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勞動力貿易分析論文
時間:2022-03-21 1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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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長期以來,低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我國參與國際貿易的稟賦優勢,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國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正在蝕失。本文在客觀闡述我國低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存在的弱勢基礎上,通過勞動力競爭優勢的制度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國廉價勞動力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關鍵字:廉價勞動力國際貿易優勢劣勢發展對策
引言
20世紀90年代我國制造業人均實際工資的年遞增率為7.1%,而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6.75%,二者幾乎相當。但是包括非工資費用在內的勞動力成本的年均實際增長率已達10.4%,是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的1.5倍。盡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國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水平仍然低于國際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水平。1999年,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美國、韓國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分別是這些國家的3.94%,11.27%和35.66%。我國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和一些地區勞動生產率相對水平的40%-70%,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十分明顯。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的看到,我國目前低廉的勞動力,在國際貿易競爭中,仍存諸多劣勢。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其優劣勢,采取措施,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切實提高廉價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論文。
一、我國廉價勞動力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分析
我國經濟賴以成功的廉價勞動力絕大部分為低級勞動力,所謂低級勞動力系指未受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在我國,低級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農民、下崗工人和因為各種原因中斷教育的青年。由于這類人口的巨大基數,使得我國的低級勞動力資源遠遠供過于求。在供求關系作用下,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的價格極其低廉,相比國外,在我國進行生產的企業其產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資可以壓縮到很小的比例。廉價勞動力資源不僅為國內的制造企業所利用。同時也吸引了外國企業來華投資,在國際市場的大門打開后,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業便如雨后春筍般林立,這些企業中決大部分是引進資金和一條生產線便可以開工的低級制造企業,如玩具、紡織、制鞋業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較大規模的機電制造業,倚靠的依然是廉價勞動力,因為技術工藝可以引進,最終需要的仍然是裝配流水線的熟練工人。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所形成的競爭優勢,我國的加工制造企業在國際上以驚人的低價迅速搶占市場。同時還有更多的企業在國內市場上進行激烈爭奪。
從國際背景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在邁向工業化的進程中,都面臨著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資源的問題,能否保證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最優置換關系,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效率。在過去的20年經濟增長中,我國制造業充分發揮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我們的出口產品大部分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因為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價格水平是美國的五十分之一,歐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韓的三十五分之一。據稱,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使這種低成本的優勢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應當承認,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是存在的。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以下簡稱H—0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無論是亞當·斯密或是大衛·李嘉圖的“古典”,還是上述“新古典”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我國家缺乏資本與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我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因而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
二、我國廉價勞動力在國際貿易中的劣勢分析
我國勞動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謂的低成本優勢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雖然發展我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發達國家面臨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如配額,反傾銷稅和各種各樣的技術標準都部分抵銷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1996年至今,我國已經連續8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2003年年度報告指出,去年全球貿易有所恢復,但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我國成為反傾銷的重災區。
其次,加入世貿組織后,隨著跨國公司在我國的部署,中外企業同時享受著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如果勞動力素質不能獲得一個全面的提升,勞動力的市場供給必然會出現結構性的短缺,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充斥大量沒有就業機會的勞動力,但是企業迫切需要的崗位卻沒有合適的人選。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必然會因為這種結構性矛盾而趨于緊張,勞動力的價格水平也會隨之上漲。到那時,豐富的勞動力供給的優勢也就蕩然無存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較大,但90年代以來逐步減小,已經降低了2/3。平均工資上升過快、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投資者將通過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而不是勞動力投入來獲取利潤的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職工的平均工資上升較快,導致就業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鎮職工工資上升約14%,大大高于經濟增長率的水平。這實際上是降低了我國勞動力的競爭優勢。
學者胡鞍鋼曾表示,工資增長過快會導致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人均資本,特別是人均凈資本向資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納勞動力,而是排斥勞動力;而目_正規部門工資增長過快,不利于整個部門的就業。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10年累計下來,工資也不過增長了12個百分點,而我國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確如此,我國的正規部門特別是公共機構如政府工資增長過快,導致一些部門,如文教衛生等的工資跟著增長,它只利于正規部門的少數人就業,不利于非正規部門以外的人就業。這也是很多發展我國家勞動力眾多,卻無法成為資源優勢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沒有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區失衡,從而出現工資水平上升的情形,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就會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單純依靠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來出口擴張,極易陷入“貧困化增長”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閉的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與福利增加是正相關的,即經濟增長越快,國家凈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卻可能出現相反情況,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經濟增長造成該出口世界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使消費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產者福利的減少,導致國家凈福利惡化,出現‘貧困化增長”。所謂貿易條件就是國際貿易中的交換比率,反映了專業化國際分工所導致的世界范圍內產出的增加在貿易伙伴問的分配關系。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福利隨著貿易條件的改善而上升,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而下降。通常貿易條件用一國的出口價格指數除以進口價格指數來表示,因此,又稱價格貿易條件。最早把貿易條件與國家經濟福利變化、貿易戰略選擇聯系起來的是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和辛格,他們從發展我國家出口初級產品、發達國家出口制成品這一貿易格局出發,提出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觀點,原因在于初級產品需求疲軟和技術進步的利益不能在發達國家與發展我國家間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國廉價勞動力國際競爭力的對策選擇
進入二十一世紀,也進入了全球化的市場,在生產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趨勢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技術擴散和知識的傳播以空前的速度在進行,這為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也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需要。隨著物質需求的不斷滿足,人們的需求也開始逐漸轉向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層次,這些需求滿足對于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勞動力。知識經濟的到來為我們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在新時代中對知識人才,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或者知識技能水平的要求會越來越高,要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在經濟競爭中取得優勢,使產業在全球環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長,需要大力推進勞動力的發展。也只有大力發展勞動力水平,才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1、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促進產業升級,提高產業競爭力
產業的競爭力集中表現為企業能否辨析內外部資源,并充分應用優勢資源搶占市場,獲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充裕條件形成的低成本優勢,無疑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1)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成本低、利潤高、風險小的特點,有利于企業
積累資金,涵養人才,增長經營經驗,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逐步為高科技工業的生長準備條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與轉向新經濟的準備是并行不悖的。廣東省南海市昭信企業集團在發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上,與第二軍醫大學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項目,利用生物醫藥技術開發人發膠蛋白人工腱,就顯示了勞動密集優勢產業與發展培植未來高科技產業的關系。
(2)勞動力充裕的條件,還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產、制造基地。據預測,21世紀,我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目前,我國已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充分利用這一機遇,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培養產業群落,形成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推進企業并購、重組與戰略聯盟,重視資本運作,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的有機整體,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并且還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發展加工貿易,減少進入國外市場的學習成本,并發揮技術外溢效應,提高企業競爭力。
(3)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也說明勞動密集型產業曾是它們的支柱產業。參照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歷程,在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勞動密集型產業都是其經濟總量的重要來源。到80年代后期,當它們的國民素質、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們才開始向高科技工業轉型。此時它們已具備了相當雄厚的人力資源基礎。如1998年我國的臺灣每一萬人口中有大、中專畢業生1010人,韓國1998年每一萬人口中大、中專畢業生就有1273人。在尚無人力資本條件時,大力發展高科技工業去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造成經濟倒退,前后失據。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這樣的行政手段,趕走勞動密集產業,曾使經濟一度受挫。
2、克服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劣勢,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取決于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取決于經濟運行的質量,取決于國民福利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要把強大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本,不僅要在數量上進行控制,堅持“計劃生育”國策不動搖,更重要的是要在質量上改善,推行“科教興國”戰略,提高國民素質,才能提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改善勞動力的收入狀況。目前,我國的國民素質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較低,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低于發展我國家平均水平,與受教育程度相關的誠信意識、合作意識、創新意識和法制意識仍較淡薄,道德風險、違約風險極大地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因此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重視教育的基礎作用,才能使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到依靠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2)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下崗職工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和失業保險,做好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的實際收入,通過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更新農業生產技術,走集約化經營道路,確保農民增收,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大局,最終提高國民福利,擴大內需,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
3、推進人力資源優勢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化
當我們把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區別開來,把勞動力資源視為非技術性簡單勞動和技術性復雜勞動的總和加以考察時就不難發現,我國其實是一個高技能勞動力資源相當貧乏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教育投入增長幅度較快,但總體投入水平低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教育發展的滯后性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大量吸收外資金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缺口,帶動了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但我國反映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未能相應提高,僅為28.7%,低于韓國的38.4%,日本的55.2%,美國的47.8%,德國的55%。它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水平,也低于發展我國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隨著現代生產對知識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對使用復雜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的專業技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教育作為最重要的“無形資本”,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功效和約束將愈加突出。
事實證明,在以產業結構高度化為特征的知識經濟的競爭中,任何國家都不擁有知識方面的“自然的”優勢或劣勢,物質資本存量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制肘,“人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質量最終決定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確立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教育,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重點普及義務教育,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教育水平。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人力資源優勢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化,我國才有可能在未來的知識經濟競爭中爭得有利的國際分工地位,獲得更大的比較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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