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詞傳唱”融入高校美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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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詩詞在其流傳方式上，雖無傳唱之名，卻有傳唱之實。傳唱的形成和形式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我國古代樂教的過程中，從而形成的社會價值影響了中國音樂歷史進程和文化思想。古詩詞中潤物無聲的美育教化，對后世我國哲學、文學、美學等學科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今大學生需學習、繼承及思考。

關鍵詞：詩詞；音樂文化；音樂美學；美育；古詩詞傳唱

一古詩詞發展歷史及現狀

中國古詩詞歌曲的發展脈絡應該從三千多年前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始終，《詩經》詩篇大多以四言體句為主，有少量的二言至八言體句，其內容共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指收集的民歌；“雅”多為宮廷、宴中的歌曲；“頌”是帝王、天子祭祀儀式歌曲，并其中一部分為舞曲。《詩經》之后，在我國古詩詞中占據里程碑意義的便是《楚辭》。經由屈原根據民間歌謠所創造形成，已打破《詩經》的四言體句式，采用長短不一的句式，并運用楚國方言，無論在節奏還是韻律上都使之獨具濃郁的地方特色。與發源于北方的《詩經》不同，《楚辭》在描繪男女愛情歌曲中更為委婉細膩，如《九歌•少司命》中“與女沐兮咸池，晞女發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國風•周南•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樣表達對心愛人的盼望，而《詩經》中表述更為直接奔放。這一南一北的佳作為我國古詩詞歌曲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樂府歌辭》正是經由秦漢得以延續，漢代創立了漢樂府，以廣泛收集各地民間歌謠以及創作的詩詞歌譜，并加以改編，以適應宮廷使用。漢樂府民歌流傳至今共有100余首，多為五言體句式寫成。直至漢末建安時期，“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第一次掀起文人詩歌風潮，以極具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流傳于世，即后世所指的“建安風骨”。發展至此，詩詞與樂曲仍是一體不分離的，而自唐代開始，詩詞和樂曲便開始各自發展衍生，詩詞跨入其黃金時代，成為當時文人雅士們抒發情感、才情交流的方式之一，創作詩詞的詩人、文人，而創作音樂的則是藝人、匠人。從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盛唐李白、杜甫，中唐劉長卿、白居易、韓愈，到晚唐溫庭筠、李煜等不勝枚舉，留下的佳作更是不計其數。與此同時，由于曲作者多為民間藝人，其文化造詣相對欠缺，只憑口傳心授來傳承，因此在這一方面很少有文字記載，但好在仍保留記載了一些相對完整的古詩詞歌曲，如姜夔整理創作的《白石道人歌曲》、明崇禎末年根據宮廷中的古代歌曲譜集整理的《魏氏樂譜》等。宋代時期出現的曲子詞，由于有明顯的音樂和文辭之分，就為這個時期出現的“舊樂填詞”“新創辭曲”提供了可創作空間的依據。在原有的曲子配上新的詩詞，或由作者自己重新作詞作曲就是在那個時期的雛形，那時的作品特別注重詞與曲的匹配融合，作者風格與特點完全通過作品來體現，如：姜夔、柳永所代表的“婉約派”和蘇軾所代表的“豪放派”等。[1]進入元代，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原本民間流傳的“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逐漸演化成元曲，更通俗化、口語化的元曲由“元散曲”與“元雜劇”兩個部分組成，有著北方爽朗直率的民族色彩。關漢卿的《竇娥冤》、馬致遠的《漢宮秋》、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白樸的《墻頭馬上》等，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明清小曲豐富了古詩詞歌曲的演唱形式，又稱“小唱”，加入了樂器伴奏形成的獨唱歌曲。這是繼唐、宋、元之后又一個從民間瓦肆創作出的藝術性較高的歌曲。發展至近現代，由于詩詞與樂曲的分離，給予了現代作曲家極大的發展空間。從民國時起，有一批作曲家以中國經典的古詩詞為歌詞，重新譜曲成歌，留下了諸多經典。如：黃自創作的《花非花》、青主創作的《大江東去》等，到了二十一世紀，由谷建芬譜曲的《三國演義》主題曲《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曲調大氣磅礴，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古詩詞中的意境；梁弘志譜曲的《水調歌頭》，由鄧麗君演繹的《但愿人長久》更是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千禧年之后，《花田錯》《蘇三說》《東風破》等流行歌曲多改編或截取部分詩詞，尤其在近幾年廣為流傳及亮眼的詩詞歌曲逐漸稀少。其所謂不讀詩詞，難有才情。

二詩詞中的音樂及其文化

詩詞文化必須談及音樂文化，音樂的文化性研究也必須談及音樂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國音樂思想史應從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即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開始的，今天我們研究儒家文化美學中應顯性其“潛思想”，揭示出相關因素的內在聯系，如孔子學琴于師襄由“曲”“數”到“志”“人”，就是一個由音樂技術到人格精神的過程，同時也說明“曲”“數”和“志”“人”是互為內在的和互為目的的，“志”“人”寄托于“曲”“數”，“曲”“數”表達“志”“人”。至先秦時期，諸子提供了“中國學術文化發展之原始模型”[2]，提出了“禮樂”“天籟”“大音希聲”“圣王作樂”“與民同樂”“天人同度”等，先秦基本確立了中國文化的路向和原始模型。之后再經歷兩漢時期的思想大一統后，中國歷史就進入了所謂“大開大合”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七八百年是“大開”時代），嵇康正是這個時代必然出現的人才，其極高的哲學心靈和極玄遠的文化趣味，“彈琴詠詩自足于懷”的“純美學”意識已大不同于先秦，臨終彈奏琴曲《廣陵散》概然赴死的人格精神，則可與古希臘蘇格拉底為堅持哲學立場飲鳩而亡相媲美。東西方精神堪稱一致，心靈與樂聲的共鳴深具那個時代的文化氣息。隋唐同樣處于這個大開的歷史時期，詩歌和樂舞成為了唐代文化的雙壁，“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綠腰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是這樣一幅讓當今令人羨煞的文化生活場景。到宋元明清則是一個“大合”的歷史時期，中國思想史家陳來認為這個時期“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3]，宋代之后的中國音樂文化以世俗音樂為主，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等雜文中許多白描式地描寫生動有趣地表現了當時勾欄、瓦舍、樂棚成為新的文化中心，明代重要的戲曲家湯顯祖、呂天成、祁彪佳等都是當時的弄潮兒。縱觀中國音樂史數千年的變遷，經歷了從廟堂到宮廷再到勾欄瓦肆歷歷下降的過程，其間有多少思想潮流在涌動，有多少思想力量在推動、淘汰著時代的文化生活？這些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三經典古詩詞傳唱融入高校美育之意義

2019年4月教育部《關于切實加強新時代高等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這充分體現出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是對蘊藏其內的當代價值的深度挖掘和實踐，也充分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高校美育中的重要性，是提升高校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的重要路徑。由此構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點的美育教育成為新時代高校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高校教育不僅向大學生提供專業技能的培養，其更高的理念因是促進大學生與社會全面發展。這種理念體現的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內涵。《易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道，它關乎的是人同自然、同社會之間的法則、秩序、價值、意義。人文體現的是人心、人性，大學生在理想與追求中實現其價值。在未來的產業中，越是能體現“人文精神”“人文內涵”，它就越具備創造財富的能力，越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無疑，在高校教育中，美育成為實現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渠道。美育也稱為“審美教育”，它用情感澆筑，是情感教育的洗練和升華。美育體系圍繞著“真善美”，進行著不斷的構建。美育通過情感教育，或提升、或喚醒大學生對人文的感知力，這種感知力化育成積極力量，促進人類進步，推動社會發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浩如煙海的古代詩歌無疑成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被世人稱為“詩歌的國度”。中國經典古詩詞承載著中華豐厚的文化底蘊。對古代詩詞的解讀，是國人對人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人之所以為“人”的命題的闡釋。古詩詞題材極為廣泛，詩人以其飛揚的心靈，飽滿的靈魂，行走于大地，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凝結成語言，為我們呈現出自然的曼妙，生活的情趣，民族的情懷。詩中所表達的是情感的升華，是人生的哲思。在學習誦讀古詩詞過程中，我們不僅感受到的是它的音韻節律，抑揚頓挫，華辭美章。更是讀到了國人迸發的情感，讀到了國人的精神與力量，奮斗與創造。不言而喻，古詩詞是一本極好的美育教材。

在高校美育體系中，音樂教育發揮著它重要的美育功能。我們從美育的角度去看，音樂與古詩詞異曲同工，前者是用聲音來感懷寄志，后者是用語言來抒懷壯志。然而音樂因其特有的聲音解讀，依靠聽覺來喚起聽者的情感涌動，委婉含蓄，更易打動人心。李叔同的《送別》，配上了優美且易唱的旋律，使原本文字有了可觸摸到的溫度，這是一種感性的召喚，音樂完美地詮釋了詩的意境，使聽者潸然落淚。所謂詩乃樂教！因此，與音樂結合，詩詞傳唱成為非常有效的美育體驗，提升了大學生對詩詞的審美能力，體現了詩詞的美育價值，為促進人和全社會和諧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范丹彤.20世紀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演唱特征探究[D].廣西師范大學,2018.

[2]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原版自序之二[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

[3]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

作者:章丹丹 周紀來 單位:東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