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戒指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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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戒指的起源和發展變化，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理應由精通歷史、考古、民俗的學者來作一番專門的扒梳、整理和研究。筆者才疏學淺，對此問題的研究，在學識和資料的準備上都很不充分，因而只能就唐代的戒指[1]發表一些極粗淺的看法。

一

先簡略談一下唐代以前戒指的情況。

中國古代在原始社會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還嵌有綠松石。甘肅的齊家文化類型遺址中也已發現了銅戒指[2]。此后在考古發掘中續有戒指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紀年開始，沿絲綢之路，多有銅戒指出土[3]。公元1世紀，在新疆昭蘇縣夏臺烏孫墓曾出土過一枚嵌寶石金戒指[4]。此后似乎在西北和東北地區出土的戒指要多于其他地區。比如著名的寧夏固原地區，北周李賢墓曾出土過一枚金戒指[5]，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6]。在東北，遼寧朝陽市田草溝晉墓（鮮卑墓）一個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7]。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數族，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經專家鑒定為西方傳入的手工業制品。

那么，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種意義呢？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里只想指出以下幾點。

一、《太平御覽》卷718《服用部．指環》引《五經要義》說：“古者后妃群妾禮御于君所。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著以銀環進之”。許多學者都以此作為中國古代戒指出現的最初的含義。但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現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男女都戴[8]。其次，我們從文獻記載上還找不到第二條證明，不知《五經要義》的根據何在，并且考古發現也不能支持這一說法。最后，《五經要義》此段文字只說是“環”也并沒有明確說是“指環”。因此我以為，關于戒指用途的這一說法也許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漢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許仍被視為寶物并用于獎賞。前述《太平御覽》又引《后漢書》云：“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9]”。查范曄《后漢書》卷78《孫程傳》，沒有上段引文，只說給孫程他們“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但是我們知道，當時以《后漢書》名書者，除范曄《后漢書》外尚有四家，即華嶠《后漢書》、謝承《后漢書》、袁山松《后漢書》、薛瑩《后漢書》。這五家《后漢書》，《太平御覽》都引用過。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現存范曄《后漢書》中沒有這一記載就輕易地否定這條史料。特別是將戒指用作賞物，符合戒指出現后所具有的一種文化意義。據布蘭奇．佩尼的《世界服裝史》，在羅馬帝國時期，金戒指“一變而為國家榮譽的象征，作為獻給作戰有功的官員的一種獎賞”[10]。因此《太平御覽》所引《后漢書》的那段話還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為賞物的用法可能為南北朝時的北方朝廷所沿襲。前述北周李賢墓中的金戒指，有學者就認為“可能是北周皇室對李賢的賞物”[11]。

因此有一種推測：在漢代，除北方少數族外，戒指還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裝飾品。孫機作《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12]沒有將戒指歸入“服飾”類，而是歸入了“金銀器”類，恐怕也是出于這種考慮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還具有一種神秘意義[13]。這在漢代已經是這樣了。《西京雜記》卷1記“戚姬以百煉金為■環，照見指骨，上惡之”。這種能照見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藝制作的（也可能是國外傳入的），僅其“照見指骨”一點，就已經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于戒指所具有的這種神秘意義，因而我們看到關于戒指的記載，大都與神鬼有關。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移動大融合的時代。這時文獻中有關戒指的記載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與神鬼與死人有關，有些則與少數族有關。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義和胡族[14]色彩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我們舉文獻上的一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8“鮮卑女”條記：“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凈，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于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掛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鮮卑人戴戒指，前述遼寧朝陽晉墓出土的戒指可與文獻互證。此段史料及其他記載告訴我們，在當時人的觀念中，戒指隱含有一種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義。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外來文化影響，戒指與婚姻發生了某種關系。前述《太平御覽》又引《外國雜俗》云：“諸問婦許婚，下全[15]同心指環，保同志不改”；引《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此二條史料當為同源，所述應是中亞習俗，《晉書》卷97《大宛國傳》云：“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為聘”即可為證[16]。我們知道，西方至遲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戒指已經和婚姻有了固定的關系。前述《世界服裝史》就指出，當時金戒指已代替了鐵戒指，成為婚禮上新婚夫婦佩戴的裝飾[17]。這一習俗經中亞作為“外國習俗”傳到了我國（此外可能還有其他途徑，詳下文），所以在漢魏以后，戒指與婚姻有了某種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不確定的（即不一定用于定婚，詳后），而且仍然只是一種“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裝飾品性質、神秘性質、胡族性質，以及與婚姻之間產生的不確定關系，到唐代變得如何了呢？

二

我們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記載以及考古資料情況。

唐代史籍中有關戒指的記載極少，且有數的幾條也只出現在筆記小說中。例如有：

A、晚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中“玉簫化”條記韋皋與玉簫相約，約定五至七年后來娶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后來韋皋違約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再后來韋皋成為西川節度使，知此事后“廣修佛像”。最后玉簫托生為歌姬，又回到了韋皋的身旁。

B、《太平廣記》卷340“李章武”條記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李章武與華州王氏子婦相愛，臨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云云。后來李章武再去華州，王氏子婦已死，二人遂神會于王氏宅中。

C、晚唐谷神子[18]《博異志》“楊知春”條記楊知春與群賊盜墓，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環，“競以刀斷其指”，結果群賊突然“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

D、《太平廣記》卷339“崔書生”條[19]記唐德宗貞元年間崔書生誤入北周趙王女玉姨之墓，與玉姨的外甥女歡愛。又與玉姨賭博，“嬴玉指環二枚”云云。

文獻資料之外，考古文物資料中有關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畫和傳世繪畫中似乎沒有見到戒指的圖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較其他釵、簪等為少[20]。筆者限于條件，沒能詳盡搜羅，僅對《文物》《考古》雜志1990－1997共八年間公布的唐墓隨葬品做了個簡單統計。結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釵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下面是這3座墓的情況：

甲、河南偃師市杏園村YD1902號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環體厚重，上嵌橢圓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淺刻兩字，文字為中古時期的巴列維語”。墓的年代推測為盛唐墓[21]。

乙、遼寧朝陽市雙塔區一號唐墓出土銅戒指5件；三號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還出土有東羅馬帝國金幣一枚。墓的年代推測在唐中期以前[22]。

丙、江蘇徐州市花馬莊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測為唐前期[23]。

上述三墓均無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況不甚明了。

根據以上有限的資料，我們來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幾個問題。

一、從文獻中有關戒指的記載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實物也不多的情況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區、對大部分人來說，還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裝飾品。作為珍寶作為信物使用而并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D條史料中即以玉戒指為賭資，贏了戒指從墓中出來后，“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并沒有戴在手指上。同樣的例子我們在南北朝時也能看到。前舉《異苑》卷6有一條記載說沛郡人秦樹在冢墓中與一女子婚合，臨別時，“女泣曰：與君一睹，后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請注意，女子沒有將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結置于衣帶上。說明自南北朝到隋唐，雖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換句話說，就是當時還沒有戴戒指的習慣。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據發掘報告稱，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云云，可見也并沒有戴在手指上。當然，不能否認當時也有將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計這主要是北邊少數族的習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銅戒指，發掘報告說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于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帶有濃郁少數族或外來文化色彩的裝飾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還出土有東羅馬帝國的金幣，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數族或受外來文化影響甚大。漢代以來，從西北到東北，某些少數族的成員有戴戒指的習俗已為考古發現證明。乙墓所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在唐屬營州，是與契丹、奚族活動區域相交叉的地區，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還曾“為契丹所陷”[24]，開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處[25]。我們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發掘的遼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離唐代不遠的會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后晉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26]。而1986年發掘的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陳國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兩枚套疊在一起），駙馬戴戒指六枚，均為金質”[27]。這些資料或者可以作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證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屬于契丹族當然也有可能屬于“商胡”[28]。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語，無疑也是西方傳入的外域工藝品。文獻中也能看出些許痕跡。比如《新唐書》卷83《定安公主傳》記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詔使勞問系涂，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我們知道，黠戛斯“赤發、皙面、綠瞳”（《新唐書》卷217《黠戛斯傳》），是唐代西北的少數族。又，前述C條史料說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綠發稠直，皓齒編貝”，顯然也是一位少數族或外國的女子。總之無論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都說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將其視為一種外域文化色彩濃郁的珍寶的可能性仍然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還是具有某種神秘色彩。前述漢高祖惡戚姬“■環照見指骨”的說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寫的《周秦行紀》，說牛在洛陽附近碰見了戚夫人，“夫人約指玉環，光照于座”。劉禹錫更說楊貴妃“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29]。其實史籍中只有楊貴妃戴臂釧而沒有戴戒指的記載[30]，劉禹錫這里說“指環照骨明”，不過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說楊貴妃的首飾珍奇而已。與前代一樣，戒指具有的這種神秘性反映在文獻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記載絕大多數都與神鬼與死人有關。前引A、B、C、D四條史料無一例外。這或者也可以間接證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種神秘性質。

四、唐代有關戒指的記載又仍然多與婚姻相關。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的影響外，或者還有佛教的影響在內。現存敦煌文書中有一種被稱為《太子成道經》的變文，內容敘凈飯王太子的成佛經過。文中說太子長大，凈飯王想為他娶妻以使他依戀人間，“太子聞說，遂奏大王，若（與）兒取其新婦，令巧匠造一金指環，（兒）手上帶之，父母及兒三人知，余人不知。若與兒有緣，知兒手上金指環者，則為夫婦”。后來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說了出來，于是“太子當時脫指環”，娶耶輸為妻[31]。《太子成道經》系根據《佛本行集經》演繹而成[32]，在敦煌文書中有八個卷子，可見在當時廣為流傳。加上變文那種連說帶唱的講經方式，相信這一故事在大眾中一定比較普及。因而我猜測，在唐代戒指與婚姻關系的結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33]。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時期似乎還不具備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義。因為戒指在當時雖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種信物，但卻被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前代如《太平御覽》所引《后魏書》，說元樹從梁歸魏后，將愛妹玉兒給他的金指環“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這是取指環的“環”與“還”同音。唐代也是這樣。B條史料說王氏子婦贈李章武白玉指環，并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愿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這是取指環的“循環”之意。這樣，無論“還”還是“循環”，含義都與西方習俗中的“定婚”不同。這或者可以說明，戒指在唐代雖與婚姻有聯系，但相對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習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義。前述A條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說韋皋與玉簫告別，“遂為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這里的指環就有了比較明確的“定婚”的含義。不僅如此。我們知道西方戴戒指的習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經定婚（也有說表示熱戀者）、戴在無名指上表示已經結婚。古羅馬龐培城壁畫中畫的已婚婦女，已將戒指戴在無名指上了[34]。這種習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經知道。前述韋皋與玉簫定婚后，韋皋違約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史記玉簫的主人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于中指而同殯焉”，即視玉簫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將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C條史料說墓中的女子“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說明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婦女。如果說C條史料的作者谷神子（鄭懷古）記墓中女子無名指戴戒指尚屬不知其所以然的話，A條史料的作者范攄則應該是懂得將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義的。當然，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見（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2個右手戴3個銅戒指），但文獻中明確有將戒指戴在中指和無名指上的記載，還是說明晚唐人對戴戒指的外國習俗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

綜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點。它雖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數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區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裝飾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與婚姻有關，但其含義仍不固定，傳統文化意義可能仍然大于外國文化意義。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對外國習俗中戴戒指的意義（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無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現在的問題是，戒指在中國可說是起源甚早，但是為什么沒有發展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裝飾習俗呢？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里只想就與婚姻發生關系的側面來談一談。按中國古代的戒指很早便與婚姻聯系起來了，那么為何到唐代為止，戴戒指卻一直沒有在社會中流行、并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婚姻習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與婚姻發生聯系的習俗來自外國，而這一習俗與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按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結成需要媒人，《詩．豳風．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證。此外，結婚過程的“六禮”也早在《儀禮》中已經有了明確規定，而“六禮”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的每一禮，都需要中間人（使者、賓）來完成，其中沒有給新婚男女直接見面的機會。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雖有繁簡之分，但卻大致為歷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為婚之法，必有行媒”[35]，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一般而言，唐代民間的婚姻過程首先是媒人牽頭，然后男方提出《通婚書》，由媒人傳給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書》，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許悔婚了。《唐律疏議》卷13《戶婚律》云：“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36]，“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這就是說，唐代婚姻成立有兩種辦法：一是女方回報《婚書》，一是女方接受聘財。這兩種方法實際都是由媒人穿線，在男女雙方家長中進行的。在這過程中，沒有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戀愛，恐怕也就沒有了男女之間直接交換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們在筆記小說中看到的有關戒指的故事，就只能與死人有關了。這實際上是當時人對男女自由戀愛生活的向往，也是對現實生活中婚姻狀況的無奈。或者可以這樣說，戒指與婚姻的聯系是以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只要中國古代的社會不允許男女之間的自由戀愛，只要中國古代婚姻制度沒有根本的改變，具有定婚意義的戒指的使用就不會發展起來。也許正因為此，因而戒指雖然常出現在文獻和考古資料中，但它歸根結蒂屬于外國文化范疇，不能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即任何一種外來事物及其運用，乃至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如果與接受它的社會的傳統制度傳統文化相沖突，它就很難融入那個社會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進步的因素，它又能斷續存在于那個社會（甚至只在觀念上），而不會徹底消亡。這些，或者就是研究唐代戒指給我們的一點啟示吧。

注釋：

[1]、唐代稱戒指為“指環”。由于“戒指”是現今通行的稱呼，故本文仍以“戒指”名之。

[2][8]、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358－361頁。

[3]、龔國強：《新疆地區早期銅器略論》，《考古》1997年9期，8－13頁。

[4]、穆舜英等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10月，圖版138。

[5][11]、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1期。

[6]、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14頁。

[7]、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朝陽田草溝晉墓》，《文物》1997年11期，37頁。

[9]、中華書局影印本。原文作“金指釧環”，不通，當為“金釧指環”誤倒。

[10]、布蘭奇．佩尼著、徐偉儒主譯：《世界服裝史》，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9月。據該書，戒指在古希臘時期最早是作為印鑒或徽章使用的（101頁），后來還有過表示等級身份的作用。隨著希臘羅馬文化的東傳，這些作用也影響到其他地區。比如據吳焯《西伯爾罕的寶藏及其在中亞史研究中的地位》一文（《考古與文物》1987年4期），在1978年發現的西伯爾罕墓葬中，六具尸體有二具戴有戒指。這戴戒指的二具都是男性，所戴戒指是鏨刻有雅典娜神像的“印章戒指”。由此跡象看，戒指在這時這里可能還是代表一種等級身份（但是據巖波書店1988年出版的V.I.Sarianidi著、加藤九祚譯《黃金遺寶》一書，六個墓中只有一個男性，而戴戒指的是三位女性。不過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戒指在這里表示一種等級身份恐怕沒什么問題）。由此也可知，或許正因為戒指的這一作用，所以早期戒指上有印章是比較普遍的。下文佛經中所謂凈飯王子所戴“印環”是一個證據，河南偃師杏園唐墓出土的“印章戒指”可能也是其遺風。

[12]、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

[13]、戒指具有神秘意義，在許多民族的傳說中都有。比如北歐有關于尼伯龍的戒指的神話。據說有了這枚戒指，就可以維持眾神對世界的統治。

[14]、這里的“胡族”指國內西、北少數族和國外（主要是西方）民族，下同。

[15]、“全”當為“金”，參下引《胡俗傳》文即明。

[16]、《晉書》所云當亦與前二條史料同源，但我們不知道哪條史料在前，也就是說不知道誰引自誰。

[17]、亦見前引《世界服裝史》，162頁。

[18]、有學者考證“谷神子”即“鄭還古”，參中華書局本《博異志》“出版說明”及“附錄”。

[19]、《太平廣記》注此條出自《博物志》。按《博物志》為西晉張華撰，而此故事所敘為唐事，故此條必非出自《博物志》明矣。疑亦出自前引谷神子所作《博異志》。

[20]、即如前述寧夏固原地區，北周、隋墓都有戒指出土，而唐墓卻無。原因何在？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2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12期，1－24頁。

[22]、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雙塔區唐墓》，《文物》1997年11期，51－56頁。

[23]、徐州市博物館：《江蘇徐州市花馬莊唐墓》，《考古》1997年3期，40－49頁。

[24]、《新唐書》卷39《地理志三》。

[25]、參見《舊唐書》卷185下《宋慶禮傳》。

[26]、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期，4－31頁。

[27]、張郁：《遼陳國公主夫婦殯葬服飾小記》，《文物》1987年11期，27頁。

[28]、但是從考古發現看，似乎“商胡”即“昭武九姓”的后裔在唐代戴戒指的可能性不大。前述寧夏固原地區發掘有唐代史索巖、史訶耽、史鐵棒、史道德墓，史姓屬昭武九姓，但這四墓中均無戒指出土。1981年洛陽曾發掘有安菩夫婦墓。安菩亦屬昭武九姓，墓也未被盜掘，但墓中也沒有戒指出土（參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中原文物》1982年3期）。

[29]、《劉賓客文集》卷26《馬嵬行》。從詩中可知，劉禹錫也視指環為一種神奇的有胡族色彩的寶物，所以才說它會讓“賈胡驚”。

[30]、參見《明皇雜錄》、《楊太真外傳》等書中的記載。

[31]、《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8月，290－291頁。

[32]、但是《佛本行集經》原文只是間接和婚姻發生關系。據佛經原文，太子準備的“雜寶無憂器”都讓其他女子拿走了。耶輸陀羅最后一個來，來后又向太子要雜寶，“是時太子指邊有一所著印環，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陀羅”。但是耶輸陀羅仍不高興。后來凈飯王向耶輸陀羅的父親提婚，經過比武等，耶輸陀羅的父親才同意將女兒嫁給太子。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佛經中所云太子戴的戒指是一種“印章戒指”，可能是身份的象征，本與婚姻無關。第二，并沒有太子以戒指為信物，與女子直接定婚的意思。但是中國唐代西北地區的僧侶（或還有文人）對佛經作了改編，刪掉了其他雜寶無憂器，只以金戒指來判定婚姻，這里顯然有沿絲綢之路的外來文化的影響。可是一經如此改編，它就借助變文形式廣泛傳播，從這一意義上說，準確地說，在唐代戒指與婚姻的關系上，是經過改造了的佛教亦即中國式的佛教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

[33]、還有一種推測，即當時戴戒指的人可能信佛教。這在唐代尚找不到直接證據，而隋代則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唐長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中《隋代李靜訓墓》篇報告說，墓主人李靜訓“兩手指上各戴有金、玉戒指”（4頁）。據報告所刊《李靜訓墓志》，李靜訓“幼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養……于是攝心八解，歸依六度，戒珠共明當！并曜，意花與香佩俱芬”（27頁），可見李靜訓在其外祖母的影響下，成了佛教信徒。唐代墓葬出土有戒指者可惜沒有墓志，文獻記載也太簡略，無法據以立說，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總之，戒指和佛教的關系今后還應作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34]、MaurizioBonicatti著、森田義之譯：《世界至寶》卷2東京株式會社出版，1984年。

[35]、《唐律疏議》卷13《戶婚律》。

[36]、這里的“私約”不是男女之間的私約，而是指女家預先知道對方男子的條件如年歲大小、有無殘疾、是嫡是庶之類，并且答應了這些條件的那種家長之間的私下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