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關系變化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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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一、南北關系中的政治問題日益突出，愈益成為南北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南北問題主要是南北經濟關系問題。但從南北關系發展的歷史看，南北關系既包括了南北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包括了它們之間的政治關系。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的民族解放運動，還是獨立后南方國家爭取經濟獨立、鞏固政治獨立的斗爭都表明了這一點。只不過在冷戰時期，東西關系威脅著世界和平，和平問題成為世界政治的頭等大事，而南北關系中的政治問題則居于次要地位。同時，南北政治關系也受制于東西方的爭奪，處于從屬地位。

冷戰結束后，南北的政治關系有了新的變化。由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東西關系朝著有利于西方的方向發展，南北關系中的政治問題日益突出。在西強東弱的形勢下，北方國家將人權、安全和軍控的重點由針對原蘇聯和東歐國家轉向南方國家，使南北在政治領域的矛盾凸現出來。表現在：

(一)北方國家將“人權”矛頭轉向了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發動了咄咄逼人的“人權”攻勢，人權問題逐漸成為南北政治關系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1.以人權、人道為借口干涉南方國家的內政。冷戰結束后，美國強調人權是其對外政策的基石。歐盟也以促進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美國每年發表一個“人權報告”，“審查”南方國家的人權問題，指責它們的人權狀況。歐盟也不示弱，從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歐洲議會發表了394項人權決議，其中304項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注：參見馬勝利：《歐洲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政策》，載《歐洲》，1998年第3期，71頁。)1989年到1996年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揮舞“人權”、“民主”的大棒向中國施壓。嚴重地惡化了它們與中國的關系。更為嚴重的是，在科技方面處于遙遙領先地位的北方國家，通過信息網絡對那些它們不“滿意”的南方國家發動心理戰，利用人權問題，挑起這些國家民眾的反政府情緒，企圖影響該國政府的決策或促使其倒臺。

2.把“人權”作為提供經濟援助的條件。美國的條件是受援國要采取穩健的經濟政策和良好的維護人權的政策。歐盟提出，援助應以受援國在人權和民主自由方面的進展為條件。日本也說要考慮受援國的民主化、基本人權和市場經濟情況。1989年12月，歐盟在簽署第四個《歐洲共同體與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國家)洛美協定》(簡稱“洛美協定”)時，第一次將民主和人權列為該協定的基本條款。隨后，歐共體與發展中國家簽訂的含有人權民主內容的協議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990年到1993年，歐共體與拉美18個國家簽訂了關于經濟、貿易合作協議，每一個都含有人權、民主的內容。(注：參見馬勝利：《歐洲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政策》，載《歐洲》，1998年第3期，70頁。)凡達不到它們要求的南方國家，就得不到它們的援助；已經得到援助的國家，則會受到停止援助、經濟制裁或經濟封鎖等不同程度的懲罰。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對別國實施經濟制裁最多的國家，它的經濟制裁采取了除直接軍事行動以外的一切手段。僅1996年一年，美國采取的經濟制裁多達22例。這一年美國先后炮制兩個法案對古巴、伊朗、利比亞實行長期制裁。1997年美國又將制裁范圍擴大到阿根廷、緬甸、蘇丹等國。特別是美國對古巴進行了長達40多年的經濟封鎖。盡管從1992年至2001年，聯合國大會已10次通過決議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的制裁，但美國一直置若罔聞。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卡斯特羅政府至今仍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化”、“多黨制”和“市場經濟”。美國的封鎖政策，已給古巴造成了1000多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把人權作為提供經濟援助的政治條件，其目的就是誘使發展中國家向西方靠攏，并促使發展中國家實行西方的“民主化”、“多黨制”、“市場經濟”。

3.利用大眾傳媒和一些基金會宣傳西方的人權觀念、意識形態，進行文化滲透。美國的VOA、CNN，英國的BBC，“歐洲自由電視臺”等大眾傳媒，對南方國家進行廣泛的大量的宣傳，力促南方國家的民眾接受西方的人權思想、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還利用包括學術和文化交流在內的人員往來，培植親信，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它們利用一些基金會，一方面派遣教授、專家、學者到南方國家講學，從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資助南方國家的學生、學者到北方國家去學習研究，使他們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熏陶。據美國官方統計，在克林頓8年任期內，美國在40多個非洲國家中開展了有關民主的宣傳活動。美國政府建立的“民主與人權基金”，專門用于美駐非洲使館資助當地的人權等項目。為加強非洲的民主體制，僅2000財政年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撥款就高達600萬美元。北方國家還通過信息網絡對南方國家進行政治宣傳、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傳播西方的人權思想和價值觀念。

4.不惜動用武力，進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打著“人權高于主權”、“實行人道主義干預”的旗號，對南斯拉夫聯盟公然發動空襲，對這個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實行前所未有的狂轟濫炸，致使數千平民百姓在戰火中喪生，無數的民用設施在空襲中被夷為平地，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可見，美國等北方國家的所謂“人權”、“人道”、“民主”只不過是推行強權政治、新干涉主義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國家把南方國家作為安全和軍控關注的重點。

在安全和軍控問題上，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已把安全戰略針對的重點轉向南方國家。美國《1992年度國防報告》提出以“全球威懾，應急反應”為核心的新防務戰略，主張把安全戰略的重點從對付原蘇聯，準備打一場世界大戰轉到對付南方國家和地區的局部戰爭，并準備打擊對美國重大利益進行挑戰的國家和力量。歐盟在海灣戰爭以后也認為，“今后在軍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義的是南部防務，而不是位于歐洲中心的東部防務”。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近年來極力推行北約東擴計劃，通過不斷進行軍事演習來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隊的快速反應能力和靈活應變能力，以便對付南方國家隨時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出籠。該指針的核心是美日聯合對付“周邊事態”。美日使用“周邊事態”這一極不明確的概念，為日本根據自己的意圖擴展軍事力量及其在周邊地區的活動范圍和方式，為美日聯手干涉南方國家的內部事務提供借口。

北方國家認為，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導彈技術在南方國家的擴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脅。美國已把防止核及其他軍事技術的擴散置于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優先地位。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反擴散中心”，加強情報活動。這個中心利用各種先進手段，對24個南方國家和72種以上的武器技術進行嚴密監視和跟蹤，重點防范朝鮮、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秘密核活動。當前，美決心搞“反恐”擴大化，將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同反恐混為一談，將上述國家定為“邪惡軸心”，將對其加大施壓和打擊度。盡管如此，它們仍然沒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器的行動。

北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所推行的軍控政策，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和雙重標準，它們只限制別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著美國走的國家，不限制隨它轉的“伙伴”。美國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卻指責別國賣武器零件。“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美國霸權主義的真實寫照。

以上事實表明，冷戰后南北政治關系日益凸顯。南北經濟關系與南北政治關系已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彼此交融。南北關系已成為以經濟政治關系為主線的南北各種關系的綜合。今后，南北經濟政治關系將進一步加強，這不僅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還將繼續利用人權等問題打壓南方國家；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進一步發展，諸多的全球性問題，如核擴散問題、局部沖突和戰爭問題、走私販毒問題，尤其是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必須南北合作才能解決。

二、隨著北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南北差距繼續擴大，南北經濟矛盾更形尖銳。

冷戰結束后，在南北政治關系中的矛盾日益凸顯的同時，南北經濟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經濟沖突呈上升趨勢。如列入美國普通和超級301條款的28個國家和地區，近一半是東亞和拉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歐盟在貿易優惠制度的調整中，把勞工標準和環境問題同貿易掛鉤，損害的是南方國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國家的年平均增長率普遍高于北方國家(注：參見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1990—2001年，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資金市場上也越來越成為北方國家競爭的對手。盡管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的經濟恢復增長起了主要帶動作用。但是這卻使北方國家感到自己的經濟強權地位受到威脅。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證。一方面，北方國家垂誕中國的廣闊市場，同時又懼怕中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因此，它們對中國漫天要價，百般刁難。冷戰后南北經濟問題更加嚴重和南北經濟矛盾更加尖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南北差距繼續擴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在經濟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別程度。冷戰結束十年來，由于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經濟有較大發展，從整體經濟規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縮小，但并未發生質的變化。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現象仍在繼續，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由1989年的42個增至2001年的49個，占發展中國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窮者，人均國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擴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財產，超過了48個不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過日子，世界貧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億增至1999年的15億左右。如果從南北科技發展水平來考察南北關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更加艱難曲折。20世紀90年代以來，南方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已經從經濟領域擴展到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斗爭的焦點也由要不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轉到建立什么樣的國際新秩序問題上。南方國家主張建立有助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種新秩序應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在經濟領域應主權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發展；北方國家則主張建立由美國獨霸或以美、日、歐三極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在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方面，自從20世紀80年代，南北對話由于美國的阻撓陷入僵局后，實際上，這么多年來幾乎毫無進展。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它很難在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上做點什么。因為，這種舊秩序不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礎，而且是它今后維持領先地位的前提。南方國家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擊之后，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體自力更生以及與北方國家進行跨區域對話與合作的途徑發展自己。但這些與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相去甚遠，而且區域性南北關系的發展，全球性南北關系的減弱，使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更加復雜和艱難。

第三，南方債務負擔有增無減。1988年南方國家外債總額為13750億美元，1998年增至24650億美元。拉美和非洲地區是問題最嚴重的兩個地區。債務問題已成為南北關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南方國家的債務已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強烈沖擊，威脅著債權國——北方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方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相繼采取措施，緩解債務危機。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在1988年的科隆會議上，七國同意為世界最窮的國家免除債務700億美元。這樣預計有36個國家有望從中獲益。然而，700億美元的債務僅占目前南方國家債務總額的2.8%。盡管如此，至今仍不見落實。

第四，北方發展援助遠未達標。根據《聯合國第二個十年國際發展戰略》規定，到1980年，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應占援助國國民生產總值的0.7%。但是，目前除少數國家外，大多數北方國家遠未達到它們所承諾的指標，而且出現了下降趨勢。1997年，經合組織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額為498億美元，比1996年的579億美元減少了14%。1992年，它們提供的官方援助相當于北方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0.33%，而到1997年已降為0.22%，大大低于0.7%的目標。其中超級大國的美國的援助額最低，只有0.09%。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資金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國際投資總額的80%為北方國家間的相互投資，投入南方的資金不到20%。而且資本流動出現了從南方國家向北方國家回流的情況。國際資金流向受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外匯市場劇烈動蕩的影響，對南方國家吸收資金、發展經濟極為不利。南方國家因援助減少并陷入還債困境，使缺少發展資金的狀況更為嚴重。

第五，南北貿易權利極不平等。兩極格局終結后，冷戰變成了商戰。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戰場上，數額巨大，爭斗激烈，但條件比較平等。在南北戰場上，數額較小，條件不等，斗爭殘酷。占全球人口20%的北方國家擁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6%和出口市場份額的82%，而占人口75%的南方國家分別僅擁有14%和18%的份額，其中最不發達的48個國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額僅占全世界出口總額的0.4%。即使如此，它們還遭受到發達國家的種種歧視、排擠和限制。北方國家的反傾銷和非關稅壁壘措施不斷增加；擠壓南方國家農產品出口的農產品補貼額越來越多，南方國家的農礦產品與北方國家的高科技產品所形成的價格剪刀差越來越大，南方國家的貿易條件比10年前更加惡化。據統計，由于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貿易、勞務、金融體制，南方國家每年蒙受的損失高達5000億美元，相當于它們所獲得援助的10倍。

目前，北方國家以非關稅壁壘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手段。同時，以北方國家為主體的跨國公司已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承擔者和微觀載體，它們的雄厚實力和先進的營銷方式將主宰世界貿易，南方國家的公司則處于不利的地位。美國等北方國家借助反傾銷保護國內市場，堅持將經貿與人權、民主、勞工條件、環保等問題掛鉤；美國還以最惠國待遇為武器，迫使南方國家按照美國的意愿行事；特別惡劣的是美國還以國內法為依據，揮舞所謂“超級301條款”的大棒對南方國家進行威脅和報復，甚至通過什么赫爾姆斯——勃頓法來制裁它國。

第六，環保問題日益尖銳。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把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列為《21世紀議程》，并與發展構成一個整體，從而拉開了環保時代的序幕。環保問題由此也成為南北關系中的一個突出的新問題。北方國家強調環境優先，要求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經濟。近年來，它們空前重視環保產業(亦稱綠色工業)，視其為朝陽工業。與此同時，它們將環境成本轉移到南方國家，并不給予南方國家資源消耗應有的補償和維護，南方國家認為，北方國家是全球資源消耗和環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國家則是主要受害者。南方國家強調發展優先，通過發展，提高環境資源的利用率，同時重視環境保護，以促進環境與發展的和諧，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為此，南方國家要求提高初級產品價格，開始關注北方國家的“污染轉移”，要求它們提供對環境無害的技術轉讓和環境保護技術轉讓。

上述矛盾將會長期存在，并會制約南北關系的發展。同時，這些矛盾的存在也能成為加強南北對話，實現南北合作的契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北方國家從自身經濟利益以及全球戰略利益考慮，一改過去對南方國家的冷淡態度，開始加強與南方國家的區域性合作關系。

三、南北關系的內容日益向多層次、多方位和更廣泛的領域發展，跨區域南北關系正在取代全球性南北關系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南北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矛盾與斗爭的一面的話，那么當前的南北關系則是在矛盾和斗爭存在的同時，依存與合作的一面有所發展。其原因在于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對南北關系的深刻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產國際化推動的結果。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形成了各種縱橫交錯的相互牽制、相互制約的關系。南北方國家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促進了南北合作關系的發展。

在國際政治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下，經濟因素已成為各國在國際交往中優先考慮的因素。南方國家努力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民族經濟，增強綜合國力；北方國家著眼于未來，增強自身實力和與它國的競爭力，不斷調整對外關系，以求在未來多極格局中成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這為南北合作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發展的需要，出現了國家間的經濟政治聯合。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三種類型的區域集團：一是北方國家的區域集團，二是南方國家的區域集團，三是既有南方國家，又有北方國家的區域集團。這三類集團不僅需要內部合作，而且需要集團間的合作。惟有如此，才有利于各個集團，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才有利于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的發展進程中，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尖銳，如能源問題、環境問題、資源短缺問題、糧食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極地、深海和太空開發問題、人口問題、難民問題、問題、核擴散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均已越出國界，成為影響全球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已經不是一國或幾國所能為，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南北關系沖破了相對單一的經濟內容，而日益向多層次、多方位和更廣泛的領域發展。但發展問題仍是南北關系的核心，是南北矛盾最集中的體現。

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兩大趨勢的推動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北方國家一改過去對南方國家的冷淡態度，爭相發展與各區域的南方國家的關系。南北區域性對話與合作關系有了較快的發展。

在亞洲，美國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并于1993年倡議召開了西雅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非正式首腦會議，隨后形成了一年召開一次會議的固定模式；日本則以亞洲作為戰略依托，加緊了對亞洲市場的開發；西歐大國，競相與亞洲國家發展經貿和政治關系，歐盟15國與亞洲10國在1996、1998和2000年先后三次舉行了亞歐會議，共同探討建立面向21世紀的亞歐新型伙伴關系問題。

在中東，美國通過1991年的海灣戰爭，取得了在中東地區的主導權。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93年簽訂了奧斯陸協議，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后來，中東和平進程雖然一波三折，但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在中東和平進程取得突破的情況下，1994年在卡薩布蘭卡召開了首屆中東、北非經濟會議，隨后，又在安曼、開羅和多哈召開了三次會議。出席1996年開羅會議的有78個國家，52個國際和地區性組織以及850家大公司的數千名代表。然而，當前中東和平進程的嚴重受挫則使該地區的經濟合作陷入困境。歐盟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國家舉行了歐洲——地中海會議，力圖通過發展貿易，提供援助，建立地中海自由貿易區；日本也加強了參與中東事務的力度。

在非洲，由于蘇聯的解體和法國的行動一再碰壁，美國更加顯露了它在非洲的擴張熱情。1997年6月，克林頓總統宣布了一項促進非洲國家對美國出口和促進美國對非洲的私人投資計劃，宣布1783項產品可以免稅進入美國。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克林頓總統出訪了非洲5國，這是美國總統近20年來首訪非洲，隨行者有900多人。他在南非宣布，將免除“最積極進行經濟改革的非洲國家的全部債務”，約16億美元，其目的是要“建立跨世紀的美非新型貿易伙伴關系”。1999年2月18日，46個非洲國家的部長與美國簽署了長達13頁的文件，勾畫了“21世紀美非伙伴關系的藍圖”，并決定成立“美國——撒哈拉以南非洲貿易和經濟合作論壇”，以保證雙方高層領導能每年聚會，商討經濟合作事宜。2000年8月，克林頓再次訪問了非洲，創造了在任總統兩次訪非的紀錄。

法國一直保持著與原非洲殖民地的特殊關系，它同22個非洲國家有軍事合作協定。法國外長韋德里納針對美國的行動宣稱：“法國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撒手不管非洲事務。”1998年6月25日至30日，希拉克總統訪問了非洲英語和葡語的四個國家，這是他1995年出任總統以來第9次出訪非洲。同年11月底，在巴黎舉行了第20屆法國與非洲國家首腦會議，有49個非洲國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會議。到會的既有講法語的非洲國家，也有講英語和葡語的非洲國家。法國在會上推出了它的“新非洲政策”，即從“非洲憲兵”到“倡導和平”。希拉克強調指出，法國始終是非洲國家的熱心伙伴。1999年12月上旬，在巴黎召開了第20屆法非首腦會議后續會議，參加國由49個增加到52個。

在拉美，美國1990年提出了以加強貿易、改善投資條件和減輕債務負擔為支柱的《開創美洲事業的倡議》，以圖和拉美國家建立一種新型的伙伴關系。1992年美、加、墨三國領導人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1月1日自由貿易區正式誕生，而且宣布建立“一個半球自由貿易區”。1998年4月，美洲34國(除古巴外)在圣地亞哥舉行了第二屆首腦會議，宣布正式啟動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承諾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關稅，最終建立從阿拉斯加到火地島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歐盟也不示弱，1999年6月29日，歐盟15國與來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區33國的元首和政府首腦或代表，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隆重舉行了首屆歐盟——拉美首腦會議。會議發表了《里約熱內盧聲明》和《行動綱領》，會議強調，歐盟與拉美國家要進一步加強兩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聯系，“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伙伴關系”。日本也在力圖加強與拉美國家的關系。

在南北關系中，最有意義的事情是非加太地區的77個國家與15個歐盟成員國于2000年3月23日在貝寧的科托努正式簽署了新的貿易和援助協定《科托努協定》，從而結束了實施25年之久的《洛美協定》。新協定有效期20年，前8年為過渡期，后12年為執行期。根據協定，歐盟在8年過渡期中將向非加太國家提供135億歐元的援助，非加太國家97%的產品可以免稅進入歐盟市場。該協定的內容還包括雙方進行全面政治對話，擴大經貿合作，實行貿易自由化等。新協定有利于推動南北長期合作，但有些條款可能制約非、加、太國家的自主發展。

盡管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的“熱烈擁抱”和握手，隱藏著北方國家為自身利益競相爭奪南方國家的野心，但上述事實表明，世界相互依存在加深，北方國家已經開始重視與南方國家在區域層面上的合作關系。隨著區域性南北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在新世紀初正在形成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地中海自由貿易區、亞太自由貿易區三大經濟板塊。在每一個經濟板塊中，既有北方國家，也有南方國家。這標志著南北關系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