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現實困境與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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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惠金融是一項意義深遠的發展戰略，它十分重要并且亟待實施。它是我們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與OECD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當前的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較低，集中體現在正規金融機構賬戶滲透率低、信貸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廣在現實中困難重重，以銀行業為例，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傾向于將信貸資源向發達地區、向城鎮、向高收入人群傾斜，并且金融扶貧過程中商業銀行自身也承受著較大的信貸風險。為此，商業銀行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時，應從以下三方向著手實施普惠金融戰略：一是與欠發達地區的學校開展廣泛合作，改善教育環境；二是設計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適合地區發展的產業鏈，塑造良好經濟生態；三是支持農村和中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漸向農村和中小城鎮遷移。

關鍵詞：普惠金融；經濟發展；風險控制；商業銀行；科技化

一、普惠金融的發展在我國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ce）這一概念由聯合國于2005年提出，是指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為需要金融服務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提供的金融服務，國際上通常稱為包容性金融。目前，我國普惠金融實施的重點和難點都在于如何為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弱勢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當前形勢下，拉動欠發達地區經濟，改善弱勢群體生活水平意義重大：一是可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均衡發展，改善城鄉二元結構，助推國家經濟實力再上新臺階；二是通過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擴大內需，強化“三駕馬車”中“消費”的動力，實現國家經濟的良性發展；三是可以滿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和達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實施普惠金融勢在必行。

二、我國普惠金融主要指標處于較低水平

普惠金融這一構想雖然利在千秋，但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困難重重。從我國金融發展現狀來看，優質且數量巨大的金融資源普遍集中在大型企業、城鎮及富裕階層，而小微企業、農民、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很難得到滿足。筆者查閱了世界銀行金融包容專題調查數據，將我國現狀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作了對比。

（一）正規金融機構賬戶滲透率低于

發達國家正規金融機構賬戶滲透率是指一國15周歲以上人群中，擁有正規金融機構賬戶的人數所占的比重，用以衡量正規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世界平均水平為50.49%，“金磚國家”這一指標為48.23%。我國的滲透率為63.81%，相比OECD發達經濟體（OECD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丹麥、瑞典、芬蘭、希臘、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的88.39%差距很大。

（二）信貸可得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信貸可得性是指私人部門信貸與GDP的比值。一國信貸總量不能代表金融的深化程度，信貸資源有可能大量被大型企業占據，為衡量資金需求者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數量和難易程度，我們引入信貸可得性指標。在這一指標中，OECD發達經濟體為14%，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5%。我國的這一指標為7.26%，基本與金磚國家的7.65%持平，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化程度

金融科技化程度是指一國居民運用ATM機、電腦、手機等科技設備接受金融服務的普及度。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居民享受金融服務的便捷程度。1.自助柜員機（ATM機）使用情況在OECD發達經濟體，使用ATM機進行取款的成年人占成年人總數的72.53%，其它金磚國家的這一數據為57.5%，而在我國，這一指標僅為33.41%。大多數成年人傾向于銀行柜臺辦理儲蓄業務。2.手機支付情況世界各國這一指標均較低，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99%，“金磚國家”為2.41%，但中國的手機支付普及程度更低，農村地區手機支付使用率僅有0.48%。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銀行網點極少，物理金融服務無法覆蓋的偏遠農村地區，使用手機支付是提高普惠金融程度的有效工具，我國農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消費水平較低以及固有生活習慣等影響，無法普及手機支付，這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十分不利。

三、普惠金融在我國發展的現實困境

由于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且其提供的金融服務相對于券商、保險公司而言更加基礎、貼近大眾，所以本文的分析以商業銀行的服務視角出發。商業銀行在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群中開展金融服務，最大的難題在于企業利潤最大化和弱勢群體信貸的高風險、低收益之間的矛盾，導致商業銀行的金融扶貧行為無法可持續化。普惠金融在現實中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信貸資源向發達地區傾斜

由于信貸規模有限，而資金在發達地區的盈利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商業銀行傾向于將信貸資源向發達地區傾斜。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201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等31個省、市、自治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2737億元人民幣，其中融資規模增量上萬億的行政區域有兩個，分別是江蘇省（11934億元）和廣東省（11706億元）。5000億元以上的行政區域除了上述兩個省而外，還有北京市（6991億元）、山東省（5971億元）、上海市（5674億元）。而上述5個行政區域2016年的生產總值也十分可觀，廣東、江蘇、山東為上半年僅有的三個生產總值突破3萬億的行政區域，其它省、市、自治區只有浙江省突破2萬億；北京（11413.83億元）、上海（12956.99億元）兩個直轄市與遼寧、湖南、湖北等幾個較發達省份相當。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最少的省、市、自治區為寧夏（271億元）、青海（343億元）、西藏（372億元）、海南（530億元）、黑龍江（632億元）。其對應的生產總值為寧夏（1203.72億元）、青海（1068.98億元）、西藏（471.96億元）、海南（2008.95億元）、黑龍江（5630.29億元）。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信貸投放量與該地區經濟發達程度高度相關，經濟發達的行政區域得到的信貸資源更加豐富。

（二）信貸資源向城鎮傾斜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物理網點多設在城鎮，以筆者所在的G市為例，G市為我國西部省會城市，發達程度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排名靠后，常住人口460余萬。截至2016年年底，工商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G市設有省分行、市分行及支行、儲蓄網點若干。擁有1家外資銀行及7家股份制銀行的省級分行及若干支行、社區支行。有2家城市商業銀行在G市設立分行。有2家本土法人城市商業銀行總部設在G市，其在G市設立的支行星羅棋布。G市所在省的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總部、農村商業銀行總部也設在G市。筆者曾在G市下轄的X縣工作，該縣常住人口26萬，僅有工商銀行支行一家、農業銀行支行一家、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一家和兩家本土城市商業銀行的支行各一家。筆者曾參與調研的L鄉，僅有一家農村信用社，且就筆者走訪過的其他鄉鎮而言，銀行業金融機構僅有一家農村信用社的現象非常多見。甚至有部分鄉鎮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物理網點，僅有1~2臺ATM機。此外，從科技設備的設置情況來看，G市幾乎所有商業銀行的支行均配有ATM機，在機場、火車站、主要商圈、居民住宅區還設有數量眾多的離行式ATM機，幾乎所有商場和大部分小商戶均持有POS機，隨著科技的進步，支付寶、微信等新型移動支付方式在商戶中越來越普及。X縣所有銀行網點均設有ATM機，但縣城內沒有離行式ATM機，較大型的商戶持有POS機，新興移動支付方式幾乎不可用。而L鄉沒有ATM機和POS機，所有儲蓄業務必須在銀行柜臺辦理，所有交易均使用現金。產生這類問題的原因在于：一是基層行政區域內人口較少，銀行設置物理網點的成本與收益不匹配，銀行沒有設置物理網點的動力；二是基層行政區域內居民交易不頻繁，新型支付手段高效、便捷的優點不被重視；三是基層行政區域內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生活方式相對原始，接受自動化機器服務的能力較差。

（三）信貸資源向大企業和高收入人群傾斜

相對于小企業而言，中大型企業擁有更多的固定資產、更良好的無形資產以及更強的持續盈利能力。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更傾向于選擇中大型企業。另一方面，中大型企業是眾多商業銀行爭相維護的優質客戶，其擁有的金融資源豐富，議價能力強，在很多情況下，商業銀行為控制風險，寧愿以較低的利率水平為中大型企業發放貸款，而不愿以較高利率與小企業合作。極端情況下，甚至有大型企業現金流過，根本無融資需求，但銀行依然趨之若鶩。Duetal.在2009年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配置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國有企業占據了大部分金融資源，非國有企業僅獲得了不到20%的貸款。劉小玄、周曉艷在2011年對中國制造業規模以上企業2001~2007年期間融資狀況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對企業發放貸款的依據主要是企業的銷售收入和固定資產規模，中國民營企業支付的實際融資費率為5.4%，利潤率達到7.8%；國有企業支付的實際融資費率為1.6%，利潤率僅為1.3%。對于個人而言，顯而易見，高收入人群擁有更多的固定資產、有價證券和更可觀的現金流，其在申請銀行貸款時可提供豐富的抵押物或質押標的，當然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其在申請銀行信用卡時因良好的個人資產條件，以及較高的存款和年金承受能力，較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獲得高額度的信用卡。

（四）銀行向弱勢群體貸款風險高

小企業退出市場率高。據最新調查顯示，中關村平均每天有7家企業誕生，同時有3家企業面臨破產。筆者所在的G市2013年新批企業2477家，同年注銷企業982家，2014年新批企業2248家，注銷1294家，這一數據中，小企業占比很大，且并不包含已經無法繼續經營，但遲遲不到工商部門辦理注銷手續的“僵尸”企業。過高的退出市場率催生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據悉，G市的商業銀行近年來不良貸款的產生幾乎都源于小企業業務。助學貸款壞賬率居高不下。1999年到2015年，國家累計發放助學貸款超過1600億元，惠及1100多萬名貧困學生，但助學貸款逾期現象十分普遍。據悉，工商銀行銅陵支行向當地某高校發放助學貸款369筆，金額共計145萬元，這些貸款于2005年陸續到期，但到2015年為止，尚有近1/7的學生沒有還款。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復雜，主要是大學生畢業后就業環境不理想，部分學生無力還貸；部分大學生缺乏相關常識，對個人征信記錄不重視；助學貸款低利潤、無擔保、無抵押，由商業銀行承擔助學貸款業務與商業銀行追求風險可控、盈利最大化的目標背離。我國農業科技化程度不夠高，抵御氣候等不可抗力風險的能力較弱，導致三農貸款風險高。以筆者熟知的X縣為例，為推動奶牛養殖業的發展，縣政府作擔保，信用社貸款給農戶，購買奶牛。后因突發傳染性疾病，奶牛大批量病死，農戶無法償還貸款，縣政府也無法承擔擔保義務，最終造成該項支農貸款大面積逾期。

四、解決普惠金融推廣難的對策

在筆者看來，要解決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難以融入現代金融體系的問題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簡單的加大資金投放力度就能一勞永逸的。我們不僅要“輸血”更要“造血”，要培育良好的區域經濟生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普惠金融推廣難的困境。

（一）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教育的投入力度

教育對地方的影響是緩慢而巨大的，針對本文所闡述的論點，教育的作用有以下幾點。1.受教育程度影響支付結算方式筆者通過網絡和線下渠道隨機發放了100份調查問卷，內容為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聯系。調查結果顯示，通過網絡填寫調查問卷的受訪者文化程度均在高中以上，而線下渠道接觸的受訪者文化程度從小學到研究生不一而具。此外，文化程度在大學本科以上，年齡35周歲以下的受訪者日常生活中結算手段多樣，其中網銀、手機銀行、信用卡和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更受他們的青睞；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下，年齡大于35周歲的受訪者結算方式單一，一般都是通過現金和借記卡結算。這也與我們的經驗相一致。由此可得出結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能力運用網絡豐富生活，更傾向于使用多元化的結算方式，更容易接受自助機具的服務。那么一定區域內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會使得ATM機、POS機等自助機具的鋪設更加有效，提高地區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減輕該地區民眾對銀行物理網點的依賴程度，可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2.受教育程度影響違約率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通常會獲得更加穩定的薪資收入。馬宇在《我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風險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一文中通過Logistic模型對影響違約率的幾個因素作了實證分析，其數據來源為山東省煙臺市和安徽省亳州市多家商業銀行的實地調研，樣本容量為637組。分析得出：借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行業壟斷性和穩定性越強，違約概率越低。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提高地區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銀行遭遇信貸違約的概率，為普惠金融的實施增強了安全性。3.受教育程度影響地區經濟教育提高人們改變世界的能力。長期來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一個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呈高度正相關。一個地區經濟的增長除了依靠物質資本外,更重要的是其所擁有的高知識水平和高度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存量。經濟社會的發展將更多地依賴于勞動者的素質。經濟和金融牢不可分，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發達地區掌握的金融資源更加豐富。所以，提高地區整體受教育程度是實現普惠金融的治本之法。4.要創造出金融支援教育的新模式實踐證明助學貸款的老路是走不通的，從商業銀行的角度分析，其最大的弊端在于無擔保、無抵押、低利潤，致使風險和收益不匹配。因此，商業銀行可以考慮與學校合作，為有需求的學校提供融資，以滿足其改善教學環境，增強師資力量的資金需求。而學校可以固定資產作為抵押，以未來收益作為償債能力的保證。

（二）打造良好的地區經濟生態

加快經濟發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無疑是發展普惠金融的最重要途徑。由于各地區地理、歷史環境不同，資源稟賦不同，所以發展模式各不相同，但農業產品單一、機械化程度不高、重原材料生產輕精細化加工是我國農村經濟的通病，這就造成了三個問題：一是依靠消耗自然資源生產工業、農業的初級產品，如開采原礦、種植初級農產品等，使資源過度開發，自然環境不斷惡化；二是初級產品的生產帶來的利潤微薄，人均收入低，缺乏深加工技術和實力使地區經濟發展陷入“資源詛咒陷阱”；三是因生產方式單一，受氣候等因素影響較大，缺乏分散風險的能力，使得地區經濟脆弱，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商業銀行現有一種新興的融資方式———供應鏈金融，即圍繞核心企業，管理上下游中小企業的資金流和物流，并把單個企業的不可控風險轉變為供應鏈企業整體的可控風險，通過立體獲取各類信息，將風險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務。雖然當前供應鏈金融業務量不大，但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普惠金融的思路，即為地方主要產業注資的同時，兼顧上下游企業，由此前扶持單個企業的模式轉變為扶持地方整個產業鏈的發展。經濟和金融息息相關，良好的經濟生態圈是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地區經濟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的重要途徑。不難推出，打造良好的地區經濟生態對吸引信貸資源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是實施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

（三）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和中小城鎮人居環境

由上文分析可知，農村和中小城鎮鋪設自助服務機具較少的原因是人口相對少，當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導致操作自助機具的意識和能力較弱。實現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均衡城鄉人口密度，銀行將更有動力在農村和中小城鎮鋪設自助服務機具；提升農村和中小城鎮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將有利于自助服務機具更好地發揮服務作用。根據國土資源部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城鎮土地總面積13.1萬平方千米，城鎮人口7.3億人。農村土地面積946.9萬平方千米，農村人口6.5億人。城鎮人口密度將近為農村人口密度的100倍。我們可以直觀感受到人均密度大于我國（144人/km2）的西歐發達國家，如英國（249人/km2）、德國（234人/km2）的城市擁擠程度不如我國，究其原因是他們的人口沒有集中在某幾個大城市。以德國為例，2013年底，僅有4個人口數量大于100萬人的城市———柏林（340萬）、漢堡（180萬）、慕尼黑（135萬）、科隆（102萬），而同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5萬，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萬，廣州市常住人口1293萬（見附圖1）。德國的其它人口廣泛散布于各個中小城市（見附圖2），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完整的市政系統，良好的基礎設施，豐富的文體資源。德國的高速公路網、城際鐵路網十分完善，使得城市與城市間的溝通變得快捷而高效。所以，即使生活在小城，也感受不到絲毫的不便。做好農村和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人居環境是實現人口向欠發達地區遷移，促進人口均衡分布的有效方法。而增加欠發達地區人口密度，提高欠發達地區平均受教育程度對實行普惠金融有著十分關鍵的促進作用。原有的弱勢群體在與遷移而來的較高素質人口的融合中，也會不斷增強金融意識。為落實普惠金融戰略，商業銀行可加大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放貸款的力度，加快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速度。但政府必須科學規劃，防止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

五、結論

普惠金融是一項意義深遠、勢在必行的發展戰略，它是我們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與OECD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的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并且具有廣闊前景，集中體現在正規金融機構賬戶滲透率低、信貸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廣在現實中困難重重，以銀行業為例，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傾向于將信貸資源向發達地區傾斜、向城鎮傾斜、向高收入人群傾斜，并且金融扶貧過程中商業銀行自身也承受著較大的信貸風險，扶貧工作不可持續。基于以上困境，筆者認為，在保障商業銀行自身利益的基礎上，應從以下三方向著手實施普惠金融戰略：一是與欠發達地區的學校開展廣泛合作，改善教育環境，為普惠金融培育發展土壤；二是設計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適合欠發達地區發展的產業鏈，塑造良好經濟生態，促進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三是支持農村和中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漸向農村和中小城鎮遷移，以提高欠發達地區人口密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為普惠金融創造優越條件。

作者:劉韜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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