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提高政治經濟學學科建立的幾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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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20年的歷程，目前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就是在這關鍵時刻，我們在經濟上卻遇到了一系列的難題，這些深層次難題的解決與其說急需應用技術層面的支持，還不如說急需基礎理論層面的支持，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支持。政治經濟學屬于基礎理論，是各種應用經濟學的科學基礎，弱化和忽視這種基礎理論建設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

一、風靡世界的“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政治經濟學”

如果從19世紀20年代英國的大學指定了第一批政治經濟學教授算起，把政治經濟學研究當作一種職業至少已經有了將近180年的歷史。這門科學既有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有低迷疲軟的時期，在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正處于后一種時期。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指標在突飛猛進的同時，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隊伍、水平和情趣卻不斷處于跌勢，這顯然不是一種正常健康的狀態。

在我國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少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都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名稱縮改為“經濟學”，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體現脫離政治的鮮明程度，才能顯示研究的“純學術”意境。然而，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現在風靡世界的所謂“經濟學”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讓我們以薩繆爾森先后再版的兩個版本的《經濟學》為例。薩繆爾森在1976年再版的第10版《經濟學》中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段話中就說到：“政治經濟學是最古老的藝術，最新穎的科學——的確，它在社會科學中，居于首要地位。”在闡述關于“什么是經濟學的定義”時，在其第一個定義中說：“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研究人與人之間用貨幣或不用貨幣進行交換的種種有關活動。”并且指出，作為學術上一門學科，經濟學已經有了整整200年的歷史，亞當·斯密代表一個開端，在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凱恩斯的《通論》出版的160年期間，“經濟學——或用更合乎傳統的名稱，政治經濟學已經經歷了許多發展階段”。同書的第41章最后一句話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永無止境的。”第42章第一句話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學家。”顯然，在這里薩繆爾森是把“經濟學”看成是“政治經濟學”的同義語。盡管薩繆爾森在1985年再版的第12版《經濟學》一書中，幾乎統統把原來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字樣縮改為“經濟學”，但不知是由于他的疏忽，還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在他第12版的《經濟學》一書中“政治經濟學”的字眼并沒有被“斬盡殺絕”，如在第35章總結和復習經濟理論的演變時，第一句話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始于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

總之，由上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印象：（1）20世紀90年代的薩繆爾森同19世紀90年代的馬歇爾采取的是同一手法，即在書名上都簡稱為“經濟學”，但實質上是把“經濟學”視同為“政治經濟學”，例如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段話就申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2）盡管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不斷再版，難道在不同版本之間僅僅把“政治經濟學”的字眼改成為“經濟學”的字眼就變成了另類學科？美國的《政治經濟學雜志》創刊于1892年，至今已出版了107卷，該雜志的辦刊宗旨講得清清楚楚，致力于政治經濟學傳統領域的研究，這些傳統研究領域包括：貨幣理論、財政政策、勞動經濟學、計劃和發展、微觀和宏觀理論、國際貿易和金融、產業組織。由此可見，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涉及的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而不是什么別類的學問。

其實，按照格羅奈維根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有關辭條的說法，盡管自19世紀末，“政治經濟學”一詞逐漸被“經濟學”一詞所取代，但到20世紀60年代，“政治經濟學”一詞又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復興。他并且認為，“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這兩個詞都還存在。自它們產生以來，涵義都有所變化，然而，兩者基本上可看作同義語，這個術語上的特征反映出它所描繪的這門學科的有趣特征。”事實正是如此，例如，薩繆爾森在第12版《經濟學》中說：“我們可以把亞當·斯密（1723—1790）出版其《國富論》（1776）的那年看作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經濟學的誕生之年。”《國富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之一，把這樣的著作“看作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經濟學的誕生之年”，難道“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經濟學”不是政治經濟學？可見，盡管薩繆爾森在自己的教科書中，隨著情況的變化，把“政治經濟學”一詞縮變為“經濟學”一詞，但是，兩者之間其實是一回事。因此，那種認為“經濟學”一詞比“政治經濟學”一詞更具有現代味道的看法是沒有什么誘惑力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我們只能遺憾地說，政治經濟學的“祖先”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二、政治經濟學研究脫離不了政治

100多年來，“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名稱之爭是長久和微妙的，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這種名稱的改變與另一個問題緊密相連，即政治經濟學研究能否脫離政治。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誕生之際開始，政治經濟學就沒有脫離過政治。例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中寫道：“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同時，他在第四篇中專門設立了第七章《論殖民地》，他論述了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和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并說：“文明國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蕪，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對新來的殖民者讓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類社會富強的更快。”亞當·斯密把建立新殖民地列為政治經濟學體系，并為其出謀劃策和辯解，這難道不是政治？這就是政治！

其實，只要是進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有誰能擺脫政治的制約或影響？就連被西方經濟學界視為運用“經濟學”一詞的“鼻祖”馬歇爾也不例外。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曾說：“經濟學雖是這樣大大地受到實際需要的影響，但它卻盡可能避免討論黨派組織的緊急問題，與對內對外的政治上的策略問題，這種策略問題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然后才能決定提出何種辦法，使他更容易達到他要為他的國家所達到的目的。誠然，經濟學目的在于幫助他決定，不但是應抱何種目的，而且是達到那個目的所采取的廣泛政策的最好辦法。但是，經濟學卻避免討論有實際經驗的人所不能忽視的許多政治問題，所以，它是一種純粹的和實用的科學，而不是一種科學和方法。所以用‘經濟學’這個有廣泛意義的名詞來說明它，比用‘政治經濟學’這個意義較狹的名詞更好。”然而，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絲毫也沒有“避免討論有實際經驗的人所不能忽視的許多政治問題”，例如，他寫道：“大概說來，‘窮人的禍根是他們的貧困’，所以研究貧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類墮落的原因。”“貧困是否必然的問題給予經濟學以最大的關心。”“現在，我們終于要認真地來研究：所謂‘下等階級’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說，是否必然有許多人生來就注定要做苦工，為別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們自己卻因貧困和勞苦一點不能分享到這種生活。”盡管對上面這句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難道研究大部分人類墮落的原因不是政治問題？難道研究“下等階級”的存在是否必要不是政治問題？實際上，馬歇爾先生在進行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時一直就無法脫離政治。例如，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仍然頌揚自由競爭原則，但隨著英國工業的日益沒落以及經濟危機的加深，馬歇爾改變了自己關于自由競爭的觀點，在他晚期的著作1919年寫的《工業和商業》和1923年寫的《貨幣與銀行》中，就為美國和德國超過英國而發出憂慮的論調，嘆惜英國沒有象美國和德國那樣強大的壟斷組織，主張英國建立壟斷聯合，以便克服英國工業技術的落后性和增強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這些難道不是政治？這還是政治！

當然，目前隨著翻譯書籍的不斷出現，人們發現不少的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者都擺出了一副脫離政治的姿態。例如，近兩年來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一書就是如此。為了使自己的理論更加流行，他還寫了一本名為《經濟學小品和案例》的書，在這本書里，他認為，強調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的聯系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觀點之一。其實，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斯蒂格利茨先生的觀點完全站不住腳。

因為強調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的聯系并非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專利，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看法。如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有一位亞當·斯密和薩伊體系的追隨者，即庫柏先生，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講稿中講過一句名言：“必須記住，政治學實質上并非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此，李斯特批駁道：“的確，那位蘇格蘭理論家的信徒們竟然荒謬到如此地步，盡管他們為自己研究的學科所選擇的名稱是政治經濟學，卻要我們相信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無關。如果他們研究的學科該稱為政治經濟學，那末，在其中政治學就必須與經濟學處于同等地位；如果其中根本就不包括政治學，那就不該稱為政治經濟學，而僅僅是經濟學。”由于庫柏先生又是化學家，所以李斯特用了一種近似調侃的口吻說：“如果我冒昧地對化學家庫柏博士說‘必須記住，化學實質上并非化學技術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會怎么想呢？”回顧李斯特在1827年所說過的話，我不知今天的斯蒂格利茨先生會有何感想？

三、政治經濟學研究離不開價值判斷

自1995年以來，在我國經濟學界對于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性質展開了討論。在爭論中，人們看到有一種觀點很鮮明，有人主張所謂“三無”性質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認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的、無“階級性”的。盡管這種看法很有誘惑力，但對此我是不能茍同的。因為，只要一把“價值判斷”這四個字引入進來，上面有人提出的“三無”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是根本不存在的。

1.“無階段性”。我認為，這個看法在“三無”論中是最站不住腳的。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斯密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同時代不同國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產生兩種不同的關于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一，可稱為重商主義；其二，可稱為重農主義。”難道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再發展到“看不見的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沒有呈現“階段性”？從斯密的自由競爭理論再到凱恩斯的政府干預學說，難道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還沒有呈現出“階段性”？從信仰凱恩斯的財政擴張手段到推崇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難道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仍然沒有呈現出“階段性”？實際上，隨著時代的前進和國情的變化，作為基礎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必然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趨勢。

2.“無國界”論。我認為，這個看法在“三無”論中似乎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其實，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讓歷史事實說話。自亞當·斯密《國富論》誕生后，一時成了英國古典學派和政治家們在全球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有力工具，但在德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遭到了德國保護關稅派的強烈反對，后者不但形成了著名的德國歷史學派，而且提出了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截然不同的基礎理論。如果當時的德國以基礎理論“無國界”為由，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那末，就不會有以后的德國的強大。再后來，亞當·斯密的那一套基礎理論又傳到了美國，結果同樣遭到了拒絕。在最強烈的反對者隊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斯特。這位昔日的斯密和薩伊理論的忠實信徒，在成年后卻改變了自己原先的信仰。對此原因，李斯特是這樣解釋的：“我在我的祖國（指德國）看到了大陸體系的絕妙效果，以及拿破倫垮臺之后恢復所謂自由貿易的毀滅性影響”。因此他以12封信的形式提出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美國體系）。他提出，要用美國體系向斯密體系宣戰，要根據美國體系解釋政治經濟學原理，他特別尖銳地提出，“根據我的研究成果，我發現政治經濟學由以下幾部分組成：（1）個人經濟學（Individualeconomy）；（2）國家經濟學（Nationaleconomy）；（3）人類經濟學（Economyofmankind）。亞當·斯密探討的是個人經濟學和人類經濟學。……他完全忘記了他的《國富論》一書的標題本身所包含的要探討的問題。”。因為，亞當·斯密的書名叫《國富論》（英文簡稱為WealthofNations），但實際上，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恰恰沒有國家經濟學原理。為了建立美國體系的政治經濟學，李斯特連用6封信詳細闡述了“政治經濟學并非世界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由此創立了美國體系的政治經濟學。所謂“美國體系”的核心就是主張實施保護關稅政策。正是這種“美國體系”的實施，才使得美國的產業免遭滅頂之災，才有了以后美國的強大。試想，如果當初美國以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無國界”為由而讓斯密體系蔓延，還會有美國的強大嗎？

3.“無階級性”。

第一，只要存在規范經濟學的方法，“無階級性”的基礎理論會存在嗎？眾所周知，在經濟學的諸多研究方法中至少包括兩個，即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有人（例如薩繆爾森）認為，兩者之間的區別是經濟學這門科學中至關重要的界限之一。因為按照薩繆爾森的說法，“實證經濟學是描述經濟中的事實、情況和關系。”“規范經濟學涉及倫理和價值判斷。”應該說，人們對于上述的定義本身沒有多大分歧，分歧在于，人們對于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適用范圍判斷不一。例如對于“看不見的手原理”的看法，馬克·布勞格把其歸入規范經濟學的范疇，他指出：“如果看不見的手原理是一個實證經濟學的原理，那么它在經驗上是可證偽的，因為實證經濟學是這樣的經濟學分支，它包含了所有可證偽的經濟學假說。然而看不見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證偽的。”因此在馬克·布勞格看來，“實證經濟學的范圍比經濟學家們經常規定的范圍要小，而規范經濟學的范圍比經濟學家經常規定的范圍要大。”而在我們國家，有的經濟學家卻竭力擴大實證經濟學的適用范圍，有意或無意地縮小規范經濟學的適用范圍，這樣做，難道會使經濟學基礎理論得到發展嗎？

第二，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中，會存在孤立的實證經濟學嗎？不會，因為只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統一才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正如薩繆爾森所說，“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首先是用實證經濟學，然后才是規范經濟學。”正因為如此，他在《經濟學》（12版）第35章先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了理論的演變后，接著特別寫了《馬克思主義和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一節，他認為：“《資本論》發表以來一個世紀的歷史對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并不客氣。”“馬克思的戲劇并沒有按照他的劇本而演出成為明顯的事情。”難道這樣的基礎理論也是“無階級性”嗎？

第三，在階級社會中，搞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議可能保持“價值中立”嗎？薩繆爾森說過：“雖然政治經濟學越來越‘科學’，但它卻從來沒有對政策喪失興趣。大多數偉大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的自傳中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成為經濟學家，是因為他們旨在改善現代世界。”并指出：“今天，現代的大經濟學家們對他們的理論所意味的經濟政策的執行具有很大的興趣。”這不僅僅是因為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迷人，而且是經濟學家們也希望為政府找出更好的辦法來推動經濟發展。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一旦進入這種角色，那就離不開價值判斷，因為，任何一種政策建議中都散發著濃厚的道德主張。甚至可以說，當一個經濟學家按照自己“信仰”的基礎理論而提出有關的政策建議時保持“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種沒有明顯價值判斷的政策建議只不過是一堆廢紙，無人理睬。

其實，在這方面，某些西方經濟學家倒是相當坦率。例一是羅賓斯，他在1976年出版的《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說：“在我的辭典里，政治經濟學不是科學的經濟學，也就是說它并不是闡述經濟系統本身運行而與價值觀念無關的一般規律，它討論經濟領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凡是在經濟領域討論過公共政策的人，有誰敢說經濟領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與價值觀念無關？

例二是熊彼特，他在《經濟分析史》一書中認為：“經濟學家們跟隨著時代前進，他們對于實際問題的觀點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觀點的總和，連同作為這些觀點的基礎的社會價值綱領，我們將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凡是略知經濟學說史的人，誰敢說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階段性”？誰又敢說時代前進了，而作為經濟學家觀點發生重大變化基礎的價值觀念沒有發生變化？

例三是丹尼爾·W·布羅姆利，他說：“帕累托方法中有許多價值判斷”。他列舉了四個方面：第一個道德主張是現存個體的觀點足以決定什么應該做，那些還未出生的完全不考慮在內，除非活著的人恰好認為他們的利益與己無關；第二個道德主張是個人收入的增長是社會成員福利地位有效的顯示器；第三個道德主張是其他人收入保持不變而某個人收入增加時，這代表著集體社會福利的增加；第四個道德主張——是指現今社會成員的分配是最優的，這樣人們才能放心地總結出對社會每個成員收入增加的邊際效用都是相同的。由此也使我們可以感到，在學術研究的道德水準方面，也許西方國家的某些經濟學家反倒比我們中的某些人更誠實、更可信一些。

四、政治經濟學領域應加強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

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以來，它就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的血液之一。正如薩繆爾森在第12

版《經濟學》中第35章的“主流經濟學的成長”一節中所說：“書后扉頁上的經濟學家譜顯示了現代經濟學的血液。”可惜在第12版的中文版《經濟學》中缺少了這幅“經濟學家譜”。但這也無礙大局，因為在第10版的中文版《經濟學》中有這幅“經濟學家譜”。盡管這幅家譜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色彩，但也鮮明地告誡人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血液”之一。的確，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內容之間是不能完全劃等號的。但不容回避的問題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能否通過弱化或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來發展政治經濟學？回答顯然是否定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并沒有結束，難道曾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會完全過時？目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處于發展的上風時期，難道曾以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資本論》原理會無足輕重？事實告訴我們，完全不是這樣。

例如，即使是薩繆爾森也不敢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存在和影響。薩繆爾森說：“在經濟學中，‘馬克思主義是麻醉馬克思主義者的鴉片’的事例實在是太多了。”所以薩繆爾森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很大，我們不能聽任它受馬克思主義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鏡子。通過這面鏡子，主流經濟學——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檢驗其理論。”因此他在12版的《經濟學》中指出：“本書是對現代經濟學的全面論述。經濟學科中的所有重要領域——從絕對利益到零經濟增長，從馬克思主義到供給學派經濟學——都在本書論述范圍之內。”薩繆爾森作為一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自身的利益”，“不能聽任它（指馬克思主義）受馬克思主義者的支配”。我們對此會有何感想，難道能麻木不仁而無動于衷嗎？

同薩繆爾森相比，熊彼特顯然高人一籌。他在《經濟分析史》一書中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復興時，談到了有人試圖將馬克思主義凱恩斯化，或將凱恩斯馬克思化的現象。他說：“這些嘗試同流行的意識形態很有關系，但也表明對純分析工作有所認識。事實上，這兩位作家確實可以相互取長補短，雖然就分析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來說，他們處于相反的兩個極端。”他認為：“對英美學經濟學的學生來講，馬克思的學說作為某種新鮮的東西刺激了他們，這些東西不同于流行的東西，擴大了他們的眼界”。對于為什么馬克思的學說擴大了美英學經濟學的學生的眼界，熊彼特是這樣解釋的，他說：“之所以會如此的一個原因是，在各門課程里，特別是在各門理論課程里，以前沒有教過馬克思的學說，現在也沒有教過它。而之所以不講授馬克思的學說，一個原因是，很難把它歸入哪一門課程。由于他的優點也由于他的缺點（例如，由于他所寫的東西冗長而又重復，使得‘留作業’很困難），他不是被教師們覺得應該講的其余教材排擠掉，就是相反地把這些教材排擠掉”。所以，熊彼特先生哀嘆到：“這種刺激本身雖然確有可能白白耗費于從科學上看是毫無價值的感情之中，但也有可能證明是有結果的。無論如何，馬克思的影響都應列在今日科學形勢的諸因素之中”。當然，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講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熊彼特這位經濟學大師的思維似乎顯得有些遲鈍，說什么在西方大學里不講授馬克思的學說的理由竟然是由于馬克思的理論冗長而無法“留作業”，顯然，他所擺出的理由實在是太勉強了。

當然，現今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態度并非都象薩繆爾森一樣完全持否定態度。例如，有的人是在否定中帶肯定成分，道格拉斯·諾斯就是如此。他在考察是哪些制約確定和限制了人類的選擇集合時，認為，制約不是由人類組織的局限性所強加的，而只是由技術的限制和收入所施加的。“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即便是技術也常常被作為一個外生的因素，從未真正將它放到理論中去。盡管在技術史及技術與經濟績效的關系上，已產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但技術實質上仍被置于任何正式的理論之外。這里的一個例外是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他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它常常被馬克思用來指技術狀態）與生產關系（常意指人類組織和具體的產權方面）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當然，還有的人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感到欣慰，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W·布羅姆利就是如此。當他得知自己的《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一書將被譯為中文后，他在1992年11月于麥迪遜專門寫了一篇《中譯本序》，說到：“有人告訴我，《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毋寧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它非常強調經濟的制度結構方面——意味著制度安排決定個人選擇的領域和范圍。我對此表示贊同，并感到欣慰，事實上，我的分析包容了斯密和馬克思兩者的觀點。”

總之，不管經濟學家們持有什么樣的理論“信仰”，“為了自身的利益”（薩繆爾森語），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任何有影響的觀點、思想和理論都不敢忽視。西方經濟學都如此，何況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學家？

五、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鑒，但不能盲目崇拜

自1995年一本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錄》的小冊子出版后，人們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熱情倍增。應該說，這對于點燃人們學習經濟學的欲望是大有好處的。但是，隨后我們也看到了伴生的另一種現象，即盲目推崇西方經濟學。在我國，有人反對或不同意使用“西方經濟學”的提法，其實，“西方經濟學”這種提法并不是我們的創造，外國經濟學家也使用這一說法。例如，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W·布羅姆利，他在1992年的中文版序中寫到：“或許，中國讀者會被大量有關‘效率’的同義反復的文獻所困擾。讓我對此作一個簡要的解釋。西方經濟學——它強調的是市場——發展了一個分析框架，……西方經濟學家不斷地提醒人們注意到，……我深知，即使對那些母語是英語和完全掌握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來說，本書常常也是深奧的。”再如西蒙，他說：“當時（在上海）設立這培訓計劃的目的是向中國經濟學家介紹西方的經濟學，殊不知這課程都是太過數學化了。”還例如科斯說：“受經濟學的訓練是很有益處的，這意味著他們要學習西方經濟學。但學習西方經濟學也有不利的地方，因為西方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總之，我們用“西方經濟學”這個詞是不會造成什么誤解的。應該說，西方經濟學家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中比較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智慧、方法和立場。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盡管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些概念、論點和方法具有現實意義，但對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別是不可簡單地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指導”或“剪裁”中國的經濟。實踐一再證明，中國的經濟問題仍需運用我們自己的智慧，別國的大師們往往是無能為力的。例如，近年來，科斯的產權理論被國內人士“爆炒”了一番，但中國學者“爆炒”的某些內容反饋過去后，大師反而給弄糊涂了，當中國的博士們問道：“在中國，經濟學上的‘產權’概念與法律意義上的‘產權’概念有點區別…”時，科斯回答到：“我覺得這一點難以理解。”如果我們把“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句話用到這兒，不是挺具有諷刺意味嗎？

從這次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大追尋活動中，我們得到的有價值的信息不止上述內容。從中我們也感到，不管這的“信仰”如何，他們中的某些人還是相當有“良心”的。這種“良心”表現在兩個方面：表現之一是在談到中國經濟問題時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例如科斯在一段很短的采訪中，連說了4個“不知道”，他說：“我不知道明晰產權用哪種方式更好。有許多方式已在許多國家實驗過了。我不知道哪個方法最好。”“為什么交易成本在中國會這么高？……我不知道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為什么海外華人生活水平會比他們過去在中國時高得多？”對于中國經濟，阿羅也說了2個“不知道”和2個“想知道”，他說：“就目前的（經濟）記錄看，我不知道到中國是去學習呢，還是去‘教導’。”“尤其想知道中國的企業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從外部看，我是無法弄清楚的。”“我也很想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如何在現在的環境下起作用的。我真的不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良心”表現之二是諾貝爾獎得主們還告誡我們不要盲目模仿美國模式。例如，米勒說：“我經常這樣說，你們剛剛起步，要環顧世界，尋找合適的模式，不要總認為美國的模式是正確的，它可能不是。”“美國歷史的發展模式與中國不相適應。”

總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中國經濟的諸多“不知道”和諸多“想知道”，應該成為我們加強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建設的激勵因素。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密切關注和跟蹤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的新動向，例如，1996年3月美國出版了一本《新政治經濟學》雜志，在該雜志創刊的理由中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一是該雜志確信世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發展已經開始進入新階段，而要理解世界新秩序，需要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理論；二是該雜志強調新政治經濟學的特征是把19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20世紀的社會科學的先進方法結合起來，后者則包括：結構理論、制度經濟學、新公共選擇理論等。如果說，時代的前進必然推動理論的發展是一種規律，那么，規律就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堅信，在新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必然會出現新景象。

【參考文獻】

①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②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③丹尼爾·W·布羅姆利：《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④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⑤約翰·伊特韋爾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⑥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⑦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⑧Samuelson：1976，《ECONOMICS》，McGRAWHILLKOGAKU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