大成》之類的叢書，但總的來說，出版物內容還是集中在傳統讀物和舉業用書上。即便是西學書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裝舊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現為對舊傳統出版的擠壓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場的拓展與創新。這一切到19世紀末的最后幾年，情況發生了一個重大突變。

最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民族危機的刺激，直接引發了隨后數年圍繞變法維新為主題的宣傳與組織活動，在這場如火如荼的運動中，維新志士以報紙、期刊、圖書為宣傳工具，鼓蕩民氣，輸入西學，啟蒙新知。初期尤以報紙的出版，為輿論開導的急先鋒。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創設的《萬國公報》在北京發刊。同年11月，北京強學會成立，“先以報事為主”，把《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機關報。1896年1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接著《強學報》正式發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為報館總理、梁啟超任主筆的《時務報》，揭橥變法圖存的大旗，態度鮮明，議論透徹，且文字大多清新流暢，富有激情，“數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一時間，報紙出版紛然并起，出現了國人爭相辦報的熱潮。1896－1898年間，在上海、天津、長沙、澳門、廣州、福州、溫州、桂林、西安、杭州、重慶、無錫、成都、蕪湖、衡陽、開封、梧州、萍鄉等各地出版的報紙數量，至少在60余種以上。這些報紙有的雖不無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屬于民間辦報性質。大多數辦報者的初始動機，受救亡圖存時代氛圍的驅使，宣傳的意圖可能要大于商業的謀劃，基本上屬于政治家辦報之列，但其在客觀效果上，卻喚醒了廣大民眾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關注，促進對自身傳統知識結構局限性的深入思考，進而轉向對西學新知的關注與吸收。這樣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書刊為主的新興民營出版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市場基礎。出版者由此出發，而翻譯出版的西學書籍，而編寫出版的教科圖書，而著譯出版的小說書刊，構成了清末時期最為主要的三大新書出版門類。這與洋務運動時期主要從器物層面輸入西學，因之以出版科技圖書為主打，市場相對狹窄的狀況，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翻譯出版是傳教士們最早涉及的領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響最大的出版門類。到清末最后10年，翻譯出版物數量更是成倍增長。有人作過統計，從1900－1911年，中國通過日文、英文、法文共譯各種西洋書籍至少1599種，超過此前90年中國譯書總數的兩倍。梁啟超曾對當時翻譯作品的盛行狀況，有這樣生動的描述：“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

在教科書出版方面，雖然早在19世紀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學、無錫三等學堂等編印了一些內容較新的教科書，都曾有不俗的銷路，但由于事屬草創，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變更學制，特別是廢科舉興學堂，帶來了龐大的教科書市場。一些民營出版機構及時抓住機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書的編輯經驗，并結合本國特點的基礎上，編寫了適應時代需要的新教科書。如文明書局1902年開始出版的成套蒙學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04年陸續出齊的囊括小學各科的成套《最新教科書》，都因銷路十分廣泛，而使這兩家書局雄起于出版界，商務印書館更由此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教科書豐厚利潤的吸引，催生了1906年張騫領銜招股的中國集成公司，出版課本品種僅次于商務印書館。1906年，清政府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共計102種，其中民營出版企業出版的教科書就有85種，占教科書總數的80％以上。根據當時學部的統計，1907年各省有學堂37888所，學生1026988人，1908年學堂數達到47895所，學生數達1300739人。1909年學生數達到31626720人。應該說，因教育發展而帶來的巨大教科書出版市場，為民營出版業的崛起，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小說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時期主要坊刻圖書品種之一，但真正揭開中國小說出版史新篇章的，則是在1902年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之后。小說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啟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在那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這一主張因與時代主題契合，而很快一呼百應。小說的地位從文學小道的邊緣向“文學之最上乘”中心移動，其表征則是小說出版的蔚為壯觀。時人稱之為：“蓋小說至今日，雖不能與西國頡頏；然就中國論，果已漸放光明，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备鶕⒂ⅰ锻砬鍛蚯≌f目》一書的統計，1898－1911年出版的小說就有1145種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說總數。而據陳大康的統計，在1840－1911年的72年間，共出通俗小說1653種，文言小說99種，翻譯小說1003種，共計2755種，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377種。清末新政時期，以小說社命名的書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樣以小說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種以。正如清末教科書出版的氣象一新，是以學生人數大幅度增加為前提一樣，小說出版的風起云涌，則是以城市市民群體的快速增長為基礎。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繼開放，和近代工業化的逐步展開，帶來了都市化進程的加劇和市民階層的增多，而以市民讀者為主要市場的小說出版，也隨之繁榮，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隨著其閱讀口味的變遷，逐漸遠離了它的政治意味，越來越向通俗化方向發展。

以上這些無形中為新知識、新觀念、新思想的接受與傳播，開辟了廣闊的途徑，由此展現出來的新書刊出版市場，是民營出版業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業前提。當然，清末民營出版業崛起的時代因素中，出版市場的擴容，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譯隊伍的壯大，版權制度的建立，經營管理的創新，出版觀念的轉變，政府政策的導向，交通條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轉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開一一論述。

三、民營新式出版業崛起的意義

對于清末究竟曾出現了多少家民營出版機構，我們如今已不能確切知道了。我們只能從時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統計中，大致了解其概況。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則書業公會檔案，該檔案乃當時上海書業公所總董席裕福的稟稿附件，附件詳細羅列了辛亥(1911)五月以前上海出版業的名單。據筆者統計，共計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中，對1896－1911年間曾經翻譯過日文的出版機構列了詳表，具體統計的出版者數量達95家。陳大康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中，對1840－1911年間出版的2755種小說進行了出版機構的統計，共有報刊205種，書局、書坊393家，另有162種作品出版者不詳。需要特別交待的是，這些小說的88.78％是在清末最后9年出版的。梁長洲在其整理的《五十年(1897—1949)小學教科書概覽》一文中，羅列了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藏的清末教科書出版機構名錄，筆者統計了一下，共計109家。黃林在其博士論文《清末新政時期出版業研究》中，對1902－1911年間《大公報》上曾做書業廣告的書局作了統計，數量近80家。從各種渠道得來的統計數字，有多有少，有重復有交叉。既有獨立商辦，也有附屬于學校、學會和報社的，但從名錄上看，大多數是民營則是無疑的。清末民營出版的崛起，從這些數字上就能反映出來。

商務印書館作為民營出版業的領頭雁，其火箭式的發展速度，也是民營出版業崛起的個案。商務印書館1897年成立，當初資金不過3750元，1901年添招新股，擴大規模，資本增加為5萬元。1903年與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資10萬元，成為資本20萬元合資的有限公司，兩年后資本額增至100萬元。1907年，商務印書館在閘北寶山路建成占地80余畝的總廠，包括4個印刷所和編譯所等。到民國元年的1911年，營業額達1676052元。民元以前出版的圖書數量，據1910年《[商務印書館]圖書匯報》第1期所列書目，共收書865種，這就是說，民國元年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數量，至少不低于這個數目?！度A英初階》、《華英進階》等各種英語讀物，《帝國叢書》、《政學叢書》、《地理叢書》、《財政叢書》、《戰史叢書》、《商業叢書》等各種社科翻譯叢書，《文學初階》、《最新教科書》等各級中小學課本，《林譯小說》、《說部叢書》等各種小說，以及《東方雜志》、《兒童教育畫》、《教育雜志》、《繡像小說》、《小說月報》、《政法雜志》、《少年雜志》、《留美學生季報》等刊物，在當時都產生了重大社會影響。

以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為代表的民營出版業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

第一，它意味著自傳教士引人國門的新式出版業，再一次經歷了出版主體的變更，從當初教會出版機構的獨步天下，到洋務運動時期教會與官辦新式出版的并轡而行，再到清末新政時期出版主體多元化格局下民營出版主導地位的正式確立，并被最終定格下來，延續到了整個民國時期。這種宏觀出版格局的新一輪布局，也意味著出版生產關系的新一輪調整，出版活力借助于民間文化力量的參與和民間資本的運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釋放。

第二，民營出版機構從商業經營的角度出發，積極利用新出版技術，提高出版生產力；密切關注市場需求動態，出版大量推動時代變革的新知識內容讀物；努力擴大生產規模，全面推進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如此種種，都在不同方面加強著新式出版的新質。因其取得的巨大成績，標志了出版業近代化轉型的初步完成。

第三，民營出版唱主角，是出版業發展自然選擇的結果，它適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特征，顯示了強大的經濟活力，出版行業由此走上產業化的發展方向，成為近代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門類。

第四，清末的民營出版活動，不僅催生了近代一種新的實業，而且它本身即是時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感應器。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爭日益復雜的形勢下，各種政治力量以及關心國計民生的人士，都紛紛拿起出版作武器，或為救亡呼吁，或為啟蒙吶喊，或為政治建言，或為生民請命，不同的出版目的和追求，演繹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彩多姿。出版既闌人中國思想文化的變局之中，又影響國民生活的知識獲取、文化休閑和思想改變等方方面面，而成為近代文化事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清末民營出版業從早期的“缺度”到迅速崛起，再到快速發展，是近代出版史上出版主體調整的結果，是市場運作的結果，也是出版業發展自然選擇的結果，它成為近代文化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