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小企業依賴不良貸款的融資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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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種新解釋

摘要：關于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在理論界早已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并為各國政府所重視。目前，雖然中小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已經普遍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系，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仍然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最大瓶頸。本文根據轉型時期我國銀行和企業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個包括家庭-企業-銀行的三部門兩期模型，從我國國有銀行的體制積弊出發，運用路徑依賴的理論，對不良貸款在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時的作用機理進行了深入分析，并討論了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和貿易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不同效果，以期對將來的改革有所啟示。

關鍵詞：不良貸款中小企業路徑依賴對外開放

一、導言及相關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個堪稱世界性的難題卻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另一方面，在信貸市場上金融機構基于普遍的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對中小企業融資呈現“惜貸”行為，表現為在中國的銀行體系內部形成逐年遞增的巨額存差。此外，由于歷史和銀行自身的經營行為問題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還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貸款。而由于害怕產生新的不良貸款而出現的銀行“惜貸”與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的結合就構成了當前改革的一個兩難困境。隨著中國加入WTO和銀行業全面開放的日益臨近，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壓力將進一步的增大，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加速中小企業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而解決銀行體系中存在的巨額不良貸款則是另外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既有的相關文獻中將中小企業與民營經濟一般都未做出嚴格的區分，本文同樣將二者等同。實際上基于金融制度的內生性，探討中小企業融資的邏輯起點理應是企業的融資需求。目前國內的研究大多關注中小企業的資金供給，而對其實際需求有所忽視，而對融資需求的研究大都以Myers(1984)的融資次序理論為邏輯起點，而張捷等（2002）認為這一理論無法解釋企業成長過程資本結構的動態變化規律，而Berger和Udell(2002)的金融成長周期理論可部分彌補這一缺陷，此外在他們那份實證研究中還發現我國的中小企業同美國相比對債務融資的依賴性更強。盡管有人強調資本市場欠發達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周兆生，2003），但考慮到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的現實，這種解釋顯然還不能令人完全滿意（楊思群，2000）。林毅夫等（2001）曾以資源稟賦為出發點，指出我國經濟的特征是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所以通過資本市場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方案對多數中小企業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考慮到中小企業的外源融資主要來自金融中介的事實，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轉變為金融中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問題，而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分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標準范式（張捷，2002,2003）。如李揚、楊思群（2001）認為地方性中小銀行由于在了解中小企業信息方面的優勢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林毅夫等（2001）運用“長期互動理論”和“共同監督理論”對這種信息優勢做了更好的闡釋。李志赟（2002）基于中小金融機構在中小企業融資具有比較優勢的論斷，在銀行業壟斷模型中加入中小金融機構后的分析發現其可導致中小企業可獲信貸和社會整體福利的增加。

信貸配給是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的又一重要問題（StiglitzandWeiss,1981）。王霄等（2003）基于對傳統信貸配給理論模型的考察，將抵押品和企業規模納入到信貸配給的內生決策變量中發現在信貸配給中規模歧視的存在，同時發現放松中小銀行市場準入有助于增加信貸配給總量并降低抵押品及貸款額度門檻。Perotti(1993)和Wunner(2000)則各自發展了一個包括不良債務對銀行借貸政策影響的模型，主要強調不良貸款對銀行信貸行為和企業融資的影響。沿著他們的思路，我們將發展了一個包括家庭-企業-銀行的三部門兩期模型，從國有銀行的體制積弊出發，運用路徑依賴的理論，對不良貸款在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時的作用機理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大量不良貸款的存在內生的決定了作為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并討論了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和貿易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不同效果。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將發展一個存在不良貸款的銀行信貸模型。而對該模型所采用的信貸政策對信貸市場均衡及其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將在第三部分中被討論。第四部分討論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對信貸資金配置和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第五部分則討論貿易和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最后第六部分則提出當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政策建議并結束全文。

二、模型假設與構建

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發展一個簡單的兩期模型對不良貸款在我國銀行體系中大量存在的事實對中小企業融資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一個全新的解釋。由于我們的分析目的在于解釋銀行扭曲的信貸決策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所以我們將盡量簡化我們的模型。這樣做雖然會使得銀行的信貸決策和企業的融資決策缺乏深厚的微觀經濟理論的支持，但是我們的模型仍然俘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轉型經濟國家信貸市場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程式化的事實，即在這些國家的信貸市場上都存在某種扭曲，這種扭曲客觀上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1、模型的基本假定：本模型包括兩個生產部門，一個由大企業構成的國有部門和一個由中小企業構成的私有部門；一個銀行而且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從居民那里吸收存款并為生產部門提供融資。家庭則通過在兩期內選擇消費和儲蓄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業為了在第2期進行生產而在第1期到信貸市場上為自己的投資項目融資，由此可知企業的信貸需求可以從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中推導出來。企業無法進入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而只能從銀行那里獲取貸款，這反映了我國金融體制中銀行占據主導地位的事實。此外我們還假設銀行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即貸款收益和存款成本之間差額的最大化。企業被假設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進行競爭的，這個假設雖然與我國經濟中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但它卻有利于我們澄清不良貸款對銀行借貸行為和信貸資源配置的影響。

2、銀行存在信貸扭曲的原因考究：在計劃經濟時代銀行向國有部門的貸款，在現期由于各種原因已經在銀行體系中累計形成了數額巨大的不良貸款。而這些不良貸款又會進一步激勵銀行向老債務人提供展期貸款，因為對銀行來講，通過向老債務人提供貸款不僅能夠從新增貸款中獲取利息而且還會提高前期不良貸款回收的概率。在此有兩種機制可能同時發揮作用，一方面對老債務人提供的新貸款可能會使企業的生產活動得以繼續并在將來獲取利潤以償還債務，另一方面這些貸款有可能為企業將要進行的重組活動提供金融支持，而使得企業在生產中改善效率，提高產品質量，從長期來看變成富有自生能力的企業。

3、對銀行信貸行為的進一步說明：銀行為什么會為在過去有違約行為的企業提供新的貸款，也就是說銀行為什么會預期過去不贏利的企業在將來有可能贏利，這種預期是否得當？實際上要使這種預期得當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企業在過去的違約和其內生的長期贏利能力無關，這符合我國轉型經濟早期的事實，因為在轉型的早期，企業由于受到太多的逆向沖擊而變的極其脆弱，所以迫切需要這些新增貸款來抵消這部分沖擊；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為使企業扭虧為盈而進行的重建活動也往往需要新的資金，雖然這不能構成成功重建的充分條件，但至少會是一個必要條件。只要企業存在成功重建的可能性，銀行就存在為老債務人提供新貸款的激勵。實際上，還有一點或許更重要，那就是存在某種政治機制，使得銀行最終會依賴于政府的救助，而銀行為了獲取這部分救助的利益而不得不為老債務人提供新貸款直到救助行動開始。而且這種需要和救助的概率越高，老的債務人存活的越多，銀行的呆帳壞帳問題越嚴重，而作為新生部門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就會越困難。因為一方面老的債務人存活的越多，債務人違約的溢出效應就會越大，甚至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會危及到整個金融系統，危及到整個生產部門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背負不良債務的企業數目越多，這些企業破產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就會越大，政府出于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考慮對這些企業實施救助的可能性就會越大。

4、基本模型的構建

（1）家庭

假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數采取如下形式：

（1）

其中代表家庭在1期和2期從消費商品1和2中所獲得的效用，代表家庭在2期結束時從儲蓄中所得到的效用。代表將第2期的效用貼現到第1期的貼現率。

因此家庭在第2期的最優化行為可以描述為下式：

其中代表時期1的存款利率，此外家庭還在第2期從部門1、2和銀行那里獲取利潤。通過求解這個最大化問題我們可以將對商品的需求和對儲蓄的供給表示為如下形式：

將上述二式帶入上面的效用函數便可以得到如下的第2期的間接效用函數：

而家庭在第1期的最優化行為可以描述為：

而這又可以推導出對商品1、2的需求函數，家庭的間接效用函數為，由此家庭的儲蓄可以通過最大化下式得到：，考慮到S1是兩期的價格水平、貼現率以及存款利率的函數，所以S1可以表示為下式：

（2）

并且在此我們假設。

（2）企業

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采用如下形式：

產出完全依賴于投入的資本，并且投資是先期進行的，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完全折舊，投資只能通過借貸來進行。相應的在某一期的資本是同質的且從上一期獲得，因此Kj也以可解釋為企業所獲得的用來購買其他生產要素和中間投入品的生產性資本的總稱。我們假設企業在生產中存在固定成本而且企業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正利潤。

在當前我們的分析框架內，只有企業在第1期的投資決策（等同于第2期的生產決策）才是有意義的。表示企業部門j向銀行借款時銀行對其索要的貸款利率，由此部門j在第2期的利潤函數可以表示為：

（3）

最大化上述利潤函數可以得到下面的對資本的需求函數，它是利率和商品價格的函數：

（4）

（3）銀行

考慮到我國經濟中金融市場不發達的現實，我們假設企業無法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而完全依靠銀行來融資，銀行充當家庭和企業的中介，銀行的利潤來自對企業貸款所獲收益與對家庭吸收存款所支付的利息成本的差額。銀行的利潤函數可以表示為：

對銀行來講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在完全有效的信貸市場上（即不存在不良貸款）的條件下，銀行對部門1（國有部門的大企業）和部門2（私有部門的中小企業）將索要相同的貸款利率，并且銀行的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相等。而在銀行存在大量呆壞帳的條件下，他們對不同部門的借貸激勵將有所不同。我們假設國有部門以概率q在第2期會獲利，并且該獲利大于某個臨界值d,且d足可以保證企業清償未償還的貸款以避免企業破產；以1-q的概率企業的利潤位于臨界值d以下。雖然在第1期企業可以避免破產，但在第2期由于破產法的強制實施而使得破產不可避免。事實上在破產的情況下，破產企業的所有者沒有激勵去揭示第2期的正利潤，而只會將所擁有的全部租金都侵蝕掉，結果是銀行將只能排它的得到由于第1期的信貸而產生的支付。

第二個關鍵性的假定則是q的大小依賴于向國有部門提供的新貸款的多少，因為新信貸一方面有助于繼續維持國有部門的存活，另一方面能夠為企業的重建活動提供金融支持，最后正如前面所言為老債務人提供新貸款能夠提高政府救助的可能性并最終增加銀行的收益。貸款給老的債務人至少在一定水平上會增加國有部門將來的盈利能力并清償債務。但是新貸款如果提供的過于慷慨也會產生負激勵，因為此時負債的企業由于缺乏足夠的激勵去進行重組活動，而這就降低了企業對舊的債務進行償還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政府在救助問題上可能存在一個上限，即如果超過這個上限，銀行從舊帳中獲利的能力將會下降。

擴展的新貸款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對q產生影響，相應的q和K1的函數形式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而在此我們的分析目的無非是要俘獲我國信貸市場中存在的支持老的債務人（國有部門）的信貸偏見的事實，而這一點對我們討論不良貸款處置以及金融市場改革的政治經濟邏輯都會產生重大影響。而為了俘獲這一點我們假設q是一個嚴格的凹函數，表示如下：

，當，表示臨界值，這個函數反映了在正向影響占主導時向老債務人提供新貸款將提高q值，而如果反向影響占據主導作用，負向激勵將非常顯著的事實。例如如果負向激勵作用始終占據主導作用，q就會隨著K1單調減少。但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為了分析的方便假設在一定范圍內q和K1存在正向關系，該假設雖然限制性比較強，但考慮到我們觀察到的社會現實，也并非不無道理。

在以上假定下銀行通過向國有部門的大企業和私有部門的中小企業貸款所獲得的利潤可由下式確定：

（5）

（6）

（5）式意味著銀行對私有部門的貸款利率恰好等于存款利率。將（6）式進一步簡化可得到，從該式中我們可以看出只要，銀行向國有部門索要的貸款利率就會低于存款的利率。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銀行為國有部門的大企業提供了補貼，因為銀行通過向老企業提供新貸款可以提高其償還不良債務的可能性。

三、信貸市場的均衡分析和信貸資金的配置

1、完全信貸市場

由于我們分析的目的是討論不良貸款的存在對信貸資金在不同部門之間配置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如何造成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的，所以我們首先考慮不存在不良貸款的情況下信貸市場的均衡，因為它將為我們接下來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比較的基點。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利潤最大化條件會使得下式成立，銀行在存款市場上對存款的需求僅僅是企業在借貸市場上對銀行貸款需求的鏡像而已，而存款利率由銀行對存款的需求和家庭對存款的供給決定，即：

信貸市場的均衡結果和信貸資金在各部門的配置可由下圖表示：

圖1完全的信貸市場和信貸資金的配置

其中K1和K2分別表示對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信貸，Kb表示銀行對存款的衍生需求即總的信貸市場需求，該市場均衡的市場利率由決定。在沒有不良貸款的條件下，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所發揮的作用相當于企業可以進入信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的情況，所導致的信貸資金的配置結果將由各部門的邊際產品價值相等的條件決定。

2、存在不良貸款下的信貸市場均衡

在存在不良貸款的條件下，銀行提供給國有部門的貸款的邊際收益為而不是。對于任何的，銀行對國有部門索要的利率都要小于，因為這是銀行的利益所在。對于任何給定的存款利率，企業實際上都會比在這樣的利率水平下應該投資的要多（對于，相反的結論成立）。這意味著只要，對于任何給定的，銀行對國有部門的貸款都要比完全的信貸市場的條件下大，而對于，相反的結論成立。這可以通過下面的圖2來表示。曲線表示銀行向國有部門索要的利率為的條件下，國有部門對信貸的需求。但是在存在不良貸款的條件下，銀行向國有部門索要的利率在滿足條件的情況下會比較低。這反過來意味著在任何給定的存款利率的條件下，國有部門對貸款的實際需求要比在完全信貸市場的情況下要大（而對于，相反的結論成立）。考慮到銀行對存款的需求實際上是國有部門對銀行的貸款需求的衍生需求的事實，銀行對存款的衍生需求曲線可以通過將曲線沿點順時針旋轉得到。

圖2存在不良貸款條件下的銀行對存款的需求

那么這種對國有部門的借貸偏好又是如何影響信貸市場的均衡和信貸資金的配置呢？很明顯由于銀行的貸款偏好，在的條件下，對任何給定的存款利率，銀行對存款的總需求要比完全信貸市場的情況下大。相應的存在不良貸款條件下的均衡存款利率與不存在不良貸款條件下的均衡的存款利率的比較可由圖3表示。此時，均衡的存款利率要比不存在不良貸款的完全信貸市場的均衡利率要高，相應的銀行對私有部門索要的利率與此高利率相等，私有部門的對銀行信貸的需求較少，向私有部門有效配置的信貸數目也相應的減少（代替了B，代替了），與此相比國有部門在更低的貸款利率水平下獲得了與不良貸款不存在的條件下更多的信貸（代替了，代替了）。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之間的差異恰好反映了我國銀行在向國有部門提供貸款時為其提供了某種隱性補貼的事實。

該模型雖然簡單但是反映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轉軌國家信貸市場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問題。信貸對于私有部門的企業來講是稀缺的，為了獲得信貸支持他們不得不支付較高的貸款利率或者在信貸需求方面接受配給的限制。銀行對國有部門所存在的借貸偏好不僅限制了私有部門信貸的可獲得性而且加劇了整個金融部門的脆弱性。此外，銀行實施的通過向老債務人提供新貸款以提高不良貸款收回率的做法看似比較誘人，但其動機可能并非是看到了國有部門有效重建的可能性，而更多的是出于對政府救助的考慮。正是出于對這種政府救助的考慮，使得銀行至少可以部分的收回其在第1期發放出去而在2期形成的不良貸款，因此繼續向國有部門即老債務人發放新貸款也就成為了銀行理性選擇的結果。

但是銀行所實施的這種繼續向老債務人提供貸款的戰略所產生的成本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是相當大的，因為這不僅限制了新興的私有部門的信貸的可獲得性，而且會嚴重阻礙在這些國家中的結構變遷。此外整個銀行部門的穩定性也將受到極大的影響，這一點從其他轉軌國家政府實施救助和不良貸款持續積累的實踐中可以看的一清二楚，而且現實已經證明為了阻止不良貸款的繼續增長是何等的困難，而這又內生的決定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圖3存在不良貸款條件下的信貸市場均衡

四、貿易部門開放與信貸資金配置和中小企業融資

考慮到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現實，使得我們在思考中小企業融資這個世界性難題時不得不考慮對外開放的影響。下面我們就考慮單純的貿易部門的開放對信貸資金的配置和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而貿易和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的影響將在下一部分中被討論。

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如圖4。在自給自足條件下，信貸市場的均衡由部門j(j=1,2)的資金需求曲線，由銀行對部門1的信貸行為所衍生出的對存款的需求為，對存款的總需求由和儲蓄供給曲線S決定。而信貸配置的均衡點在圖A和圖B分別由Aa和Ba表示。

A)國有大企業

B)私有部門的中小企業C)存款的需求和供給

圖4貿易部門的開放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

貿易部門的開放在這個模型中將會產生三種影響：首先由于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這將改變國有大企業和民營中小企業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其次它將影響到銀行的信貸決策；再次它將影響銀行對衍生存款的需求，下面我們就對他們依次進行討論。

由于我們先前假設的國有大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所以在貿易部門開放以后，自由貿易將會損害國有部門的利益而使作為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受益因為自由貿易提高了私有部門的商品的相對價格。因此這就會導致私有部門對信貸需求的增加，在此用代替了，而國有部門的貸款需求則從圖4A中的下降到了。如果這是貿易部門開放的唯一影響的話，較多的信貸資金將被配給到私有部門，貿易部門的開放將部分緩解銀行信貸扭曲的影響。

然而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上述分析忽略了自由貿易的推進將會影響到銀行貸款給老的債務人以攫取上期不良貸款的回收的有效性。當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競爭的時候，給老的債務人提供新的貸款對于他們是否能繼續生存至關重要。這就意味著對于而言，將會上升，而且貿易部門的開放將會影響到由于銀行對國有部門的放款而衍生出的對存款的需求。這可以通過將圖4A中的曲線旋轉到來表示。

透過圖4我們還可以看出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會導致存款利率從提高到，分配給國有部門的資金從的上升到了（即點Af），而分配給民營部門的中小企業的資金則從了下降到了（即點Bf）。從這個意義上講，單純的貿易部門開放不但不會緩解信貸市場的資源配置扭曲，反而通過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加劇了這一進程。最終如果新貸款仍舊被配置到違約率很高的國有部門的話，作為對貿易部門開放的反應，私有部門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就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私有部門就會逐漸萎縮，而且金融部門的脆弱性也會進一步增加。

五、貿易部門與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與中小企業融資

前面我們考慮了單純的貿易部門的開放對信貸資金的配置和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得出結論貿易開放不但無助于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而且有可能加劇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的結論。而如果我們將同時考慮金融部門的開放得出的結論可能大相徑庭，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之。

金融部門開放的影響如圖5

圖5金融部門的開放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

該圖看上去和我們前面論述的圖2很相似，事實上金融部門開放的影響恰好可以通過該圖來加以闡釋。首先，新進入的金融機構由于沒有不良貸款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其經濟行為就會類似于完全信貸市場中的銀行的經濟行為，而不會像現存的國有銀行一樣對作為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實施“所有制歧視”。

其次，新的金融機構的進入，尤其是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增加整個信貸市場中的可貸資金的數量，而整個信貸市場可貸資金的增加就表現在S曲線的右移，這會使得在同等條件下國有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獲得的資金量都會絕對的增加。

再次，新的金融機構的進入還可能加劇整個金融部門的競爭，改變原有金融部門的壟斷的市場結構，在圖5中表現為曲線向曲線的逆時針旋轉，而這反過來又會形成對原有金融機構信貸行為的有效約束，減少對國有大企業的救助，避免形成新的不良貸款。

最后，由于貿易部門與金融部門的同時開放，可以為國內輸入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而這個合理的價格體系可以為企業的重建活動提供一個合理的信號，形成對信貸資金的合理配置，避免對資源的浪費。而且對外開放它可以使得國內企業，無論是作為生產企業的國有大企業還是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乃至金融部門的銀行都將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競爭，而這種競爭有利于他們各自預算約束的強化和經濟效率的提高。

六、結論與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政策建議

銀行信貸政策的扭曲以及所導致的備受指責的信貸市場的均衡不但自身意義重大，而且會反作用于其他領域的改革政策。通過我們的簡單模型可以看出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貸款會進一步強化銀行繼續向上1期就存在不良債務的國有部門的貸款的行為，而這反過來在國有部門的企業大量不具備自生能力的條件下，又會累積形成新一輪的不良貸款。然而向國有部門提供新貸款如果不是出于對國有部門的企業會在將來獲利的理性預期，而是出于對國家會基于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考慮對受困的企業和銀行自身實施救助的理性考慮的結果，那不良貸款在我國銀行體系中的累計就會存在內生化的傾向，而這又造成了作為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事實上的融資困難。對金融部門尤其是銀行的改革要從多個方面考慮問題，更具體的講對包括我國在內的轉型國家金融部門改革的思考不能不考慮我們從中央計劃經濟以來所繼承的各項遺產，也就是說初始條件是重要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對銀行不良債務的清理，因為那里繼承了太多的從計劃經濟時代就累積的不良貸款，而包括對銀行進行正式的民營化在內的各項改革不得不考慮銀行此時已經存在大量不良貸款的現實。

按照上面的討論，要解決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首先必須解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在所有問題中最重要的就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而只要我們采取措施妥善處理了國有銀行的現存不良貸款，銀行改革從而整個金融體制改革就不在存在任何障礙，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所有制歧視”也會大大緩解。

其次，大力發展和完善我國的中小金融機構，同時漸進有序的放開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改善銀行業的壟斷市場結構，努力建立一個存在多元化市場主體的金融體系，同時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基礎設施建設，為他們的健康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再次，建立和發展中小企業的貸款擔保機構，并加強對擔保機構的監管使其有能力和動機對中小企業進行甄別和監督，避免單純的風險轉移。同時嚴格執行企業結算銀行的限制性規則，制止企業多頭開戶的現象，鼓勵中小企業與銀行保持長期業務關系，并加快覆蓋全社會的信用登記體系的建設，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信息壁壘。

最后，政府應該加大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支持，而其中的重點不在于為其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和補貼，而在于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一個良好的信用制度環境，努力為中小企業的融資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如大力發展“創業版”市場和風險投資市場、鼓勵民間風險投資基金的發展等等。

綜上，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關鍵就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落后，而造成這種改革遲緩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在我國存在一個由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組成的聯盟，它們沒有動力通過徹底的金融改革去硬化企業和銀行的預算軟約束。然而這種制度鎖定的鎖定或者說路徑依賴是有成本，而且其成本首先要由所有的納稅人承擔，這表現在政府對商業銀行的注資救助計劃和對不良貸款進行處置的資金都是來源于所有的納稅人，其次，這一成本將由新興的私有部門來承擔，因為他們在金融市場上的融資手段受到了限制。銀行和國有部門侵吞經濟租金的大量機會的存在和政府為尋求政治支持而盡量避免企業大量破產的努力的結合構成了迅速及時的處置商業銀行所存在的大量不良貸款的最大障礙，使得延緩對大批不良貸款的處置乃至整個金融市場改革的步伐成為各方利益主體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這又反過來造成了今天作為民營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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