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詞的潛在及運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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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詞”是“詞”的非專科部分的最鄰近的上一個層次的概念。語詞有潛在的情況，就是文獻中見不到反映，卻活潑地潛在于通用語或方言的口語中，這不同于承用。語詞潛在的運動就是這個語詞在口語中有意義或詞性或使用范圍上的引申或變化，或者展現(xiàn)其構(gòu)詞能力。由于文獻反映的缺失，潛在及其運動的過程我們往往難以描寫，常常只能見其首尾。認識這個命題對于語詞的歷史研究和訓詁研究都是有意義的，可以解決一些疑難。

[關(guān)鍵詞]語詞；語詞的潛在；語詞的潛在運動；訓詁

Abstract：Wordgroupisanadjacentsuperordinateconceptofawordinitsatypicalsense.Thehiddenexistenceofwordgroups，whichisdifferentfrominheritance，isshownbytheirnon-existenceinliteratureandtheirvigorousexistenceinpopularspeechorvernacular.Thehiddenmovementofawordgroupreferstotheextensionorchangeofitsmeaning，propertyorscopeofuseinspeech，ortoitscapabilityofformingawordorphrase.Itisusuallyhardtodescribethiskindofhiddenexistenceandmovement-wecandonomorethannotingtheiradventandleaving-forlackofrecordinliterature.ButtherecognitionofthisphenomenonissignificanttothestudyofthehistoryofwordgroupandtothetraditionalChineselexiconstudies，foritcanhelpcracksomehardnuts.

Keywords：wordgroup；hiddenexistenceofwordgroups；hiddenmovementofwordgroups；traditionalChineselexiconstudies

一、問題的提出

“語詞”，是漢語研究和辭書編纂中常用的一個術(shù)語，是和專科詞相對而言的。它和語言學中的“詞”是什么關(guān)系，卻從來沒有認真界定過。現(xiàn)在既然要討論它的潛在及其運動，就必須先給它一個界定。首先，它的所指范圍要比“詞”大。我們都知道，“詞”這個概念是從西方來的，它是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可以獨立運用的單位。我們漢語中的“字”是一個書寫單位，和“詞”不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但由于“字”都有音且大多數(shù)有獨立的意義，于是也就帶著字形進入語言層面，所以徐通鏘等名家就提出了“字本位”的問題，這里暫不討論)。而我們所說的“語詞”，卻和“詞”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語詞”和“詞”有兩個方面的共同點：(1)都是有意義的；(2)都是可以獨立運用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在句子中充當一個句子成分，回答一個問題。它們的不同點在于，“詞”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而“語詞”不一定是最小的，它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組合的，可以繼續(xù)分析的。但是，這種組合不是無上限的。它的上限是，組合的結(jié)果只能做一個語法成分，回答一個問題。這里，有許多是我們稱之為“復詞”的，還有成語等。總之，“語詞”是“詞”的非專科部分的最鄰近的上一個層次的概念。我在長期的漢語詞匯和訓詁研究中，覺得就漢語而言，給“語詞”以確定的地位，對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guī)碓S多便利。這是因為，漢語中有些字與字的組合，到底是不是詞，有時是難以斷定的，而確定是不是語詞，卻是比較清楚，易于操作的。如漢代文獻《說苑》中，“人民”有用例4個(引用《詩經(jīng)》1例不計在內(nèi))，“民人”用例2個，其指稱義相同，在句子中只充當一個成分，我們可以視為“語詞”。由于其結(jié)構(gòu)的不穩(wěn)定性，二字可以前后互易，其義等于“人”、“民”兩個同義詞的綜合，不具備今天的和“敵人”相對立的含義，所以，看作“詞”就不一定妥當了。漢語中這類現(xiàn)象甚多，用“語詞”來稱呼比較科學些。

漢語語詞的形成及其意義的演變，既是在歷史中進行的，也是在地域中進行的。而反映這些語詞的文獻材料，反映的情況并非是完全的，也不能說這種反映沒有一點誤差(我看過一個反映潮汕方言的材料，說那地方的人很奇怪，將“人”稱為“狼”。實際上，是這個作者n、l不分，潮汕是用[ Ínαŋ陽平調(diào)](注：本文為便于閱讀和排印，凡是能用漢語拼音表示的讀音，就直接用漢語拼音；不方便表示的，就用國際音標，置于[]內(nèi)。)來稱人的，寫作“人”是用了訓讀字，按其音義，應該寫作“儂”，黃典誠先生已經(jīng)有文說清楚這個字了[1]。我的博士生楊思范說，他的家鄉(xiāng)浙南蠻話中，也是這樣的)。而漢語文獻，往往是用通用語而雜有某些方言且兩者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因此，即使將研究者本人也免不了存在所見不廣的局限這一點放在考慮之外，這些情況的存在就給我們的語詞歷史研究帶來3個方面的困難：

第一，對某個確定區(qū)域作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歷史研究，似乎比較容易梳理清楚，但也需要考慮文獻反映不全面或混雜其他方言的情況。做歷時研究而能遇上純粹的狀況，是很難的。專書的語詞研究固然比較純粹，但是上述的復雜情況仍然存在。如表示“遲”義，在先秦，用“晏”、“晚”、“遲”都見到，《論語·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戰(zhàn)國策·楚策四》：“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但在今日口語中，普通話用“晚”和“遲”，吳語和閩南語中用“晏”，天色晚也是用“晏了”。然而《初刻拍案驚奇》中，卻“晚”、“遲”、“晏”都用。“晏”有3個用例：“晏起”(卷2)，“晏了些”(卷4)，“茶遲飯晏”(卷22)。而用于天色的晚，卻一律用“晚”字，例子甚多，“天色晚”有3例(卷13、22、31)，“天晚”有8例(卷1、6、8、14各1例，卷31、34各2例)。書中“晚”有140多處，都是用于表示天晚或夜晚的(表示何時或責其太遲的“早晚”不計在內(nèi)，少數(shù)幾例如“晚婆”即晚娘、“前親晚后”謂后娘欺負前妻之子，以及“相見之晚”這類習語不計在內(nèi))，“遲”有70余例(除去“遲遲麗日”、“說時遲，那時快”這些習語，可注意的是有“來遲”而無“遲來”，也無“去遲”和“遲去”)，所用范圍和“晏”相近，但不用于天色。是馮夢龍的語言環(huán)境中“晏”、“遲”和“晚”有這樣的分工呢，還是“遲”和“晚”的用法是受通用語的影響呢?也就是說，這3個詞，是明代吳語和今天的吳語表現(xiàn)不同呢，還是明代吳語實和今天相同而只是由于文獻混雜通用語而引起我們的懷疑呢?今天要說個清楚恐怕是不容易的了。專書的語詞研究尚且如此，關(guān)于先秦的“晏”、“晚”、“遲”的同時出現(xiàn)是否有方言上的差別，就更難判斷了。何況專書的研究畢竟不是歷時的研究，而如果缺乏歷時材料的比較，其結(jié)果就容易出些誤差。自然，專書的語詞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材料也比較容易窮盡。多部專書的語詞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歷史和地域上的語詞變化及其特點。

第二，在同一個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qū)域，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表現(xiàn)是不大相同的，也許在一些地區(qū)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地區(qū)依然存在。不同方言區(qū)域的語詞的變化，往往是不同步的，而文獻反映的缺失或誤差，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不是那么容易梳理清楚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走”的奔跑義，在普通話地區(qū)已經(jīng)消失，在閩南話中卻仍保留，但是，在閩南人所寫的書面語中，卻也不容易見到“走”的奔跑義的痕跡，這是由普通話對書面語言的巨大影響決定的。假如千年后，人們來研究漢語語詞的歷史，說到千年前閩南話中“走”有奔跑義，也會由于文獻難徵而存疑(假如現(xiàn)時的那些方言詞典已經(jīng)不存在的話)。又如“進”用于進入義(不是進退義)，汪維輝先生說是在東漢時出現(xiàn)的[2]。但這只能說是文獻中反映出來的通用語(或稱雅言，類似于民國時期的國語，今天的普通話)的情況，如果考慮到方言，那就復雜許多了。在潮汕口語中，迄今有“入”無“進”。然而潮汕人的書面語中，卻會有“進”的。文獻對口語反映的缺失和誤差，是我們用文獻來說明問題時必須警覺的。

第三，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qū)域，這種復雜性就表現(xiàn)得更為充分。我們的漢語語詞歷史的研究，就往往處在這種狀況之中。這時必須同時考慮4個方面的情況：(1)歷史的變化；(2)地域的變化；(3)文獻反映上的問題；(4)當今口語的情況。

固然，地域的變化有時是因應于歷史的變化的，誠如趙元任先生在《語言問題》第七講《方言跟標準語》中所說：“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進上的階段。所以橫里頭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里頭的差別，一大部分的語言的歷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布看得見。”但是，這僅僅是個原則，我們迄今為止還無法斷定某種方言就代表歷史上的某個時代，我們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那樣，聽到廣州話就以為是聽到唐時的音。這是因為，不管哪種方言，它都經(jīng)過許多歷史時代的積淀。因此，它的某些部分，會反映歷史上的某個時代的語言現(xiàn)象(比如，親戚謂之“親情”，唐代有此語詞，今潮汕話中還有)，但要將整個方言和歷史上的某個時代完全對應起來，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因此，我們對語詞歷史的研究，還是得一個一個地進行，一類一類地進行。

由于存在歷史的、地域的移動和變化，由于文獻反映的缺失和誤差，由于地域活生生語言的存在，我們對某些語詞的解釋，對某些語詞意義演變的研究，對某些字是否可組成語詞的探討，等等問題，就必須考慮到這種情況。語詞是有時代特征的，語詞或某個語義的產(chǎn)生、發(fā)展、變化以至消亡，在通用話的系統(tǒng)中，總是在某個時代或若干個時代中進行的。有的語詞或語義存在的時間很短，有些則很長，一些基本詞匯則古今沒有什么變化。這些，我們已經(jīng)注意到了。但是，語詞還有地域的特征，某個語詞或某個語義，在通用話中可能已經(jīng)消亡，但在某個地域中，卻可能存在，甚至還在發(fā)展新的用法，發(fā)展引申義。而且說不定某一天，它會重新進入通用話系統(tǒng)。或者，在歷史上，這些乍看已經(jīng)消失的語詞或語義，也許僅僅是文獻反映的缺漏，而實際上通用話口語中依然存在，等到某一天，它又突然在某個文獻中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我們過去注意得不夠，所以，我在這里提出了“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這個命題。

二、語詞的潛在與承用

我們所說的“語詞的潛在”，就是指一些語詞，原來文獻中出現(xiàn)過，后來消失了，我們會以為這個語詞已經(jīng)消亡了，但是隔了一段時間，它又在文獻中出現(xiàn)了。這種出現(xiàn)，是鮮活的出現(xiàn)，也就是說，其背后是口語的存在。這種一段時間在文獻中見不到的情況，我們就稱之為“語詞的潛在”。它可能潛在于通用語中，只是由于文獻的局限而未能反映出來。它也可能潛在于某種漢語方言中，文獻中就更難得到反映了。后來它又浮現(xiàn)于文獻中，這種浮現(xiàn)，是植根于口語的，也就是說，它是在通用語或方言的口語中鮮活存在的。這和后代的文獻中承用前代文獻中的一些語詞是不同的。承用是對已經(jīng)死去的語詞的文獻上的使用而已。承用往往用于典雅的文章中，只有具有相當文化素養(yǎng)的讀者才能理解。而潛在的復出往往出現(xiàn)于應用型的文章中，應用型的文章是需要讀者一看就懂的。看一個語詞是承用還是潛在的復出，文章的類型是個很重要的參照因素。自然，今日方言中的存在，其他文獻的用例也很能說明一些問題。舉例來說：

《爾雅·釋詁》：“閑、狎、串、貫，習也。”郭注“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郭氏用漢代的習語“厭串(音貫，今音ɡuàn)”、“貫忕(音時制切，今音shì)”來解釋“串”、“貫”，可是，今日所見晉代文獻卻不見用例。[宋]邢昺疏：“注云‘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者，當東晉時有此‘厭串’‘貫忕’之語，以為證也。”看來邢昺的語言環(huán)境中已經(jīng)不見這兩個詞語了。然而宋代實有用例，如下：

文淵閣庫本《歷代名臣奏議》卷327《御邊》載宋仁宗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論削兵當澄其冗，弛邊當?shù)闷湟罚骸爸寥缃裰吅颍嗤蛢?nèi)兵，土宜非所堪，技能非所習，而坐食儲峙，慣忲給賜，久恬安逸，靡知艱苦，有未嘗識陣伍而聞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擐三屬之甲，雪霜增其慘，瘃墯切其身，則恐疲瘁顛仆之不暇，非全勝之師也。”“慣忲”之“忲”，正當作“忕”。此二字各有其義，音也不同，本來是兩個毫不相干的語詞，但由于字形近似，常常混用。“忕”，時制切，今音shì，習慣義。“忲”，他蓋切，今音tài，驕奢義。“慣忲”即“貫忕”。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的《宋朝諸臣奏議》即校定為“貫忕”[3]。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45《胡公疎示祖擇之盧氏石詩和之盧肇家》：“太守自憐堅直心，愛少憎多屢遭謫。南至蒼梧及桂林，名山徧訪無窮僻。所宜猒慣不入眼，向此歌吟尤愛惜。”“猒”同“厭”，“猒慣”即“厭串”。串，今音ɡuàn，即毌之隸變，是貫的初文，慣、摜皆其孳乳字。

這兩個用例，雖然字形上和郭注所使用的字形有不同，但實際上是相同的語詞(編《漢語大詞典》時未發(fā)現(xiàn)這兩個語詞的用例，所以無法立目)。今天來看，這兩個詞是宋代的實際口語的反映呢，還是僅僅是承用?從邢昺的疏來看，似乎承用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他已經(jīng)沒有見到這兩個語詞了。但是，“慣忲(忕)”是出現(xiàn)于奏折中的，奏折是典型的應用型文獻，總不見得富弼要在這種場合顯示博學吧。要是宋仁宗看不懂怪罪下來，不是沒事找事嗎?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是邢昺為所處的語言環(huán)境所囿而不知，不見得口語中一定沒有。不管如何，從晉代到宋代，中間經(jīng)過千百年，不見文獻中有用例，而到宋代反而見到文獻中有用例。這種現(xiàn)象，是研究古代漢語語詞時要注意的。

“厭慣”兩個字都習見，組成語詞也是其義的綜合，甚至到清代乾隆的《登四面云山亭子待月即景》四首之二中還將“厭慣”倒為“慣厭”來用：“慣厭中涓早備釭，千巒夕景正無雙。”(文淵閣庫本乾隆《御制詩》第三集卷三二)宋代梅堯臣的用例，是文語的承繼呢，還是口語的反映，我們實在是不好判定的。

但“慣忕”這個語詞，我們卻可以斷定為口語的反映。因為除了文體這一因素之外，今日方言中還存在這個語詞。據(jù)許寶華、[日]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的記載，我們稍事整理，可見到今日方言中這個語詞的寫法多達20個：“慣失”、“慣氣”、“慣世”、“慣司”、“慣時”、“慣狀(當為忕之誤)(注：此據(jù)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條“貫”，“”是“忕”的訛字。)”、“慣識”、“慣事”、“慣勢”、“慣侍”、“慣使”、“慣飼”、“慣實”、“慣視”、“慣是”、“慣適”、“慣食”、“慣肆”、“慣嗜”、“慣死噠(噠是語氣詞)”，使用范圍涉及下面諸多方言區(qū)：

西南官話：四川成都、仁壽、南充、達縣、自貢、漢源、重慶，云南昆明、澄江、玉溪、新平、蒙自、大理、永勝、思茅、臨滄、保山、騰沖、昭通、曲靖、文山，貴州貴陽、清鎮(zhèn)、遵義、沿河、興義，廣西柳州，湖北武漢、天門。

江淮官話：湖北紅安、廣濟。

中原官話：陜西白河。

客話：四川西昌、儀隴。

粵語：廣東增城、陽江。

閩語：福建福州、廈門、漳平，廣東潮州、潮陽，臺灣。

湘語：湖南長沙、衡陽、吉首。

吳語：上海奉賢、松江。

贛語：江西高安老屋周家、湖南平江。

而文獻中的用例，除了方言詞研究之作外，真正在敘事文獻中出現(xiàn)的，卻只是集中在西南方言中：

“二女兒底脾氣，都是你慣侍了的。”(巴金《春》)

“三妹，這幾天我太慣失你，你也學會斗嘴了。”(巴金《秋》)

“(鐘小娃)自小就被父母慣失的頑劣異常。”(李劼人《大波》第二部第四章)

“(你們)到這渣滓洞集中營里頭，開初幾天，怕不大慣適。”(羅廣斌、楊益言《紅巖》)

“我平日慣適了你，你倒反而對我賊腔賊調(diào)起來。”(艾蕪《豐饒的原野》)

其他方言就沒見到，缺位了[4]。這20種寫法，第二個字，除了“忕”之外，都是用的表音方法，隨著方言讀音的差異，出現(xiàn)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字。巴金既用“慣侍”又用“慣失”，正反映了第二字找不到符合本義的寫法只能寫個表音字的情況。這里用來表音的字，西南官話中用的“失”、“識”、“適”、“食”本來都是入聲，但西南官話中入聲已經(jīng)消失。中原官話中用“實”字也是同樣的情況。至于聲母，或為平舌，或為翹舌，也是和該地的方言大體相應的，因為那些方言區(qū)不少是平舌翹舌不分的。至于高安老屋周家寫作“慣氣”，其第二字的音實是[i33]，其聲母應該是由時制切的“時”顎化而來的，用本為牙音的“氣”來表示是不太妥當?shù)摹９P者是潮汕人，這個語詞在潮汕話中使用頻率相當高。而在漳州，甚至出現(xiàn)了“慣勢蟲”(指養(yǎng)成壞習慣)這樣的語詞，這就說明“慣忕”不僅是潛在，而且還在運動[5]261。我的博士生張徽是四川廣元人，她的方言中同樣有這個語詞，把“習慣了”說為“搞慣勢噠”。她突破字形的約束，因聲以求證文獻中的用例，又找到了一些，其字形有作“慣實”、“慣事”者：

“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馀年，軍鎮(zhèn)人情，慣實巳久，兼聞士真有子，久領(lǐng)兵權(quán)，今別除人，深恐未可。”([唐]蔣偕編《李相國論事集》卷3《論鎮(zhèn)州事宜》)

“城門晝閉眠百賈，饑孫得糟夜哺翁，老人慣事少所怪，看屋箕倨歌南風。”([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7《久雨》)

“翁叟慣事罵婦姑，只今長男戍葭蘆，秋寒無衣霜冽膚，鳴機織素將何須?”([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5《繅絲行》)

上例中需要說明的，是“慣實”的“實”字。“實”是入聲字，在質(zhì)韻。“忕”有又音時設切(注：《左傳·桓公十三年》：“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預注：“狃，忕也。”陸德明音義：“狃，女久反。忕，時世反，又時設反。”)，則為入聲，設在薛韻。實、設都是三等開口，其收音都是[t]，雖然分屬山、臻二攝，但讀音相差不會太遠，因此“實”字仍然看作“忕”的表音。

既然“慣忕”在今日方言中還大面積存在，且唐宋間也還見到文獻的用例，盡管字形不同，但作為語詞應該是同一個，因此，我們認為“慣忕”這個語詞在宋代富弼文章中的再度浮現(xiàn)，只是潛在語詞的顯示而已，并不是已經(jīng)消亡的語詞的承用。

鑒定一個語詞是否是潛在的浮現(xiàn)，目前看來有3個途徑：(1)看其使用的文體是否是應用型的；(2)看是否有其他的文獻在使用，要注意突破字形造成的隔閡；(3)看今天的方言中是否還存在，同樣要注意突破字形造成的隔閡。一些本字冷僻而在語詞中常用的字，常常有各種純粹表音的寫法，我們對此要給予充分的認識。

語詞的承用，其前提是這個語詞實際上在口語中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僅僅是在前代的文獻中有過。舉例來說：蔣禮鴻先生在《訓詁學略說》中提到“烘簾”、“簾烘”難解，他是從周邦彥的《早梅芳》“微呈纖履，故隱烘簾自嬉笑”，《玉樓春》的“簾烘樓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滿路花》的“簾烘淚雨干，酒壓愁城破”，以及李商隱《無題》詩的“含情春晼晚，暫見夜闌干。樓響將登怯，簾烘欲度難”中發(fā)現(xiàn)問題的。他設想：“如將‘烘’解釋作‘密’，于周詞的前二例可通，后一例仍不解。”

我用探索來源和排比用例的方法，研究出這個“烘”有光線透出之義。例子都出自唐代，典型的如：

“玳瑁釘簾薄，琉璃迭扇烘。”(李賀《惱公》)

“酒愛油衣淺，杯夸瑪瑙烘。挑鬟玉釵髻，刺繡寶裝攏。”(元稹《春六十韻》)

“素液傳烘盞，鳴琴薦碧徽。椒房深肅肅，蘭路靄霏霏。”(元稹《月三十韻》)

“寶界留遺事，金棺滅去蹤。缽傳烘瑪瑙，石長翠芙蓉。”(元稹《度門寺》)

“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啞啞下纖綆。遠翠愁山入臥屏，兩重云母空烘影。”(溫庭筠《春愁曲》)

“注矢寂不動，澄潭晴轉(zhuǎn)烘。下窺見魚樂，怳若翔在空。”(皮日休《奉和魯望漁具十五詠·射魚》)

明白了“烘”字有透光之義，則唐詩中的一些校勘問題也就得到答案了。如：

“千竿竹翠數(shù)蓮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琖紅(一作烘)疑漏(一作瀉)酒，水晶簾瑩(一作密)更通風。”(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

顯然，詩作“琥珀琖烘疑漏酒”是對的，意謂琥珀琖透光竟至于疑其漏酒。作“琥珀琖紅”則“紅”字無解。

“烘”字的光線透出之義，到了《全宋詞》中，除周邦彥承用前二例外，他處未見。而謂簾內(nèi)暖熱的，卻有其例：

“烘簾晝暖，正飛花堆錦，風遲煙暮。綠葉成陰春又老，甲子誰能重數(shù)。梅已青圓，雪深猶記，曾捻疏枝否。須知物外，這些光景常駐。”(曹勛《念奴嬌》)

“滿城風雨近重陽，云卷天空垂幕。林表初陽光似洗，屋角呼晴雙鵲。香澤方熏，烘簾初下，森森霜華薄。發(fā)妝酒暖，殢人須要同酌。”(袁去華《念奴嬌·次郢州張推韻》)

“一尊留夜。寶蠟烘簾光激射。凍合銅壺。細聽冰檐夜剪酥。清愁冉冉。酒喚紅潮登玉臉。明日重看。玉界瓊樓特地寒。”(張孝祥《減字木蘭花》)

上舉3例中，袁去華例，“烘簾”對“霜華”，故應是暖簾；張孝祥例，后文有“凍合銅壺”等語，亦應是暖簾。而這種含義《全唐詩》中卻未見到。

看起來，“烘”字的光線透出之義，盛于唐代，至宋代，僅偶然在“烘簾”一詞中有承用而已，實已消亡，然此時“烘簾”卻有新義，為暖熱之簾。為什么說“烘”的透光義在宋代僅僅是承用呢?因為，(1)用例太少了，整個《全宋詞》中就只見到周邦彥的兩個用例；(2)使用的范圍太窄，只限于簾子，而在唐代，使用的范圍就寬多了，凡簾子、瓶子、杯子、屏風、花葉、止水，都可以使用。宋代是否還潛在“烘”的透光義?文獻有闕，不敢妄測。只能說，在通用話系統(tǒng)中，看到的只能說是承用了。

有些語詞，用例極少，在前代的雅書中出現(xiàn)后，到后代的文獻中才偶爾見到用例，如《廣雅·釋詁下》有“細麼(為與下文提到的‘么’相區(qū)別，用繁體)，微也”，“細麼”用例極少見到，所以前人對此難以作疏證。我無意中在蘇軾的《和子由論書》詩中見到，云：“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體勢本闊略，結(jié)束入細麼。”就押韻來看，“麼”是在果攝的。這個用例當然可以用來做《廣雅》的補證。但是，這是潛在呢，還是承用呢?是難以斷定的。四庫庫本《清文穎》卷95徐葆光《圣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出現(xiàn)“細么”一詞，文云：“蔥嶺懸車行冒雪，鹽池飛渡索為橋。保全善類收余燼，掃凈游氛絕細么。”這個“么”，是入效攝的，音yāo。“細么”指的是宵小。這也許是承用中出現(xiàn)的變異或訛變，肯定不是口語中的潛在。

三、語詞潛在的運動

潛在的語詞，只是退出了通用話系統(tǒng)，從這個系統(tǒng)來看，是不存在了。但是，它仍然活躍在口語中，或活躍在某種方言的口語中。其中一些語詞，指稱義或其他層面的意義有了變化，或詞性有了變化，或使用范圍有了發(fā)展或變化，或具有組詞能力并組成了新的語詞，也就是說，它仍然進行著語詞本身的語言學上的運動，這就是語詞潛在的運動。所謂“潛在”，自然是由文獻上來看的。這種運動，文獻記載中難以尋覓其蹤跡。在活生生的方言中，有的可以得其端倪，或者知道其運動產(chǎn)生的新情況。上面提到的“慣忕”在漳州話中會組成“慣忕蟲”，就是語詞潛在運動的一種表現(xiàn)。下面再舉例來說：

剛硬的物品磨損到嚴重的程度，江淮官話說“磨yì”，西南官話說“磨yù”，是形容詞。也可作動詞，如“yì了”或“yù了”。這個字該怎么寫?前代學者有的主張寫作“鋊”，如明代的楊慎、焦竑、方以智；有的主張寫作“勚”，如清代的段玉裁、朱駿聲。請看下面的材料：

[明]楊慎《古音馀》卷4、《丹鉛摘録》卷2、《丹鉛總錄》卷7“磨鋊”條(《升庵集》卷63“磨鋊”條同)都認為應寫作“鋊”。《丹鉛總錄》卷7“磨鋊”條云：“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鋊音裕。《五音譜》：磨礱漸銷曰鋊。今俗謂磨光曰磨鋊是也。往年中官問于外庭曰：牙牌磨鋊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古音馀》卷4說其音云：“鋊，俞句切，借音作遇。《漢·志》民盜摩錢質(zhì)而取鋊。”其《古音叢目》卷4六御七遇一百七字中亦云：“鋊，俞句切。”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11《俗用雜字》：“金石久用無楞曰鋊，音御。《漢書》磨錢取鋊。”

[明]方以智《通雅》卷49《諺原》：“磨鋊○音裕，今人有此語。《五音譜》磨礱(原作，是礱的繁化自造字)漸銷曰鋊。”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力部》云：“凡物久用而勞敝曰勚。[明]楊慎答中官問，謂牙牌摩損用‘鋊’字。今按，非也。當用勚字。今人謂物消磨曰勚是也。蘇州謂衣久箸曰勚箸。”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泰部》云：“今蘇俗語謂物消磨曰勚，謂衣可耐久曰勚著。”

主張寫作“鋊”的3個人，楊慎(1488—1559年)，四川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西南官話；焦竑(1540—1620年)，江蘇南京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方以智(1611—1671年)，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屬安徽省樅陽縣)人，其母語也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他們生活的年代是15世紀末葉至17世紀末葉。主張寫作“勚”的兩個人，段玉裁(1735—1815年)，江蘇金壇人；朱駿聲(1788—1858年)，江蘇吳縣人。他們生活的年代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他們的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吳語(北部)。我們再來看看文獻中的用例：

[明]朱謀垔撰《續(xù)書史會要》：“弋陽王孫多炡，字貞吉，號瀑泉，封奉國將軍，詩才警敏。嘗輕裝游覽吳越，所至傾坐。家居以精鐵冒門閾，賓客雜沓，未幾復鋊。兼精繪事行草，宗米南宮，雜以古字，自成一體。”復鋊，謂包住門檻的精鐵又磨損了。

《歷代賦匯》補遺卷21[明]譚貞良《笑賦》：“乃有距關(guān)越阻，罷辀鋊輪，蜃海跂日，雁山暸云。久客重歸，躧屣前迎，倉黃覩面，然欲傾，獻排靡及，憐意交并。忘其所以咨諏，簡其所以寒溫，握臂團膝，景光逾親。”鋊輪，謂磨損車輪。

[清]曹寅《唐縣開元寺》云：“開元寺古北平西，石子峣峣鋊馬蹄。”鋊馬蹄，謂磨損了馬蹄鐵。

[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59《方物記·獸》：“《晉史》：泰始年，白鹿見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游梁雜記》：榮經(jīng)山中，畋人得一白鹿，將以獻邑侯。其鬛如銀，兩角透明，角尖掛一銅牌，上有數(shù)字磨勚莫辨，惟一唐字稍現(xiàn)。邑侯命釋之。”磨勚，謂磨損。

就這些例子來看，用“鋊”字的3人，朱謀垔(活動于17世紀上半葉)，明宗室，家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其母語大概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考慮到其祖籍)；譚貞良(1599—1648年)，嘉善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吳語(北部)；曹寅(1658—1712年)，祖籍遼陽，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北方官話。用“勚”一人，曹學佺(1574—1646年)，侯官縣洪塘鄉(xiāng)(今福州市區(qū))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閩北方言。這4個人生活的年代是16世紀末葉至18世紀初葉。

從上面的材料來看，凡是和今天官話系統(tǒng)對應的，都用“鋊”字，也有和今天的吳語(北部)對應的。用“勚”字的，都是和吳語(北部)或閩北方言對應的，沒有和官話系統(tǒng)對應的。

我以為，寫作“鋊”是正確的。因為從詞義的引申途徑來說，用“鋊”更順暢些，用“勚”則有點隔。“鋊”字最早的用例見之《史記·平準書》，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漢書·食貨志下》引用此文，注：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無字的一面引者)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鋊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鋊，俞玉反。”由指磨取而得到的銅屑引申而指磨損，可作動詞，也可作形容詞，其途徑順當。而“勚”本指勞苦，最早的用例見于《詩·小雅·雨無正》，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勚。”主要用于人，引申可用于畜生，如[宋]岳珂撰《桯史》卷2“隆興按鞠”條云：“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勚，逸入廡間。”勞苦是一種感覺，不是看得見的具體事物，引申來指剛硬之物的磨損，似乎不太順當。

從讀音來說，“鋊”字，《廣韻》余蜀切，宋祁俞玉反，都在入聲，在那些入聲已經(jīng)消失的地區(qū)如西南官話和北方官話中讀作yù，是說得通的，是入聲變成去聲了。類似的例子有“峪”字，《集韻》也是俞玉切，同樣讀作yù了。但是在入聲尚存的江淮官話中讀為yì，就不大好解釋了。這個音倒是和“勚”的羊至切或馀制切(皆見《廣韻》)相近。這個問題又如何解決?我想，其原因大概是從“谷”得聲的字，也有本來就是去聲的，如“裕”，《廣韻》羊戍切，在遇韻，就是去聲字。“鋊”字也許原來也有這個音，只是韻書失載了。這就是為什么楊慎要給“鋊”一個“俞句切，借音作遇”的音了。在那些撮口呼系統(tǒng)沒有出現(xiàn)的地方，也就是撮口呼和齊齒呼不構(gòu)成對立的地方，它讀作yì也是順理成章的。以南京話而論，撮口呼出現(xiàn)很遲，在上個世紀中葉，南京話白讀中“魚”音yí，“雨”音yǐ，“裕”音yì，都還是齊齒呼。“鋊”音yì是和這些情況合拍的。以后隨著普通話的推廣，撮口呼才在南京話中以系統(tǒng)的形態(tài)出現(xiàn)。有音無字的詞如“鋊”，自然就沒有隨之變成撮口了。四川大學雷漢卿先生說，武威、蘭州一帶，也是讀成yì的，那里也沒有撮口呼系統(tǒng)。

來自四川廣元的博士生張徽說她的家鄉(xiāng)就有這個語詞，是撮口呼(她的母語中有撮口呼系統(tǒng))，費了很多口舌也不聽，說“嘴巴都磨鋊噠，他也不聽”；將某個事物弄得精熟，說“摸鋊”。看來在她的方言中，語詞“鋊”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引申，使用范圍還在擴大，說明這個語詞在廣元話里還在運動之中。

“鋊”字從名詞指磨錢幣得到的銅屑而引申為動詞、形容詞指磨損，在這些引申義仍在西南官話、西北官話、江淮方言、吳語中存在和運動時，其指銅屑的本義卻已經(jīng)湮滅了。這個本義的最后用例，我見到的是《文苑英華》卷546《磨錢判》“甲磨錢質(zhì)而取鋊，乙告之，訴不更鑄”，我不知道這是承用呢，還是當時的語言確有此語。而引申為動詞、形容詞的過程，我們也沒有語言材料可以勾勒。這個過程是在潛在中進行的。我們看到的，僅僅是“鋊”的詞義變化過程的頭和尾，頭存在于《史記》、《漢書》中，尾存在于今日的方言中。

這就是語詞潛在的運動。潛在的運動我們是無法從文獻中得到清晰的認識的，我們只能從運動前后浮現(xiàn)出來的一些語言材料來研究。歷史上楊慎和段玉裁等人對這個語詞寫法的歧義，正反映了對語詞潛在運動過程研究上的困難。

我們還可以再舉些例子：

明清時期的白話小說，常常稱少爺為“舍”。而今日全國許多地方，都不見這個語詞。只有在潮汕話和廈門話中還存在著，而且不僅存在，還構(gòu)成了新詞，潮汕話中稱少爺為“阿舍”，舊時為尊稱。又有“舍坯”，即少爺坯子之意，貶義，指那些吊兒郎當過日子的男青年。廈門話中有“爺舍”、“爺舍囝”，舊指富豪人家的子弟，今也泛指靠父母或他人的錢財過著浪蕩生活的男青年。這就說明，“舍”的少爺義，在閩南話中，還很活躍，還在作造詞和引申的運動。但是，這些生動的口語，在敘述類的文獻中，是不容易見到的。即使在記載方言的詞典中，也容易忽略。如蔡俊明編著的《潮語詞典》(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6年版)未收“舍”這個詞。歐陽覺亞、饒秉才、周耀文、周無忌編著的《廣州話、客家話、潮汕話與普通話對照詞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漏收，幸而李新魁、林倫倫合著的《潮汕方言詞考釋》中收了[6]。廈門話中的“爺舍”、“爺舍囝”，見周長楫編纂的《廈門方言詞典》[7]。漳州話中也有，見陳正統(tǒng)主編的《閩南話漳腔調(diào)辭典》[5]470。

“翹楚”一語，出自《詩·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鄭玄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指的是高出雜樹叢的荊樹。后用來比喻杰出的人才。今天通用話中，只出現(xiàn)在書面語中，口語一般是不用的。而在潮汕話中，口語中使用頻率相當高。其詞性已從名詞轉(zhuǎn)變?yōu)樾稳菰~，可以在其前加類似于“很”的副詞，指人的態(tài)度驕傲，瞧不起一些人或一些事。這就說明，這個語詞，在潮汕話中，不僅存在，而且還在運動。

再如，現(xiàn)今比較流行的說法，食物有彈性叫做Q，這實際上是個閩方言的語詞，福州、廈門、汕頭、臺灣都有這個詞，是有其字的。《集韻·宥韻》有“”字，其義是“弓強也”，字自然是從弓舊聲，反切是巨救切。所謂弓強，就是很有彈性，于是就引申到食物方面。從其音來說，閩南話中音極近Q，只是有聲調(diào)陽去調(diào)，這正和它的反切密合。巨救切的聲母是個濁聲母，反映在閩南話中就是陽調(diào)了。普通話中沒有Q這個音節(jié)，因為k和iu是不拼的，又不知道漢字應該怎么寫，于是就英文字母Q來記音了。此字的“弓強”義在字典詞典中見不到任何用例，在其他文獻中其用例也難以尋覓，在閩南話中卻已經(jīng)發(fā)展到產(chǎn)生引申義了。這個過程，潛在于歷史之中，今日已經(jīng)難尋其跡。

這些，就是潛在語詞的運動。

四、認識這個命題的意義

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是客觀的存在。研究者對這種情況有清醒的認識，就可避免一些錯誤的判斷。這對于詞匯研究、對于訓詁研究，都有相當?shù)囊饬x。

在詞匯和訓詁研究方面，對于以今證古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問題，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認識到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會更加全面一些。應該說，如果對某一個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有確實的把握，則以今證古是科學的。如果這種把握是膚淺的，或者是片面的，甚或是錯誤的，則以今證古就是靠不住的。所以，問題不在以今證古，問題在于是否明了所要研究的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

下面舉例來說說認識這個命題的意義。

(一)對詞匯研究的意義

某些字是否可以組成一個語詞，根據(jù)孤立的一些材料，也許可以作出判斷，但是如果能夠聯(lián)系更多的材料，這種判斷的準確性就可以提高。這里所說的更多的材料，有的就是潛在后經(jīng)過一段時間又浮現(xiàn)在文獻中的。

《中國語文》2005年第3期有董志翹先生的大作《故訓資料的利用與古漢語詞匯研究》，董文在指出《故訓匯纂》的缺點時說：“對于所收故訓材料有的尚缺乏考辨，有些故訓有明顯的錯誤，應予剔除。”所舉的例子就是作者講過多次的“戰(zhàn)逐”。

“戰(zhàn)逐”出自《史記·平準書》“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zhàn)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huán)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集解》引韋昭曰：“戰(zhàn)斗馳逐也。”《漢書·食貨志下》亦有此文，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水戰(zhàn)相逐也。”董文以為“水戰(zhàn)相逐”、“戰(zhàn)斗馳逐”跡近兒戲，所以“戰(zhàn)逐”就不成詞。董文得到了《漢書·武帝紀》“發(fā)謫吏穿昆明池”下顏師古引臣瓚曰“《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zhàn)，遂乃大修昆明池也”，便斷定“戰(zhàn)逐”的“逐”是“遂”之誤，應與下文“乃”字組成復合詞。并且說可能是韋昭、孟康“二人根據(jù)誤本而誤斷句作釋”。問題是如果“戰(zhàn)逐”成立，那么，臣瓚之注卻可以反過來認為“遂”是“逐”之誤而連上為讀。于是問題又回到了起始，“戰(zhàn)逐”能否成為詞語?按常理判斷，韋昭、孟康都是訓詁名家，當時應該理解“戰(zhàn)逐”這個詞語的，他們不會隨便作注的，而“戰(zhàn)斗馳逐”在邏輯上也不存在問題。

實際上，“戰(zhàn)逐”在后代也還有用例。如：

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22《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志銘》：“(楊)幺據(jù)洞庭，陸耕水戰(zhàn)，樓船十馀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岳)飛謀益造大舟。公(指薛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斗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zhàn)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8]《宋史》卷380《薛弼傳》有關(guān)部分全襲用此文，只不過中華書局點校本將“逐”字屬下讀，成了“逐筏斷江路”(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第33冊)，不可通了。文謂用筏子阻斷其通江之路，以防逃逸，用藁秸遮塞入洞庭的水流，使洞庭湖水更加枯竭，這樣就使得楊幺水戰(zhàn)之長得不到發(fā)揮。

[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卷33《次韻姜堯章雪中見贈》：“玉龍陣長空，皋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zhàn)逐三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蓽愧三粲。”“鱗甲塞天飛，戰(zhàn)逐三百萬”當是承用宋仁宗時華州狂子張元詠雪詩句“戰(zhàn)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注：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2“雪”條引《西清詩話》，上海辭書出版社據(jù)明嘉靖本影印1992年版，頁13下欄。)戰(zhàn)斗馳逐，逼得一方敗退，張元用“戰(zhàn)退”，范成大用“戰(zhàn)逐”，各自可通，非謂其義相同。

太平天國的文獻中用“戰(zhàn)逐”一詞甚多，如：

《天兄圣旨卷之一》(戊申年九月間)：“天兄基督又諭天王曰：洪秀全胞弟，星宿說及龍妖，爾還不覺乎?海龍就是妖魔頭，凡間所說閻羅妖正是他，東海龍妖也是他，總是他變身，纏捉凡間人靈(魂)。爾當前升高天，同天兵天將戰(zhàn)逐這個四方頭紅眼睛妖魔頭，就是他。爾今就忘記乎?”[9]

《太平天日》：“當時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戰(zhàn)逐妖魔，賜金璽一，云中雪一，命同眾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層戰(zhàn)下。”[10]636

又，“十八日，主親到(象州)其廟，以大竹搞此妖魔，罵曰：‘朕是真命天子，爾識得朕么?天酉年朕升高天，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朕同眾天使戰(zhàn)逐你們一切妖魔，那個妖魔不被朕戰(zhàn)到服處?爾今還認得朕么?若認得朕，爾今好速速落地獄矣!’”[10]648

太平天國反對讀儒家經(jīng)典，他們文件中出現(xiàn)“戰(zhàn)逐”一詞，不可能來自《史記》、《漢書》，只能是來自口語。

根據(jù)上面的語料，我們可以說“戰(zhàn)逐”作為一個語詞，是成立的。《史記》用例是文獻中見到的最早的用例。后來處于潛在狀態(tài)，南宋時在文獻中又浮現(xiàn)出來，其后又處于潛在狀態(tài)，到近代太平天國時又大量使用。至于它在漢南宋，南宋近代這么長的兩個時代中潛在的狀況如何，是潛在于通用語中呢，還是潛在于某個方言中呢?文獻有闕，我們就無法描述了。

(二)對訓詁研究的意義

訓詁，主要就是要解決“字面普通而義別”、“字面生澀而義晦”兩類問題。這兩類問題，歸根結(jié)底，就是在今日的通用話系統(tǒng)看來難以明白的潛在于古文獻中的字詞的語義。從語詞和語義潛在的角度來看訓詁，也是一個新的視角吧。

舉個例子來說：

吃中藥，按方子將各味藥配合在一起，現(xiàn)在的通用話系統(tǒng)，用的語詞是“配藥”，在古代，卻是說“合藥”的。王梵志詩《請看漢武帝》有“年年合仙藥，處處求醫(yī)方。”“合仙藥”就是將各味仙藥按方子配合在一起，本甚易解。但是有的先生卻覺得“合仙藥”不可理解，于是就以為“合”是“含”之訛，含就是服飲[11]。實際上，“合”的這個用法，在古代文獻中例子并不少。如：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jīng)》卷7：“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押香油。”“又亦不知和合諸藥”。“醫(yī)師既來，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卷13：“譬如良醫(yī)識諸眾生種種病源，隨其所患而為合藥。”卷20：“明日使到，(良醫(yī))復語使者，我事未訖，兼未合藥。”卷25：“是人至心，善受醫(yī)教，隨教合藥，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樂。”

[南朝·梁]寶亮等集《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卷7經(jīng)文云：“爾時客醫(yī)，和合眾藥，以療眾病，無不得差。”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合藥還慵服，為文亦懶抄。”

盧仝《與馬異結(jié)交詩》：“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nóng)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nóng)黨龍蛇，罰神農(nóng)為牛頭，令載元氣車。”

《唐律》卷10“雜律”總第395條：“諸醫(y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可見“合藥”并非飲藥。

而項楚先生《王梵志詩校注》引《宋書·劉亮傳》一例，云：“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例較早，而且非常貼切。

到了元代，這個語詞仍然在通用話的口語中使用。關(guān)漢卿的《竇娥冤》第四折中，“合”字的這種用法就多次出現(xiàn)：

[竇天章云]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的毒藥?[張驢兒云]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竇天章云]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yī)鋪，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里討這藥來?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么?[張驢兒云]若是小人合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魂旦上，云]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

說“合仙藥”不可通，是沒有注意到古文獻中這個語詞的潛在。現(xiàn)在潮汕話尚有此語，“合”音[kap陰入調(diào)]，與《廣韻·合韻》“合”為古沓切之音相應，也與其義“合集”相符。據(jù)友人徐有富先生說，南京語也有“合藥”一語，音是[ho入聲]了。說明這個語詞，雖然退出通用話系統(tǒng)，但在不少方言區(qū)域還保留著。

此例也說明，語詞的潛在關(guān)系到方言證詁的問題，這里就不展開來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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