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諾思的經濟史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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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環境制度均衡制度特色

近日來，忙里偷閑，爭分奪秒，讀完了許平中先生的幾篇文章及其惠贈的著作《中西歷史反差探源》，還有林崗等諸位合寫的《諾思與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動力的比較》。略有感想，簡述如下：

一．馬克思曾說過：“人們解釋世界，就是為了征服世界”。理論解釋不了世界，當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學的理論，便會成為玄學。理論的價值何在，要視其對于問題解釋力，哪一種理論的解釋力強，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市場購物，誰的購買力強，誰就是上帝。僅此而言，我是個“唯‘力’論者”。無論是諾思，亦或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不可能是萬能的；僅此而言，我是個“唯‘人’論者”；因為我也只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個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

二．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解讀，馬克思和諾思都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即：“唯物史觀”與“選擇史觀”（許先生語）。這是目前對探索中國社會發展比較有意義，也比較流行的兩種史觀。先讓我們結合中國的國情勾勒一下這兩種史觀。

三．“唯物史觀”認為，自階級產生以來，人類社會就進入了階級斗爭的歷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落腳點就在于階級斗爭。曾記得一位偉人說過：“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話：‘造反有理’”。占有生產資料者為剝削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者為被剝削階級。劉邦、朱元璋當上了皇帝，就從被剝削者成了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而劉阿斗、陳后主等被推翻的皇親國戚則被逐出了剝削階級。不知流亡貴族喪失了生產資料之后應歸屬哪個階級。“龍生龍，鳳生鳳”的“階級烙印論”在此似乎講不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至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何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體系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實在展現不出來。縱觀中國歷史，各類矛盾、斗爭固然不少，但是所謂在沒有外生變量的條件下有時代進步，于史無證。即便有，也是“五胡亂華”，或元、清兩代的改朝換代；與“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無關。“社會起義”也好，“農民起義”也罷；無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與“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無關。

四．許先生依據諾斯的“選擇史觀”提出：“產品差異大和運輸費用低是市場興起的最重要的條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歐就正好具有這樣的條件。于是商品市場逐漸發展起來”。相對而言，“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應當是地理條件使得產品差異小或（和）陸路運費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場的發展”。“人口增長引起市場興起的關鍵條件在于產品交換能夠盈利。市場盈利來源于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到：“夫山西繞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錫、連（鉛之未煉者）、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被多馬、牛、羊、旃裘、筋革；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征者，求也），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兒沒有“奇珍異寶”或“奇技淫巧”的奢侈消費品，而是位于帝國中心地區“山西”、“山東”、“江南”等的普通產品，并且是“皆中國人民所喜好”的“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異，中世紀的西歐一定望塵莫及。至于運輸費用，只要“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俗稱：“虧本生意沒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關鍵在于成本與收益。司馬遷是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人，顧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錄》卷26）可見，諾思的“產品差異”和“運輸費用”，對司馬遷的描述解釋力不夠。所以，他在《經濟史中結構與變遷》之中譯本序中說：“中國現存的詳盡的制度知識(knowledgeoftheinstitution)，這亟待作分析”。可見，他給自己的理論證偽，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并說：“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有如何改變世界”。這一說法有助于我們研究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們的“這些決定如何改變世界”。

五．“農、虞、工、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貨殖列傳》）這些部門都屬于經濟活動的領域，涉及物質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各個部門，各司其職，均衡協調，才能共同形成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循環鏈。“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同上）“通則不痛，不通則痛”。如果說中世紀的西歐有“自然法”哲學的“經濟人理性選擇”的話，而在中國則行不通；因為“自然法”哲學有悖于統治者“理性”。君權專制與市場興起是猶如水火，難以相容；更是此消彼漲的關系。“與民爭利”，就必然抑制市場經濟的興起。且以西漢為例：西漢初年，大亂之后，蕭、曹“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乃“物之理也”。可到了漢武帝時，朝廷充分利用“國家的暴力潛能”（諾思語），人奪其勢，“盡莞天下鹽鐵”、“置均輸、平準官”；以官商壓私商。還有“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富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同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借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在此過程中“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并侵漁”（《史記*酷吏列傳》）。在這場博弈的作用下，其結果是底層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經營“虞、商、工”三大部門的富人只得“以末致財，以本守之”。商業部門從此一蹶不振，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的循環鏈斷裂；這是古代中國的制度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國經濟史上最可注意的制度變遷。鹽鐵官營，“與民爭利”，“利出一空”；“農、虞、工、商”，這四大部門能留給社會的，只有農業了。“苛政猛于虎”，“竭澤而魚”；導致“布衣匹夫之人”只有盡力務農，安貧樂道了。司馬遷的“法自然”經濟思想也只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非理性化的理性選擇才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常態，“存在是合理”是一種“有限理性”。機會成本只存在于“黑板經濟學”(blackboardeconomics)，而在真實世界里，虛無縹緲；孩子的出生就無法體現機會成本。在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里，重農抑商的確有利于降低統治階級的統治成本，可絕非是被統治者的“經濟人的理性選擇”。許先生提出的“社會起義”中應該包括被統治者由于其理性選擇遭受壓抑后的“理性選擇”因素。六．綜觀中國二千多年的古代社會，君權專制與市場興起的博弈從未停止過。政治與經濟的二律背反，是古代中國的主旋律；政治權利與商業資本的抗衡從來沒有平息過。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與低效率的經濟機制是古代中國的常態。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強制，文化上統制，三位一體，造就了古代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系統”的制度環境；這就是古代中國的制度特色了。在“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大前提下，私有產權制度無從談起。這也應是“中國現存的詳盡的制度知識亟待作分析”的原因。諾思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出現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但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和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由多個利益集團和各種勢力反復博弈的結果。任何的強權政治或超經濟剝削的存在都無助于形成市場機制，更無助于形成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世紀的西歐有“紅與黑”的爭斗，即有教皇僧侶、皇親國戚、貴族領主和市民行會等多種勢力。正是這些利益集團基于“經濟人的理性選擇”，經過長期的不斷較量，反復博弈，才形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的制衡機制。正是這種制衡機制的強力作用，才為市場經濟的形成創造了初始條件。而商業發展是繁榮市場的原動力；因為市場經濟的興起必須要有無數的產權明晰的主體參與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說，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在西歐的封建社會社會末期，即在十五世紀末，商人資本積累有了發展，自然經濟開始解體。接著英國、法國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然法’哲學。他們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路，認為人們有自利、競爭、自由獲取財富的本性，人們也是生而平等的，這些權利都是自然的，不能剝奪的，人們保有這些權利是最合乎理性的，而國家的組織則是社會成員同意以契約形式建立的”。這里最可注意的是：“最合乎理性的權利”和“社會成員同意的契約國家”。在十六、十七世紀，隨著西歐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已經造就了工商業者與封建領主，商業資本與農業資本相抗衡的力量；商品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最終摧毀了自然經濟。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的合力作用引致了西歐的興起。發達的奴隸社會—黑暗的中世紀—繁榮的市場經濟，乃是西歐的歷史發展軌跡，政治上的分權抗衡，相互制約是其制度環境。而在古代中國，“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歷代不乏“自絕于民，結怨于民”的亡國之君。然而，雖有改朝換代，但“真命天子”的霸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權永遠是至高無上的；政權與治權可以分離，但政治與經濟不可分庭抗禮。“國家的暴力潛能”被“超經濟的強制”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整個社會，幾乎只有君權勢力與農民階層兩極，地主、商人階層為中間勢力或弱勢群體，只是一張皮，墻頭草。所謂的精英分子，要么“學而優則仕”，即便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還是為皇上打工；一旦被貶遭黜，則就成了“喪家的走狗”；要么“不為五斗米折腰”，“采菊南山下”，“回家種紅薯”。除了“皇恩浩蕩”，根本沒有什么“理性的權利”亦或“契約的國家”。興起市場經濟的均衡機制無法形成，既無推動市場發展的自生變量，也無打破制度均衡的外生變量。一種政治局面相對穩定，經濟效率極其低下的特色社會由此而起。對于長期處于“超穩定系統”的古代中國，諾思的“國家悖論”有一定的解釋力；以此來破解“李約瑟之迷”，未知可否？

七．“諾思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個人受利益的刺激去從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活動。西歐興起的原始動力是人口增長。人口增長導致邊遠地區的開墾。新開墾地區與老區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賦資源，導致不同的生產類型，這就使相互產品交換具有盈利，于是刺激了市場興起”。中國的人口壓力堪稱世界之最，人地矛盾較之西歐遠為突出。司馬遷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可見，求利致富之心，應該不分東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是天下一心，而同存此理的。何以在古代中國就無法興起市場經濟社會？對此，諾思理論似乎解釋力不夠。此外，諾思強調西歐興起的根源在于人口的壓力與地理環境的差異等自生變量，而對于馬克思的地理大發現、資本原始積累、殖民開拓等外生變量（或許這是更深層的“經濟人的理性選擇”），以及“血與火的歷史”，避而不談；而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西歐的興起，視為“上帝的自然安排”，天經地義。因此之故，馬克思的學說只能永遠成為歐洲社會的“幽靈”，而諾思的“經濟人理性選擇史觀”就足以使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八．迄今為止，由于筆者才學疏淺，總覺得“唯物史觀”、“選擇史觀”，還是“公共產品理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亞細亞社會”，“超穩定系統”的超級窮國的解釋力欠夠。我們解釋歷史的目的應該是“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古代史其實就是當代史”，曾記得一位史學家如是說。參考文獻：

1．許平中：《從馬克思到諾思—人類歷史觀的發展和完善》

《如何用諾思的“人口動力論”解答中西歷史反差—嚴重誤解了諾思理論的林崗博士》

《社會歷史理論的根本改造和重建—從“唯物史觀”到“選擇史觀”》

《中西歷史反差探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

2．林崗等：《諾斯與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動力的比較》

3．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諾思，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5．巫寶三主編：《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馬伯煌主編：《中國經濟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