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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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人類文明起源時代的5000年歷史長河，可以說先后經歷三次大的波瀾，大體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總體標志國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論”的觀點，理論淵源是摩爾根的“野蠻時代三段論”，特別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論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論”；在綜合這兩個思想源頭基礎上，我們認真汲取了20世紀世界考古學、中國考古學的最新成果，試圖做出“文明起源過程三階段”的理論創新。

摩爾根《古代社會》中的“野蠻時代三段論”，大體上相當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論”。他采用三分法，來看待整個人類歷史，提出整個世界歷史的三個階段：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

在這個“大三段論”中包括兩個“小三段論”。比較低級的原始社會是蒙昧時代，又包括三個階段：原始人類產生的初級階段——開始學會人工取火的中級階段——使用弓箭進行狩獵活動的高級階段。這個時代，相當于人類歷史早期階段，通稱舊石器時代，幾乎占據了人類歷史長河絕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萬年前。

比較高級的原始社會是野蠻時代，距今一萬年到五千年間，前后是大約五千年時間。這個時代也分為三個階段，先后有五大創新：制陶術的發明導致野蠻時代初級階段開始——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有三大發明，畜養動物、灌溉農業、房屋建筑——野蠻時代高級階段以冶鐵技術的發明創造為標志。

這里講的野蠻時代三階段，大體相當于文明起源三階段。現代考古發現基本上肯定了摩爾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問題。一個特別重要的核心問題就是：

文明起源時代的歷史起點究竟是什么?

由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在吸收、改進摩爾根等前人成果基礎上，提出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理論”，相當于唯物史觀的“文明起源三段論”。

在接近尾聲并且富于總結性的最后一章《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開頭，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討野蠻時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與哲學理論上的新基礎：“我們已經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這三大實例，探討了氏族制度的解體。最后，我們來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已經破壞了氏族社會組織，而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又把它完全消滅的一般經濟條件。在這里，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我們來說是和摩爾根的著作同樣必要的。”[1](P158)

在野蠻時代最初的低級階段，“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這就第一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

在野蠻時代轉為發達的高級階段，“發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離了”，“隨著生產分為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大主要部門，便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隨之而來的是貿易，不僅有部落內部和部落邊界的貿易，而且海外貿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時代門檻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時代鞏固并加強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各次分工，特別是通過加劇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樣，城市在經濟上統治鄉村，或者是像中世紀那樣，鄉村在經濟上統治城市)而使之鞏固和加強，此處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在此以前，階級形成的一切萌芽，還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系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規模較大的和較小的生產者。這里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并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并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1](P163-166)

從摩爾根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論，甚至具體到“文明起源三階段論”的基本思想，都包涵著至今仍有生機活力的閃光思想。但是，我們今天不能停留在他們的個別結論上面，我們要學習借鑒的首先是唯物史觀的活的方法，循著他們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對于世界考古學、中國考古學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論概括，提出現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階段論”。

二

文明起源時代第一階段——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農業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階段的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這是個新概念，綜合了摩爾根“野蠻時代初級階段論”，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理論”的科學因素，又揚棄了個別過時結論，立足20世紀考古發現最新成果，力圖作出理論上的綜合創新。

20世紀考古發現充分肯定了從摩爾根到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論的奠基開創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其中在文明起源歷史起點問題上就提出了五點質疑：文明起源時代的最初起點究竟是制陶業還是農業?

農業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還是東半球的亞非歐大陸?

最早的農業是水作農業還是天然旱作農業?

東半球亞非歐大陸是畜牧業起源在先，還是農業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本質內容，究竟是從野蠻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還是農業部落?

這五個問題不是機械羅列關系，其中最本質、最核心、最深層的一個問題是：文明起源時代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究竟是什么，是制陶業、畜牧業，還是農業起源?

摩爾根“野蠻時代初級階段起點論”，首先著重強調了制陶術發明的發端作用：“低級野蠻社會始于制陶術的發明。”不過，看來他自己當時也已意識到，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我們以制陶術的發明或制陶業的流行作為劃分蒙昧社會同野蠻社會的界線，這樣做固然不免有武斷之嫌，但從多方面考慮，最確當的分界標準大概還無過于此。蒙昧社會同野蠻社會這兩種狀態顯然有別，這是久已公認的，不過，以前不曾提出過某種進步現象作為由前一種社會進入后一種社會的標志。”后來他仍感到理由不夠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釋：“對于人類文化順序相承的諸階段的起點，我們選擇了陶器的使用作為其中的一個分界標志，其意義不像飼養動物、使用鐵器和發明標音字母那么鮮明，因而對于這一抉擇需要加以解釋。人類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簡單的技術必定先已達到相當進步的水平，然后才會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產業興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這里離真理只差一步!

這里反映出一個深層重大的理論問題：對于文明起源時代起點的猶疑不決，偏重陶器技術，對于農業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質前提中的決定意義認識不足，也沒有注意到與農業起源直接相關的新石器革命。這個理論缺陷的產生，有一個理論根源，就是摩爾根在考察社會發展時有一個六項式：生存技術——政治——語言——家庭——居住方式——財產。其缺憾在于，他從比較表層的生存技術、生活資料出發，而沒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資料的生產實踐、生產資料、勞動工具，妨礙了他把“農業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蠻時代——文明起源時代的出發點上去。

在這里，我們需要一方面堅持發展唯物史觀的文明起源論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據20世紀考古學的新實踐，對于恩格斯的個別提法作出修正與發展。從“三次社會大分工”的角度，來探究國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層經濟根源，唯物史觀的這條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確的。然而，關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卻值得推敲：“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問題在于，為什么這里只提畜牧業，而不提農業呢?恩格斯下文中擺出了當時掌握的考古學事實：“園圃種植業大概是亞洲的低級階段野蠻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為田野耕作的先驅而出現不遲于中級階段。在圖蘭平原的氣候條件下，漫長而嚴寒的冬季，沒有飼料儲備，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種植，在這里就成了必要條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為家畜飼料而種植，它很快也成了人類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這樣的表述，就產生出一個邏輯上的矛盾，當下面講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業與農業分離”時，并沒有農業起源在先的前提，沒有明確回答農業何時分化出來的問題。

20世紀考古發現修正了這里的提法與判斷，證實了北非與亞洲，包括西亞兩河流域、東亞大陸的中國，同屬于世界農業起源中心。在距今1萬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明起源時代的歷史起點上，農業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農業起源中心是四個，四種主要糧食作物分別創造出來：

大麥、小麥——首先起源在西亞兩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帶的山前臺地上，而后首先傳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華南廣西、長江中游、下游地區；

粟子——首先起源在華北平原與太行交界的山前臺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亞兩河流域的考古發現還表明，在這個西方文明發源中心，是農業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時代以前，還有一二千年的“無陶新石器時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時代”。

根據這些考古發現，尤其是農業考古學最新發現，我們有必要對“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確化，也對摩爾根提出的野蠻時代、文明起源理論，作出必要的修改與補充：

文明起源時代的歷史起點和最初原點，是新石器時代起點上的第一次大分工，從根本上說首先是農業起源，再加上從農業起源派生出來的畜牧業起源、家畜起源，從原始的采集、漁獵經濟中分化出來，人類定居、剩余勞動增加、其他文明質前提的確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農業起源這個基點上。如果說整個文明大廈全都建立在剩余勞動這個物質基礎之上的話，那么最初的剩余勞動，文明的第一塊奠基石，必然首先產生在農業起源之中。這正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必然邏輯，也是經過考古學發現證實的科學事實。柴爾德所謂“新石器革命”，本質上首先是農業起源革命。

農業起源必然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質前提——新石器技術革命。為了農業起源中刀耕火種、割穗收獲、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萬年至八千年間逐漸創造出新石器農具群。新石器的本質特征，按照西方長期流傳的傳統說法，就是從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學地說是走向切、鉆、琢、磨四大工藝綜合運用于農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產力上的大革命，也為文明起源過程事先鋪墊下第二塊物質技術的奠基石。

確立了“農業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應有的物質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發明創造也就有了應有的歷史前提，又有了應有的歷史地位。由于農業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產力的大變革、大發展，由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變革：谷物產量大大增加，貯存糧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較多的糧食貯存，才能度過冬季，貯備災荒，飼養牲畜；農業起源之后，定居生活開始了，對于各種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隨著農業起源、新石器起源，人們勞動實踐活動、社會交往活動范圍都擴大了，與自然水源的距離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類生存發展的生命線；隨著農業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過程的展開，人們迫切要求發展熟食，從石烹時展到陶烹時代，出現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鍋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為止，考古學、歷史學，從西方到東方，大多數是把這個階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時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銅器、城市、文字起源。這里提出的新主張，是把“農業——新石器——陶器”這三大物質前提的奠定，作為文明起源時代第一階段。

三

文明起源時代第二階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銅器—城市—文字”的多元發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發生期”這個新概念，綜合了摩爾根“野蠻時代中級階段論”與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這兩個概念的合理內核，又綜合了世界考古學、中國考古學最新成果，力爭有所創新。

摩爾根《古代社會》已經提出了這樣一種閃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過程，區分為兩個相互銜接而又相互區別的歷史階段——“文明要素發生時期”和“真正進入文明狀態”。

關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問題，摩爾根的回答看來是初步區分了兩個層次：“基本要素”與“諸多要素”。應當聲明的是，他本人并沒有使用這樣明確區分的兩個不同概念，但從《古代社會》全書看來，卻蘊涵著這種區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類文化的幾個發展階段》，趨向于從宏觀世界歷史高度，談到野蠻時代文明起源過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術——動物馴養——農業種植業——房屋建筑——冶鐵術。后來他還說：“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內。”

而第三章《人類發展速度的比例》，則接近于用追溯法，列舉了野蠻時代三個階段上文明起源過程中的諸多要素發生過程：野蠻社會初級階段文明起源過程中的10個要素——中級階段的20個要素——高級階段的近20個要素。[2](P28，274，32，31)后來馬克思晚年在做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時，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這個提法。在《古代社會》一書第二編第八章《希臘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財產制度作為推進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財產已經成為逐漸改造希臘制度而為政治社會開辟途徑的新要素，這個要素既是政治社會的基礎，也是它的主要動力。完成這樣一個根本的變革，不管從現代的眼光來看是多么簡單明了，在當時卻是一件艱巨的任務”[2](P218)。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話概括了這段論述，并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這個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經過延續了若干世紀的在氏族基礎上建立國家的嘗試以后，這種要素逐漸改造希臘的制度并為上述變化(即向政治社會或國家過渡)作好了準備。”[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沒有專門論及文明要素問題，但在《雅典國家的產生》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會要素”這個提法；同時，他把國家稱為“文明社會的概括”，與“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鮮明對照。

由此看來，把整個文明起源過程，除了前面的物質前提奠基期之外，還可進一步區分為“文明要素發生期”與“文明整體形成期”兩個階段，是有理論根據的，也有歷史淵源。現代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也有助于證實這種區分。

這里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哪些屬于文明起源過程中產生的諸多要素?哪些屬于有全局意義的基本要素?

我們不妨仿照“化學元素周期表”那樣，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爾根先后列出了近50個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諸多要素”的基礎上，他當年看重突出的“六個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業；(3)農業種植業；(4)房屋建筑術；(5)冶鐵術；(6)文字。

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對于摩爾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諸多要素，特別是有重大意義的六個基本要素，大都作過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論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時，特別突出了兩大要素的關鍵作用：一是鐵器；二是文字。他有一個十分簡明的概括：“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并由于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而在“文明起源諸多要素”這個層面上，他曾歷數古希臘文明起源中的十來種要素：鐵器、風箱、手磨、快輪制陶、榨油、釀酒、車輪、建筑術、城市、荷馬史詩與全部神話。[1](P22，23)

20世紀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學家柴爾德，1936年用英文發表了影響頗廣的《人類創造了自己》一書。他把人類文明起源的主要軌跡，總結歸納為距今一萬年至五千年間，先后發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時代革命——城市革命——人類知識上的革命。柴爾德關于頭二個革命的學術觀點，多為世人關注，而關于后一個革命的論述，則較少為人論及，而對于我們清點“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卻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作用。該書最后兩章，認為構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類知識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間，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間，有16項影響人類歷史走向文明的重要發明創新：

(1)使用運河和溝渠的人工灌溉法；(2)犁耕；(3)牲畜動力；(4)帆船；(5)輪車；(6)果園種植；(7)發酵作用；(8)銅的冶煉與使用；(9)房屋建筑用磚；(10)拱門；(11)在陶器表層上釉；(12)印章；(13)太陽歷；(14)文字；(15)記數法；(16)青銅。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間，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間，他又補充了四項影響人類文明過程的四項重大發明創造：(1)十進位法；(2)經濟實用的冶鐵術；(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統。[4](P217)

面向21世紀世界考古與中國考古最新發現，對于前人探索足跡作出比較研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論創新，我們或許可以引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

文明起源是一個長達五千年的漫長歷史過程，除去頭兩三千年是“農業——新石器——陶器”這文明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之外，還有兩三千年時間，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間的兩三千年歷史長河；

這兩三千年時間，是在物質基礎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歷史過程；

文明直接起源過程之所以拉得這么長，是因為文明起源是諸多要素、多元發生，逐漸萌發、不斷生成的復雜歷史進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過程；

在文明起源過程中，在“物質奠基——文明形成”這兩大階段之間，專門分出一個“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區分為兩個層次；銅器是經濟基礎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會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還有層次稍低的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階段——文明總體標志國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各種要素、各種片斷的簡單羅列、機械相加。

文明起源過程中，要素與總體、漸變與質變、起源與形成、諸多要素與文明整體的關系問題，是一個難度甚高的重大問題。

對于文明起源與形成的總體標志問題，從19世紀到20世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探索與爭論，有以下四種學術觀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主要標志論。這個觀點流行最為普遍，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爾根1877年的《古代社會》一書，另外還有大體同時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類學：人類與文明研究導論》等論著。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標志論。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紀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1950年他專門發表了專題論文《城市革命》，論證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決定性標志，并列舉了城市革命的十項標準。

第三，社會秩序主要標志論。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等四人編寫的《世界文明史》，該書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會秩序是文明的內在本質規定：“探討城市的起源實際上與探討文明的起源是一樣的。文明可定義為人類組織的這樣一個階段，其行政機構、社會機構和經濟機構已發展到足以處理(不論如何不完善)一個復雜社會中與秩序、安全和效能有關的問題。”[5](P38)美國學者維爾·杜倫(WillDurant)在《東方的文明》一書開頭，就從社會秩序角度對文明作出定義：“文明是社會秩序，它促進文化創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經濟支持、政治組織、道德傳統以及知識和藝術的追求。”[6](P3)

第四，國家主要標志論。這個觀點是由馬克思進行理論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明確提出的。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會大分工為文明起源主線，而最后的總體標志則是國家的形成。“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個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淵源于馬克思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寫成的《資本論》第一手稿。

下面我們對上述四種文明起源總體標志論做出比較研究，試比較它們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個至少長達3000年的歷史過程，作為文明形成標志，看似明確，實則難以準確把握。人們在常識中，傾向于這種認識，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說成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而把在此之前的歷史稱為“史前史”或“史前時期”。從摩爾根、泰勒，到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過這種較為公認的說法。

然而細致推敲起來，象形文字產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產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個作為文明形成標志，卻是不十分明確的。摩爾根寫作《古代社會》那個時代，由于考古發現有限，這個界限分得不明確，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論，都作為文明時代形成首要標志，認為文明社會“這一階段始于標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獻記載的出現”，并且申明“刻在石頭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視為與標音字母相等的標準”。恩格斯也采用了類似的說法。可是，現代考古發現已經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輪廓大體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東西方都有原始形態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東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構成體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從腓尼基到古希臘，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國則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見，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產生，是一個至少長達近3000年的歷史進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號、刻畫符號，更是長達7000年以上的漫長歷史過程，把如此漫長的文字形成過程，作為文明形成的總體標志，今天看來很難說是優化選擇。

20世紀中后期，對柴爾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標志論，也有人提出質疑。質疑集中在兩個方面：有人認為柴爾德的理論觀點主要立足于兩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當長時間里曾是灌區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還有人認為兩河流域、古希臘、中美洲，則有一段歷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個別要素，卻未達到文明時代的整體要求。

“社會秩序主要標志論”，注意到社會關系的總體性是合理的，但社會秩序比較抽象，比較一般，沒有找到一個明確標志社會秩序總體尺度。這個尺度，不是國家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唯物史觀的“國家形成總體標志論”，更經得住考古實踐的歷史檢驗，更富有總體性與確定性，可以作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點和文明形成期的出發點。

國家形成也是一個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確定性的歷史過程，便于在考古學、歷史學上精確把握。

文明起源過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類文明大廈：

第一階段，是距今一萬年開始的頭二三千年，文明大廈的物質奠基期；

第二階段，是距今七八千年開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廈的要素發生期；

第三階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國家形成期，文明大廈的總體形成期。

中日考古最新發現，還提出了更新的問題：湖南道縣玉蟾巖發現了近1.5萬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陶片；江西萬年仙人洞、廣西桂林廟巖先后發現了近1.5萬年前的陶片；日本也先后發現了1.5—1.2萬年前的陶片。

中國與東亞文明起源時代的最初歷史起點，有可能再向前上溯五千年，達到一萬五千年前。這個中國特色的新問題，尚待從考古發現與理論概括兩方面的統一中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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