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國家統一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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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張學良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其國家統一觀經歷了從青年時代“息爭統一”思想的萌發,到“東北易幟”國家統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國家統一思想與地方主義觀念的結合。從九一八事變到熱河失守,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與保存地方實力觀念發生碰撞。西安事變的發生,標志著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升華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實現國家統一是張學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關鍵詞:國家統一;東北易幟;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

一、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張學良是有著強烈愛國情感的軍事將領,他的政治生涯始終是與國家的內憂外患聯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軍人生涯,便萌發了“息爭統一”思想;在東北危難之際,毅然改旗易幟,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結束了東北地區分封割據的狀態,促成國家統一,此舉標志著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軍人生涯:“息爭統一”思想的萌發

張學良少年時代,正是列強瓜分中國,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向東北,內憂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年方十五的張學良就“頗受刺激”,“即欲立志為國家做事”。張學良厭惡動蕩、希冀和平,深為國勢阽危、民生憔悴擔憂。曾立志出國學醫以應國家之急,又決心當一名學者,均遭父親反對,在服從為孝的觀念下,他不得不走進講武堂開始了軍人生涯。這期間,張學良與愛國教官郭松齡相交甚密,受其影響,“強兵救國”、“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進步思想在張學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從此立志,“軍人以衛國為天職”。

張學良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參與軍機,歷任奉軍要職。在混戰的年代,他參加了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大戰,“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實為懺悔”［1］。逐漸產生停止內戰,謀求祖國統一的強烈愿望。他是軍閥中首倡弭兵息爭的青年將領,受到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高度贊譽。1928年,他極力說服父帥撤兵關外,盡快結束第三次直奉戰爭。可見,張學良遵從父愿走上軍人生涯的同時,也想利用自己的機會和優勢,為國家的和平與統一“作點什么”,并盡力為之,這正是他反對戰爭而又參與戰爭的重要思想動因。毋庸回避,在參加戰爭的起初思想動因中他也曾有封建軍閥思想的因素,試圖幫助父親擴充地盤,力挫群雄,但這畢竟不是他思想動因的主流。

2.東北易幟: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國主義策劃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時任北洋政府元首的,期望由此引起東北內亂,以便趁火打劫,東北政局陷入危機之中。張學良繼承父業,主政伊始面臨兩種抉擇: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國主義,在日本的庇護下保住東北的“獨立”;二是接受“和談”,改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作為一個軍閥,張學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國主義,經營自己的“東北王國”,然而他頂住內外的壓力,義無反顧地改旗易幟,促成國家統一。此舉是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付諸實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動。

張學良在父帥身邊,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和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艱難,逐漸產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別是皇姑屯事件,使他親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場。因此,當日本代表林漢助威脅他時,他回擊說:“我乃中國人,我的思想當以中國為重,我之所以愿與國民政府妥協,蓋欲完成中國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東北獨立王國,歸順南京國民政府,是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體現。他認為:欲救中國之危亡,宜速謀南北之統一,只有改旗易幟,才能擺脫勢孤力單的困境,才能利用統一的力量與日本相抗衡,保住東北免入日本之手,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政治頭腦清醒的張學良基于民族大義,出于愛國之心,憤于日本的殺父之仇,終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東北改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實現了國家的南北統一,維護了民族的獨立和尊嚴。他在易幟典禮演講時真誠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幟”,就是為“不使中央權力分裂,全部還政于中央,以求國家的真正統一”。此時,張學良的愛國統一思想已由“息內爭”升華為“御外侮”的高度,并實現了愛國統一思想對封建割據思想的巨大超越,達到了動機與效果的完美統一。

3.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國家統一思想與地方主義觀念的結合

武裝調停中原大戰,是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張學良“息內爭,御外侮”,維護國家統一,實現和平團結而進行的愛國之舉。爆發于1930年的中原大戰,是一場國民黨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對抗的武裝沖突。戰事曠日持久,相持不下,張學良成為交戰雙方劇烈爭奪的對象,但張學良卻認為“制止內戰,維護和平,是當今第一要務”。中原大戰爆發在即,張學良發表息爭通電勸告雙方不要訴諸武力,但他卻沒有表示對這場戰爭的強硬立場,也沒有居間協調雙方的關系。其原因從客觀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顧之憂,不便居間協調雙方的沖突。因當時日本虎視眈眈,蘇聯因中東路事件也對東北持強硬立場,這都不能不使張學良憂心。從主觀方面看,張學良貿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時表明態度,這既關系到東北的安全,也關系到張學良在東北的統治地位。張學良曾表示:“名分決服從中央,舉動必以東北四省福利為前提而慎重考慮。”很顯然,他在具體調停中原大戰的過程中,較多考慮的是東北軍的利益。雖然從大局出發,應支持國民政府,但是支持國民政府,有危及東北軍團體利益的潛在因素,直到取得保障東北軍團體利益的承諾后,才公開發出支持南京國民政府的通電,并派大軍入關,實行武力調停,以軍事干預制止了民國史上一場激烈空前的惡戰,達到了息爭統一、緩解沖突的目的。但遺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內調,關外防務空虛,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顯然,助蔣統一,息了內爭卻沒有抵御外侮,從而造成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中動機與效果的部分背離。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著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性,夾雜著濃重的地方主義因素。

縱觀東北易幟到武裝調停中原大戰,是張學良政治生涯的第一個重要時期,也是其國家統一思想形成的第一個階段。其重要特點是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時也兼顧其地方利益,應該說這期間他比較好地處理了國家統一與地方主義二者之間的關系。

二、國家統一思想與保存地方實力觀念的碰撞

張學良具有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但對造成國家分裂的根源及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思想認識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野心日益明顯,制造了一系列挑釁事件,國民黨政府不僅不做應變的準備,反而嚴令中國軍隊不準抵抗。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在到底是犧牲東北軍奮起抗日,還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東北軍實力的抉擇面前,張學良忠實地執行了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致使東北三省在四個多月的短暫時間內迅速淪陷。

1.九一八事變:維護國家統一與保存地方實力的抉擇失誤

在九一八事變中,影響和支配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張學良的思想中,愛國主義和地方主義不但不能統一起來,甚至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而地方主義的考慮占據主導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決于張學良的全國抗戰思想。他認為全國抗戰是東北軍抗戰的前提條件,因為,如果東北軍單獨對日作戰,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能應付”。他認為如果全國抗日,縱使失敗了,也是“玉碎”,如果東北軍獨自抗戰,縱使犧牲了整個東北軍也于事無補,是“瓦碎”,他寧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時,張學良還認為全國抗戰的主體是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實力派,只有擁護消滅中共和紅軍后,才能完成國家統一,而國家統一是實現“舉全國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證。

其次,張學良對形勢判斷失誤,東北軍政當局沒有應戰準備。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一口吞掉相當于日本本土面積三倍的中國東北,是張學良始料不及的。事變前,他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不但對中國有害,而且也違反了國際條約,對日本也不利,關東軍“不會這樣做,想這樣做也不會做到的”。由于張學良對形勢判斷失誤,同時,由于執行不抵抗命令,東北軍高級軍官們缺乏抗戰意識,毫無對日作戰準備,因此,九一八事變當夜,他電話指示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沈陽空虛,抵抗無益,只有忍辱負重,遵照委員長的指示,等準備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聽候國聯處理”［3］73,致使東北軍毫無抵抗,拱手揖盜。

再次,張學良存有依靠國聯解決東北問題的思想。國民政府幻想依靠國聯,抑制日本在東北的勢力,這對張學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國民政府認為:“東北外交須先請國聯迫使日本撤兵,再談其它問題。國聯絕不愿日本的勢力擴大,有礙機會均等的原則。”［2］24張學良對國聯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國聯現在既然派李頓爵士率領調查團來調查,一俟清楚后,可能會采取措施幫助中國,制止日本侵略,解決中國糾紛問題。”［2］25但形勢的發展,使張學良放棄了對國聯的幻想。

2.熱河失守: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安撫張學良,任他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軍侵占山海關,接著進攻熱河,為了敷衍一下輿論,下令張學良抵抗。張學良大為興奮,以為全國一致抗日的時機終于到來。然而,此時正全力進攻鄂豫皖三省紅軍,無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張學良守熱河,暗地里卻準備以何應欽接替張學良,主持對日妥協。長城抗戰失敗,熱河失守,全國輿論大嘩,憤怒譴責國民政府,要求張學良下野以謝國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張學良內心極為痛苦。他對王卓然說:“若是中央有決心抗日,應向日本宣戰,動員全國力量與日本一拼。我是有決心親臨前線的,干死了比活著受全國人唾罵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曉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謀和,那我就沒有辦法了。”［3］64在輿論的沖擊和的威逼下,張學良憤然下野,出游歐洲。

可見,從九一八事變到熱河失守,是張學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時期,也是其國家統一思想與保存地方實力觀念碰撞和抵觸的矛盾階段。其主要特點是九一八事變把國家利益和東北軍團體的矛盾尖銳地擺在了張學良面前。張學良思想中的地方主義因素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保全東北軍,執行了的不抵抗政策,隨后雖主張不惜犧牲堅決抵抗,但卻成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三、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升華

旅歐歸來后的張學良思想發生很大變化,其積極方面表現為強調大公無我的犧牲精神,希望人們樹立國家利益的觀念。這期間張學良實現了從擁蔣剿共抗日到逼蔣聯共抗日的轉變,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其國家統一思想達到了全新境界。

1.旅歐歸來:大公無我的犧牲精神

旅歐歸來后,面對中外現實,張學良發表談話說:“覺得中國人與外國人腦汁與體質相同,但愛國之心則遠不如之。外國人都以國家為前提,中國人多不肯犧牲,只自顧金錢地位”［4］。他認為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的出路與國家的前途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無出路?還不是由于你的國家太衰弱了嗎?整個國家的苦悶與無出路,是高于你個人的問題幾千萬倍”［5］757。只有解決國家的問題,才有個人的出路。他檢討了九一八事變時保存東北軍的狹隘心理。他說:旅歐歸來“自信確已又獲得相當進益。對于過去的一切亦確有所覺悟。我承認,我以前對東北和華北未能盡到我的責任;以前種種畢竟是過去了,只有從未來的事業中去努力,力求贖我前此的一切罪過。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難環境,下大決心,埋頭苦干,我寧肯犧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來盡忠于我的國家”［5］693。張學良特別強調東北軍要有犧牲精神,表示“我已決心為國犧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隨同我來為國犧牲”［5］768。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張學良在強調犧牲精神之時,也信奉法西斯主義,這是他赤誠愛國主義肌體上的毒瘤。這一時期的張學良從抗日雪恥的基本點出發,將反共和擁蔣統一作為抗日的前提,對為首的國民政府寄予厚望,對奉若神明,因而無條件地擁護“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從而使其思想和行動進入了誤區。

2.西安事變:國家統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張學良受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東北軍進攻紅軍,期望由國民黨統一中國,再實現“光復”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態的發展并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諸多復雜的因素促使他開始了人生的轉折,開始了由擁蔣剿共抗日到逼蔣聯共抗日的轉變。

促使張學良思想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長期形成的反日愛國思想是他走上聯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礎;對及其政策的認識發生變化,促使其改弦更張,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和東北軍廣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強烈呼聲,是促使張學良思想轉變的巨大推動力;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和對東北軍卓有成效的爭取,是張學良聯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條件。張學良通過多種形式,利用各種機會多次苦諫、哭諫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結果均被申斥、拒絕。最后在坐鎮西安相逼剿共、大規模內戰將要爆發之前,在社會各種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機關頭,張學良以民族大義為重,置個人生死和集團安危于不顧,毅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迫使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變發動后,張學良立即向全國表明心跡,說明發動事變只希望,“集合全國的力量去抗日救國,是絕對純潔的,是絕對發自內心的,無一毫私心,無一點背景”,“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5］1067。躬送回南京,更進一步證實了張學良為了抗日大局不惜犧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張學良的愛國壯舉和自我犧牲精神,有功于國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業。正如所說: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后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鬧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絕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從捉蔣、放蔣到送蔣,是他國家統一思想的升華和具體實踐,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見,從旅歐歸來到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階段,也是其思想轉變的重要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在這一時期,他完成了從信奉法西斯“擁蔣剿共抗日”到“逼蔣聯共抗日”的轉變。這種轉變,絕不是他一時的思想沖動,而是他決心抗日,致力于祖國統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條正確的道路,是為了國家和民族不惜犧牲東北軍團體和個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國家統一思想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四、張學良對國家統一的期盼

張學良親自護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軍法會審,被判刑,最后被“嚴加管束”長達54年之久,鑄成中國現代史上的憾事。張學良雖身陷囹圄,但“息爭統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變,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抗日救國的決心。耄耋之年,仍以“臺灣入版圖為念”,發出“我愿意中國統一”的吶喊,充分表達了對國家統一的熱切期盼。

1.身陷囹圄:“息內爭、御外侮”的國家統一思想不變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中,張學良歷經磨難,但矢志不渝,“息內爭、御外侮”的國家統一思想不變。綜觀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張學良資料”中抗日戰爭時期的來往信件,不難看出,張學良的愛國熱情不因自身處境險惡而稍變,而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抗日救國的決心。全面抗戰爆發,隨著戰局演變,張學良不斷遷徙安徽、江西、湖南、貴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滅他的愛國熱情,他不忘國恨家仇,始終關心抗戰進程,數次寫信給,請纓抗日。他在信中表達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們在抗戰中各盡其天職,罪孽深重如學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學良非有所希及,為良心所驅使”［6］等語,雖委婉卻非常強烈地表達了自己愿意為國效命,與日軍決戰疆場的壯志。其住在鳳凰山時,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親自鐫刻了“雪恥”二字。

這期間,張學良與宋美齡的來往信件中,同樣表達了激昂的抗日情緒和決心。“自中日戰事爆發以來,家仇國難,時縈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軀,以抗強敵,是以前此有請纓雪恥之舉。近兩月中,每日注意鍛煉身心,以備領袖之驅使,期為民族而犧牲,不敢自圖安逸,茍全性命于亂世間。”［6］真實地表達了張學良不但有為國捐軀之決心,且有實際的身心準備,這與張學良的個性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耄耋之年:“我愿意中國統一”的吶喊

解禁后的張學良雖常說自己是遠離政治漩渦的“閑云野鶴”、“普通百姓”,其實他的一顆愛國心從未泯滅,他時刻期盼兩岸統一、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在90壽慶時他說:“國家有用,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在參觀鄭成功祠之后,他曾寫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實現國家統一是張學良的一生追求,在耄耋之年,曾多次發出“我愿意中國統一”的吶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表示很愿意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國統一,年輕時到現在都是一樣。我個人過去的事都擺著呢,我不計較個人的事,但為國家、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

張學良對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況尤為關切,他表示“我個人衷心希望兩岸雙方能和平統一起來,我非常反對中國分裂。當年我有權勢在手,我就贊成統一的,如中原大戰種種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對內戰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統一,這是我最大的愿望”。他也曾公開發表言論,批評“臺獨”分子沒有國家觀念,認為“臺獨”分子企圖裹脅臺灣人民分裂國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國共兩黨完成兩岸和平統一,應是義不容辭,理所當然的事。”他建議兩岸開誠布公地談談,希望和平統一;提醒國人不可忽視日本右翼勢力對“臺獨”的支持,對大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為祖國統一出力。由此不難看出,張學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體現的是國家統一觀的最高價值。

參考文獻:

［1］西北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西安事變資料選輯［G］.西安:西北大學歷史系,1979:432.

［2］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G］.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3］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G］.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4］畢萬聞.張學良文集:第1集［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668.

［5］畢萬聞.張學良文集:第2集［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6］陳紅民.解讀抗日戰爭時期張學良的往來信件［J］.抗日戰爭研究,2005(2):2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