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新經濟時代我國特大城市發展與空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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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經濟中國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空間組織

論文提要：新經濟的發展將會全面提升我國特大城市的發展，影響城市的空間組織。本文認為，新經濟對我國特大城市發展的主要影響有：促進城市的產業結構提升；促進新經濟時代的城市基礎設施“數字城市”的建設；促進城市創新環境——生產服務業發展。在新經濟推動下，建立有效的知識通道將成為我國特大城市空間組織的一個重要原則，因此，知識源的選擇、知識傳導的路徑及通道，知識使用地的吸引構造以及與軟要素構成創新環境的規劃、協調、共生將成為城市規劃的重要研究課題。

1前言

美國經濟近十年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中最引入注目的一道風景線，持續了108個月的繁榮，不僅打破了戰后以來經濟持續增長106個月的記錄，而且創造了美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低待業的理想狀態。人們由此反思經濟理論，并認為目前美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是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歷史上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并稱之為“新經濟”。事實上，探討美國經濟增長就不難發現“新經濟”的實質內容：新經濟是一種以知識為基礎，以創新為核心，以信息產業為支柱，以全球為市場，以網絡為紐帶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新經濟與傳統經濟不同，是一種全新經濟方式，是一場新的產業革命，正在全球迅速傳播，它以一種歷史性的力量使世界上的權力與財富的游戲規則突生變數，由有形的“資本”向無形知識轉化，勢必前所未有地影響世界經濟社會整體結構。城市作為人類最主要的經濟、社會活動之地，是全球活動的節點，新經濟的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將全面改變傳統經濟所塑造的城市空間。

我國的特大城市是中國城市體系的主要節點，是中國城市群的骨干，新經濟伴隨“全球化”和全球化過程的發展，將必然對我國特大城市的發展和空間組織產生影響。我國的特大城市將在新經濟的浪潮中迅速提升，發展為國際和國際性城市，中國新經濟的主要區域，創新傳播中心，在空間上表現出新的組織特點，并對全球城市體系產生影響，成為全球經濟網絡中的節點。因此，研究新經濟對我國特大城市的發展及空間組織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2新經濟對我國特大城市發展的影響

2．1新經濟與我國特大城市產業的提升

新經濟的出現和傳播將導致世界經濟結構的重新組合。也就是說新經濟的出現將會產生大批的新興產業如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國際金融、保險、電子商務等)同時將出現一批衰落產業，另外還將出現一批成熟產業。受新經濟影響，我國特大城市產業也將發生變化。按經濟發展過程的產業遞變規律，按一、二、三產業順序比重不斷上升的規律，作為我國先進生產力代表的特大城市，產業發展必然向第三產業發展，第三產業在城市經濟中的比重將迅速增加。因些，這些城市的產業將迅速提升，逐步高度化，農業、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將降低，而高科技產業以及信息咨詢業和管理為主的服務業(智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會大幅度提高，成為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

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速，自t988年以來，先后批準建立了52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好的高新區有北京、上海、沈陽、天津、武漢、西安、石家莊7個區；具有發展潛力的有吉林、鄭州、南京、中山、蘇州、廣州等6個區…。近年來，我國東部沿海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尤為突出。北京1997年全市高新技術產業完成增加值124．7億元，比1996年增加l8．5億元，增長17．4％，高于全市工業增加值9．9％的增長速度。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23．7％，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6．9％。高新技術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按可比價格計算達到43％。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是90年代才開始發展起來的，1998年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到655．18億，占工業產值的比重達到35．44％。這些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為全國重要的新的經濟增長極核，吸引高層次的生產要素和服務要素，加速了城市的功能更新，提升了城市的產業層次與地位，將成為新經濟時代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2．2新經濟時代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城市

數字城市是新經濟時代的城市基礎設施。數字城市即是空間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可視化的技術系統。數字城市是物質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華，同時，數字城市的可視化的表現力和虛擬現實的能力，能夠將人類歷史上只能抽象思維的事物，以虛擬現實的方式可視化表現出來，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構建出虛擬現實世界]。我國已將數字城市的核心技術一GIS平臺軟件的研制列入國家“九五”和“十五”的863計劃的重中之重項目。各城市積極開展“數字城市”的建設。北京設計了“數字北京”并以中關村為試點大步推進；上海率先于全國提出了“信息港”概念，并在逐步明確和細化其外延與內涵；廣州也提出了“數字廣州”，杭州實施了“政府上網工程”，實現機關辦公自動化，服務窗口電子化，信息技術已滲透到民意測驗、選舉、會議等領域。

我國特大城市“數字城市”目標是加快向信息城市發展的步伐，向國際信息中一ti’或國際信息節點城市邁進，成為我國信息中心或區域信息中心。我國的“數字城市”發展，可劃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建設高速寬帶傳輸網絡，發展高速互聯網；第二階段政府與企業內部信息系統構建；第三階段政府、企業上下游、相互之間借助互聯網，實現互通互聯；第四階段進入網絡社會。“數字城市”的建設將促進我國特大城市成為國際信息中心的重要節點，成為區域性的信息中心。

2．3新經濟時代特大城市的重要創新環境——生產服務業在這里創新環境可以理解為：跨國企業、城市以及地方行為主體包括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地方政府及其個人之間長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基礎上所形成的穩定系統。跨國企業的投資對城市有很大的選擇，構成這種選擇的基礎之一是這個城市的生產服務職能。因此跨國企業往往投資于生產服務職能比較完善的城市與地區。

最近大量的地理和區域科學文獻表明服務業在大都市區經濟重建的重要作用。服務業已經成為許多大都市區鞏固新工業空間綜合體以及帶動收入和總就業增長的主導產業部門，其中生產服務業的擴展成為發達國家城市最近增長的主要特征。生產服務業“包括金融、法律、管理、創新、開發、設計、行政、個人服務、生產技術、保存、交通、通訊、批發、廣告、信息服務、保密和儲藏等。生產服務業的中心內容是商務和消費市場的結合。它們由保險、銀行、金融服務、房地產、法律服務、會計和專業協會組成。在最近l0年，生產服務業已經成為大多數城市增長最快的部門。

伴隨生產服務業的快速增長，主要城市的商務和金融服務的就業專門化的水平迅速增長。例如。紐約90％以上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公司和85％的商務服務業務量都集中在曼哈頓地區。最近，全世界的主要城市都出現了金融和某些生產服務業向鬧市區的高度集中趨勢，原有的中央商務區正在演化為國際交易中心。從多倫多、悉尼到法蘭克福、蘇黎士都可以看到專門金融區的增長。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多極城市體系中，紐約也表現了金融和商務服務的集中趨勢。

廣州近年生產性服務業獲得了很大發展。2000年廣州的生產性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99％，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22．8％，整體而言，生產性服務業在廣州的國民經濟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保險業的經濟地位最為顯著，與信息、技術應用聯系的信息咨詢服務業和計算機應用服務業的經濟地位相對較低。從區位商看，廣州的生產性服務業及其各行業的區位商都大于l，都屬于廣州的基本經濟部門，都能為地區創造經濟收入。對比廣州第三產業的區位商(1．49)，生產性服務業各行業的區位商都高于第三產業區位商的平均水平，由此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屬于廣州市第三產業創匯能力較高的行業。但從就業人數的比重，廣州生產性服務業的從業人數僅占全市總就業的2．77％。可見其發展規模較小，發展水平仍處于起步階段。但發展的潛力是很大的。

世界及我國特大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是信息化的必然發展的產物，跨國公司要求中心城市提供集聚經濟和有關的創新環境，服務業的專門化和綜合化更有利于它自身的發展。同時，城市內部高新產業的發展同樣也需要生產服務業作為創新環境的一部分作為支持。我國的特大城市需要積極促進生產服務業的發展。

3建立有效的知識通道——我國特大城市地域組織的重要原則

3．1新經濟產業的區位選擇

新經濟產業發展的最大動力就是創造、利用和積蓄高質量的知識，所以新經濟產業布局必須考慮知識源及易達程度，一般認為有如下幾種知識源：大學和科研機構、政府的研究開發機構、工業綜合體的研究與開發機構網絡等等，這些知識源成為新經濟產業區位的決定因素。知識的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而知識的創新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作為后盾，而這種投入的效益難以預測，因此，風險資本的可獲得性就成為新經濟產業區位的必要因素。

由于在新經濟產業中，知識不但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還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知識的創新和創新的知識是新經濟產業布局最重要條件，但知識的創新和加工業必須具備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因此社會文化環境成為新經濟區位的重要因素。

新經濟產業發展中，信息網和運網如傳統經濟的基礎設施，同樣作為新經濟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是必需的。在新經濟中，勞動力因素影響產業布局主要表現在勞動力質量上，因為知識的收集、加工、創新、存儲必須依靠高質量的勞動力來完成。因此，新經濟產業。尤其是以生產知識為產品的產業，其區位一般選擇在具有高質量勞動力密集的地區，區位彈性較小。

3．2硅谷新經濟產業的地域組織原則

硅谷(SiliconValley)為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源地。硅谷位于加州舊金山(SanFrancisco)與圣瓊斯(SanJose)兩個城市之間的狹長地帶，從1951年斯坦福大學為增加學校財政收入創立斯坦福科技園區并批租第一塊土地開始。到現在整個硅谷已聚集有約7000家科技公司，全球100大科技公司中，硅谷就占有20家。而加州一年的出口總量硅谷占四成左右。從1992年到現在硅谷的就業人口數共增加了20萬個工作機會，全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人口數約有10％是聚集在硅谷。硅谷的成功并非偶然，探究其成功的因素，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1)高等學府的支持。臨近此區的斯坦福大學與加州伯克利大學以其優秀的學術研究團隊與研發成果大大的支撐整個區域的科技產業發展。其中尤以斯坦福大學于硅谷形成初期，在輔導學術研究成果轉為商業用途與提供土地出租給大批民間科技公司繼而形成簇群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環境，有著相當大的貢獻。

(2)科技領導人的遠見。1920年代斯坦福大學為了提升學校的學術聲望，特從MIT延攬知名的電子工程教授特曼(FredTerman)到校任教，由于他不斷的鼓勵學生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用途，再加上學校的支持，終于孕育出許多有名的大型科技公司，特曼教授也因此被尊稱為硅谷之父。

(3)大批科技新人勇于創業的沖勁。硅谷成立以來，到處充滿著機會與夢想，這種環境自然吸引了大批年輕且優秀的科技人員進駐，由于他們的勇于創新與勤奮的工作的精神，造就了不少硅谷的傳奇。

(4)大量風險資金的涌入。美國健全的證券市場是高科技產業籌措資金的重要場所，通過股票的上市，有遠景與成長性的公司，就有可能獲得各類型基金經理人及投資銀行的青睞，輕易的獲取資金，藉以擴充產能，增強競爭力。

硅谷的成功，為美國及其它國家城市，帶來很大的刺激與啟示，紛紛起而效法，希望藉由硅谷的經驗為自己的國家或城市帶來經濟的成長。現其考慮的因素不外乎下列數點引：

(1)地價便宜。高科技產業一般多是屬于高風險的事業，初期的投資大多放在人力資源與設備上，因而地價是否便宜是其設置的主要考量。很幸運的是，許多國家或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均以極為優越的地價(地租)條件來吸引高科技產業。

(2)大城市的高地價雖然不適合高科技產業設廠，但鄰近大城市的好處在于公司與員工可以充分利用大城市的金融、教育、文化、購物、娛樂等各項小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資源。

(3)鄰近大學、政府或民間研窮機構。高科技產業是一種知識經濟型產業，其生存的本錢即在于不斷的研發與創新，因而除了增強公司自身的研發能力外，尚可籍由大學、政府或民間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達成技術移轉的目的。

(4)便捷的交通系統與完善的基礎設施。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高科技產業無論是資訊、制品或人員流動，在速度上都有較高程度的要求，又因其產業特性的關系，充足的水電及完善的信息網絡設備亦是基本的要求。

上述4個要素均是“硬件”要素，事實上即使具備了上述“硬件”，也不會必然產生“硅谷現象”，還必須建設一套產學研結合及適合高新技術發展的市場條件、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上的創新體系。因此，產學研結合是硅谷成功的必要條件，而創新環境與體系等軟件條件，則是硅谷成功的充分條件。因此學硅谷不僅是硅谷的物理模仿，更為重要的是要深入實質，軟硬結合，這是硅谷新經濟產業的地域組織的核心。

4新經濟與廣州城市空間組織的案例分析

面對全球的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和經濟的全球化，以及對廣州城市發展的反思，2000年廣州市政府組織編制了《廣州城市建設總體戰略概念規劃》，提出了“南拓、北優、東進、西聯“的空間發展取向。隨著番禺、花都撤市設區這一空間發展方案由概念發展為行動。由于廣州南部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未來將布局大量基于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發展的新興產業。而北起科學城、經國際會展中心、生物島、大學城、廣州新城，南至南沙臨海城的城市“南拓軸”，將成為廣州未來城市拓展的主軸向。這一區域也將成為廣州新經濟的主要區域。廣州城市這一地域的組織與硅谷較為相似。以天河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例，其以廣州智力密集區為依托，以吸引高新技術和開發高新技術產品為目標，促進產、學、研相結合，促進科技教育和生產相結合，推動科技與經濟社會協凋發展的綜合基地。因而成為廣州新經濟增長點建設的核心。

天河區具有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多個有利的區位因素：

第一，技術創新源。大學與科研機構是最重要的創新源之一。天河區行政區劃面積108．3，轄區內有21所大專院校，40多個研究所，20多家大中型企業(都具有一定的科技力量)。而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所規劃的42．2kmz范圍內，有華南理工大學等12所高校，中國科學院、部委、省、市所屬研究所41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3個，科研人員2．13萬人。構成高水平的研究與開發能力的新型智力資源集中區，是珠江三角洲和廣東省智力最密集的區域。這種高層次的智力資源與生產直接結合，作為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撐條件，就能把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新產品，創造新的生產力。與此同時，還能為高技術產業提供共同實驗室，開展教育培養、學術交流、組織培訓等一系列具有發展前景性的活動，從而使創新源或智密區對高技術產業產生強烈的區位指向。

第二，天河區信息密集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很快，發展水平較高，工業和信息產業的基礎都較好，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對高新技術產業產生了較強的吸引力。

第三，比較發達的運輸網和通信網。天河區具有比較發達的交通和通信設施。廣州天河火車站經過改建，成為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國際火車站；以天河為起點的全國第一條準高速鐵路已經投入使用；天河是廣深、廣汕、廣從和環城高速公路及廣深珠高速公路的進出口；珠江天河段有口岸線7公里多長；廣州市的地鐵一號線始發站建于天河；天河至黃埔的輕軌鐵路也在規劃籌建中。很明顯，天河區的交通條件得天獨厚，加之比較發達的通信網，成為吸引高技術產業集聚的因素之一。

第四，適宜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發展高技術產業密不可分的創新源或智密區，多分布在生活環境較舒適地區，既有利于科學創造，又可吸引科技人員長期定居。天河區地處亞熱帶，位于廣州市老城區東部，作為新區開發的重點，天河區的規劃體現了跨世紀高標準，以營造適宜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吸引高技術產業，并使之成為現代研究活動和生產活動的一種地域組織形式。

天河高新區的發展已經考慮了在原有城市物質空間基礎上的知識通道建設問題，考慮作為城市知識源(大學、研究機構、企業)、知識加工區(開發區、孵化器)及知識的傳輸通道及其相關的硬件、軟件、空間網絡上的相關聯系。從近年來的實施效果來看，產學研的結合不盡人意，這與我國的教育體制有關系，也與高新區的創新環境建設及其產學研的配套體制與政策，即“軟環境”有很大關系，軟環境建設不足，即使“硬件”接近，也由于缺乏“軟通路”，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的知識通道。因此如何有效的形成“知識通路”，促進知識在城市的有效傳播將成為城市空間組織的重要原則。

5討論與結論

5．1新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對我國城市產業及其空間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我國的特大城市必須順應新經濟發展的潮流，充分注重我國特大城市知識生產、加工與傳播、創新功能及生產服務功能；重視發揮信息流所塑造“流動的空間”的作用；加速新產業空間的開發，使我國特大城市成為知識城市、科技城市、信息城市，成為全球城市的重要節點，推動我國“新城市化”的發展。

5．2新經濟下城市的空間重組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硅谷是城市空間組織的一個典型的案例。“仿制”硅谷是必然的。但硅谷的成功不僅是物理上、物質方面的與知識源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創新機制與創新文化的建設，就是說更重要的是要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建設創新環境。最新國際研究證明¨：智力密集、風險資本、基礎設施、信息服務等因素并不與創新過程發生必然聯系。所謂創新，是很多行為主體通過相互協同作用而創造(生產)技術的過程。因此要高度重視創新環境(innovativemilieu)的建構。發達的區域存在著新的產業文化——一創新主體相互依存的“集體學習環境”。越來越復雜的高技術產品需要產業融合和交叉繁殖。只有當相關學科進行交叉、相關產業進行融合、相關的科教機構和人員進行合作，以及產一供一銷相關的企業發揮協同效應時，才能發展知識經濟，發展真正的高技術產業，建立新的精神文明。

要使知識源做到有效的擴散，一方面在高新區建設方面，要強化硬件與軟件建設，構造“創新吸引“，另一方面要加強知識源本身的擴散與傳導知識的機制建立。我國高等教育長期存在的產學研究脫節，重理論的體制必須改變；大學要拆掉圍墻，走向社會，加強實踐環節，與“工”，農”結合，為社會服務，建設社會并在社會發展中成長；還要加強國民素質教育，加強社區教育與文化建設，構建學習型社會。

5．3未來的城市作為知識生產、加工和使用的主要陣地，尤其是中國的特大城市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城市規劃必然要考慮體現知識經濟時代的城市功能。因些，知識源的選擇、知識傳導的路徑及通道，知識使用地的吸引構造以及與軟要素構成創新環境的規劃、協調、共生是城市規劃要考慮的重要研究課題。

體現以人為本的觀念，創造人為關懷的氣氛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的理念，核心還是知識生產與使用的效率以及知識在城市內部各階層的公平分配，以人為本就要考慮人的各種需求，而在已基本實現小康的社會首先需要的還是知識，知識體系的建設可以解決城市的社會極化及分層激化的問題，所以城市規劃體系以及城市規劃內部節點的功能體系，要考慮知識的有效配置及輻射問題。城市規劃要像重視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環境那樣重視創新環境，形成知識共享的環境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